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有机会在长安讲坛上汇报一个的题目:“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新格局”。这个题目本身就囊括了现在都在大家都在反复讨论的“三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习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围绕这个主题，我今天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新发展阶段。我称为两个大局观下的新发展阶段，我不想用一般文件语言去诠释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新发展阶段，而是想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两个视角来诠释新发展阶段。

第二个问题，新发展阶段必须关注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它的关键和本质特征是什么？为此我们做过一系列深入研究。现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很多，我认为可能并没有强调到真正关键的本质所在，在这里面我主要想谈一点我们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聚焦到最终主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制造业是关键。谈谈“十四五”时期的中国制造业发展会面临什么格局。    

一、两个大局观下的新发展阶段 

第一个问题，大局观下的新发展阶段。首先我们如何理解现在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觉得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诠释：

一是全球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出现严重困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债务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核心议题。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随着各大经济体不断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府部门杠杆率再创新高已成定局。根据历史经验，严重疫情的宏观经济后遗症会持续数十年，利率水平会大幅下降，量化宽松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全球经济困局愈发严峻，全球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未知领域，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框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是 科技和产业创新呈现出加速“革命”新局。2008年以来，全球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如今全球经济还是新平庸时代，经济亮点不明显，全球经济增长基本在2%-3%左右。上一轮科技革命尤其是产业革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看来新的高速增长还没有出现。新冠疫情以后，不论是商务办公还是社区和政府治理，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制造，都在信息革命、数字革命、数字化技术的推进下加速发展。比如云服务、在线办公，以前我们在线召开会议很少用，现在基本成为常态。现在的网络疫情管控、社区隔离、健康扫码等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在生产制造中的机器人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变革，同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工业互联网也好、云制造平台也好，现在都得到了广泛应用，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二个方面。

        除了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大变化，绿色化革命。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是人类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共识。习总书记提出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短期来看对经济增长和减少碳排放是有压力的，但是这个目标必须要达到。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问题上，是全球共同采取行动直面挑战、加深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本要求。中国2019年碳排放总量达98.25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8.8%，而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大概是五分之一，中国GDP占全球GDP只有17%多一点。从达峰到中和，中国只有30年的时间，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都经历了50-8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碳减排曲线会更陡峭。能不能实现？关键还在于技术革命的革命性力量。总之，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至少是两个大方面趋势，一是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另一方面是绿色化。

第三是生产和贸易的实体经济面临重大变局。由于全球经济治理困局加上技术变化，导致了生产和贸易的实体经济面临着重大的变局。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直接体现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使产业链和供应链都面临调整或者说需要重新布局、重塑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产业链和供应链让实体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局，根源还是要追溯到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新冠疫情冲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全球生产分工的内化趋势明显，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国际环境的不定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疫情等外部冲击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一方面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另一方面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各国更多开始强调自主可控，选择转向“内循环经济模式”，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

具体而言，比如WTO的变革，以前我们与世贸组织谈判WTO的条款不太适合数字经济，现在数字经济占比越来越高，所以WTO需要变革。又如，现在拜登推出全球最低15%的所得税税率，也会极大影响企业在全球生产环节布局的区域选择。以前哪个地方税率低，企业就会把它的总部甚至关键税源地设在哪里，因为当地有税收优惠。现在设立了全球最低15%所得税税率就避免了这种情况，避免相互靠低税竞争来拉企业。现在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签署这个协议，肯定会影响我们的产业链。

第四，也就是最后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在国际力量对比政——国际力量对比步入了深刻调整格局，这个格局最典型的变化就是经常提到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GDP2016年占全球比有14.84%，到2019年占到17%点多。我觉得这种GDP总量变化，还并不能很好的反映中国力量的崛起。如果从制造业角度看，中国自2010年以后，就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单纯从制造业增加值的量来看，我们的制造业已经实现了伟大复兴。1750年中国制造业占比是全球的30%，后来由于我们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沦落为落后的农业国。新中国刚成立时，毛泽东曾经讲到我们现在能制造什么？我们能生产桌子、能生产椅子，但是拖拉机、汽车一辆也生产不出来。当时我们的制造业处在低谷状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从2010年以后，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变成全球第一，到2019年我们的总量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三者之和。但是虽然我们的量很大，但是并不强，关键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我们还不具备。现在我们有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这对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作用非常大。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兴国之器、立国之本，尤其对大国来说制造业的地位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少可以从实体经济、宏观经济治理金融、科技进步和国际力量对比等四个层面来看到这种变局。接下来的问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百年未有大变局作为一个外部环境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有巨大影响，所有要统筹这两个大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什么过程呢？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百年目标的规划，2020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2021年到2050年是新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我们的战略全局。这个战略全局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说有几个关键节点，分别是“十四五”节点，2035年一个节点，2050年一个节点。

