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基础上,明确了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举措,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体现了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具有重要的纲领性意义。
一、深刻认识关键时期时代特征,把握历史方位
《建议》在总结“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认识新历史方位的发展目标及约束条件发生的系统性变化,把握机遇与挑战具有的时代性特征,是科学确定“十五五”发展规划战略定位的逻辑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从历史方位上看,“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始终践行的初心和奋斗的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此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提供了更具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进一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自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即以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新起点,到21世纪中叶前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将这一新征程划分为两步走,即2021年到2035年为第一步,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以此为基础再用15年时间,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第一步来说,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其间经历三个五年规划。如果说“十四五”时期是新征程开局起步,奠定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十六五”时期是新征程冲刺并全面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那么“十五五”时期恰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其历史任务是在“十四五”时期奠定基础的条件下进一步夯实基础,在实现良好开局的条件下进一步全面发力,从而“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所谓“决定性进展”,就是取得决定性成就,即在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全面发力推动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短板得以根本克服,切实为“十六五”时期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从面临的战略机遇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同时意味着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实现,距离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面临的最大的、也是最为根本的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可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上百年的不懈奋斗赢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创造了雄厚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十四五”时期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新征程的第一步发展中实现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在经济发展上。从量的水平来看,GDP总量到2024年达到134.9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2020年增长23.9%,年均增长5.5%,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8.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预计2025年增长率在5.2%~5.5%,GDP总量将超过140万亿元,整个“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量预计将超过35万亿元;人均GDP水平到2024年突破10万元,达到13445美元(按汇率折算),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当代中上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位居前列;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3.8万元/人提升至17.4万元/人(按2020年价格),年均增长6%,快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从质的状态来看,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产业结构演进突出,农业现代化发展向好,农耕机械化率超过75%;二是传统产业升级提速,2021—2024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9.2%,制造业技改投资年均增长8.4%,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及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三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具体而言,2024年“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18.01%,比2020年提高1.5个百分点;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低碳技术驱动的绿色经济、生物生命技术驱动的健康经济等取得新进展;2021—2024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3.5%,明显快于整体投资增速。从动能转变来看,科技创新实力显著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加快。2025年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首次跃升至第10位,较2020年上升4位,全社会研发投入在2024年超过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高端芯片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丰硕,创新成果应用取得新成效,知识产权储备稳步增长,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5.3件。截至2025年6月,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501万件,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由2020年的44.9%提升到2024年的53.3%,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水平提高,已累计培育形成60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可以说,我国“十四五”时期在经济发展上的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为“十五五”时期取得决定性进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发展可能。“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
在国际影响力及国际环境上。从经济发展国际影响力提升来看,在经济存量比重上,我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在经济增量贡献上,我国2021—2024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平均为30%左右,居世界首位;货物贸易年均增长8%,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位置更加巩固,服务贸易稳居世界第二位,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一步巩固多元化贸易格局,不断拓展新兴市场。2021—2024年,与东盟、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进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比重由2020年的29.1%上升至2024年的50.3%。从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来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国际经济格局、大国经济关系进入深刻调整重塑期,全球经济增长低迷,需要培育新动能,新兴经济体崛起,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GDP将占世界60%以上(按购买力平价)。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巨大且不断提高,在这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更充分的主动性。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来看,科技和产业革命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多领域交叉融合、加速迭代、多点突破态势突出,产业结构跃升和质态改变速度不断加快,并且颠覆性和不可预见性更加明显,进而极大地推进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也为我国改变和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机会。总之,“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
从面临的风险挑战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其中突出特点在于,“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从国内层面来看,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一是在宏观上,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良性互动动态平衡能力不强,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供给与需求双向受到冲击,承受压力较大。二是在结构上,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足,产业升级和结构演进迟缓,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三是在发展上,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收入分配结构仍需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水平仍有待提升,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此外,在房地产等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还存在风险隐患;等等。这些风险和不利因素叠加起来,很可能形成对我国经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可持续力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在承前启后的“十五五”时期,我们需要在“十四五”时期的基础上,由当代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前列,稳健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真正能够稳健跨越成长为高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并不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只有十几个国家,其余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的系统性变化,长期难以实现跨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主题,列出现阶段承受“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压力的国家和地区排序,将我国列为承受“中等收入陷阱”压力最大的国家。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并强调,我们要注意并且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间实现跨越?跨越之后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标志,我国于2010年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到“十四五”时期我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并列在前端,“十五五”时期则是由中等收入阶段稳健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跨越期,进而为“十六五”时期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奠定牢固基础、取得决定性进展,同时也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压力最大的时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重要的历史特点。
