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五”时期开局之际，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一步理解2035年远景目标，有助于更加明确“十五五”的阶段性任务，认识到实现目标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便政策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政策效能更加卓著。同时，解析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基准的人均GDP目标，分别讨论实现这一定量目标的供给侧（全要素生产率）和需求侧（居民消费率）的保障。并把投资于人作为供需两侧部署相结合的关键领域，对这一理念和部署的内涵、预期目标、实现路径和评估指标进行初步阐释。

一、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目标

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如何设定，始终是人们关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一个焦点所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定性的方式提出要求：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应地，“十五五”时期的发展速度要求，便是根据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依这一更长期的目标倒推确定。至于如何从定量的意义上理解这个发展目标，换句话说，对应“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均GDP应该是多少等问题，需要结合党中央部署的背景、国际组织按人均收入对国家进行分组的一般标准，以及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的水平，才能做出确定且清晰的说明。

首先，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目标应该体现一个动态过程，即从某个基数水平起步，通过必要的路径并付出应有的努力，才能达到的一个既定目标。党的十九大作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其中以2035年作为第一步的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这个阶段确立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体目标。可见，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起始于“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同时，这一目标的设定和分步走战略，既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继续，也体现中国现代化宏伟战略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最著名的特征之一，就是以确立一个翻番目标的方式，把愿景变为易于理解、激励人心和可以扎实推进的实施步骤。因此，以2020年为基期实现实际人均GDP翻一番，是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以“中等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可以确定目标的方向，并据此提出阶段性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

其次，以“中等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目标，既有关于发展水平或发达程度的定性意义，也有关于人均GDP水平的定量含义。定性的内容分别在党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作出明确的表述。这里，我们着重从国际上根据人均GDP对国家进行分组的标准，来认识这个目标的定量含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分类中，使用发达经济体这个范畴，与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相对应。近年来在该机构的分类中，发达经济体包括39个国家和地区。诚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标准自有其优越之处，譬如消除波动性因素、考虑到出口多元化以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度等因素。然而，在剔除其中非主权国家的类别之后，存在着样本数量偏少的问题，因而作为参照系来说多样性和信息基础均有所欠缺。

世界银行关于人均GDP的统计更加成熟，数据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按照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四类经济体进行分组，与我们长期思考的发展阶段问题，譬如对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注紧密对应。因此，我们可以把高收入组的经济体近似地视为发达国家，并以其中处于三等分中间组的门槛标准作为参照，判断是否成为中等发达国家。2020年，基于世界银行分组的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门槛为12695美元，我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无论包括所有高收入经济体，还是仅包括剔除非主权国家经济体后的高收入国家，跨入三等分中间组的人均GDP门槛，都位于22000—24000美元区间。因此，按照2020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水平，可以作为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通过努力，充分发挥潜力后可以达到的目标。

再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中国按人均GDP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和路径。一方面，在2020年水平上按照不变价翻一番，意味着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可以达到21255美元。考虑到迄今已经完成的增长任务，即2024年按照202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3188美元，翻一番的目标要求人均GDP在2025—2035年期间以年均4.4%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根据笔者与合作者预测的人均GDP潜在增长率，展望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按照中方案预测的潜在增长率，2035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21153美元，与翻一番的情形差别不大。然而，基于高方案预测的潜在增长率，2035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21989美元，这无疑是一个通过收获改革红利可以取得的结果（见图1）。此外，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和确定性，足以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额外的红利，带来更好的达标结果。

图1、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

最后，衡量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内涵和程度，人均GDP固然是一个很好的综合性尺度，但不足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因此，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确定一个更全面、更广义的发展目标，可以更好地统一公平与效率，以及发展目标和实施手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照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把各国分别划分在低人类发展、中等人类发展、高人类发展和极高人类发展四个水平组中。自1990年该指数发布以来，我国实现了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到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组，再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别的巨大跨越，目前距离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仅一步之遥。作为中国人均GDP赶超参照系的中等高收入国家，几乎全部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因此，我国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际，达到这个更高的人类发展水平，应该作为一个确定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二、开启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增长动能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征之一，就是人口红利趋于弱化乃至消失。因此，从供给侧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既要求增长动能从要素投入转换到劳动生产率提高，也要求劳动生产率源泉从劳动力产业间流动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间优胜劣汰带来的效率提升。这种动能转换和对应的发展方式转变，可以因人工智能的赋能而加快，也可能因人工智能的导向偏差而受阻。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并不会自然而然产生，需要对标增长动能转换的要求，既要防止资源的逆向配置，又要打破过度依赖资本深化的迷思。

