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在本期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与大家做一次交流，今天我报告的主题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需体系与改革开放”。

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经济已进入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将面临新的挑战，也存在不少新的机遇。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反弹，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但复苏是不均衡的，且仍面临不少困难。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

第二，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畅通国际、国内循环，之所以特别强调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因为目前的内需体系中，供给和需求存在不少错配的地方。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实现需求和供给之间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第三，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需要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把中国经济中一些短板尽快补上，在需要跨越的关键环节实现大的跨越，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比较好的基础。

一、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外环境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我国的四个全面战略部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顺利实现后，“十四五”期间就要自然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至少有几个维度，一是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比重在上升，或者说是东升西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比迅速提高，特别是中国GDP的总量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2/3。中国和美国GDP规模差距在缩小，引起了美国国内两党的一些忧虑，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是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整个西方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不断上升。在发达经济体中，特别是美国贫富差距比较大，它在全球化中得到的收益，在国内的分配并不均衡，中低收入阶层获得的收益份额在相对缩小。西方国家一些政党通过民粹主义者支持上台执政，政治激化、族群对立与社会撕裂加剧。

三是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美国先是“退群”，退群以后要组建“新群”，在组建新群过程中加入了所谓“毒丸条款”。WTO改革面临着停滞。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既面临重组的机遇，也面临着重大挑战。

四是全球科技格局面临重大变化。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中国能够迎头赶上，我们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我们跟不上这个步伐，就会落伍得。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不少非经济因素的冲击，世界经济进入低迷。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形成了制约。

但是中国经济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优势，同时面临一些新的机遇。

第一，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尽管有些跨国公司开始在东南亚布局一些生产厂家，但主要是一些中低端的产业在向东南亚转移。跨国公司中高端产业要占领中国的市场，不少采取的是“中国+1”的战略，在中国之外，比如在东南亚再设一个工厂，来规避中美经贸磨擦加征关税的不利影响。因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工厂和布局不会轻易舍弃。

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中国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有2亿人左右，未来15年如果每年有大专及以上毕业生800万人以上，15年中将有1.2亿以上的毕业生加入就业市场。当然未来15年，每年还有一部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面临退休。总体上看，2035年中国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可能有3亿人左右，人力资源较为丰富。尽管有些教育质量还不够高，还要进行再教育、再培训，才能跟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如果把这3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调动起来，把科技创新的潜力都挖掘起来，破除阻碍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中国经济是可以延续持续发展的。

第三，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处于创新突破的前夜。全世界都在攻关，中国在个别领域处于领跑的地位，有可能在某些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中国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大部分仍是跟跑，少数并跑，个别在领跑，跟美国科技的总体差距仍然比较大，特别是原创性成果的差距明显。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变革中，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样一个在某些领域可能迎头赶上的机遇，着力强化基础研究，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面临新的挑战，也有新的很大的发展机遇。中央提出要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针对全球疫情冲击短期的应对之策，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背景下，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这张图反映了主要制造大国在全球货物出口中的份额变化。2016年，中国在世界总出口份额中接近14%，美国9%左右，德国8%左右，日本4%左右。中国货物出口份额占据全球第一，且远高于其他经济体。2018年、2019年特朗普政府发动中美贸易战，中国出口在世界的份额仍维持13%左右的水平，虽然有小幅下降，但仍处于高位。

这张图显示出主要制造大国货物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货物贸易依存度最高的是德国，70%左右。德国的贸易依存度为什么会这么高？一方面因为德国人口只有8000多万，国内市场有限。德国的GDP规模大概3.8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约为2.7万亿美元，德国贸易依存度远高于中国。中国最高的时候是在2006年，贸易依存度63%。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贸易依存度逐渐下降，从2006年的63%降到了2019年的32%，现在略高于日本的贸易依存度。日本贸易依存度29%左右，美国20%左右。美国经济更多依靠国内消费市场，所以它的贸易依存度只有20%。

