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均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早在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时就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用力优化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在我国人口发展呈现老龄化、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趋势的背景下，“投资于人”的提出是一个明显标志和重要导向，意味着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发展范式将由此开始发生变化，即促进经济发展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更加紧密，这将成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是两种不同的资金资源配置方式，人类文明演进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物本位”与“人本位”资金资源配置方式的进化史。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所体现的是从依赖自然到改造自然的文化转变，从工业革命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变迁折射出的是从机器崇拜到人文崇拜的文明跃迁，是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投资于物”到知识经济时代的“投资于人”的认知升华。在全球竞争聚焦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价值，着重提出“投资于人”的命题，就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投资于物”：工业文明的发展起源

“投资于物”，是工业革命历史坐标系中，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核心引擎。众所周知，蒸汽机的发明催生了机器大生产体系，推动了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各行各业效率倍增，原始物质资本的积累，既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更以物质基础设施为底层支撑，重塑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包括从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到规模化的城市群集聚，从制度化的教育科技体系到现代化的居家生活设施。

“投资于物”的资金资源投资逻辑来自“物质资本决定论”，其经典解释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假定G=s/C的C（资本—产出比即投资效率）不变的条件下，s（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对G（经济增长率）起决定性作用，或者说，“物质资本”积累被视为推动G的唯一因素。事实上，无论是欧洲国家及日本的战后重建，还是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及其工业化实践，物质投资的优势在发展初期显而易见。

但同时，很多国家的实践还表明，传统依靠基建和产业投资的“投资于物”的增长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挑战，有时还伴随着生态透支、分配失衡等问题。早在100多年前，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物质基础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例如，阿根廷战后初期人均GDP高于其前宗主国西班牙，也高于其移民主要来源地的意大利，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快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阿根廷在“中等收入陷阱”挣扎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但很快又回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拉丁美洲经济增长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增长性贫困”状态，其主因之一就是“见物不见人”的资金资源投入方式与人力资本的匮乏。

（二）“投资于人”：知识文明的发展动能

当人类迈入数字时代，“人力资本决定论”开始盛行，甚至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正在改写经济增长公式。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揭示，经济增长中归因于教育投资的比重日益显著，很多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奇迹和大型经济体的“硅谷现象”均为“人才引力场”的结果。人的投资具有物质投资无法比拟的正外部性，能够创造超越物质形态的“增长乘数”，其带来的知识、技能、想象力、创新力等成为更具增值性的生产要素。

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第一部年度《人类发展报告》起，就宣布“人民是国家的真正财富”，并在教育、培训、技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健康、性别等各个领域推动人类发展，用大量数据和各国案例详细介绍投资于拓展人的能力的优势。如果说对人的全面投资是对物的单一投资的补充，那么制定人类发展指数（HDI）就是对单一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体系的补充，它为教育、健康和收入分配等人类发展各个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全面的量化工具。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超级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0%）之后，人力资本理论对“人类发展本质”的重新定义，不仅是经济策略，也是知识文明的价值选择。“投资于人”既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力，也是知识文明的发展动能；既是永不贬值的战略资产，又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复合投资：“物本位”与“人本位”的“镜像关系”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40多年，物质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的投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物质投资的终极目的是人的投资，要回归人的价值，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前者是硬件载体，后者是软件赋能，物质投资与人的投资由此形成“镜像关系”，可实现“物本位”与“人本位”投资的协同发展，最终可释放最大效能。

所有对物的投资终将回归到对人的全面发展，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产生的报酬终将转化为未来的生产力，这种“硬投入+软赋能”的复合投资模式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能够破解对传统的资本积累单一模式的路径依赖，构建资金资源在“物本位”与“人本位”之间流向的平衡范式，届时，我们迎来的不仅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实现。

