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2025年12月23日 11:25 北京

摘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同时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迫切需要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来认识和指导解决我国老龄化相关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老龄化，既有各国老龄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移植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不但难以解释中国式老龄化的成因、影响及其治理，而且容易陷入问题化困境而忽视中国式老龄化经验的理论创新。按照“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基于反映国情的要素禀赋结构、人口禀赋结构、老龄人口禀赋结构、老龄文化禀赋结构，从老龄社会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探索老龄社会的发展、转型（改革）与运行规律，构建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能够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提供指导，并为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禀赋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7214130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2021MZD015)

作者简介：

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卓唯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

该文与正式刊文略有出入，以正式刊文为准，文章来源：付才辉,卓唯佳,林毅夫.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探索[J/OL].社会科学辑刊,1-13[2025-12-19].https://link.cnki.net/urlid/21.1012.C.20251212.1448.034.

一、加快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以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1]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且也是老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2023万人，占总人口的15.6%。[3]巨大的老龄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国式老龄化进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需要有自主的知识体系来认识和指导解决相关问题。[4]

中国式老龄化既有各国老龄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也能够构建中国自主的老龄化知识体系。邬沧萍先生早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创建有中国特点的老年学》就提出：“我国老年学的创建和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我国老龄工作提供理论指导。我国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老年人口，具有特殊的人口老化进程，而且是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面临人口老化问题，我国的民族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又与西方迥异，因此，我们的老年学不能照搬西方的东西，必须具有中国特色。”[5]更难能可贵的是，邬沧萍先生还在《中国老龄化社会20年：成就、挑战与展望》的序言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人类认识人口老龄化和长寿时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在的时代，欧洲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对人口老龄化并不认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入长寿时代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并没有专门的论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提高，对于共同富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根本保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6]

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老龄化并未成为社会现象，但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仍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指出：“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7]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二部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8]“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9]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3年6月30日，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10]“六个必须坚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均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运用“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理论创新科学方法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我们需要基于反映国情的禀赋结构，具体包含了要素禀赋结构、人口禀赋结构、老龄人口禀赋结构与传统老龄文化禀赋结构，从老龄社会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老龄社会的发展、转型（改革）与运行规律，推进中国式老龄化研究的方法创新、理论创新与知识创新，才能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首次于2020年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并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做出进一步的部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发展医育、医养结合服务。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11]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来认识和指导解决我国老龄化相关问题。

二、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移植于中国的困境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概念，尽管其源起并非中国，但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已经深刻挑战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12]同样，老龄化作为现代化的产物，这一概念亦非源自中国本土。然而，中国老龄化进程中的诸多特点使我们必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框架。[13]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并非普适的全球性理论，它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历史背景，无法充分解释或适应中国式老龄化的成因、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将这一体系简单移植到中国，不仅会导致对中国老龄化的误读，还可能忽视中国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独特经验与教训，进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因此，中国需要突破西方老龄化理论的局限，致力于构建中国自主的老龄化知识体系。[14]例如，中国老年学作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2024年1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要求：“中国老年学发展以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历程为背景，致力于将基础研究发现应用于实践干预和政策制定，致力服务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15]

（一）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局限性

老龄化知识的形成，正如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一样，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推动了与之相关的知识体系的建立。与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关于个体老化的知识不同，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和相关知识体系在战后才开始形成。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INED）所长皮撒（Bourgeois Pichat）在1956年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撰写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报告，奠定了老龄化知识体系的基础，并提出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这一标准至今仍被广泛采用。法国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出生率从1900年的2.19%缓慢下降到1950年的2.05%，与此同时，预期寿命从1900年的47岁提高到1950年代的65岁[16]，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也从1901年的8.5%上升至1954年的11.6%。[17]紧随法国之后，欧美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为回应现实需要，1950年国际老年学会在比利时列日正式成立，欧美14个国家代表参会，但其后的十余届年会都少有发展中国家学者参加。

