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我国经济在现行压力下展现出强大韧性，为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恢复回升态势，顶住外部压力保持稳定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5.0%，顺利达成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展望2026年，宏观经济运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仍将凸显。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我国经济将面临国内外一些风险和挑战，从影响因素看，全国人口减少、支柱产业调整、地方财政压力积累、地缘政治风险、国际经贸摩擦、全球经济低速增长与不确定性、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等仍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经济风险点看，房地产、债务负担、价格波动、就业压力以及汇率波动等风险将成为未来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为应对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2026年将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一、2025年我国经济形势回顾

2025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凸显，加之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内生产总值温和增长，全年GDP增长5.0%(见图1)。具体看，一季度同比增长5.4%(上年同期5.3%)；二季度同比增长5.2%(上年同期4.7%)；三季度同比增长4.8%(上年同期4.6%)；四季度同比增长4.5%(上年同期5.4%)。从需求端看，2025年前3季度，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 2.8个百分点，较2024年上涨0.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3.5%；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 1.5个百分点，较2024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贡献率为29%。从供给端看，2025年第一产业增长3.9%，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3%，拉动0.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4.5%，对GDP增长贡献率为32.9%，拉动GDP增长1.6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5.4%。对GDP增长贡献率为61.7%，拉动GDP增长3.09个百分点。

(一) 供给端：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9%，增速较2024年加快0.1个百分点。2025年全国工业产出持续恢复性增长，工业经济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长4.6%，股份制企业增长6.3%，私营工业企业增长5.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9%。分产业看，2025年工业产出整体平稳，采矿业、制造业、公共服务业三大分项运行中枢较去年均有所抬升，但走势略显分化。此外，2025年高技术产业发展活跃，是未来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见图2)。

(二) 需求端：消费和投资增速震荡下行

1. 消费方面。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见图3)，增速较2024年上涨0.2个百分点，较2019年下降4.3个百分点。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居民收入增速放缓，2025年消费增速小幅上行，但内生动力不足，整体仍位于底部。总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消费额增速持续低位徘徊。

第二，短期促消费政策效果显著，家用电器、通讯器材消费增速上涨明显，对整体消费有一定影响。

第三，内生动力不足，消费分化明显。受促消费政策推动，“两新”范围内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具类消费额均增长，与之相对，促消费政策范围之外的均大幅低于2019年以前的同期值。

2. 投资方面。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见图4)，增速较2024年下降7个百分点，有统计数据以来，非疫情初期的最低值。总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内生动力不足，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投资动力单一，潜在风险犹存。政策效应释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费用大幅上涨。

第二，地产投资继续探底，房地产市场库存去化继续。202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7.2%，降幅较前3年分别扩大6.6、7.6、7.2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加速下滑。

第三，投资结构调整继续，高技术投资领涨，传统基建投资增速继续下滑。2025年前3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6.1%，增速高于全部投资增速6.6个百分点。

第四，分地区看，产业结构转移，由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转移明显。2025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8.4%，-2.7%、-1.3%，增速分别较2024年上涨-9.7、-7.7、-3.7个百分点。

3. 进出口方面。202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63547.7亿美元，增长3.2%(见图5)，增速较2024年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进口总额为25829亿美元，增长0%，增速较2024年下降1个百分点；出口总额为37718.7亿美元，增长5.5%，增速较2024年下降0.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1889.8亿美元，高于2024年1964亿美元。总体上看，2025年外贸增速呈震荡逐月上涨态势，尽管进出口总额增速小幅下降，但出口额增速却是震荡上行的，且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三) 有效需求不足，通胀率低位徘徊

2025年，我国整体通胀率继续低位前行，反映出当前有效需求依旧相对不足。2025年，CPI增长0%(见图6)，增速低于2024年0.2个百分点，是2010年以来首次“0”增长；PPI增长-2.6%，增速低于2024年0.4个百分点，继续同比负增长，工业品价格继续下降，工业品供给相对过剩，抑制工业品价格增速上行。一方面，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复杂化，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加剧，总需求收紧抑制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另一方面，2025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依然相对低迷，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7.2%，是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值，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滑，使得钢铁、煤炭等主要工业品需求收缩明显，PPI继续同比负增长，底部徘徊持续。