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并非否定物质基础，而是重构两者的价值关联，重塑以人为本的投资生态，让“投资于人”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标识。当更多资金流向教育、健康、就业、社会保障、养老服务、消费、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等民生领域时，政策设计上人力资本核算体系的引入、资源配置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标准体系的建立、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的环境就会得到极大改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在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部署一批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人口结构的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三重趋势性特征愈发显著。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战略选择将深刻影响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为实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适应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迅速发生转变的新形势，传统单一的“投资于物”增长模式难以应对人口结构的变迁，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与应对老龄化、少子化将成为“投资于人”的战略使命。

（一）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其一，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人口素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必须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加快塑造包括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人口健康素质和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在内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其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是人口安全。人口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前我国人口正处于由增量发展向减量发展阶段的转变。世界历史反复证明，大国兴衰往往受人口安全的深刻影响，人口安全必须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范畴。在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应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树立“大人口观”，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发展战略。其三，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品质生活紧密相连，其内在要求是实现从传统单一的“投资于物”的增长模式向“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发展新范式转变。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强消费激励、提升消费层次、改善消费质量、优化消费结构，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其四，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任务。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21世纪末，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将是一个基本国情，其基本特征是从人口规模巨大向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与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并存转变。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4亿，预计到2050年将接近4亿。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众所周知，在进入21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发展迅速。纵观人类历史，还没有类似人口大国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现成经验可资借鉴。除人口转变速度快外，人口减少来得早也出乎很多专业机构的预料。联合国每隔两三年发布一版《世界人口展望》，在其“中性前景预测”中，2017年版《世界人口展望》预测2050年我国人口规模为13.6亿，2019年版《世界人口展望》将其回调至14.0亿，2022年版又下调至13.1亿，2024年版再次下调至12.65亿。

从现在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人口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从少子化来看，“少儿抚养比”（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例）从2024年的23.0%降至2050年的约16.8%。在老龄化方面，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将从2024年的2.20亿提高到2050年的约3.90亿，“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占20—64岁人口比例）随之从22.8%提高到约52.3%。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叠加，将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2024年的45.8%提高到2050年的约69.1%，即从2.1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非劳动年龄人口，跌至1.45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非劳动年龄人口。重要的是，到2050年，如果剔除15—22岁的在校就读学生，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将大约为1:1，即大约1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非劳动年龄人口。

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是“一老一小”政策的指导原则，也是“投资于人”的主要着力点。“一老一小”政策关乎亿万家庭民生福祉，对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也产生深远影响，是系统性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核心路径与重要举措。其一，应强化对“一老一小”的政策供给。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政策供给作为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手段，具有多重作用机制，可通过养老和育幼制度设计优化资源配置，缓解“一老一小”领域的供需矛盾，并通过政策创新打破体制机制障碍，补齐民生短板。其二，应优化对“一老一小”的服务供给。强化政策供给的目的是优化服务供给，对养老服务存在的区域失衡、城乡差距等问题，对托育服务供给不足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进行干预和调整。其三，应加强对“一老一小”的资金供给。加大资金供给是优化服务供给的物质保障，是“投资于人”的主要着力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可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与育幼服务，扩大服务供给规模，优化服务供给结构，提升服务质量，满足“一老一小”的多元化需求，完善人口发展战略。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固然严峻，但也蕴含着独特的发展机遇。人口减少将导致劳动力减少和消费投资动能减弱，但同时可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和倒逼经济发展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人口红利面临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巨大压力，但目前人口减少的体量有限，全民受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持续提高。“投资于人”的核心价值一方面在于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则标志着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理念将发生深刻转变，即从被动保障向主动赋能转型、从碎片化措施向系统性战略升级。

（三）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重大部署，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发展新范式转变，指明了资金资源的流向。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主要是指因势利导，调整优化生育政策，构建一系列相关配套支持措施，为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健全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

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显示，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往往是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伴随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当2001 年我国老龄化率突破7.1%，跨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门槛时，总和生育率就已降至1.56，明显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国家及时调整生育政策，于2013年、2016年和2021年分别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三孩生育政策。尽管如此，深度老龄化（2021年）与人口减量发展（2022年）还是几乎同时来临。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人口低出生率与人口老龄化将相伴相随，到2050年总和生育率将持续跌至1.18。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点显然是“一老一小”，“投资于人”的重点必然是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关键在于覆盖全人群。人口的空间分布和行业分布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让一个地域、一个群体掉队。这就要求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提升多样化社会服务可及性，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的系统性，在收入分配制度、国民教育体系、就业优先政策、消费预期和消费结构、社会保障体系、医药卫生体制等领域，夯实人口服务体系覆盖全人群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均衡发展。