虽然皮撒的研究报告引起了联合国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但在整个20世纪，没有发展中国家达到皮撒提出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1966年成立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主要关注的还只是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问题。196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不足51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仅5%；只有经合组织成员平均预期寿命超过67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到20世纪末，亚洲和非洲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不足60岁。65岁及以上人口在世界的占比到2002年才首次超过7%。与此相比，经合组织成员国家的这一比例早在2002年就已超过13%。如图1所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不包括高收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在2005年才首次超过7%，而同期，经合组织成员的这一比例达到了13.5%；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不包括高收入）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在2012年才首次超过7%，而同期，经合组织成员的这一比例达到了15%；中东与北非地区（不包括高收入）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至今不足6%，相应比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不包括高收入）至今刚超过3%，而经合组织成员的这一比例至今已经接近18%。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已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老龄化知识体系依然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主导，这限制了老龄化理论的多样性和跨文化的视角。由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成因、影响及其治理也不同。因此，移植基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经验总结的知识体系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图1 发展中地区的老龄化进程（65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中国参与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叙事的过程

1978年，中国以外的非经合组织成员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首次突破经合组织成员国家，标志着老龄化问题真正成为全球性议题。[18]随后，联合国通过了33/52号决议，决定召开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并于1982年在维也纳举行了该大会。大会吸引了来自124个国家的代表团以及162个联合国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的参与，发布了具有深远意义的《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行动计划》。

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于光汉坦称：“对人口老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还研究不够、认识不深。我们愿意向其他国家了解有关的经验教训，学习有益的知识和技术。”[19]这一表述与中国学术界此前对老龄化问题关注相对较少的情况相呼应（如图2所示）。1985年，七位中国学者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第13届国际老年学会议。1986年，中国老年学会正式加入国际老年学会。此后，中国设立了各级老龄委，推动国内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逐步纳入国际社会对老龄化问题的共同讨论框架。[20]

1993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老龄问题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社会老年学课程，并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展了中国老年人问题的调查研究。[21]然而，直到2001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尽管学术研究逐渐兴起，但整体进展仍较为缓慢（见图2）。

图2 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精确检索篇名含“老龄化”的论文数量

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突破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随后，全球也在2002年首次突破7%的老龄化门槛，标志着全球进入了老龄化时代。同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这次大会才真正意义上成为“老龄化世界大会”。会议发布的《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重申了《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行动计划》的核心理念，并提出了三个优先方向：老年人和发展、促进老年人健康与福祉以及创造有利的支助性环境，并给出了具体的行动建议。

自此，积极老龄化的理论与战略——由“健康、参与、保障”三大要素构成——成为全球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主要知识体系。[22]与1982年至2002年间中国学术界在老龄化研究方面相对缓慢的进展不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中国学术界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加，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图2所示）。

过去40多年间，借助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西方主导的老龄化知识体系逐步形成了全球共享的知识框架，将各国纳入了西方老龄化治理框架中。中国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影响。除了学术界逐步吸收和应用西方的老龄化理论外，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开始向中国提出“国际标准“的养老服务政策建议。[23]

（三）西方老龄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难题

遗憾的是，世界银行建议的养老服务方案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在“未富先老”背景之下，依靠政府提高养老金水平来增强支付能力，或者通过市场化发展养老产业来增加养老服务供给，无法有效应对中国庞大的老龄化人口问题。[24]市场化的养老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尤其是专业护理服务，价格昂贵。除少数富裕群体外，大部分老年人无力支付，导致政府补贴产生大量空置床位。根据“七普”数据，中国老龄人口达2.64亿，养老床位与老龄人口的比例为3.11%，超过了2011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标（每千名老年人30张床位）。然而，2020年，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口仅为0.73%。养老床位空置率从2014年的47%攀升至2020年的67.2%。[25]为应对这些困境，2023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新的调整，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被提上日程。林毅夫等提出了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合作养老制度和养老护理员等符合中国国情的“新三大法宝”[26]。2024年12月30日中央首次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采纳了“新三大法宝”的建议，明确要求加快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西方的养老模式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养老需求[27]，西方式老龄社会治理模式也难以完全契合发展中和转型中的中国老龄化治理现状。[28]