(四) 信贷需求不足，但资金利用率平稳

1. 新增人民币贷款。202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累计16.27万亿元，较2024年少增1.82万亿元，降幅10.1%。全年信贷投放呈现前高后低格局，一季度冲量较强后逐步回落，主要受宏观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内需偏弱拖累。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2025年新增短期贷款累计3.97万亿元，较2024年多增8917亿元，增幅28.9%。新增中长期贷款累计10.1万亿元，较2024年少增2.23万亿元，降幅18.1%。

第二，新增居民户贷款累计约4417亿元，较2024年少增22783亿元，降幅83.8%。居民贷款大幅少增乃至部分月份负增长，主要受消费和置业需求双弱驱动，就业与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增强，居民杠杆率高位后主动去杠杆，储蓄率升至历史高位。

第三，新增企事业单位贷款累计15.47万亿元，较2024年多增1.14万亿元，增幅8%。企事业单位贷款相对强劲，主要得益于政策引导下制造业、普惠小微和绿色贷款多增，票据融资季节性冲量支撑短期贷款，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波动中贡献正增长(见图7)。

2. 货币供应。2025年狭义货币(M1)增长3.8%，较2024年显著回升，主要系统计口径调整纳入居民活期存款及低基数效应。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5%，较2024年上升1.2个百分点，财政发力与信贷稳健支撑广义货币高位运行。M2与M1增速差缩小至4.7个百分点，较2024年收窄1.4个百分点，M1口径调整及企业活期存款回暖推动货币活化。社会融资规模与M2增速差缩小至0.2个百分点，较2024年小幅收窄，表外及直接融资多增贡献减弱，信贷比重上升(见图8和图9)。

3. 人民币汇率。202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7.1～7.4间震荡前行，走势相对平稳，呈震荡升值。总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纵向看，202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平稳，超预期震荡升值。

第二，横向看，相对全球其他国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稳健，并呈震荡升值态势。相对而言，2025年人民币走势是平稳的，并未发生大幅的、超预期的上涨或下跌。

二、2026年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因素

2026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方面：总人口持续下降引致的劳动力人口加速减少和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问题拖累经济发展；支柱产业调整幅度较大，如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但新能源产业发展较快等；地方财政压力积累，债务负担挤占公共服务和产业扶持空间，不利于稳增长与促转型目标的统筹实现。国际方面：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凸显，包括未来中美关系、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风险扰动持续增强；世界经济趋弱，拖累我国的外部市场；全球贸易格局变化与供应链重构对我国经济体现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 人口下降对供需两端形成双重压力

在结婚减少、生育推迟等趋势下，2026年我国人口将继续负增长，老龄化加深。社保支出压力加大，可能抑制整体消费，但“银发经济”也将催生新增长点。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减少约660万以上，劳动力供给收紧推高用工成本，削弱制造业优势，并影响大宗消费。人工智能可部分缓解劳动力短缺，但短期作用有限。人口负增长、老龄化与劳动力下降相互叠加，将对2026年经济增长形成挑战。

(二) 技术与新兴产业转型助推经济稳中有进

2026年，以高科技、绿色能源、智能经济和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将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双轮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这不仅体现为投资与出口的新增长点，更推动经济结构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度转型，同时，增强能源与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从而提升我国经济的整体韧性、质量与可持续性。主要从3大维度重塑增长路径。

一是提供坚实动力，通过绿色装备出口、智能投资等形成“投资+出口”双轮驱动。

二是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提升，强化增长的“科技内核”。

三是增强系统韧性，降低能源与关键技术的外部依赖，保障发展安全。尽管面临技术封锁与成本波动等挑战，但精准的政策支持与产业创新活力将有效对冲风险，助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

(三) 经济支柱产业更迭

2026年我国经济支柱产业将经历结构性更迭。房地产业支撑作用持续减弱，处于缓慢去库存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显著下降。新能源产业进入调整期，光伏等行业面临产能过剩与国际贸易压力，增速可能放缓。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持续释放增长潜力。