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重点在于覆盖全生命周期。用“人口回声”的观察框架来分析，人口的结构特征和问题现状都是历史上相应年龄组人口数量特征的“历史回声”。例如，近年来出现的退休高峰是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的“回声”，而近些年出现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在未来10年、20年等不同时段形成的“历史回声”必将对社会基础设施、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依次产生“排浪式”影响。这就需要高度重视人口“回声效应”，增强决策的前瞻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7个领域持续用力，加大资金资源投入。民生保障的这7大领域具有鲜明的年龄特征，它们分别对应着每个年龄组别，基本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是“投资于人”的重中之重。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促进生育率向更可持续水平回升、努力稳定人口规模的关键。进入新时代，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人数从2012年的1.5亿人提高到2025年（截至6月）的2.53亿人，人均生育津贴（俗称“产假工资”）待遇水平已达2.6万元。目前，已有95%的统筹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参保人，7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医疗费用全额保障，31个省份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制度。

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国办发〔2024〕48号），提出13条重要措施，包括建立生育补贴制度，20多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2025年7月，国家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决定全国统一实施对1至3周岁婴幼儿发放补贴的政策，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向育儿家长直接发放现金补贴的家庭福利项目，采取的城乡统一给付标准是“投资于人”的一个重要制度突破，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1的条件下，是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农民获得感、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入的一项重要举措。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分别提供金额不等的生育补助、一次性生育奖励、购房奖补等，出生婴儿数同比增长16%。

近年来，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力度。202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国办发〔2025〕27号），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幼儿园大班）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民办幼儿园参照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予以减免，预计全国财政将增加支出200亿元，惠及全国约1200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2024年，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达10万家，托位约480万个；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全国新增普惠性托位66万个。各级财政将学前教育作为短板领域，优先予以补齐。为推动各地构建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学前教育支出占教育支出比例从2012年的3.0%提高到2024年的5.8%，年均增长率超过13.0%，远高于教育支出的增长率。截至2024年，我国普惠性幼儿园已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87.26%，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占全国在园幼儿人数的91.61%。

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投资于人”的“重中之重”。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义务教育支出在教育支出中的占比始终超过40%且稳步上升，从2012年的41.4%提高到2024年的45.2%。2024年义务教育支出规模1.90万亿元，超出2012年8796亿元的两倍多。义务教育的支出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8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支持中西部地区大幅改善教学条件和提高教学质量。与2012年相比，2024年职业教育支出增加了一倍多，高等教育支出提高了将近一倍。

截至2024年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连续十多年保持在4%以上，“十四五”时期，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预计超过25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38%左右，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024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21年，比“十三五”末提高0.41年。教育公平性和可及性进一步提升，“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300亿元左右，向各阶段学生发放国家奖学金、助学金等，惠及学生约1.5亿人次。2024年提高各类奖学金、助学金标准，大幅增加名额，这是近年来调整力度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惠及各阶段学生3400万人次。我国建立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对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提出新目标。