不仅移植西方的老龄化知识体系到中国面临困境，西方理论也无法解释中国式老龄化的成因。这导致对中国“未富先老”现象的误解以及对未来老龄化的持续恐惧。“未富先老”的中国式老龄化实际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健康奇迹。我国庞大的老龄人口主要源自新中国成立后，人口预期寿命的革命性提升。这个健康奇迹得益于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体系，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三大法宝”：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及合作医疗制度。中国健康奇迹成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老龄化这一“中国之问”[29]。中国的粗死亡率从1960年的25.43‰迅速下降到1970年的7.6‰，此后一直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与此同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大幅提升，从1960年的33岁提高到1990年的68岁，超过了1960年经合组织成员的水平。到2020年，中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已经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相当，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达到了2000年经合组织成员的水平。目前中国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岁，“十五五”期间的目标还要达到80岁。因此，长寿化和少子化还将使得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中国养老奇迹这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之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符合国情的养老体系，而非盲目模仿西方国家。[30]

我国不能移植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其根源在于中国式老龄化超出了西方老龄化的可能性边界。中国式老龄化的社会存在远远超出了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所涵盖的社会意识的范围。因此，西方的理论难以理解中国老龄化所引发的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也无法有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7%，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15年不变价美元）仅为236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全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002年首次超7%）。65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从7%翻番到14%所用的时间，美国用了69年，英国用了45年，而中国仅用了20多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2002—2021年基于不变价本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为8.12%，可谓老龄化社会经济增长的奇迹。尽管如此，由于受到西方主流理论的影响，“未富先老”拖累经济增长的悲观论调却长期存在。事实上，目前全球已有5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65岁及以上人口高于14%），其中26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美国的一半。比较这些国家进入重度老龄化前十年与后十年的经济增长率，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速反而有所上升。这说明，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在判断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潜力时可能存在偏差。

三、老龄化的一般性本质特征

老龄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的、负面的现象。它与工业化、城市化一样，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积极性，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结构变迁过程。我们可以从微观到宏观归纳其三个本质特征：个体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适老化。个体老龄化是指人类个体的增龄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而社会适老化则是社会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这三个层次的老龄化不应混淆。即便是学术研究人员，也容易将个体老龄化的主观看法过度延伸至人口老龄化和社会适老化的理解中，从而忽视老龄化的积极面。因此，我们必须避免仅看到个体的“衰老”，而忽视整个社会的活力与潜力。

事实上，个体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适老化之间有紧密的辩证关系，它们彼此相互作用、层层递进。人口老龄化是个体老龄化的积累，并驱动社会适老化，而经济社会适老化发展反过来影响个体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动态结构变迁的过程，既包含挑战，也蕴含机遇，必须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成就。通过这些成功经验，中国可以借鉴并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将其转化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动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应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应对挑战，推动社会发展。

（一）个体老龄化

认识人口老龄化必须从个体出发，而年龄是最基本的标识，老龄化在一般意义上就是个体年龄的增长及其相伴随而来的变化，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概念，而不仅限于人生暮年的老年阶段。与所有物种一样，年龄受到遗传基因和生存环境的共同影响，存在上限。人类是地球上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之一，而且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可以通过生物医学手段干预生命过程，改善生存环境，从而降低死亡率、延长寿命。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全球寿命有了显著增长：1960年世界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50岁，1974年达到60岁，而到了2022年，全球寿命已经增长至72岁。[31]