2020年中央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的规划建议，对2035年节点目标说的很详细，从经济数据来看，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句话是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来的: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到205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了，我们又把这个目标规划提前了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35年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十四五”的经济增长是什么样子？到2025年是什么地位、到2035年是什么地位、2050年是什么地位，我们需要做一个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去年我们做了2020年到2050年潜在增长率预测。我们知道潜在增长率预测有很多模型，这个是基于劳动力、资本、技术做的各种变量的预测，这个就不展开谈了。最后预测结果是，2020年潜在增长是6%左右，然后逐年下降，直到2050年能保持在3.3%左右。

第一个是在“十四五”期间，我们预测大体能保持年均5.5%左右的增速，至少是5%到5.5%，如果能实现这个潜在增速，我们在2025年之前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来看中等收入门槛应该是人均12300美元左右，只要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以上，就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这是第一个关键节点。

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叫陷阱，是因为二战以来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跨越这个陷阱。真正成功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只有十多个经济体，所以说它是一个陷阱。对于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伟大关键的一步。到2035年我们要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收入水平，人均GDP需要达到23000美元以上。按照我们测算，在未来2025到2035间中国经济还有4%到5%的潜在增长率，只有实现了这个潜在增长，中国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到2035年，按照汇率算，我们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2035年到2050年，我们实现了3.3%到4%的潜在增长率，我们的人均GDP还会比2035年再翻一番，最终建成设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想把两个大局结合到一起来谈。这个新发展阶段是在未来3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叫做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国现代化最关键的冲刺30年。这30年要跨越三个节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人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确确实实从经济发展角度、从人均GDP水平看到了一个新阶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化很大，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看，双方统筹在一起是一个新发展阶段。

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理解的新发展阶段，新阶段环境在变，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去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就是新发展格局，它是作为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战略提出来的。

1.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与本质特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了强势逆流，我们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太适应了。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市场在萎靡，你还要“两头在外”也不现实。中国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也有超大的市场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国内大循环为主。所以“十四五”规划专门把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发展格局作为关键点。

      新发展格局不只是要适合国内市场的发展战略，在“十四五”规划前言里说得很明确，它是整个新发展阶段的整体战略。从去年5月份提出新发展格局这个词以后，刚开始学界对它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刻，多用“双循环”替代新发展格局。我个人认为，用“双循环”去概括新发展格局或者标识新发展格局是一个误判，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表述。因为我们提出来的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而“双循环”没能体现出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层内涵，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双循环”这个词很有号召力，表述起来也琅琅上口，但是内涵上却丢掉了一大块。

      还有一个问题，单纯按照数量来看，我们早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2006年我们的对外依赖度是67%，到现在已经降到了32%。另外，既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就忽视了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国内学者特别喜欢用“双循环”，而国外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把新发展格局说成是中国在主动与国际脱钩，因为你是内循环为主体。实际上他们是忘了我们后面那句话：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知网上搜索到“双循环”这个关键词的学术文章达到2848篇，而提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有65篇，提到新发展格局有40篇，说明大家都喜欢用“双循环”。但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表述或者是只表述了新发展格局内涵的某一个方面，它很难全部概括。另外一方面，也不能错误的把它和与国际脱钩联系在一起，这样又把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层内涵丢掉了。实际上，用简称，就直接提新发展格局就可以了。

      新发展格局是一个仅经济现代化战略和路径，这实际上是对我国长期以来依赖的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的修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我们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获得贸易利益、规模经济、技术外溢效应实现了经济赶超，但这种战略存在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到一定阶段只有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增长型经济，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内需潜力，最终才能真正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另外，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因为我国也具备了这样条件。2019年我国GDP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已经形成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

      从生产供给角度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2019年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如果把人均收入在中间收入组水平以上住户作为宽泛的中等收入群体，有5亿到7亿。