与此同时，地方支柱产业趋向多元化，依据自身优势培育硬科技、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增长点，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与可持续性。

(四) 地方财政收入放缓、债务抬升

当前，地方财政呈现“收支紧、债务高”等特征，2025年1—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扩大，土地收入同比下降7.4%，债务余额高企且利息负担加重。预计2026年地方财政“紧平衡”将主要影响3方面：基建投资受资金约束，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土地收入下行抑制房地产链条，波及相关行业与就业；债务付息挤占公共服务与产业支持资源，削弱财政逆周期调节能力。总体将制约2026年经济增长动力与结构优化空间。

(五)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地缘政治风险将从4个渠道冲击2026年我国经济：能源安全，推高能源密集型产业成本；供应链，通过中断与运输成本上涨挤压企业利润；金融市场，全球避险情绪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市场震荡，干扰企业融资；双向投资，增加海外项目风险并可能延缓外资对华技术引入，拖累产业升级。这些影响相互叠加，将从供需两侧同时施压，增加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六) 中美结构性摩擦延续

2026年，中美结构性摩擦将通过3大渠道影响我国经济：贸易供应链，摩擦与关税压力削弱出口竞争力，迫使产业链调整；科技合作，技术封锁短期内增加研发成本，长期则倒逼自主创新；金融环境，摩擦升级可能引发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

总体看，中美摩擦是一把“双刃剑”，在加剧短期调整成本的同时，也强化了科技自立与内需驱动的动力。其最终影响取决于我国能否有效管控冲突，并通过内部改革与创新有效对冲外部压力。

(七) 全球贸易格局变化与供应链重构

2026年，全球贸易放缓和供应链向“区域化、韧性化”重构，将系统性地重塑我国的外部环境。这一变局主要通过3大路径影响我国经济。

一是重塑贸易动能，RCEP等区域协定成为外贸基本盘支撑，而美欧保护主义则倒逼市场多元化和出口升级。

二是倒逼产业转型，供应链“近岸外包”短期带来外迁压力，长期则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三是设定新规则，绿色与数字供应链标准在增加合规成本的同时，也为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创造“换道超车”机遇。

总体看，这一过程虽伴随阵痛，但更是推动我国经济提升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外部动力。

三、2026年我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一) 总需求

1. 消费：稳中有降。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与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相比，预计202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的自然走势稳中有降，较2025年小幅下降。

拉升因素：存量政策持续发力，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供给优化与场景培育来拓展新消费增量。价格因素，2025年前3季度CPI同比为-0.1%，形成低基数，预计2026年价格增速将小幅回升，对消费额增速产生拉动作用。

压低因素：就业与收入预期不稳，仍是抑制消费快速回升的根本约束。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抑制消费额增速的上行。人口因素，反映出自2022开始我国的总人口数开始下降，总人口数量呈逐年递减的状态。按《中国统计年鉴2024》公布的数据，2021年末我国的人口总数为141 260万，随后连续4年下降，到2025年末降至140 489万人。

2. 投资：下滑态势。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与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比，预计202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然走势总体趋于下降态势，与2025年相比，投资增速存在进一步下滑的可能。

从拉升因素看，“两重”“两新”等存量政策持续发力，设备更新、以旧换新及重大项目建设对投资形成稳定支撑。高技术产业带动强劲，2025年前3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显著高于整体，叠加国家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与新型基建，为投资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压低因素看，反内卷抑制投资增速的上行。中央财经会议强调“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国际环境多变，不确定性抑制投资增速上涨。外部环境趋紧，大国博弈下，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加剧，降低企业利润抑制投资增速上行。

3. 进出口：趋于平稳。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6年出口、进口总额增速均趋于平稳。

出口拉升因素：我国出口国别格局基本确定，贸易战的影响在进一步缩小；东盟等贸易伙伴经济走势平稳，经济增长相对较快，外需相对平稳；特朗普关税税率暂时平稳，降低对2026年全球贸易的冲击。