从国际层面来看,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我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因素增多。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国际格局演变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和风险相互叠加,对我国经济稳健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冲击。具体而言,一是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引发多重危机交织,成为世界性的风险挑战,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的稳定性,增强我国发展国际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推升发展成本,威胁国家安全。二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并叠加世纪疫情等一系列冲击下长期低迷,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甚至出现全球经济负增长,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市场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三是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少数西方国家把我国作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从需求和供给等方面全方位打压我国:通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挤压我国经济增长国际市场空间,加剧对我国经济需求端打压;通过立法和行政限制等手段打击我国经济发展产业链,加剧对我国经济供给端冲击,尤其是通过实施高科技和高端关键产品及技术的“卡脖子”手段,威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力图从结构质态上将我国经济长期定义在世界产业链低端并处于依附地位。在“十五五”时期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发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时期,即历史性调整和处理好大国关系的关键时期。
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就是要清醒认识、科学把握所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更好把握危与机。从而“准确把握未来5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切实牢牢抓住这个“时间窗口”,把握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历史大逻辑,在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上取得重大突破,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二、突出强调高质量发展主题,保持历史耐心
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关键时期,要真正把握危与机,处理好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在指导思想上需要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体现到发展目标、政策和行动各环节全过程,形成引领未来的发展新优势。《建议》在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时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阐释“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时,要求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坚持高质量发展;在制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上,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并将其列为七大目标中的首要目标。
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是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集中体现。尊重客观规律,就必须保持历史耐心,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进程,然而越是接近目标的实现,所面临的风险挑战越是严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更需要保持历史耐心,保持战略定力,科学认识和严格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规律。
从经济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来看,能够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都是在经历了量的迅速扩张后适时转向质的有效提升,因为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历史性变化,要求必须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张带动转变为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进,使核心竞争力从要素成本低廉转变为创新驱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因而不具备可持续发展力和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时期,这种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性更加凸显。
一方面,就经济增长目标而言,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到2035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参照,以2020年水平为基础,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突破1万美元(按汇率折算),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25000美元以上,意味着以2020年美元价格计,我国人均GDP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增长一倍以上。为此,GDP总量从2021年到2035年要增长一倍,因而年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4.73%以上。但若发展方式不发生深刻变化,我国2021—2035年自然增长率据测算只能达到4%左右。按照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第一步)的战略安排,这期间有三个“五年规划”发展期。在“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率年均要达到5.5%左右。实际上,2021—2024年平均已达5.5%,预计2025年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或接近5.5%,因而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上,“十四五”时期开局良好。“十五五”时期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年均需要达到5%左右,至少达到4.5%,从而为“十六五”时期最终达成GDP较2020年增长一倍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5%左右的基础上,“十六五”时期经济增长率年均需要达到4.5%左右或至少达到4.0%。这样三个“五年规划”累计15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4.8%,就可以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增长目标。
然而,实现这一增长目标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压力。“十四五”时期能够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目标,根本原因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上取得深入进展。宏观运行上经济稳中有进,动能变革上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体制保障上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扩大,从而扎实推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要如期达成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必须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没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推进,就不可能形成量的合理增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速度”,因而“提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等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就经济增长约束条件而言,以“双碳”要求为例,要达到“双碳”目标,我国2030年每万元GDP中碳排量要比2005年下降60%~65%,年均要降低4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下降2.3个百分点高出近一倍。但据UBS全球研究近期发布的《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中国“十四五”期间大多数关键目标均将如期实现,唯一可能未达标的则是碳减排强度目标。据分析,2021—2024年我国碳减排强度下降7.8%,而按预定目标,减排强度应下降18%。因而,“十五五”时期绿色转型将成为政策重点和突破难点,重要任务在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根本在于践行高质量发展主题。
高质量发展主题的要义集中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在微观基础上,高质量发展是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发展,尤其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为增长基础;二是在宏观均衡上,高质量发展是总供给与总需求良性互动趋向于动态平衡的发展,包括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三是在结构演进上,高质量发展是质态演进协调增长的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的协调;四是在发展方式上,高质量发展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五是在国际关系上,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发展,包括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六是在风险控制上,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安全的发展,特别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入阐释了高质量发展主题的内涵,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强调把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作说明时突出强调,“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应当说,这种对高质量发展主题的强调和在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坚持,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体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特征的深刻把握,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的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一是从基本国情出发。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立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发展历史方位,坚持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明确解决我国各方面矛盾的根本在于高质量发展。我国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质量发展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必须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制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部署实现经济社会目标需要实施的战略任务和举措。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最为根本的恰在于提高认识客观规律的水平和运用客观发展规律的能力。
二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环境和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推进高质量发展,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更具历史紧迫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而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没有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发展实践就不可能根本转变,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要求,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阐释“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方针时,再次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和逻辑深刻把握的重要体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等同于单纯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等同于单纯的经济现代化,但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最为主要和重要的内容,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内涵。因此,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不断深化改革,为发展提供体制保障过程中,不仅以经济改革先行,而且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为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阐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时,明确提出“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也就是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过程中,科学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既不能因为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也不能在各方面统筹发展中否定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既不能只在经济下行承压矛盾突出时重视经济发展,也不能在经济态势强劲时忽视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把握发展的内在逻辑,切实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稳中求进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需要长期坚持。