        为什么“双循环”不能概括新发展格局内涵？习总书记讲了以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句话以后，今年1月11号在省部级干部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又专门对新发展格局做了非常全面的阐释。他说了关键两点，一个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另一个是新格局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为什么用“循环”这个关键词来谈经济新发展格局？我们学经济的都知道，循环这个词是一个很全面或者说是经济活动表示的本质范式。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分工和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的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工作的八字方针——“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其中“巩固”的是“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增强”的是企业活力，“提升”的是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畅通”就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当时就在谈循环。我认为新发展格局是在新条件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深化和拓展，是在国际循环遭受逆全球化影响，在全球需求萎靡的背景下提出的新发展战略。

        如何能把习总书记说的话在逻辑上穿起来或者说能够反映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我构造了一个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阶段——模式——动力”三位一体逻辑。

        首先，基于现代化阶段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入到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如果基于罗斯托现代化“六阶段”划分，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社会跨越了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实现了起飞、完成了向成熟推进，开始从大众高消费转向对生活质量追求的现代化阶段。把起飞前准备、起飞和向成熟推进这三个阶段界定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而大众高消费和对生活质量追求这两个阶段可认为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步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基于传统工业化“五阶段”的划分，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这个新发展阶段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高质量工业化阶段。

        其次，基于经济现代化模式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突破核心技术“依附性”、具有“替代性”的一种现代化模式。 按照格申克龙的“大突破”理论，一个国家现代化利用“后发优势”，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现代化模式，要具有“替代性”，要对先进国家经济现代化模式相应内容的“替代”。对于我国而言，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虽然利用了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的“后发优势”，但也会产生对先进国家的在技术、贸易和资本等方面的“依附关系”、其全球生产分工地位往往也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后发劣势”。如果不能有效地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有效突破这种“依附关系”，其现代化经常有可能停滞或者被完全中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种“依附关系”不能突破的一种体现，或者说必然结果。

        所以，我国现代化模式的核心战略需要突破以前的低成本或基于低成本模仿性创新的局限性。我们需要突破没有核心技术的后发劣势，突破对国外核心技术的依附性，开创新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在于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恰恰印证了这么一个战略转型。从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利用后发优势的战略转向一个高水平自立自强为核心，突破对核心技术依赖性，避免我们后发劣势的新战略，这就是它的本质特征。我们要把后发优势发挥最大化，同时要避免后发劣势，突破对核心技术的依附性，就要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要创新。

        最后，现代化的动力动力来自哪里？基于经济现代化动力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以创新驱动济循环畅通无阻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我们是大国经济，国内大循环这么大的量，要利用大国经济优势自主创新，驱动整个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的高水平自立自强，从而进一步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比如说芯片是核心技术，我们的依附性很强，人家会卡我们的脖子。实际上不仅仅是芯片，我们基于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形成的整个产业基础都是短板。拿制造业来说，我统计过十大先进制造业，工业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先进技术基础和行业共性技术基础大概有682项是卡脖子，绝不仅仅是芯片问题，每个芯片前后甚至就是一个产业链，所以急需我们去突破。

        一个核心是要找到动力，或者还需要找到新的比较优势。如果以前后发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现在看大国经济是我们新的比较优势，要基于这个比较优势来寻找创新点。库茨涅兹在其《各国的经济增长》按人口将所有样本国分为22个大国和35个小国，实证分析结果是在同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下，大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占比份额比较大。——钱纳里等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揭示了了大国和小国在发展格局上的差异：虽然大国和小国在发展格局上可以归结出许多不同，但大国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特征是由于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巨大，可以体现出更多地内向化的倾向。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可以基于超大规模经济的大国优势来寻求内循环为主体的创新优势。

        回到刚才说的，国内大循环为主已经是主体，我为此还专门做过一个复杂的计量分析。基于GDP的分解，2014年中国GDP为10.398650万亿美元中，依赖于国内循环的GDP为9.389700万亿美元，占比为90.30%，依赖于国际循环的GDP为1.008950万亿美元，占比为9.70%。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依赖于国内循环的GDP占比中国排在第5位，仅低于美国、巴西、日本、印度，但高于韩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实际上，新发展格局强调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仅是指甚至主要不是指GDP在数量上主要来自于国内循环，而主要是指经济增长在质量上依靠国内经济循环，这至少有三方面含义：

        第一，新发展格局是以高水平自主创新为主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发展格局。当然，我们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国际相互交往中促进自己的自主创新，而不是封闭起来关上门搞创新。搞科技创新没有国际交流肯定是不可能的。