中国的出口份额在全球虽然很高，但是贸易依存度已经明显下降了。而同期的德国贸易依存度，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从70%下降到60%，金融危机之后德国贸易依存度很快就恢复到了70%的水平。如果从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中国、美国、日本这三个制造业大国，目前主要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德国的贸易依存度是持续比较高的，它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但国际循环占比很高，在主要制造业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张图显示中国支出法GDP的结构变化。目前净出口占GDP比重只占到1%左右。最高的时候在2007年，达到9%左右。如果看投资率和消费率，目前我们确实是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净出口率只是一个核算方法，尽管只有1%，但是不能否认出口对中国经济及其重要的作用，出口对中国经济重要作用远远超过净出口率1%所表征的水平。通过出口和进口大循环可以提升GDP质量，企业通过进出口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了解国际通行规则，了解全世界不同地区人们的需求差异，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张图显示G7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发展中经济体在新冠疫情冲击下GDP下滑程度的差异。图中纵坐标为每个国家在疫情冲击最严重季度时GDP同比下降的幅度（中国是2020年一季度，其他国家都是2020年二季度）。这个图的左半部分是G7国家，2020年第二季度在疫情冲击下GDP下降幅度最大，三季度降幅已经收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制造业在经济中占比越高的国家，受到疫情冲击越小。比如G7国家中，英国的制造业占比是8.8%，制造业占比很低，二季度GDP同比下降21.7%。由于疫情对服务业冲击大于对制造业的冲击，服务业大幅度萎缩，服务业占比高的国家，当然会受到疫情冲击较大，而制造业占比高的国家受到冲击较小。

在G7国家中，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占比高，20%左右，它们受到疫情冲击相对较小。德国二季度GDP只下降了11.3%，日本只下降了9.9%。而意大利、法国、英国GDP下降幅度较大，下降18-21%。但是美国略微有点例外，美国虽然制造业占比只有11.2%，但是它的GDP只下降了9.1%，并没有下降到像法国、英国、意大利这么大的幅度。因为2020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2020年5月份特朗普政府推出了3.5万亿美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与各个国家对疫情防控的措施差异也有一定关系。这张图有半部分为金砖国家，表现也类似。中国的制造业占比是27.8%，在金砖国家中制造业占比最高，GDP受到冲击最小。一季度中国GDP只下降6.8%，其他几个国家下降幅度都比中国大，特别是印度2020年二季度GDP下降23.9%，下降幅度是最大的。印度制造业占比按理说比巴西和南非高一点，但是它的经济为什么下降幅度比巴西和南非更深呢？这和印度在二季度经济封锁有关系。印度当时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所以经济下滑比较厉害。后来莫迪政府放松了防控，导致印度疫情大反弹，最近印度疫情略有好转。

总之这张图显示出，要建设经济强国首先要建设制造强国，如果不能建设制造强国，建设经济强国就失去了根基。

这次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将会特别深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份发布的最新预测，2020年整个发达经济体会陷入一个急剧的下跌。在疫情冲击下，如果有效疫苗能够在2021年初上市，世界经济有望迎来较大幅度的反弹。但这个反弹是在2020年经济有一个深度下跌情况下的反弹，它并不代表经济可以恢复到很高的水平。比如，2021年一季度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下降了6.8%，基数起重要作用，所以如果202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同比二位数增长，我们不要因此对形势产生误判。

再比如，以图中欧元区为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欧元区将下跌8%，2021年会上升5%多一点。在平常年份，增长5%是高增长，但这是在前一年大跌情况下增长5%，实际经济规模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假如2019年疫情前欧元区GDP规模为100，2020年跌8%后GDP规模就变成92，到2021年再增长5%，GDP规模最多就是97。也就是说，到2021年年底欧元区经济规模达不到2019年的水平。2022年如果进入低增长，还是达不到2019年的水平，那就有可能要多年后仍难以达到2019年的GDP规模。因此，扣除物价指数变化后，发达经济体经济规模要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可能要努力多年。

这张图上显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日本经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日本经济下跌最厉害，下跌接近6%。假如说2008年日本经济规模是100，到2009年就只剩94了，2010年它上升了4%，GDP规模接近98，仍达不到2008年100的水平。2011年日本是零增长，2012年日本只有1%多点的增长，还没有达到2008年的经济规模，2013年稍微好一点，增长2%，才重新达到金融危机前2008年的经济规模水平，前后历经5年才走出泥潭。2020年疫情冲击下日本经济可能下跌5%，将把安倍首相过去五、六年的增长跌没了，或者说又需要多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的经济规模，可见疫情的冲击是巨大的。

目前，我们不能低估疫情后世界经济低迷对我国的影响，假如2021年疫苗研发和接种效果不及预期，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未来5年得的预测将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调风险。