除了生理老龄化，个体老龄化还涉及心理与社会层面的变化，并受个体生命历程影响。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个体的生理功能和心理社会功能并非随年龄增长而一致地呈现“衰退”或“老化”，也存在积极的变化。我们将个体禀赋(Individual endowment)随增龄而出现的功能变化称之为个体的年龄比较优势（Age comparative advantage），比如经验丰富的年长者从事经验密集型活动更具比较优势，但其也会由于体能衰退而丧失体能密集型活动的比较优势。所以，个体老龄化本身也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理性的个体会充分发挥自身老龄化禀赋的潜在比较优势来选择与之相适宜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政府和社会应该创造条件，消除个体发挥年龄比较优势所面临的障碍，甚至应当构建有效的市场环境和适宜的社会环境来帮助个体充分发挥老龄化带来的比较优势，提高其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从而真正实现积极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超越了个体老龄化的范畴。社会由个体构成，但不能将个体老龄化简单等同于人口老龄化，否则会出现谬误：个体老龄化的终点是死亡，而人口老龄化的最终趋势却是持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结构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结构的转型。

在前现代社会，人类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约为30岁，因此并未表现出人口老龄化现象。由于高出生率抵消了高死亡率，人口保持相对较低而稳定的增长水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总结了前现代社会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即“人口数量与人均收入水平不能长期同步提高”。具体来讲，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更够养活更多人口；但人口增加会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下降，进而抑制人口增长，最终导致人均收入回升，如此循环往复。这一现象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其产生机制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揭示的传统农业社会由人口和自然资源构成的禀赋结构决定的经济社会变迁的“内卷”规律：由于一个社会总的自然资源总是有一定上限的，发现了新的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或者发明了新的可更高效利用已有自然资源的技术，人均实际自然资源会增加，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会增加，从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则会导致人均实际自然资源下降，进而导致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从而能够养活的人口下降；如此循环往复，就陷进了难以打破的马尔萨斯陷阱。然而，马尔萨斯发表其人口论不久，英国就通过殖民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改变了自身的传统禀赋结构，实现了工业革命，率先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从而也率先开始人口结构的转型。时至今日，所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都实现了人口结构转型，从而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三）社会适老化

社会适老化是指社会在适应人口结构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由于人口结构是决定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性要素，社会适老化必然涉及经济运行、社会建设、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系统性变革。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学术范式为理解社会适老化的系统性结构变迁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这里，“一个中心”是老龄社会的禀赋结构，包括要素禀赋、人口禀赋、老龄人口禀赋、老龄社会文化禀赋等，决定了老龄社会的发展、转型与运行。

第一个基本点是老龄社会的结构内生性，指的是一个社会在每个时点的各种结构应然的适老化，即适老化生产结构（指产业结构及每个产业所用技术的结构），适老化基础设施结构及适老化上层制度结构（包括适老化金融结构、适老化教育结构、适老化科研结构、适老化空间结构、适老化开放结构、适老化环境结构、适老化制度结构等）内生于适老化生产结构，也就是老龄社会发展的本质——一个社会如何从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生命质量低的适老化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升级到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生命质量高的适老化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

第二个基本点是老龄社会结构扭曲的内生性，即扭曲是内生于适老化不同层次结构变迁的难易和速度的不同（路径依赖）或由于外部干预（如不合适的政策干预等）导致实然的老龄社会各种结构安排对内生适宜的适老化生产结构、适老化基础设施结构和适老化上层制度结构的偏离，也就是老龄社会改革的本质——如何消除扭曲变成一个各种适老化结构环环相扣均无扭曲的状态。

第三个基本点是老龄社会运行的内生性，即由于适老化结构和扭曲的内生性，老龄社会运行的规律也呈现内生性，也就是发展程度不同或存在扭曲程度不同的老龄社会的社会运行规律既有共性也有和其发展程度或扭曲程度相适应的特殊性。老龄社会的发展、转型与运行的实际效果反过来又会改变老龄社会的禀赋结构，尤其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其中的人口结构，进一步推动禀赋结构老龄化，禀赋结构老龄化比较优势的变化又推动老龄社会发展、转型与运行，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因此，社会适老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四、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则、框架与议题

本文将根据上述“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分析范式，结合中国式老龄化的具体内容，探讨构建中国自主的老龄化知识体系的原则、框架与主要研究议题。