出口压低因素：大国博弈，地缘风险加剧，产业链断裂风险增大，总需求收缩；全球降息潮，人民币震荡升值，不利于我国出口增速的上行。

进口拉升因素：全球降息潮，人民币或有升值，有利于进口额增速上行；低基数效应，2025年前3季度，我国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1%，较2024年同期低3.1个百分点，也属于历史同期的低值，对2026年形成低基数效应。

进口压低因素：我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对钢铁、煤炭等大宗商品需求相对收缩，抑制进口额同比增速上行；大国博弈、高技术封锁，随着大国博弈继续，中美贸易竞争、科技竞争日趋严峻，很可能将进一步在高技术领域进一步加高贸易壁垒，对我国实施进一步的科技封锁，抑制进口额增速的上行。

(二) 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受人口因素、技术封锁、债务负担与投资效率、技术与产业转型、国际环境、环境法规与绿色转型以及存量政策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总供给的自然走势即潜在增长率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下滑。

1. 劳动力减少与人口老龄化加剧。2025年总人口连续第四年负增长，自然增长率为-2.41‰。长期看，人口总量下降趋势难以扭转。同时，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2%。劳动力供给减少与人口老龄化将相互叠加，从供给端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形成持续下行压力。预计2026年，人口因素将继续压低总供给的自然增长水平。

2. 技术“断供”趋势加剧。我国持续面临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收紧与外资流入缩减的双重压力。技术获取受限与外资“降敞口”行为，将通过“技术供给受限-资本形成放缓-高技能岗位减少”的传导链，共同削弱2026年经济潜在增长与供给效率。这不仅会拖累高端制造与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和创新，而且可能在中高技能就业领域积累结构性压力。

3. 债务负担制约供给增长潜力。2025年我国宏观杠杆率突破300%，居民与企业部门债务增速低迷，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凸显。预计2026年债务格局延续分化：居民和企业继续去杠杆，中央政府为稳增长或适度加杠杆，整体杠杆率增速可能边际放缓，但存量债务负担仍然沉重。债务负担将持续抑制总供给，影响消费、劳动力供给及企业创新能力，同时挤压政府财政空间。此外，投资效率呈现结构性分化，新兴产业回报较高有助于提升供给质量，而部分产能过剩领域则形成无效供给，制约长期增长潜力。

4. 技术与产业转型。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正从生产效率、供给结构和边界3个维度重塑总供给，推动供给体系向“质效提升”演进。预计2026年总供给将呈现“量稳质升、结构优化”的走势，主要由传统产业提质与新兴供给扩容双向驱动。其中，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产能与高端供给占比，新兴产业依托技术迭代实现规模扩张，整体供给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但是，核心技术瓶颈、中小企业转型滞后等因素，仍将制约进程，使增长呈现“整体向好、局部承压”的态势。

5. 国际环境影响我国总供给。在全球通胀趋稳、货币政策分化与地缘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格局正在重塑。作为开放型经济体，我国总供给既取决于内部要素，也受外部环境制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2%和3.1%，贸易可能因“友岸外包”与供应链重构持续低迷。2026年能源成本下降与金融环境改善或对我国供给形成小幅支撑，但若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升级，将通过抑制就业、投资与生产率，对我国总供给的自然增长形成明显制约。

6. 环境政策法规收紧。2025年环境政策持续加码，钢铁、水泥、铝冶炼3大高排放行业被正式纳入全国碳市场。2026年，在碳约束、产能调控与环保标准提升的多重压力下，总供给将经历显著的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做“减法”，淘汰落后产能，约束高排放行业扩张；另一方面，做“加法”，培育绿色动能，支持环保产业、清洁技术等优质供给。这一调整旨在推动存量供给质量提升，优化供给结构，最终实现供给体系整体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7. 存量政策：供给侧升级改造。在既有政策延续下，2026年供给端将继续呈现重“质”稳“量”的特征。政策导向集中于3方面：推动产品与服务向精细化、个性化升级，以优质供给适配需求；通过金融、薪酬、创新激励等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强化“人工智能+”应用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激励供给端升级改造；通过反内卷治理企业无序竞争与落后产能，优化供给结构。这些举措长期利于供给侧提质增效，但短期内对生产扩张可能形成一定约束。因此，预计存量政策将在2026年继续抑制总供给的自然增长。

