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纵横谈

贺力平

　　（50人论坛·北京）“经济增长”是一个大话题，七七四十九天恐怕也聊不完。作者不揣冒昧，把下面几个相互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的议论撮合在一起，且当供匆匆而过的经济增长行人可住步一瞥的五色橱窗。
　　这“五色”是：
　　1、对比英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 – 英国的经济增长以缓慢著称，但却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一度是世界上最富国家之一，是否这意味着在各国经济增长的竞赛中，乌龟胜于兔子？
　　2、30年代中国出现过一场高速经济增长 – 那场经济增长高速而短暂，也许不必再去细究具体的历史原因，但回味一下高速增长在理论上可能具有的脆弱性大概不算是“杞人忧天”吧？
　　3、从更长时间范围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 在过去200年到300年左右的时间中，中国经济增长经历过不止一个回合的“之”字型起伏跌宕，千年之交的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又一次站在一个关头上。
　　4、购买力平价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 – 从国际视角评价一国经济增长，现在通常离不开购买力平价方法，但对这个方法的条件和特点应有所认知。
　　5、更加重视稳定经济增长的条件 – “经济增长”是好事，但好事并不必然意味着越多越好。从长远观点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极而言之，如果经济增长不涉及稳定性问题，社会就没有必要让经济学者存在。
　　
　　一、对比英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
　　回顾历史，人们或许会发现，有关现代经济及其增长的思想比现代经济增长本身出现得更早。早在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诞生前的一百年，英国学者就提出了从家庭个人的收入和开支的角度来解析社会经济的方法。一位名叫格利高里·金（Gregory King）的英国学者在1688年前后估算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各个行业和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虽然流传到现在的文献只是他的一些具体的统计数字和表格，但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计算中却包含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进步。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由成千上万的个人所推动和衍生的交换体系，芸芸众生为交换而生产，从交换中得到自己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国民经济不过就是这样的交换活动永恒不间歇的循环流。金在他的统计中，不仅计算了农业和工业的产值，而且计算了所有服务业的产值。他计算的产值，所依据的既是国民经济的各个职业或行业（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部门”）的收入，又是人们的家庭开支。“收入等于开支”、这个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中所坚持的恒等式原则在金那里萌发出来了。
　　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另一位名叫阿瑟·扬（Arthur Young）的英国学者按照金的思路又对英国经济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核算估计。这些材料，现在看来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现代意义上国民收入核算工作的代表。表1列出了这两位经济学家前后的估计（它们经过后来的经济学家的整理）。

表1 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国民收入核算

　　从这张表中可看到，当时的国民收入统计已经包含了英国社会经济的全部主要部门：农业、工业、商业、面向居民的服务业、住房业以及政府部门。按照这两位经济统计者的看法，这些部门都创造价值，给社会带来财富。农业是当时英国最大的生产部门，占了国民收入的近一半，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后半这一比重甚至还上升了，这反映出英国经济那时以农业为主，工业革命还没有大规模开始。不过，英国工业的比重那时也相当高了，占了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服务业中包括家庭服务，反映出那时英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即大量家庭（包括一些收入并不算高的家庭）雇佣家务活帮手。“政府”与“防务”分别列名，也反映那时英国财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政府或皇室如进行对外战争，其经费必须通过特别渠道筹措并单独开支。最后，我们看到，从1688年到1770年，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考虑到当时英国的物价水平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出现20世纪特有的持续通货膨胀，这个增长率接近于表示英国的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趋势。
　　结合后来的学者对英国历史统计资料的整理，从表2中可以看到，从工业革命前一百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二百年，英国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有些微的提高，例如，从1688-1770年的0.98%上升到1760-1870年的1.07%，两者相差不足0.1个百分点（按1%年均增长率，需要70年时间收入水平才能翻一番，或者140年时间才能翻两番）。而且，1870-1970年英国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的相对于前一百年的上升，主要不归因于产出的加快增长，而是人口增长的减速。总之，如果说，“工业革命的作用在于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个命题对英国历史来说显然是不正确的。

表2 近300百年来英国的人均产出（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

　　说明：“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等于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减去同期内人口年均增长率；表2中1688-1770年数据得自表1。
　　
　　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在英国没有大幅度提高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但它很可能提供了促使英国在后来很长时间中获得持久经济增长的经济条件和基础。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才是重要的，这是可得自英国经验的启示。
　　
　　二、30年代中国出现过一场高速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学家从30年代起，按照国际标准方法开始了中国的国民核算统计研究。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就首推巫宝三先生对中国的国民所得（即国民收入）所做的研究。从30年代后半到40年代后半，巫宝三先生先后几次根据卷帙浩繁的、分部门的数据资料对中国的国民所得进行了归纳、整理、推算、汇总和修订。从表3中，可对巫宝三先生的成果略见一斑。
　　从这张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33-36年间，中国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8%，这是相当快的。如果在那几年中中国人口的增加速度不到2%，那么人均收入增长率便高达6%。而且，这个增长，主要地体现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重要部门上。但是，1936年后中国遭受日本的大规模侵略，全面战争对中国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因此，到194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总量上还有减少。从30年代到1946年，除了政府和金融业等少数几个部门有增长外，包括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等在内的重要经济部门都萎缩了，采矿和建筑业甚至大大萎缩了。总体上说，1936年很可能代表了中国经济增长在20世纪前半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中国经济全面健康的增长则是在20世纪的后半期，尤其是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