目前全球确诊病例还在急剧上升，特别是美国疫情进入第三波的大反弹。欧洲疫情特别是法国和德国急剧反弹。印度和巴西近期有所好转，但是每天新增病例总数仍处于高位。法国、德国疫情反弹，导致近期欧元区服务业开始下行。目前疫情发展出现一个新特点，就是感染者趋于年轻化。早期感染者平均年龄比较大，现在感染者平均年龄迅速下降。原因是封锁放松了，人们警戒心也放松了，年轻人聚会比较多，造成大批感染者低龄化。当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疫情感染的死亡率已经出现明显的下降。原因一是早期医院收治有些挤兑现象造成死亡率比较高；二是随着治疗手段的提升，治愈率开始提高；三是年轻人自身抵抗力比较强，年轻人中出现不少无症状感染者。而老年人基础疾病多，疫情初期死亡率比较高。不管如何，对疫情发展的未来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国际社会对于病毒的了解还非常有限。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先例，1918年到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时期，第二年秋冬疫情再次反弹时死亡率大幅度提升，病毒的毒性更强了，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发展预示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下面我们看看当前中国经济的情况，中国经济呈现出了率先但不均衡的复苏。在2020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国货物出口远超预期，表现亮眼。中国疫情与西方国家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差，中国疫情主要是一季度比较严重，而西方国家主要在二季度疫情严重。二、三季度，中国出口大幅度增加，防疫物资出口增长较多。2020年5月美国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和救助法案，一部分救助中小企业，一部分救助中低收入阶层，这些刺激政策部分转化为对中国生产和出口的拉动，中国电子产品、居家用品出口有明显增长。这些都是中国出口增加的暂时性因素。2020年跨境电商的爆发式增长也促进了中国出口，预计欧美跨境电商和电子商务全年将增长30%以上。此外，2019年中美经贸磨擦导致对美出口基数较低，也是2020年出口增加加快的一个因素。2020年中国出口在全球中份额会明显反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提升了，但这是阶段性的，是多方面暂时性因素引起的，疫情过后不会持续提高。

目前中国经济复苏并不均衡。工业和服务业等生产侧恢复快于需求侧。在生产侧，工业恢复比较快，服务业恢复比较慢。在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恢复比较好，而制造业投资恢复比较慢。如果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不能提升，从企业决策的角度来讲，这样的投资宁愿不要，必须有回报才能投资。我们要在如何提高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上做文章。基建投资增速不及预期，2020年尽管有8万多亿元广义赤字，包括直达资金2万亿元（新增1万亿财政赤字和新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直达资金是中央财政直达县市基层，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基层运转的。但是直达资金在前一段时间执行进度偏慢，最近有所好转。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几乎是零增长。过去经济不好的时候，要基建来拉动，现在来看这也是很难的。因为基建好的项目不多，或者有些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没有太好的基建投资项目，确实也没有必要让它增长太快。今后财政支出要持续优化支出结构，更多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多用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因此，尽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好像没有达到预期，但与低效投资相比可能也是一件好事情。

总之，在疫情冲击下，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第一，通过实施“六稳”、“六保”政策，经济得到了率先复苏，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双胜利。但这是一个不均衡的复苏，且目前仍面临不少困难：一是海外疫情仍然在持续，未来发展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二是需求端恢复仍然滞后于生产端，国内有效需求有待释放；三是部分经营企业经营仍然非常困难，创新链短板亟待补强；四是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然比较突出，结构性失业制约民生改善，有一部分返乡农民工没有再回城，他们没有被统计到城镇调查失业中来，虽然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降到5.4%，但部分返乡农民工没有进入调查失业率统计中，所以我们对失业问题还不能掉以轻心；五是地方财力对于其事权支撑不够，地方财政普遍比较困难，保基本民生、保基本工资、保基层运转压力较大，在疫情冲击下地方财政压力较大。

二、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近年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在下降，源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且就业人口在2017年也出现了由升转降的拐点。

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当中占比达到最高点，接近70%。现在已经降到了65%，下降了5个百分点。2017年中国的就业人口达到了顶点，有7.9亿人，这几年开始持续下降。