（一）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式老龄化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显现的，它既具有全球老龄化的共同特征，也深深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发展轨迹。基于此，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应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2]，承担起指导应对中国老龄社会变革和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使命。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构建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学科自觉，且需要在政策叙事的引领下，逐步实现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创新。[33]然而，尽管中国式老龄化政策叙事包含了丰富的本土实践经验，但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仍需借助学理化的体系化思维。我们认为，在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虽然可以也应该借鉴国际通行的现代老龄化研究方法进行适当创新，但应将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作为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见表1）。值得强调的是，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是简单地通过中国的老龄数据来验证西方的老龄化理论，也不是不同学科视角下关于中国老龄问题的零散拼接。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具备一以贯之、结构严谨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二）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

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作为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老龄化禀赋条件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老龄文化禀赋相结合来认识中国式老龄化社会，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来改造中国式老龄化社会，从而形成具有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老龄社会。因此，我们应该自信地从根本出发，逐步推动起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尽管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必须迈出构建理论框架的第一步。作为研究对象，社会学中的社会（Society）与经济学中的经济（Economy）是同构的[34]，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新结构经济学以中国经济奇迹为基础，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索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自主理论特色的体系[35]，本文借鉴这一思路，从反映中国国情的禀赋结构出发，提出了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

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具有“第一性”。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后者由前者决定；因此，相对于生产关系，生产力具有第一性。生产力则由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及其所使用的技术决定。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和及其所用的技术内生地决定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包括劳动、土地、资本等；这些要素禀赋在每个时点都是给定的，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此，禀赋及其结构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也具有“第一性物质”的地位。[36]

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中国老龄化禀赋结构，包括了中国的要素禀赋、中国的人口禀赋、中国老龄人口禀赋、中国老龄文化禀赋等。中西方的老龄化禀赋结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老龄化社会与西方老龄化社会的不同。禀赋结构在给定时点固定，随时间可变，是老龄化社会两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起点。按照“两个结合”的原则，中国老龄化禀赋结构这一概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应当成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中心”，并作为研究中国老龄社会发展、转型与运行规律的出发点。中国式老龄化理论框架包括中国式老龄社会发展理论、改革理论与运行理论三个基本理论部分。

第一个基本理论部分是中国老龄社会的结构内生性，指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各种结构的适老化程度是内生于自身的老龄化禀赋结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及其所用技术的结构）适老化内生于中国老龄化禀赋结构，中国适老化基础设施结构与中国适老化上层制度结构（包括中国适老化金融结构、中国适老化教育结构、中国适老化科研结构、中国适老化空间结构、中国适老化开放结构、中国适老化环境结构、中国适老化制度结构等）内生于中国适老化生产结构。中国老龄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从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生命质量低的中国适老化产业、技术、基础设施结构升级到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生命质量高的中国适老化产业、技术、基础设施结构。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1年中国刚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8818元、城市化率不足37.7%，而202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749元、城市化率达到67%，所处发展阶段已经非常不同。对应地，中国处在轻度老龄化社会阶段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建筑结构与处于中度老龄化社会阶段和重度老龄化社会阶段的这些结构安排将极为不同。因此，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式老龄社会发展理论必须要揭示中国老龄社会的发展规律。

第二个基本理论部分是中国老龄社会结构扭曲的内生性。中国老龄社会不同层次结构不同的变迁难易程度和速度，以及外部干预（如政府干预等），可能使实际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与理想的适老化结构偏离。这种偏离被称为“老龄社会结构扭曲”。需要全面深化中国老龄社会改革消除扭曲，使中国的各项适老化结构能够环环相扣，形成无扭曲的结构体系。例如，20世纪中国还不是老龄化社会，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充分考虑老龄化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65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从7%翻番到14%所用的时间，美国用了69年，英国用了45年，而中国仅用了20多年，中国这样快速的老龄化必然造成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结构调整难以跟上老龄化的速度，必然造成各种不适，甚至结构性扭曲。对应地，中国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直在不断地深化改革。因此，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式老龄社会改革理论必须要揭示中国老龄社会的改革规律。