表3 中国的国民所得：1933、1936和1946年（亿元，当时货币单位）
　 

　　说明：原表中的一些术语已换为现在常用语（例如“营造业”改为“建筑业”）。另外，我们可注意到，在1933-36年期间，中国物价水平基本上稳定，恶性通货膨胀在1936年以后才在中国出现。巫先生在表中给出的1946年的统计数分别按1933年和1936年的固定价格计算，从而排除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另外，在汇率方面，1935年11月的货币制度改革，规定了法币1元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接着又在次年6月规定了100元换30美元的比价。
　　本文作者在写下上述这段文字的前后，听见周围的一些学者说，30年代中国出现过“沿海城市繁荣，内地农村凋零”的局面。作者也还听说过，30年代前后中国学界曾有一场有关农村经济与土地关系的大争论。虽然受到手头资料的局限，这里无法提供统计数据的佐证，但让我们相信“3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这个结论，出错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进一步说，“经济增长的短暂性”可由许多不同因素造成，“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是其中之一。
　　
　　三、从更长时间范围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度。虽然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前辈中国人一直以种植业为主，但他们依靠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度堪称为世界一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率。来自欧洲和阿拉伯的游客们曾对中国的财富和生产力称美不已。也许正是因为中原和江南地区的富庶与发达名噪一时，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时觊觎华夏腹地，甚至诉诸暴力，结果却是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富饶的土地和繁荣的文明吸引了世界许多地方的人民前来中国，连远在地中海的犹太人也甘愿跋山涉水来中国定居。
　　可以说，一直到200多年前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以前，中国的富裕程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1776年，世界工业革命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富裕，尽管那时他已经听说中国有许多劳工每日艰辛操劳其报酬仅够糊口。1794年，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或许还有些依据，因为当时机器和机器的创造物即使在英国也还未普及。但在随后的时间中，当外部世界、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在加快进步时，中国故步自封，出现了落后和人口贫困化的趋势。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858年写到，“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两年后，马克思在分析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时问到：“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 姑且不去介意那时的中国人所使用的是否是“最原始的织机”，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肯定已是如此的悬殊。到了1892年，恩格斯更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
　　由于信息隔阂等原因，我们自己对国际差距的认识似乎是不及时和不普及的。鸦片战争后，曾在江浙一带出任官职的魏源受林则徐的委托，调查研究西方各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写出了洋洋大观的《海国图志》。但是，他那时看到的似乎主要是中国与西方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所提出的政策主张也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治标之言。19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有些政府官员和留学生被派往欧美，他们带回了一些见闻，有关“西洋富而中国穷”的片言只语渐渐见诸于一些文章家的口谈笔录中。也许除了东南沿海地带的居民通过海外亲属等渠道对外界形势略有所知外，大多数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尚不可能了解外部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改革倾向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虽然了解国外的情况，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越到后来越为中国的社会安定问题所牵制和局限，因为中国经济与国外的差距在一天天地拉大，而由此形成的对中国社会安定和民族统一的内外压力也在一天天地增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提出了要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国、实现现代化、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目标。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和发展经济的热情极大地迸发出来。50年代的中国虽然未能与欧美和日本进行广泛的经济贸易交流，但得到了当时苏联的大量技术援助，一大批大工厂建立起来。但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又一次地走过了一些弯路。尽管大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与周围的一些经济体相比较，建国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原与它们差不太多，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差距已十分明显。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时，特别提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他设想，到2000年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换算为美元可达到1000美元。两个月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1992年初春，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特别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了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下的大规模现代经济增长。
　　在开放中建设经济、追求发展，这在中国近300年来的历史中是罕见的。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不论是看物质基础还是人力资源，中国现在拥有为快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一切良好条件。摆脱贫困、奔向小康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共同努力的目标。
　　
　　四、购买力平价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
　　比起煤产量、钢铁产量这些指标来，各国的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这类统计指标在使用上有不可比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有关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总是由各国国内货币价值来表示。如何能够使各国的收入或产值相互比较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各国货币之间的市场比价来进行换算，即用常见的汇率折算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存在缺陷。同样的物品或服务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着非常不相同的价格水平，这使得同样多的货币单位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购买到实际总量不等的物品和服务。为了消除价格差异带来的这种影响，3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发明了叫做“购买力平价”的办法。“购买力平价”的含义是：事前确定好一组物品和服务，例如若干单位的食品、衣物、住房、交通量和水电气的消费量等，在使用（比如说）英镑的经济中计算出购买到它们所需的英镑数量，在使用（比如说）法郎的经济中又计算出购买到它们的法郎数量，然后两者一相除，就得到英镑与法郎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这个汇率显然很可能不同于市场汇率。