经历了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在2004—2010年期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常态，普通劳动者工资经历过大幅上涨。这在制造业中便引致出机器对劳动的替代，或资本深化过程，意味着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加速，吸纳就业相应减少。与此同时，由于第三产业充当了第二产业排挤出劳动者的蓄水池，两个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未能按照发展的规律而缩小。例如，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直到发生新冠疫情的一段时间里，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显著快于第三产业，同时，第二产业就业增长速度却明显低于第三产业。从图2中展示的这两个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超过就业增长率的幅度（百分点），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段时间，两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出现错位。或者说，第二产业以劳动生产率领先增长为特点，而第三产业以就业领先增长为特点。

图2、分产业生产率对就业的增长领先幅度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显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贡献因素。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由于中国农业中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得到高度发展，使这个产业资本劳动比大幅度提高，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总体来说大规模的劳动力倒流，即从非农产业到农业的转移不会发生。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第二产业的劳均增加值（即劳动生产率）保持在大约为第三产业的三倍水平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的错位，便会造成资源重新配置的逆转。借助国际经济学界经常使用的“佩恩世界表”数据库，我们可以获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2023=1）的时间序列数据，据此可以推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从而大致观察近半个世纪中该生产率变量的变化趋势（见图3）。总体来看，在计划经济时代极为低下的生产率基础上，改革开放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明显加快，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然而，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随着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趋于缩小，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资源逆向配置现象，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减缓。

图3、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生产率改善减速、投资回报率下降和市场收缩等趋势，加上外需萎缩并受阻、部分产能过剩，是企业间“内卷式”竞争愈演愈烈的原因。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这个根源性因素着眼，可以找到“内卷式”竞争现象本身的治本之策。首先，以资本深化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造成资本过度投入趋势，不仅导致投资回报率进一步降低，还因资本深化过快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可持续，及至延缓增长动能的转换。其次，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竞次”行为，导致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均走弱，在老龄化条件下固有的投资意愿不强和消费乏力现象之上雪上加霜。最后，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慢，企业和行业遭遇困难的情况下，产业政策不恰当地鼓励大量低成本资金和补贴的投入，不仅造成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还助长了新创企业过度依赖扶持政策，在市场竞争中常常知难而退，致使产业政策促进创新的初衷，在某些场合未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经济增长动能和劳动生产率源泉转换，主要表现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终极要求和根本路径，可以通过三条途径达到。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在不断重新组合中达到要素更加有效配置的境界。就其不依赖于资源和要素的数量投入这一特征来看，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可持续以及效果最为显著的途径。二是改善人力资本，以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家精神、匹配合理的劳动者技能，在持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提高资本劳动比，以更多的物质资本投入替代劳动力使用，提高产出与劳动投入的比率，在统计上也可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诚然，在不同时期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这三个来源分别可以发挥有益和主导的作用，然而，第三种方式即资本深化或提高资本劳动比，不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方式。

在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是最稀缺的要素，因而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也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求。相应地，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一方面，普通劳动者工资具有稳定不变的特征；另一方面，资本回报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只要投资即可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一旦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资本回报率便随之下降，在资本短缺条件下形成的“投入—产出”模式，即可能异化成为一种幻觉或“迷思”，导致以资本深化代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错误做法。生产率提高不足以抵消传统动能的消失，以及资本投入迷思造成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不仅导致“内卷式”竞争的种种表现，还把“摩尔定律”这种对数字技术特征的观察，转变为资本蜂拥而至的“特征化事实”，催生出金融泡沫。

无论是处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还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增长的减速，根本原因就在于增长动能的转换。广为人知的是，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在经历高速增长时期之后，传统上主要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的模式不再有效，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模式。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同一时期也面临着生产率源泉的转换。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上，在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存在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为重新配置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因而以劳动力为核心的生产要素，遵循着生产率从低到高的方向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种效应对中国高速增长时期整体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1/3-1/2。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明显减少，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均衡性也已有所提高，重新配置的空间显著缩小，因而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则需要另辟蹊径。

以过度松弛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人为加速资本深化，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在统计意义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种做法既不可持续，还会造成诸种“长期停滞”的表现。因而以高质量发展标准衡量，并没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例如，日本经济在从高速增长到减速的转变中，劳动生产率主要靠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贡献，成为那个时期增长停滞的主因，清晰地显示出这种生产率提高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质。需要指出的是，要素重新配置仍然可以作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但只有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才能予以挖掘。例如，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和经营主体之间，都存在着生产率差异，需要通过要素流动和重组实现优胜劣汰，让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加快发展，从而提高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为什么需要以及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老龄化进入中度阶段，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因素之外，需求侧因素的制约效应日益显现。面对长期制约因素与短期冲击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大力提振消费，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中，并围绕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经济运行中存在“供给偏强、需求偏弱”结构性矛盾的判断，也表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这充分说明居民消费在扩大需求中的重要性，以及关注居民消费率的重要性，要加深对党中央判断和部署的理解。