第三个基本理论部分是中国老龄社会运行的内生性，即由于中国老龄社会的适老化结构和扭曲的内生性，中国老龄社会运行的规律也呈现内生性。这意味着不同发展阶段或扭曲程度的中国老龄化社会，其社会运行规律既有共性，又会呈现与其发展水平或扭曲程度相适应的特殊性。例如，现阶段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远高于20年前，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要树立“大人口观”，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深入研判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因此，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式老龄社会运行理论必须要揭示中国老龄社会的运行规律。

（三）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议题设置

如果说20世纪中国被纳入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叙事，是因为当时缺乏老龄化社会的实践基础，属于一种相对“被动”的选择，那么如今，中国已经拥有超过20年的老龄化社会实践经验，具备了主动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能力。中国式老龄化是一场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潜在的研究议题繁多。按照前述中国式老龄化理论框架，我们尝试设置一个关于中国式老龄化理论研究核心议题指南，以供深化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参考。

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研究议题首先要研究清楚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及其变迁规律[37]，人口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人口结构转型亦是中国式老龄化的基础。[38]人口结构中的老龄人口结构更具复杂性。例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2.64亿[39]，且其生命历程[40]、生活来源[41]、居住状况[42]、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工作状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城乡区域与性别等维度的分异十分明显。[43]

此外，需要研究中国老龄化禀赋结构如何内生决定符合比较优势的适老化生产结构和适宜的生活结构。这包括适老化的创新创业[44]、产业结构转型[45]以及养老体系改革等。[46]例如，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显著差异[47]，城乡老龄化禀赋的差异会影响相应经济社会的适老化：农村产业结构主要限于农业，适老化的生产结构很难进行非农产业结构调整，而主要集中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以及技术与经营模式的适老化；而城市产业结构主要是非农产业，可以进行产业结构适老化调整。例如，在“七普”数据中，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3.8%，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8个百分点，虽然对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却可能促进新型农业发展。[48]

同时，需要研究各级政府、各类市场与社会主体如何甄别具有潜在老龄化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技术与产业、如何甄别和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如何为老龄社会的创新企业家提供激励。还需考虑要素禀赋以外的其他人口禀赋与老龄人口禀赋、老龄文化禀赋如何发挥作用。随着老龄化禀赋结构的变化，适老化生产与生活结构也会随之调整[49]，未来应进一步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推动推动硬的适老化基础设施和作软的适老化制度安排的内生变动。上述各类结构变动及其相互影响[50]，以及老龄化进程中市场、政府、家庭与社区的作用及相互作用也需系统研究。[51]

老龄社会转型的关键理论研究议题是如何解决结构性扭曲并实现社会结构的协调与优化。扭曲可能出现在老龄化产业、技术、“硬”的老龄化基础设施和“软”的老龄化制度安排等层面，因此，必须深入探讨扭曲的产生原因、后果及消除方法。中国老龄化进程远超其他国家，适合某一阶段的最优老龄社会结构，在下一个阶段就可能变得不再适宜，从而产生扭曲，因此，中国式老龄化的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处于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例如，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自新中国初期以来一致沿用，但如今显然已不合时宜，其中的性别歧视尤为突出，导致健康女性过早退出岗位，甚至一些长寿女性几乎半生都处在退休状态。因此，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在老龄社会转型的研究中，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和西方老龄化理论存在两点不同。首先，老龄化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等的最优结构安排，内生于中国老龄社会的禀赋结构——包括要素禀赋结构、人口禀赋结构、文化禀赋结构——这些结构深刻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因此，所谓的“扭曲”应与自身最优结构进行对比，而非将与西方经验不同的现象均视为“扭曲”。例如，前面提及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改革应该立足于国情而非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其次，既然老龄社会结构扭曲是内生的，消除扭曲的策略也必须从解决其根本原因出发，而非仅仅认为去除这些“差异”就能恢复最优结构。因此，必须创造适宜的条件，识别并消除导致扭曲的因素，从而推动老龄社会结构的优化与转型。