四、2026年宏观经济风险点

面对复杂严峻的全球经济环境，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潜在风险，是正确判断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2026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以下风险点。

(一) 房地产市场风险

2025年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2026年预计延续调整，跌幅或小幅收窄但难有根本好转。主要风险包括：房价下行抑制居民消费；居民收入放缓可能传导债务风险至金融体系；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加剧地方财政压力；行业调整拖累经济增长，并通过乘数效应冲击相关产业链。总体看，房地产支撑作用减弱，2026年仍处新旧模式转换期，将继续拖累经济且风险尚未解除。

(二) 债务负担风险

我国目前债务问题覆盖地方政府、企业及居民3大部门，已成为制约长期发展的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大，叠加土地收入下滑，偿债压力加剧；企业债务在房地产等领域风险突出；居民债务虽增速放缓但仍抑制消费。债务负担从供需两侧抑制经济内生动力，加剧金融脆弱性并挤压政策空间。当前化债措施已显效，但风险犹存。展望2026年，化解债务需聚焦“精准拆弹”，并坚持以“增长促化解”为核心，通过培育新动能从源头缓释压力。

(三) 价格波动风险

预计2026年价格总体平稳，通胀率高于2025年但仍处低位。需关注两类价格波动风险：一是若反内卷政策执行过激，可能冲击传统产业、抑制就业与消费需求；二是在极端地缘冲突下，国际原油供给收缩或推动油价大幅上涨，带动PPI上行。任何一种情景若出现，均可能通过超预期的通胀波动冲击经济平稳增长。

(四) 就业压力风险

反内卷政策旨在规范市场竞争、推动产业升级，长期有利于高质量发展。但短期内，相关行业多为成熟领域，吸纳大量就业，若政策执行过激或“一刀切”，可能加剧就业压力。2025年下半年以来，投资与居民收入增速已呈现同频下滑态势。就业与收入预期不稳将直接抑制消费增长，使消费持续低位徘徊，进而阻碍国内大循环与经济上行。因此，政策执行需注重灵活性、渐进性与地区差异性，避免对就业市场造成过大冲击。

(五) 汇率波动风险

预计2026年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被动升值压力，整体趋于升值，但需重点防范短期剧烈波动的风险。短期快速升值会冲击出口并可能诱发投机资本流入；短期快速贬值则易引发资本外流。任何宽幅波动都会损害币值稳定信心，长期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压力主要源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同步进入降息周期：美国、欧元区及日本的货币政策均倾向于宽松。因此，保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避免大幅波动，将成为2026年汇率政策的关键。

五、2026年宏观政策展望

(一)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研判

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就对2026年的宏观调控目标给出了指引。

1. 经济增长。根据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中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预计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

2. 价格。预计2026年CPI同比增速预期目标应该是比2025年高，也就是说，增速目标的下限是2025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而上限不做明确规定，最好能够达到2%左右。鉴于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通货膨胀率超过2%的概率非常小，不设上限是可以的，当然，要密切注意，一旦通货膨胀率真的超过2%，就需要警惕，确保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

3. 就业。2025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1256万人，顺利完成“1200万人以上”的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低于全年调控目标0.4个百分点。展望2026年，在就业结构性失衡、经济下行压力及总需求不足、就业歧视等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不利于吸纳更多劳动力，同时，面临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压力加大、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取缔、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空间的挤压等多重挑战，整体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综合宏观经济恢复态势、国内劳动力市场供需形势以及就业政策力度，2026年的新增就业人口目标可能仍为1200万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或维持在5.5%左右，与2025年持平。

(二) 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相对于目前西方主流的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包括市场环境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3大类政策，能够形成丰富多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中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

2026年，预计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将处于供给和需求双收缩格局，且需求收缩大于供给，经济自然增速将低于潜在增速。鉴于此，建议采取需求、供给双扩张政策，以全面扩大需求为首要，以需求管理为着力点和入手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同时，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市场环境。