        第二，新发展格局是持续扩大内需为主的不断做大经济循环流量的新发展格局。

        第三，新发展格局是发挥国内大循环主导作用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现在提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但是这个双循环一定是国内大循环在起主导作用。以往我们通过广交会搞出口，现在上海又搞进口博览会，我们要发挥自己的大市场优势，依靠自己市场的内需扩大，为全球经济带来动力。

        总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绝不能仅仅停留在量上，而应该重视以上这三个层面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本质特征是高水平自立自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战略或者经济发展战略，以上我的分析就把这三句话的逻辑性梳理清楚了。

        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循环，关键是完善内需体系。这要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这包括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中国要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积极探索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流通体系，等等。

        二是加快完善科技和产业创新体制机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包括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深化产业创新体制改革，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解决“脱实向虚”结构失衡；把握智能化、高级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不断推进产业创新和产业融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这包括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导向；健全通过劳动、资本、土地、数据、技术等生产要素获取报酬的市场化机制；继续推进减税降费，加强对居民收入的减税、退税力度；加大再分配力度，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机制，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水平，促进共同富裕。OECD国家数据表明，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再分配把平均基尼系数缩小了35%，等等。

        四是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挖掘国内消费潜力，在新型城镇化中加快消费转型升级、塑造新型消费体系。这包括：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构建政府自身消费与社会性消费、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三方面平衡的消费体系，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依托公共消费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多措施大力促进消费数字化转型；加快完善有利于新型消费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等等。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扩大内需，不仅仅是消费，投资也很关键。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靠投资驱动，但是投资的效率已经越来越低，一定要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但并不意味着未来新发展格局不需要投资，投资一定是有效投资，我们需要重点投资民生领域、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包括疫情以后发展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建设等等。升级型就是我们说的创新和产业升级，三新：新业务、新产业、新模式等等。

    这里我想引申讲一点升级型投资。原来人们都说中国是基建狂魔，靠基建促进经济增长。未来基建正从传统基建转向新型的基础设施，叫做新基建。所谓新兴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七大领域，比如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新能源和高铁。这些在“十四五”期间有匡算，至少需要30万亿以上的投资，加上疫情等一系列因素的冲击，所以投资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拉动仍然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基建仅仅是七大领域。新基建这至少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新型基础设施则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所谓新型工业化则是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叠加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要求，是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产生和应用的结果，新型基础设施既包括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和新能源基础设施，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后的设施。二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支撑高质量城镇化战略，“新基建”一方面布局全新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绿色技术与交通运输、能源水利、市政、环保、公共卫生等传统城市基础设施进行融合，同时还包括建设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之间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以及各类其他公共设施。

        强调新发展格局，它的核心在于“十四五”期间非常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甚至把安全问题提的很高。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没办法保证安全。要强调国家安全体系、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等一系列内容，都在这里面得到体现。新发展格局强调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要解决卡脖子问题，保证我们的经济安全。除此之外，“十四五”规划也强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等。 

1. “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制造业发展关键是创新。“十四五”规划把创新放在最前面，中国的创新能力这些增长很快，我国的创新指数从2005年的100快速增长到2019年将近300。但是，科技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从创新人才看，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科技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迄今为止我国只有1人次获得；日本企业中高级技能工人占比40%，德国高达50%，而我国高级技能工人占比进占6%。而德国、日本制造强国则占比到50%；从研发投入看，2019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2143.6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2.23%，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335.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占比重分别为6.0%。但是，发达国家一般要15%以上。所以“十四五”规划提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另外，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还有待完善，尤其是对重大的前瞻性战略性科技项目和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还缺乏前瞻性、科学性评估制度，缺乏微小卡脖子技术环节的有效的攻关体制。作为跨越产业化“死亡之谷”、实现科技和经济联通的桥梁的科技服务体系还比较落后。

        从产业发展看，这次“十四五”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

    这次对产业发展提了几点：第一，实体经济。第二，制造强国，这是很关键的两点。我认为实体经济分三种，最核心的是制造业，但是能源、建筑、农业也算是实体，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我们也可以把物流、科研服务放在实体经济里，这是最广义的。但是在三产里面一定要把金融和房地产拿出去，实体经济对应的虚拟经济就是金融和房地产。房地产里面的建筑业已经拿出来了，所以说房地产本身就是金融的衍生工具，它完全依靠金融。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年虚拟经济占比越来越高，实体经济无论最核心口径的制造业还是最大口径的实体经济占比都在下降。现在最高的虚拟经济占到15%左右，金融增加值占到8%点多，超过了美国金融危机时的占比。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全国GDP的7.8%，所以我们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这些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有很大变化，制造业占比逐年整体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我们认为总体合理的，因为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三产占比越来越高，二产占比越来越低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是问题是制造业占比下降较快，2011年制造业占比是32%，到2020年下降到26%点多，短短10年甚至不到10年就下降了约6个点。和全球比较，制造业下降6、7个点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制造业占比问题是好是坏，理论界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制造业本来就应该转换和占比下降。

