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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应对危机时扩投资的经验可以复制吗
作者:管涛    发布:2022-05-30    阅读:1965次   


 管涛 凭澜观涛 2022-05-29 23:04 发表于北京

要点

当前,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重新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但会受到现有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约束,不能简单类比上次危机应对时的效果。在坚持动态清零前提下,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推动经济尤其是服务业生产经营活动重回正常轨道,对于保市场主体、稳就业稳收入、促消费稳增长依然非常重要。

注:本文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2022年5月29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曾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推动经济反弹。今年疫情反复,投资再次成为稳增长重要抓手,这次有什么不同,过去的经验可以复制吗?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海啸后,中国迅速推出两年四万亿元一揽子投资计划,推动经济V形反弹。2009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42.2%,较上年增速高出19.5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85.3%,较上年提高32.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季度同比增速仅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短暂跌破8%后快速回升,2009~2011年年度GDP增速高达9%以上(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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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多地出现反复,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再次成为稳增长的重中之重。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超前基础设施投资。今年3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部署用好政府债券扩大有效投资,促进补短板、增后劲;4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今年前4个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8.3%,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高出1.5个百分点;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7%的情况下,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3%,较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出7.0个百分点;基建投资三年复合平均累计同比增长4.9%,较2019年同期增速高出1.9个百分点(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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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并提出扎实稳住经济,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会议要求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强化土地、用能、环评等保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6方面33项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其中包括:今年专项债8月底前基本使用到位,支持范围扩大到新型基础设施等;优化审批,新开工一批水利特别是大型引水灌溉、交通、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引导银行提供规模性长期贷款;启动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改造;支持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要有更强的紧迫感,前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5月底前要出台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应出尽出,保护中国经济韧性,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

2007年底,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加快了这一转变进程。2011~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1%,投资的贡献率为40.1%,分别较2000~2010年均值提高8.9和下降12.4个百分点(见图3);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5%,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为54.2%,分别较2000~2010年均值回落10.7和上升10.8个百分点(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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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当年5月底,总理在记者会上指出,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这次所采取的规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资金直接或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这样做可以促进消费、带动市场。

2020和2021年,中国基建投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1.8%,较2019年低1.5个百分点(见图2)。而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20和2021年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累计上升13.6个百分点,高于2009和2010年累计增加6.6个百分点(见图5)。可见,过去两年抗疫工作中,中国政府花钱多于上次危机应对,但投向主要转为民生支出而非搞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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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消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值分别为29.3%、47.6%和23.1%,分别较2015~2019年五年均值回落33.4、上升11.6和21.7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值分别为40.9%和50.6%,分别较2015~2019年均值上升5.5和回落9.8个百分点(见图3和图4)。需要指出的是,投资贡献率上升与前述不以投资为政策重点并不冲突,主要是因为疫情防控抑制了消费,反过来凸显了投资的重要性。外需和二产贡献率上升,则反映了国内疫情防控有效、率先复工复产的出口红利。

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了外需和制造业拉动发展态势。消费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9.4%和3.7%,分别较2015~2019年当季均值回落1.2和上升3.2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1%和49.6%,分别较2015~2019年当季均值上升10.5和回落13.8个百分点(见图6和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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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继续抑制接触性、聚集性的服务业及相关消费的恢复。从第三产业的子项目看,今年一季度,住宿和餐饮业不变价当季同比负增长0.3%,三年复合平均同比负增长4.7%,实物量尚未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水平;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其他行业三年复合平均虽然实现同比正增长,但增速分别较2019年同期低了1.6、2.9、6.6和2.7个百分点(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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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遇到新的挑战。从高频数据看,3、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连续同比负增长,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也持续低于荣枯线,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逐月下滑跌至2020年3月以来新低;社零总额名义和实际同比,以及主要分项数据连续同比负增长且降幅逐月扩大,尤其是4月份,限额以上企业社零和餐饮收入降幅同比高于平均水平,显示疫情冲击也开始波及大中型商贸企业(见图9和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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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全面和超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新成为当前经济稳增长的主要政策取向。但是,在PPI增速远高于CPI的情况下,尽管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增速快于社零6.0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低于消费贡献率42.5个百分点,较2015~2019年同期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均值低了2.0个百分点(见图11、图2和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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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重回投资和外需拉动意味着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依赖加大。但是,疫情暴发之前,中国就业结构已经转为服务业为主。2011~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占比均值为49.8%,就业占比均值为41.6%,分别较2000~2010年均值上升7.6和10.5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形下,扩大投资拉动就业的效果或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对第二、三产业不变价增加值和就业人口取自然对数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2000~201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口为高度正相关0.922,2011~2020年转为强负相关0.848(其中2018~2020年为弱正相关0.442);第三产业二者为高度正相关,相关性由0.943升至0.965。由此可见,2010年之前,第二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还是较强的,但近年来已大不如前,唯有第三产业一直是产值增长越快,就业增加越多。

鉴于不同产业之间生产要素和技能要求不同,若中国经济增长从服务业重回制造业驱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如202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减少937万人,较2015~2019年均值多减193万人;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增加309万人,多增674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245万人,少增683万人;由于第一产业的转移就业不能为第二、三产业的新增就业完全吸收,全国就业人口减少383万人,多减203万人(见图12)。去年,全国就业人口进一步减少412万人,多减232万人,就业下降态势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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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就业压力有增无减。前4个月,城镇新增就业406万人,较2019年同期少增53万人;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6.1%,其中16~24岁的调查失业率为18.2%,分别环比上升0.3和2.2个百分点(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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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更不会有消费了。这是近年来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储蓄倾向上升,各种刺激消费政策效果不彰的重要原因(见图14)。所以,不能活跃服务业生产经营及相关消费活动,即便扩大投资也将只是实现低水平的经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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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已取得重大进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较好基础。新冠疫情暴发后,这一优化升级过程有所反复。当前,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重新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但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约束,不能简单类比上次危机应对时的效果。在坚持动态清零前提下,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辅以给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服务业及相关从业人员纾困,努力推动服务业生产和消费重回正常轨道,对于保市场主体、稳就业稳收入依然非常重要。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