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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可以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扩大内需战略，既是现代化新征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要求，更是当前加快破解我国供强需弱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政策发力方向，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出口导向低成本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该战略对于支撑我国实现经济腾飞、快速赶超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形成了外需导向、投资驱动、要素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客观地说，这种模式是十分成功的，也是正确的战略选择。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进程也已经基本实现，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我国需要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步入“十五五”时期，我国需要围绕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发力，扩大内需将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为我国现代化新征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指明了方向。

大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内部可循环，“内需主导”明确了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战略基点，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消费拉动”体现的是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生产的起点，消费则以需要的形式为生产提供目的和动力。长期以来依靠投资驱动推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日益不可持续，居民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和服务型拓展，以消费升级推动供给更新、进而拉动投资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应成为主要发展模式。“内生增长”决定的是发展动力和质量。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更多依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制度效率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内需主导了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市场基础，消费变化牵引了资源配置和供给升级的方向，创新则通过生产率提高提供了经济增长动能。

民生和消费是相辅相成的，消费本身是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民生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消费水平的提高本身就是民生改善的一个重要的直接体现，民生整体改善又为提高消费水平奠定了基础。惠民生和促消费是造福人民的具体体现，经济社会发展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但是，从具体政策设计上看，惠民生和促消费的政策机制并不都是天然协同，需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的原则和政策导向，进一步谋划惠民生和促消费相互结合的政策体系，打好政策“组合拳”。“惠民生”围绕着就业、收入、医疗、教育、养老、托育等一系列领域持续发力，民生水平持续提高有利于解决当前消费的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惠民生还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要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新时代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全面概括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总供给和总需求面临的结构性突出问题。从生产端看，2025年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生产均实现了较快增长。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9%，增速较上一年加快0.1个百分点，比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高出0.2个百分点，在连续15年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基础上，2025年我国工业仍实现了较快增长，保持了很强的生产供给能力。从需求侧的投资和消费的表现看，一方面，2025年投资出现了罕见下滑。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长下降叠加房地产长周期下行，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出现多年未有的负增长。另一方面，2025年的消费增长动力还明显不足。2025年全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实际增长4.4%，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虽然物价指数受外部输入影响开始转正，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3%。

造成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受国际环境变化影响，也与国内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问题交织有关。从国内看，一方面是周期性问题，例如房地产长周期下行带来的财富效应及其与之相关的商品消费减少，以及在经历世纪疫情冲击背景下前期刺激政策效应及修复动能开始下降，等等。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消费、轻分配”的经济政策积累下的结构性矛盾，在“重生产、轻消费、轻分配”政策导向下，我国税收结构、劳动者报酬占比、居民收入占比以及消费环境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制约了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提升。以收入为例，2021—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51万元增至4.34万元，年均实际增长5.4%，与经济增速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收窄，从2021年的2.5倍缩小到2024年的2.34倍，但应该认识到，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造成了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全体居民收入增长压力仍较大，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实际增长4.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仅增长4.2%。这意味着，要提振消费，还必须下大力气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可以有效破解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供强需弱的突出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深化民生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大民生领域补短板的投资力度，在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优化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健全保障体系等方面下功夫，打好政策“组合拳”，通过“惠民生”有效“扩投资”、“促消费”，从而总体上扩大内需、改变供强需弱结构性格局；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消费环境，积极推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改善实现人民生活品质的实质性跃升，通过“促消费”有效“惠民生”，进而牵引供给能力结构优化，实现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

第一，以尽快出台并后续持续完善居民增收计划为抓手，协同推进实施提振消费支持政策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切实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和要求，建议出台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居民增收计划要体现出一揽子系统性、收入水平增幅显著、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使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劳动报酬收入增速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从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尤其是在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基础上，着力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将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提升惠民生水平，进一步夯实居民消费基础。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原则，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加快形成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提高财政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针对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投资比重，加大对生育养育、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普惠养老、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

第三，以设立提高居民消费率目标为抓手，牵引协同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惠民生政策。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还有10个到30个百分点的差距，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可以考虑明确提出每年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个百分点作为扩大消费的目标，以此为目标牵引，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深化民生领域的各项制度改革，有效提升惠民生质量和水平，从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第四，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为重点领域，推进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扩大内需。服务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战场。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同比增长7.4%，对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达63%。教育、医疗、文化、养老、健康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消费，既是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也是积累人力资本、释放生产性消费的关键领域。提高居民消费率重点是要扩大居民服务消费，要以提高医疗保健、娱乐服务以及养老、家政服务为主攻方向，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提供更加优质医疗健康服务供给和更加丰富的娱乐服务供给，满足不同兴趣、不同收入群体的需要。当前的关键约束在供给侧，需要加快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更多资源配置向服务领域倾斜，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需要指出的是，服务业存在“成本病”，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通常低于制造业，但相对价格会呈现快速提高趋势。这意味着扩大服务消费供给不仅靠放开准入，还要重视服务领域的价格规章制度的改革，服务业放开准入须与质量监管、公益属性保障等制度改革同步推进，避免单纯市场化带来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损失，同时还要靠数字技术与组织创新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否则服务价格的持续上涨会侵蚀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

黄群慧，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