支持扩大就业是“投资于人”在第二阶段的战略实施重点。就业既是家事，更是国事。之于个人，就业是民生之本、首要福祉；之于社会，就业是稳定发展的关键要务，既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安定的“压舱石”；之于国家，就业是宏观调控首要目标、经济社会发展优先战略。支持扩大就业是增收减负的基础，增收减负是激励消费的前提，而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而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2024年9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指出，要合理安排就业补助资金，统筹用好失业保险基金，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3186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29%，城镇累计新增就业超过5000万人。近年来，财政预算用于促进就业的支出连年突破千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用于稳就业和防失业的支出规模也连创新高，超过千亿元，为保就业、保民生和保经营主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财政支持住房保障的支出从2012年的4479亿元增加至2024年的8346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住房保障支出总计达7.63万亿元，“投资于人”在住有所居方面的改革举措逐渐落地。一是进入新时代，我国高度重视保障性住房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开启了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2024年我国建设筹集了保障性住房148万套（间），可供450万新市民、青年人入住。二是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截至2023年底，新建商品住宅约2亿套，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宅6400多万套，惠及1.5亿余名群众，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三是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包括城市燃气、排水等地下管网、城中村改造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以来，各级财政为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累计安排超过4700亿元，全国累计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8万个，惠及居民4800万户，超过1.2亿人。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投资于人”的生动实践，人民健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卫生健康支出的预算安排持续增长，2024年的支出规模是2012年的3.6倍，年均增长率接近9%，高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2个多百分点。财政资源的高投入为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和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保障是“投资于人”的最大政府支出项目。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我国经济腾飞作出举世瞩目的贡献。2024年社会保障支出规模高达14.99万亿元，占GDP的11.12%，创历史新高。其中，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支出规模10.60万亿元，六项社会保险覆盖参保人数超过35亿人次，成为亿万人民群众须臾不可离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主体性制度安排。非缴费型社会救助制度支出规模达4.39万亿元，成为我国民生保障的“安全网”，覆盖人群包括享受高龄补贴、护理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综合补贴等各种补贴的老年人4949万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人数3987万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和接受儿童福利金资助的孤儿总计1636万人，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1189万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1584万人，还包括各类住房保障等其他“投资于人”的项目。

在社会保障支出中，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转移支付显示出“投资于人”的巨大优势和重要作用，即“财政社保支出”高达7.08万亿元（含对社会保险的补助2.69万亿元），占社会保障支出的47.23%、社会保障收入的44.84%。

（三）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投资于人”第三阶段的战略实施重点

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投资于人”的战略实施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印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要求，包括软件建设（如制定落实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等）和硬件建设（如提高基层养老服务站的数量和质量等），尤其是2025年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到2035年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的目标。

2025年7月，国家开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试点工作，根据试点情况，由民政部、财政部于2025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目前正在向全国推进，覆盖约3亿参保人，累计惠及超过330万名失能人员。近年来，养老服务的资金资源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19—2024年，全国财政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超过5600亿元，年均增长11%。其中，中央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等渠道安排资金超过1500亿元，累计对234个项目地区探索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予以资金支持。截至2024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约43.2万个，养老床位约534.1万张。2020年至2022年，各级民政部门共培养培训养老护理员248万人次，养老院院长约1万名、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约10万名。

发展银发经济既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2024年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国办发〔2024〕1号），提出推进银发经济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的要求。老年消费覆盖健康养生、养老照料、休闲旅游、文化娱乐、老年教育、老年金融、适老产品等七大领域，有关部门发布了两批老年人用品推广目录，编制了9批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南。据统计，2023年我国老年用品市场规模已达5万亿元。消费是连接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关键纽带，“投资于人”战略可有力破解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结构性矛盾。

强化医康养结合，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在医康养结合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据推算，我国有78%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对医疗、康养的需求极为迫切。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对数达8.7万对，具备医疗卫生机构资质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的医养结合机构达7800多家，床位达200万张。其中，5500多家由社会力量举办，占总量的70%以上，并在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中增设了“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已累计培训10万多名医养结合从业人员。

对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群体而言，“投资于人”的重点在于通过资源投入，发挥其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其生活质量、维护其生命尊严。养老服务业的投资短板主要表现在，普惠型中低端养老机构和专业护理人员供给不足，部分养老机构设施陈旧、管理不规范、服务内容单一，长期照护体系投入不足。银发经济的投资短板在于产品服务同质化与适老化改造滞后，老年产品七大领域多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的挖掘不足。医康养结合的投资短板表现为资源整合不足，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康复机构之间缺乏协同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社会资本因投资回报周期长而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投资机制。