老龄社会运行的理论研究议题可以包括老龄化与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52]，以经济运行为例，老龄化就涉及货币、财政、金融、教育、区域、环境、开放等各领域的经济运行问题，如养老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五篇文章之一。自皮撒《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研究报告公开发表以来，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主要是基于发达的国家老龄化现象的总结而来，是内嵌于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和文化结构。因此，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分析生产力水平与生活水平处于世界前沿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社会运行规律。然而，在研究中国式老龄化现象和问题时，我们不能简单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把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差异视作应该消除的扭曲，而是应该先问问中国从禀赋、产业、技术到各种制度安排层面的结构有何不同；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从老龄化禀赋结构这一最根本的自变量出发推导出内生的老龄化产业、技术、基础设施与生活方式；以及如何从不同层面结构变迁自发协调的滞后性和政府过去“好心干坏事”所导致的许多内生扭曲等视角来分析问题，从而与各种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的观点对比会有什么新的认识。通过以上方式开展的中国老龄化问题研究，就属于构建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范畴。总之，系统的中国式老龄化研究会在各个领域产生新的见解，推动人类老龄化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革命。[53]

五、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一般理论意义及其世界价值

在一般层面，老龄化有三个本质特征：个体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适老化。中国式老龄化既有老龄化的一般特征，更有自己的特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未富先老”的健康奇迹，为中国式老龄化奠定了历史逻辑。中国式老龄化超出了西方老龄化可能性边界，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具有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我们应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反映我国国情与文化的要素禀赋结构、人口禀赋结构、老龄人口禀赋与传统老龄文化禀赋，从老龄社会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老龄社会的发展、转型与运行规律，推进中国式老龄化研究的方法创新、理论创新与知识创新，加快构建指导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的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应通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情社区与有爱家庭更好地结合，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人口禀赋结构、老龄人口禀赋结构、传统老龄文化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统筹与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一般理论意义。事实上，中国在2001年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时，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世界老龄人口的比重就超过五分之一。此后，中国老龄人口与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双双大幅提升。时至今日，中国老龄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已经接近四分之一，不仅老龄人口规模世界之最，而且中国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54]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大，可资发展中国家老龄化借鉴，也将成为老龄化南部理论的重要组成。[55]

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相近，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知识体系，中国式老龄化的成因、影响与治理对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经验曾经写入了1978年的《阿拉木图宣言》，对降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死亡率和提高预期寿命，进而对其老龄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除了中国之外的非经合组织成员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历史性地超过了经合组织成员，老龄化才成为世界性现象而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特例。

中国通过长期坚持的南南合作、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为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正处于一个从共享共建转向共治的关键时期[56]，中国式老龄化可以而且应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如同中国一样是“未富先老”[57] 。例如，2022年，非经合组织成员以占世界54.8%的经济，负担了世界68.2%的老龄人口；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现价国际元），高收入国家是低收入国家的约28倍，是中低收入国家的约5倍，是中等收入国家的4倍多。因此，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认识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影响及其治理之策时，不应该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和盲目模仿发达国家的做法，而应该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积极应对老龄化之路。中国式老龄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能够更好回答老龄化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还能更好地彰显人类老龄化新形态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独特价值。

[1][8][9]《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5、6页。 

[2]杨菊华：《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3]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5年7月24日，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80006089/part/21508.pdf

[4]都阳：《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025年第2期。

[5] 邬沧萍：《创建有中国特点的老年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6] 邬沧萍：《序言》，杜鹏主编：《中国老龄化社会20年：成就、挑战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页。

[7]《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1版。

[10]《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1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页。（书还买不到，页码后加）

[12][54]林毅夫、付才辉：《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内涵与首要任务——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阐释》，《经济评论》2022年第6期。