首先，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国内循环作为经济循环主体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而居民消费是国内循环不可或缺的环节，并且日益具有关键制约的性质。在国民经济循环的诸环节中，居民消费既以生产、分配和交换为条件，是经济发展的终点，也是新一轮经济活动或再生产过程的前提，与经济循环的其他环节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波折、产业链和世界分工格局受地缘政治变化冲击以及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条件下，我国经济不仅在供给侧面临更强劲的挑战，还日益遭遇需求侧的制约。因此，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方面着力，才能激发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韧性和可靠性。

其次，在日益接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具有新的特点，也面临着新的要求，而居民消费水平正是发展目标和手段在更高水平上相统一的体现。在高速增长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高速增长，或者说来自“做大蛋糕效应”。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也是物质资本回报率居高的时期。因此，保持尽可能高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疑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消费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标志的意义明显提高，作为破解经济增长需求侧制约的作用也大大增强。

最后，作为反映居民消费水平及其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地位的显示性指标，居民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既可以从截面上反映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也可以从长期趋势上揭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从实证经济学着眼，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是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标志之一，是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努力。从规范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通过居民消费率，我们可以对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衔接性、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统一性、宏观经济表现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的一致性等重要问题，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进而提出更加以人为本的应对策略。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确信在我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要求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不能存有任何程度的“涓流经济学”幻觉，因为居民消费率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一方面，居民消费率不会因经济增长总需求“三驾马车”中净出口和资本形成贡献的式微而自动提高。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的有效提高应立足于扩大分子，即通过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扩大居民消费总规模和人均水平，而不应指望分母的缩小，即在净出口和资本形成不足以支撑既往的增长速度情况下，靠GDP增量的萎缩产生消费率被动提高效应。

观察居民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着起伏变化上的明显异质性（图4）。也就是说，从两条曲线的关系上，可看到两个变量在性质上不尽相同。一方面，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对应的是国民经济中年度增量部分各需求因素的相对贡献，“三驾马车”中的居民消费贡献率与净出口贡献率及资本形成贡献率并列，虽然具有一定的消长关系甚至相关关系，却不具有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对应的是GDP的支出构成，更多地受到国民经济收入结构的影响。或者说，长期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决定了居民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势。例如，从图4中两条曲线的形状来看，两者并无同向和同幅的变化关系。相反，居民消费率与全社会可支配收入中的住户占比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894；居民消费率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系数也达到0.756。

图4、居民消费率与居民消费贡献率的变化趋势

可见，居民消费率的实质性提高，不能指望某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而需要更多政策力量积极推动。一方面，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改变居民收入分配现状，提高居民消费的能力。前者要求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收入中的比重，以及住户收入在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后者要求增加居民收入、降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覆盖率和均等化程度，提供更多、更高质量、更大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加强其他方面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才能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各人口群体的消费意愿。

四、投资于人的目标、途径与衡量

投资于人的内涵和目标，可以表述为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民生福祉和人力资本为指向，显著增加面对个人和家庭的公共投入。由此，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政策上要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首先，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的越来越大部分来自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随着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类消费得到满足，人们对托幼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社会保障、老年照护和环境保护等产生更高的需求。鉴于这些领域具有的公共品性质，政府通常承担主要的支出责任。其次，在后人口红利发展阶段，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作用日益明显，投资于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降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现象，开启增长新动能要求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但这个领域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再次，民生领域现实存在着诸多堵点和短板，表现在公共品的供给水平、覆盖率以及均等化程度等方面，而这些都需要在投资于人的总体部署下予以破解。最后，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颠覆性技术革命，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进而创造出充分涌流的收入和财富，使投资于人具有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需要通过投资于人得以均等分享。

投资于人从树立理念到实施落地，要求诸多政策举措的积极响应。随着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供需两侧的抑制愈益突显，宏观经济政策的传统工具有时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以人为中心确定发展目标和实施手段，可以阻止这种政策效能递减现象的发生。更加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取向，可以使政策目标更加明确，并在此基础上打通政策领域和工具箱，在关键衡量指标上取得明显的成效。此类政策领域和工具箱及其作用范围，可以列举如下：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支持养老金融的发展；财政政策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健康发展及其他改善民生方面支出更加积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加强公共就业扶助和服务；产业政策鼓励支持银发经济和照护产业发展；社会政策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改善收入分配等。