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所阐释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中,再次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在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贯彻稳中求进,就是要求在工作方法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保持战略定力,通过科学方法贯彻各项大政方针。就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一方面,需要把握好稳与进的辩证关系。稳是主基调,稳的重点在于稳定经济运行,确保宏观经济目标稳健达成,不出现大的波动和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在于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开放,确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当然,关键在于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另一方面,需要把握经济发展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内在联系。质的有效提升是根本,主要是通过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发展动能变革、结构质态变革、要素效率提升、发展方式转变;量的合理增长重要在于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充分释放,发展目标如期达成。关键在于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使量的增长以质的变革为基础,质的提升以量的积累为前提,使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出由量变到质变的累进规律。
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体现历史主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贯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过程中体现历史主动,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上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提出来的重大命题和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进一步作出了战略安排,并明确要求,在2035年要形成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重要任务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达成经济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新发展格局充分体现了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时期,我们党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发展特征。
一是在动因层面,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初衷和首要考虑是适应调整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关系的客观要求。基于对我国进入现代化新征程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自觉把握,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一方面,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重要分水岭,世界经济低迷,客观上推动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形成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循环格局难以持续,近年来这种势头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西方少数国家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迅速崛起,将我国作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从需求和供给等方面,运用立法、行政等手段,对我国经济发展加以打压,在挤压我国经济国际市场空间的同时,不断升级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等供给侧的卡压。这样一来,就需要我国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是在宏观层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推动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趋向于均衡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进入供求两端同时受到严重冲击,而通过市场本身难以实现供求自洽的复杂失衡条件下,更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统筹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推进供求良性互动,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循环和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畅通,实现宏观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三是在微观层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特别是在供给侧,传统成本优势逐渐减弱,要素约束力度不断增强,需求侧刺激政策边际效率递减,需求不足逐渐成为新常态的条件下,以科技创新推动旧有生产函数组合方式的根本改变,突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度融合,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意义。
四是在着力点层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出特点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是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为重要基础,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同时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更不是各地分割的自我小循环。而是: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基础上,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基础上,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和带动能力;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上,确保城乡经济循环进而确保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础上,明确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结;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基础上,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包含应对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作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的历史主动精神。
就主要目标而言,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以人均GDP水平为重要标志的发展水平位于当代中上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前列的基础上,围绕贯彻高质量发展主题。在“十五五”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七大目标,即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从而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为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夯实基础,取得决定性进展。要如期达成这些主要目标,需要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就主要任务而言,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所谓“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体系、资源节约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在这七大体系中,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基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之所以成为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根本原因在于它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将新发展理念切实落实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实现机制和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到2035年必须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否则新发展理念难以真正有效贯彻,高质量发展转型难以有效推进,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也就难以达成。而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而,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时提出,到2035年形成新发展格局,否则现代化经济体系难以建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遵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方针,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目标,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在供给端,一是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上,尤其强调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二是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支撑,引领和催生新质生产力,包括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等。在需求端,一是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包括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等。二是强调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包括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等,以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依托,强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内需基础,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互动动态均衡,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在结构层面,一是突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效克服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的短板,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等。二是突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切实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发挥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包括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及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等。在体制层面,一是强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核心竞争力;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二是强调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三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强化国家发展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总之,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需要科学认识和把握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切实科学明确历史方位,把握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发展基础。(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注:本文转载自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5年第1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及作者。 编辑:徐子桐 初审:黄 彪,李 琼 终审:范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