1. 需求管理政策。2026年的需求管理政策，紧密围绕“十五五”规划的开局部署，以“内需主导、协同升级”为核心战略，构建短期稳增长与长期促转型的良性循环。主要围绕以下维度。

一是消费驱动从商品向服务全面升级。政策核心是打通“有钱花”与“愿意花”的堵点。一方面，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着力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夯实消费能力基础。另一方面，财政资源重点投向文旅、康养、体育等服务消费领域，通过消费券、业态培育等组合措施，引导消费结构从物质型向发展型、服务型跃迁。

二是有效投资聚焦战略与安全两大重心。投资精准服务于国家长期竞争力。财政与信贷更集中支持 “两重”建设，即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和重点安全能力领域。同时，新型城镇化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可成为关键抓手，推动投资从传统基建向智能化、融合化转型，激发民间资本参与活力。

三是制度型开放旨在稳定外需与吸引高端要素。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政策重点是通过规则对接稳定预期。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全套便利化政策将面落地，打造制度型开放样板。同时，通过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保障公平竞争等措施，深度对接国际高端产业与消费需求，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四是着眼于人口与市场生态。为应对根本性挑战，全国性、标准化生育补贴制度有望破题，并与住房、税收等政策深度捆绑，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成本。

2. 供给管理政策。建议2026年我国供给侧政策预计围绕“筑牢根基、优化结构、激发活力”的核心逻辑展开，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韧性，为内需的扩大和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宏观框架呈现以下几个关键方向。

一是科技自立与产业升级。政策核心是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的高效转化生态。进一步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战略必争领域，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组织攻坚。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实施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力度，并构建以产业贡献为导向的成果评价体系，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对接。

二是人力资源与就业结构优化。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建议着力于深化产教融合与终身技能培训。具体可包括：大力推广“企校双制”培养模式，建立专业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围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开展专项培训；改革技能人才评价与晋升通道，为重点群体和产业升级储备高质量人力资本。

三是供应链安全与韧性提升。为应对外部扰动，建议升级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构建国家级的供应链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对关键节点的实时监控；推进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国内勘探与储备扩容；通过鼓励产能协同与库存共享，建设更具弹性的供应链网络。

四是企业成本优化与活力激发。重点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实质性减负。建议在延续普惠性税费减免的同时，通过财政贴息、扩大普惠金融规模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此外，推动资本市场改革以降低直接融资门槛，并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优化企业债务结构，盘活存量资产。

3. 市场环境管理政策。建议2026年市场管理政策的宏观框架围绕“统一规则、激发活力、优化治理、包容创新”4大支柱展开，致力于构建高效、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其核心并非加强“管理”，而是通过制度现代化“服务”和“升级”市场。

一是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制度根基。政策焦点从“破壁”转向“立制”。加快推进基础制度的全国统一与标准化，特别是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社会信用等领域出台细则。同时，技术手段成为关键支撑，加速构建全国互联互通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数字化穿透地方壁垒，让要素流动真正实现“一张网”。

二是强化公平竞争中性，激发主体活力。核心是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一方面，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聚焦优化布局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保护与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应更具操作性，包括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建立针对隐性壁垒的投诉反馈与清理机制，目标是让所有经营主体，无论所有制，都能在清晰的规则下公平获取资源与机会。

三是提升宏观治理协同性与透明度。政策应更强调“系统集成”与“预期管理”。强化财政、货币等政策的跨周期设计与协同，如使货币条件更匹配产业升级需求，财政支出更聚焦战略安全。同时，建立并公开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与清理机制，定期清理与宏观导向不符的存量政策，稳定市场长期预期。

四是构建面向新兴产业的敏捷监管框架。对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推动“一刀切”监管加速转向 “分层分类、敏捷响应”的现代化监管，探索能确立“红线监管”与“沙盒监管”并行模式：在守住安全与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为创新提供安全的试错空间。监管规则本身要具备动态迭代的能力，以匹配技术的快速演进。（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