[13]林毅夫、付才辉、卓唯佳：《中国式老龄化：从健康奇迹到养老奇迹》，《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年第9期；林毅夫、付才辉、张皓辰、郑洁：《中国式老龄化：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学术论坛》2024年第1期。

[14]马岚：《从世界知识到中国认识：老龄化概念的中国化过程和积极老龄观的构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年第3期；朱荟：《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老年学自主知识的政策叙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15]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年1月22日，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16]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17]帕伊亚：《老龄化与老年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页。

[18][32][46]林毅夫、付才辉、张皓辰、郑洁：《中国式老龄化：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学术论坛》2024年第1期。

[19]于光汉：《中国代表团团长于光汉在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的发言（摘要）》，《中国劳动》1982年第11期。

[20]马岚：《从世界知识到中国认识：老龄化概念的中国化过程和积极老龄观的构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年第3期。

[21]张恺悌、夏传玲：《老年社会学研究综述》，《社会学研究》1995年5期。

[22]宋全成、崔瑞宁：《人口高速老龄化的理论应对——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23]世界银行：《中国养老服务的政策选择：建设高效可持续的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年，第1-58页。

[24][26][29][30]林毅夫、付才辉、卓唯佳：《中国式老龄化：从健康奇迹到养老奇迹》，《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年第9期。

[25]于建明：《路径依赖框架下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社会政策研究》2022年第4期。

[27]杜鹏、王飞：《中国式养老：内涵、特征与发展》，《社会建设》2024年第1期。

[28][39]付才辉、卓唯佳、林毅夫：《中国式老龄化社会治理——基于新结构老龄化理论的视角》，《社会治理》2023年第5期。

[31]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 Group(2025), https://wdi.worldbank.org/table

[33]朱荟：《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老年学自主知识的政策叙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34]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6-40页。

[35]林毅夫、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20页。

[36][38][52]郑杭生、李强、李路路、洪大用：《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五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64页。

[37] 丁金宏、张伟佳、毛仁俊、田阳：《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与转变模式:国际比较与中国特色》《人口研究》 2023年第1期。

[25]Peng X.,“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 Science ,vol.333,no.29(2011),pp.581-587.

[40] 乔晓春：《中国老年人的人口和社会特征性别差异分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41]穆滢潭、龙飞、原新：《中国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及其变迁趋势——基于生命历程和健康公平视角的分析》，《人口研究》2023年第4期。

[42] 张文娟、陈露：《2010~2020年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工作预期寿命及其地区差异》，《人口研究》2023年第6期。

[43] 宋月萍、张光赢、彭可余：《中国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特征及趋势》，《人口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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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Cai J, Stoyanov,T., “Population aging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02(2016),pp.1-21.武康平、张永亮：《老龄化趋势下年龄依赖型要素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经济学报》2018年第2期。

[47] 付才辉：《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分析中国的不均等与增长趋势》，《产业经济研究》2014年第5期。

[48] Ren C., Zhou X., Wang C., et al., “Ageing Threatens Sustainability of Smallholder Farming in China.”Nature, vol.616（2023),pp.96–103.

[49] 王永梅、张冬霞、曹杨：《 “生产——消费”视角下中国老年人口分类、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23年第3期。

[50] Guo R. Zhang J., “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Gender Composition on Filial Piety and Old-Age Support,”The Economic Journal,vol.632,no.130(2020), pp.2497–2525.

[51] 卓唯佳、裴晓梅：《“家长权力”的倒置：养老机构中的生命晚期代际权力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1期；卓唯佳：《机构养老的合法化：家庭与机构的协作》，《社会》2024年第3期。

[53] 党俊武：《人类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革命——加快推动中国气派老龄科学学科体系建设步伐》，《老龄科学研究》2023年第1期。

[55] 景军：《什么是南部理论？》，《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4期。

[56] 景军、杨斐、法翠雯：《促进全球健康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57] 林宝：《对中国“未富先老”判断的新考察》，《人口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