无论是生育支持政策的落实，还是“一老一小”政策的落地，抑或是人力资本提升的推动，甚或是社会稳定运行的夯实，家庭作为最主流的社会基本单元，始终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社会资源投入的基础核算单元，是外部资源汇聚、支配、消费的终极目的地，是“投资于人”最主要的社会生活单位。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投资于人”的适用场景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家庭，如果说“投资于人”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发展新范式，“投资家庭”将日益成为“投资于人”的“基础性战略实施”。

1.作为“投资于人”的“基础性战略实施”，“投资家庭”分为“直接投资家庭”和“间接投资家庭”。“直接投资家庭”是指国家、社会、企业提供的“直达”家庭单元和家庭成员的资金、服务、实物和政策等四种形式构成的家庭支持系统，旨在直接提高家庭功能、家庭收支、照料、生活与发展能力。其中，资金支持包括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多子女家庭补助、低保、困境家庭救助、失独家庭扶助、养老补贴、高龄津贴、护理补贴等直接发放给家庭或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服务支持包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孕产妇、婴幼儿、老年人家庭健康管理，以及社区提供的社区托育点、家庭育儿教育指导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等各种形式的“家庭体验”；实物支持是为特殊家庭提供的直接物资保障，包括留守儿童关爱、困境儿童家庭帮扶、空巢和失能家庭老年人的直接照料等；政策支持的典型举措是个人所得税七项专项附加扣除，此外还包括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房、租房补贴、购房优惠、房贷利息减免等家庭定向政策。

“间接投资家庭”的项目繁多，其提供主要依靠三大体系，即社会保险制度、社会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通过这三大体系降低家庭负担、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改善家庭生活体验，以实现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保险体系提供的给付虽然也直达个人和家庭，但其提供的方式是通过缴费型制度予以实现的，在目前的六项社会保险制度中，既有现金给付，也有服务支持（上门服务的长期护理保险），支出规模与日俱增的社会保险体系是“间接投资家庭”的主要制度保障。社会基础设施是服务于人、投资于人、提升人力资本、支撑家庭与社会发展的社会性公共服务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包括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从托儿所到大学）、各个层级的医疗卫生设施（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三甲医院和疾控中心）、各类养老与社会福利设施（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到养老院，从救助管理站到福利院）、各种文化体育设施（从青少年活动中心到体育馆，从文化馆和博物馆到图书馆）、各地的社区服务与专门服务设施（从警务和司法站到社会保障服务网点）。市政基础设施是指保障城市基本运转的城市物理空间与工程硬件建设，包括跨区域的交通系统（高铁、高速、机场、港口）、城市道路桥梁的公交系统、供排水与污水处理系统、供电供气供热系统、垃圾收运与处理的环卫系统、防洪防火防灾与园林绿化、地下管网与人防设施等。

“投资家庭”之所以日益成为“投资于人”的“基础性战略实施”，是因为“投资家庭”已不再只是涉及民生福祉的社会经济议题，甚至也不仅是“人本位”价值投资回归的社会伦理话题，而是事关生育意愿提振、养老体系可持续、人力资本代际传承、社会运行稳定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国之大者”。换言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投资家庭”不是可选项，而是“投资于人”的必选项，作为覆盖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三个阶段的纽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必须优先布局的长期性、基础性、战略性投入，是“投资于人”的第一场景。

2.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国之大者”，“投资家庭”是“投资于人”理念的具象化体现，主要具备四大功能。一是从生育意愿提振的角度看，“投资家庭”可为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抚育“减负松绑”，让“生育”回归家庭自然需求，“助推”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从源头改善和缓解人口少子化趋势。有外部资源资助的家庭将更加稳定、和睦、幸福，是生育意愿的重要土壤，在外部资源加持的条件下，家庭的生育功能和养育功能将会得到修复和强化。总之，“投资家庭”是制定“家庭政策”的物质基础，是缓解少子化的重要推力，是建立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