        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在融合，制造业服务化或者服务型制造业。这就有一个统计的问题，哪些属于制造业？企业原来做制造业，统计为制造业，但是现在承包的服务越来越多。如果企业只做销售设计，把制造环节包出去，这时候它就变成了服务业。很多制造业把原有归到别的地方的服务环节收回来，统计为服务业，所以也和这个有关。另外服务业的价格也有统计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说，刚才提的从大到强，现在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仍然很大，但是还缺乏最核心的制造业关键技术，所以必须从大到强去转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15年国家提出搞制造强国，搞了五大工程十大领域，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客观来说真没有多少补贴。建设制造强国是我们发展的关键点，我们抓对了方向，美国担心中国在这十大先进领域超过他，所以才反过来打压你。现在我们提出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方面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在总体战略导向上，要弱化“对标”或“赶超”，强化突出通过统筹部署构筑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二是在总体发展思路上，弱化重点产业和领域选择，突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通用技术创新能力、工业基础能力的提升。

        三是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突出既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和能力提升又具有竞争中性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四是在具体重点任务上，在强调技术创新导向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同时，更加突出管理创新导向的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品质革命。

        关于“十四五”规划，对制造业发展提出了以下几方面要求（1）总量要求：遏制“去制造业化”的“脱实向虚”趋势，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2）安全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3）发展要求：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4）关键要求：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5）布局要求：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这里面内容很多，我着重谈三方面：

        一是制造业比重稳定问题。虽然这些年我们的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直线上升，从1990年不到5%快速到2020年占到30%多，但是到2011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国内GDP占比例逐年下降，最后一个高、一个低，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剪刀差”。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国内占比和全球占比基本都比较稳定，不存在交叉问题。由于中国的崛起，美国总体占比略微下降，日本、德国世界占比也在下降，但是他们的国内占比大体稳定。我们确实存在过快下降的过程，所以“十四五”规划强调要稳住。从长远看还会下降，我们希望“十四五”能稳住在26%左右。没有一个基础的量，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大国，将来质的提升也无从谈起。

        二是关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问题。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提升产业链水平。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求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是两个链，都依附于价值链。理解产业问题需要理解价值链，价值链是最核心的经济理论基础。产业链则表示为按照价值链分布的各企业或者实体之间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和时空分布形态，涵盖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的全过程，是产业组织、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的统一；供应链则是与价值链对应的从物流供应角度描述的企业或者实体之间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和时空分布形态，是产业链物流的动态实现。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指一个国家推进其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的过程。为了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创新生态，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的基础性作用，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逐步探索适合不同企业的向高附加值环节拓展的产业链水平提升路径，包括生产者驱动路径、购买者驱动路径、“隐形冠军”驱动路径

        三是产业基础再造问题。产业基础能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的保障条件和综合实力，具体体现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基础动力和基础软件等方面，从更为广义的内涵看还包括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计量、标准、认证和检验检测）、配套能力、制度环境和硬件基础设施等方面内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基础能力，是指一国所具有的支撑产业参与和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性条件和力量。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水平从低到高、增强产业价值链攀升的基础性条件和力量的过程。可以看出，没有产业基础再造提高产业基础能力质的提升，就没有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质的提升，也就没有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没有制造业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简单总结概括一下我的研究。我谈了新发展阶段的制造业发展新格局，这是一个倒三角结构。首先从两个大局角度，包括经济增长测算来说明新发展阶段是什么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一定要有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新发展战略就是新发展格局。对新发展格局有一系列的阐释，其核心关键是畅通经济循环无阻，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创新离不开制造业，制造业是最关键的产业，服务业要围绕制造业去创新，未来“十四五”期间，制造业要构造基于创新驱动的有大到强转变的新发展格局。

    因为时间问题，我谈得比较快，在座的学生和老师有不同专业背景，可能理解上有差异，还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