无论是引导政策方向，还是指出政策实施路径，以及衡量政策实施成效，都需要以一系列重点指标作为规划和战略的目标。对于投资于人来说，除了前述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要求之外，以下三个方面的相关指标最具直接的针对性。首先，把教育、健康和人均收入相结合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更突出人的全面发展，是投资于人的有益衡量指标。其次，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的相关指标及其引导方向，譬如阻止总和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扩大对生育、养育和教育的公共支出，提高公共资源对托幼和养老的覆盖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最后，旨在缩小收入差距和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指标。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充分体现了发展目标和手段的统一，也能够包容其他指标的内涵，因此可以作为投资于人的一个充分信息指标。下面，我们着眼于各国现代化的共性，讨论有效改善收入不平等指标的一般经验。

按照人均GDP标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既需要以缩小收入差距为手段，通过显著扩大消费需求支撑经济增长，也需要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的，让现代化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因此，反映缩小收入差距和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效果的指标，可以为投资于人提供方向和路径。根据“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所隐含的统计规律，社会流动性与收入分配状况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过大的收入差距既是低社会流动性的结果，也会反过来阻碍社会流动。因此，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譬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同时可以反映社会流动性状况。此外，收入差距指标从区域构成上可以分解为农村收入差距、城镇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作为投资于人政策效应的衡量，基尼系数可以作为最集中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

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国际上通常被认为收入分配较为合理，即基尼系数普遍低于0.4这个基准水平，因此，解析这些国家基尼系数的特征和趋势，有助于了解收入差距如何得以缩小。基于国家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我们选择12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展示和说明（见图5）。首先，反映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在各国均有较大的读数，显著大于0.4的基准水平，并且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这充分说明，初次分配通常不会带来所期望的收入分配结果，或者说不存在所谓“涓流效应”。其次，“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即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这些国家大多均低于0.4的基准水平，甚至有些国家还低至0.3以下，说明再分配是使收入分配达到期望状态的必要手段。最后，“市场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差，即为再分配政策予以消除的基尼系数。一般来说，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越大，越要求有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会形成较大的收入差距（如哥斯达黎加）。

图5、若干OECD国家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

我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后有所降低，但在2015年降到0.462的最低点后便陷入徘徊状态，2024年仍为0.465。可见，如果要使该指标在2035年之前有实质性降低，必须以更大的力度运用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诚然，鉴于在中国的税收结构中，具有再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占比偏低，通过税收手段实施再分配仍有较大的余地。然而，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日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考虑到这相关领域既是我国的民生短板所在，诸多收入分配相关问题常常也发生在这里，因此，就趋势而言应该成为投资于人的重要方向。

五、结语和政策建议

“十五五”时期是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任务的关键时期。对标2035年远景目标，既要在供需两侧夯实经济合理增长的基础，确保按照人均GDP标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也要通过投资于人努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和民生福祉，按照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协调。以世界银行收入分组中高收入国家的三等分中间组作为参照系，确定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一目标的定量基准，即要求以2020年为基期，实际人均GDP翻一番，显著超过20000美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水平乃至取得更好结果，一方面，要求在供给侧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新源泉，以保证合理的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要求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以更为强劲的国内需求支撑潜在增长率的实现。更加注重投资于人，即明显扩大面向个人和家庭的公共投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覆盖率和均等化程度，通过更大的再分配力度显著缩小收入差距，能够在实现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从发展理念上和实施策略上，确保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协调、发展目的和发展手段相一致、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相统一。

以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实施好“十五五”规划，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更好结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需要创新政策理念和实施手段，也意味着要打破一些既有的范式。按照“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立足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从研究中提炼若干观点，作为树立政策理念和推动规划实施的政策建议。

首先，随着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间节点的临近，很多政策的实施都面临着更为狭窄的时间窗口。这固然意味着一些政策的出台已经水到渠成，政策实施的收益明显大于成本，应该顺势而为予以推动。然而，这也意味着政策效应具有稍纵即逝的性质，错过时机则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已经处于低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如何能够回升。虽然中国家庭尚有一定的未满足生育意愿，但受到代际更替的影响，这个生育潜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乃至消失。因此，如果鼓励生育政策的力度不能做到足够大，则意味着始终够不到着力点，最终可能错过政策发挥效能的时机。因此，旨在提高生育意愿的鼓励政策，需要科学地确立一个临界最小激励力度，才能使政策产生效果。

其次，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改善民生，也意味着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两个要求，可以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统一并保持平衡。因此，在投资于人的诸多关键领域，应该立足于明显拓展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大幅度提高公共支出水平进行部署。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无论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口径或人民币计算，还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或美元计算均为5%。由此推算，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4009美元，超过世界银行为该财政年度设立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这既为改善民生设立了更高的标准，也为投资于人奠定了更雄厚的物质基础。

最后，为了有效推动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五年规划目标，进一步深化关键领域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包括：推进以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支持体系；重塑教育与培训一体的人力资本终身培养体系；树立家庭本位理念，在此基础上推动投资于人的扎实落地；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等。这些改革涉及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诸多领域，需要努力做到目标一致、激励相容、协同用力和手段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