二是从养老体系可持续的角度看，家庭是社会化养老的基础，相对于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具有不可替代性和普遍性，是养老的主要方式。据权威数据，2024年全国机构养老的老年人230.7万人，仅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0.7%，而社区养老仅是家庭养老的延伸，难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养老方式，更难以建立独立完整的统计，所以，机构养老与“9073”养老方式的规划与布局相去甚远，意味着在较长时期内，我国99%以上的老年人将采取居家养老方式。“投资家庭”既能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也能让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更可持续，是夯实居家养老的底线支撑，是减轻“4-2-1”和“4-2-2”型家庭承受的“代际养老挤压”的重要助力，也是弘扬孝亲敬老文化传承的首选场景。

三是从人力资本代际传承的角度看，家庭是人力资本供给的源泉，是教育功能和抚育功能的摇篮。“投资家庭”是筑牢长期人力资本的根基，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家庭获得足够资源与支持，才能避免因家庭资源不足而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下，通过减轻家庭负担，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下，让劳动力保持更高的劳动参与率、工作稳定性与生产效率，充分释放中青年劳动力的市场潜力，对冲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下降。

四是从社会运行稳定的角度看，作为个人生活的基本单位和社会结构的最小单元，家庭具有特殊的稳定器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容易引发家庭中的养老焦虑、生育焦虑、阶层焦虑等，进而影响社会预期与社会稳定。“投资家庭”可通过健全家庭功能，一方面，降低陷入贫困、导致心理问题和家庭矛盾的风险。另一方面，让压力可控、预期积极、家庭稳定。因此，“投资家庭”是用更小的社会成本获取社会稳定、降低公共治理成本的长效举措。

（二）政策逻辑：“投资家庭”作为对“投资于人”本质的理论诠释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的新范式中，“投资于人”与“投资家庭”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个命题，二者在理论内核、价值导向与实践逻辑上存在高度耦合性。在理论内核上，“投资于人”与“投资家庭”的核心目标都是对“人”的长期投入，以“激活人的价值”为根本，为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提供核心支撑。区别仅在于投资载体的具象化差异，即投资于人是通过持续投入实现个体能力提升，对个体人力资本直接赋能，而投资家庭则是通过优化人力资本培育环境赋能家庭单元，实现个体价值的间接提升与群体价值的聚合。在价值导向上，“投资于人”和“投资家庭”在兼顾个体发展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双向赋能上高度耦合，其核心价值是通过提升个体的生育意愿、生存质量、发展能力，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人口转变压力，实现个体福祉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只不过“投资家庭”是通过完善家庭的生育、养育、养老功能，保障个体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合理需求，维系社会人口的良性循环与社会结构的稳定。在实践逻辑上，无论是“投资于人”还是“投资家庭”，在完善家庭生育和养育功能上均表现出一定的即时效应，而在强化家庭教育和养老功能上显现出长期效应。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来看，“投资家庭”是“投资于人”实现人力资本全周期培育与增值的主要路径。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贯穿个体生命的全周期，而实现人力资本持续增值的主要载体是家庭。个体从婴幼儿时期的人力资本启蒙，到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投入，再到成年后的职业发展，直至老年时期的健康维护，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家庭。家庭作为人力资本培育的“第一课堂”，其资源投入的多寡、功能发挥的好坏，对个体人力资本的初始水平与成长上限具有重要作用。投资家庭的目的是优化人力资本的培育环境，降低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与风险，实现个体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值。对家庭的系统性投入最终会转化为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直接投资于人的核心目标。

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视角来看，“投资家庭”是“投资于人”实现“个体—家庭—社会”价值联动的主要方式。家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体是家庭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家庭的功能状态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个体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空间。反之，个体的发展也会推动家庭系统的优化升级，二者形成双向赋能的闭环。人口再生产与人力资本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内容，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元，是连接人力资本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纽带。投资家庭可通过完善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和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功能，推动人口结构的良性循环。由此，“投资家庭”是一种更具持续性、基础性、价值延续性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是“投资于人”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与人力资本持续供给的主要方式。