　　30年代，从属于当时国际联盟之下的国际劳工局（现在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前身）开始运用这个方法来比较各国的工资水平。碰巧，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那时准备在欧洲开设工厂，希望了解各国的实际工资水平从而有助于公司确定适当的工资政策。福特公司资助了国际劳工局的研究活动。当时这项研究仅只限于一些欧美国家。但即使这样，该项国际比较研究计划也受到了一些政府的反对。例如，上台后的墨索里尼发现意大利被排在了国际比较表中的一个靠后的位置，认为这是对该国的一种“国际侮辱”。其他一些被排在较低位置上的欧洲国家也觉得难以接受这种国际比较。研究计划最后被放弃了。直到70年代，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才重新组织按“购买力平价”原则对各国收入进行比较研究工作。现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每年的经济报告中都公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据此进行排位。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市场汇率和现价计算，199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546人民币元或790美元，但按购买力平价则达到3220美元或13825人民币元（这里隐含的人民币/美元汇率为4.29）。这表明，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比国内统计所显示的要高，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也要高。国际上许多关于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计算都是依据这种购买力平价方法。
　　同时，不可不提的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按照国内统计进行的计算。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87年时为1170国际美元，1998年时为3220国际美元，11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9.6%。扣除这期间国际美元平均每年的通货膨胀率3%，上述增长率降低为6.6%。这显然低于按照国内统计得出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从1978到1999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9.5%，减去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1.3%，可得出中国人均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为8.2%。
　　用美元来表述人均收入增长目标，当初的一个用意可能是避免国内通货膨胀可能带来的干扰。但是，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不管是用市场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方法来测算，中国在过去20余年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国内统计方法的结果来说是较慢的。要全面解释这些统计方法及其结果之间的差别，需要进行很多分析工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使用国际价格指标来表述人均收入增长目标，这意味着多了一个参考系，进而意味着“增长任务”的完成受到更多的制约，对“增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更加重视稳定经济增长的条件
　　毫无疑问，在世界各地，“经济增长”本身已经成了某种广受欢迎的“物品”。而且，正因为如此，存在着巨大的诱惑去提出高增长目标，这至少在客观上有助于鼓舞国民士气。
　　学者们赞成追求高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不会因为同意说“经济增长是一件好事”，接下来就赞同说“经济增长速度越高越好”。
　　一个理由是，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而且，一旦在高速经济增长基础上发生一场衰退，其对产出或收入的负影响将可能大于前期经济增长的成就。
　　让我们做一个类比的设想。第一年时，一国总产出或人均收入为100货币单位，第二年，经济增长了10%，第三年，经济衰退了10%。问题：第三年末时该国总产出或人均收入相对第二年和第一年有何变化？
　　粗略一看，答案似乎是第三年的衰退抵消了第二年的经济增长成果，等于说这两年期间该国没有任何经济增长。但正确结论是，第三年的衰退不仅抵消了第二年的经济增长，而且使总产出或人均收入倒退到不如第一年的起始水平。
　　简单的算术表明，按上述设想，第二年末时的产出或收入水平为110货币单位（100*10%），第三年末时的产出或收入水平为99货币单位（110-（11=110*10%）），显然，99小于100。反过来说，上述关系也可表述为：一年衰退10%，下一年即使增长10%也达不到衰退前的产出或收入水平。
　　结论：只要存在衰退的可能性，经济增长进程就可能是“进两步，退一步”，或者换句话说，“退一步”的价值损失含量可能相当于“进两步”的成果，或者更准确地说，“退一步”所抵消的不止是“进一步”的成果。
　　前面说过英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低水平，但却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看来，关键还是经济增长的持久性。
　　经济增长的持久性也就是稳定性，用现在更流行的话来说，即可持续性。
　　5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经济学者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这些成果，有一种误解，以为它们是关于如何提高一国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实际上，许多成果是关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在什么条件下会达到稳定增长态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的美国学者罗伯特·索洛及其学术著作正是其中一位代表。
　　一国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率，其实用不着多少来自经济学者的意见。实践者们知道，要提高经济增长率，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增加储蓄和投资。对这个问题，经济学者们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他们可以告诉实践者，仅仅依靠增加储蓄和投资的办法来提高经济增长率是行不通的，储蓄和投资的增加本身也是有极限和副作用的。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或可持续性问题，说到底，就是经济增长的行人们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或约束条件。如果不受约束条件的约束或制约因素的制约，行人们可做任何事情，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经济增长的任务，不会出现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也不会有现在的“新经济”，当然，也不会有经济学者存在之理由。正是从经济学观点看问题，中国在新千年之初加入WTO是好事，但经济学上的好事绝不是一件无条件的好事。中国加入WTO，获得了新增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也会面临新增的制约因素或约束条件，协调好国内既有的制约因素与新增的国际制约因素，不让矛盾在两者的夹击中激化，这恐怕是促使中国经济增长避免再走一次“之”字路线所需要的。

（中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