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视角来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根本价值目标，并已成为国家治理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导向。人作为社会性存在，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家庭是个体最基础、最持久的社会关系载体。家庭作为“人”的生存、发展与价值实现的核心场域，其价值通过个体价值的实现来体现，个体的价值实现离不开家庭的支撑与滋养，脱离家庭的个体，其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功能发挥都会受到极大制约。“投资家庭”是将“投资于人”从“个体化”延伸到“群体化”，从“单一生命周期”延伸到“代际生命周期”，通过赋能家庭这个“人的集合体”，实现对个体的全方位、全周期赋能，彰显了“投资家庭即投资于人”“家庭价值即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的新范式，“投资于人”通过“投资家庭”实现个体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生命价值的代际延续，真正发挥投资于人的核心价值，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三）政策建议：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的五个主要渠道

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的目的，是通过再造人力资本，重塑国家竞争优势；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提升全民福祉；通过挖掘银发资源，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这一战略转变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终目标。“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20.5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6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0.6万亿元，住房保障支出4万亿元，加上其他领域支出，财政民生投入近100万亿元，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乡村，从咿呀学语的孩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障范围越来越大，“投资于人”的财政投入越来越多。展望2035年，“十五五”时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激活“长寿红利”的关键窗口期，应逐步建立“投资于人”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资金协调机制、精准识别机制、绩效评估机制，让更多资金资源形成“投资于人”的良性循环。

1.财政资金应发挥主导性和引导性作用，实现“投资于人”的跨周期预算平衡。“十四五”期间，我国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1594亿元用于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024年，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发国债等资金支持地方城镇燃气管道更新、排水系统改造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财政资金和政府支出作为“投资于人”的关键支撑，在教育和卫生等领域应实行五年滚动预算并明确每年的占比和增幅。在“十五五”期间，应继续提高中央一般预算内民生投入比例，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带动地方财政更多的资金资源用于民生建设，并要求各级政府将一定比例的一般公共预算投入到教育、健康、就业领域，土地出让收益计提一定比例“投资于人”。

2.社会保险基金应发挥基础性和制度性作用，实现“投资于人”的可持续性功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我国政府预算的第四本账，是“投资于人”资金资源中的“集团军”，也是完全用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政府支出项目。202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规模迈上10万亿元级的台阶，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当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106061.28亿元，完成预算的99.3%，增长7%。当年收支结余12883.42亿元，年末滚存结余143372.3亿元。这是我国社会保险的强大物质基础。“十五五”时期，应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适时将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纳入精算体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在养老保险基金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下，应高度重视提高投资收益和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进程的重要性，将尚未投资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尽快纳入投资体制，适度优化资产配置比例，扩大投资范围，做大做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尽快论证医保基金实行投资的可行性，加快发展第二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提高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

3.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应发挥功能性和补充性作用，聚焦“投资于人”的短板领域和地区。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普惠性托育机构、养老机构等领域应发挥示范作用，通过杠杆效应撬动社会资本，填补相关民生服务短板，尤其是要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社会基础设施普遍落后的现象，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公平的机会。应制定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支持民生发展的考核指标，加大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在商业银行信贷体系中发挥功能性作用，在推动“投资于人”的资金资源引流中发挥补充性作用。

4.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应通过各自不同方式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以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科技金融可设立基金集群，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从而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岗位，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绿色金融可细化绿色项目评价标准，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创造绿色产业就业岗位，吸引人才投身绿色发展事业。普惠金融应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为新市民、残疾人、低收入等特定群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通过提供无抵押贷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实现资金资源对人的投资。养老金融针对养老社区、护理机构等提供信贷服务，培育银发经济领域龙头企业，支持连锁化、集团化发展，推动开发适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融产品，为老年人提供综合保障。数字经济可促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吸引相关科技人才就业，扩大数字金融在乡镇的覆盖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助力消费升级等。

5.社会资本应发挥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独特优势，成为“投资于人”资金资源的生力军。应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投资于人”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老年服务供给。鼓励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和民生领域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参与发展银发经济，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公益慈善组织和基金会在教育、医疗、罕见病、公共卫生等领域建立专项基金，允许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通过购买社会债券、参与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具有社会价值的人力资源项目。为激励更多资金资源参与“投资于人”事业，企业对员工培训费用支出可享受更高比例的所得税税前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