从劳动力和就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来看，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持续下降，在“十四五”期间可能在5%左右，或者略高于5%的水平。到2035年会降到4%左右，到2050年降到2.5%左右。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但是即使这样一个潜在增速，要实现它也并不容易，每进一步都会非常艰难。对于企业来说是这样，对于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因为现在企业面临的是全球竞争，要想发展和生存就跟攀岩一样，每一步都不能出错。企业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生存会越来越困难。

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加快构建一个完整的内需体系。这个内需体系不只是时常讲的消费需求，那是比较狭义的内需。怎样能够扩大消费呢？除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是要提高收入；怎样提高收入呢？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要有技术进步，劳动者的素质需要提高，教育质量要提高，这才能够跟企业的需求相匹配。企业的创新能力上来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者技能也提高了，他的收入也就扩大了。这样再增加消费是可持续的，否则扩大消费是难以持续的。扩大内需，不管是扩大投资还是扩大消费，归根结底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提高生产率。

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目前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供需错配，需要着力化解这三个方面的供需错配，才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一个供需错配是制造业受质量、关键技术、要素市场发育不足影响难以满足需求。虽然中国是第一制造大国，但是我们的高端制成品供给严重不足，中低端产品相对过剩。中低端产品面临着东南亚、中东、拉美国家的竞争，高端制成品面临着供给不足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压力，两端挤压凸显了中国制造质量的缺口。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很大。国内基础研发投入占整个研发投入的比重只有5%，而发达经济体普遍在20-30%。高端产业“缺芯少魂”问题比较明显，工业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遭遇卡脖子之痛，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不足。技术和资本要素市场发展不足。资本要素对于技术支撑不够，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这张图显示中国制造业占比持续下降。在G7国家和金砖国家中，中国制造业占比是27%点多，是比较高的，但近年来持续下降。如果制造业占比过快下降，就会过早去工业化。一些拉美国家因为制造业占比过快下降，服务业占比很高，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十三五”时期有一个定量指标就是服务业占比，中美经贸磨擦发生后，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不能简单将服务业占比高等同于产业优化，实际上要看是现代服务业还是传统服务业，是否能够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否为高端服务业。

在主要制造业国家当中，近年来日本制造业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回流。并不是说发达经济体制造业一直是下降的，不是那么回事。

这张图显示从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到27%，但同期韩国制造业占比总体在振荡上升，目前25%左右。中国制造业占比已经下降到韩国2010年27%的水平。德国制造业占比相对稳定，22-23%，德国制造业占比持续二、三十年没有下降。所以并不是说成为发达经济体后制造业占比就一定下降。事实上，日本制造业占比在过去30年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而美国的制造业占比确实在下降。

我们要学习日本是如何保持制造业占比不仅未下降，还有所提高的经验。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搞贸易战，日本为了规避美国加征关税，把不少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但是它的研发环节和核心工厂仍然保留在日本。中国现在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向东南亚转移，这是适应市场规律的行为，无可厚非。但在向东南亚转移过程中，政府也可采取一些政策，激励民营企业把核心技术留在国内，核心工厂留在国内，不能说企业转走了，一下就变成国外企业了。中国要防止制造业空心化，防止过早陷入制造业衰退。

这张图显示德国、日本、韩国、中国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比，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长潜力非常大。如果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是1的话，德国接近于美国，日本大概在0.75，韩国大概在0.6，中国只有0.4。从1980年到目前已经持续了40年，中国TFP基本都在美国40%左右。过去40年中国TFP绝对值明显提高了，但是美国也同步在提高，导致中国TFP占美国比重未能提高，或者说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仍然很大。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要使全要素生产率继续提高，就必须有更多的自主研发。德国有很多隐性冠军企业，有大量的自主研发，日本、韩国有很多企业在搞自主研发。中国从“十四五”开始，也要把更多力量放在自主研发上。自主研发不是说不要开放，要在开放的同时实现自主研发。德国、日本、韩国都是非常开放的，但是它必须要有自主研发。

这张图显示全球供应链布局，以华为手机P30pro供应链为例，这是瑞银和日本技术实验室调研的结果。华为手机P30pro有1631个零部件，虽然在中国组装，但是有869个零部件（超过一半）在日本生产，有562个在韩国生产占34.4%，中国台湾生产83个占5%，中国本土生产80个占4.9%，在美国生产15个占0.9。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美国只生产15个，但是它的价值占比却是16.3%，价值占比是数量占比的18.1倍。因为这些零部件我们造不了，所以其价值可以抬得非常高。一旦我们能够自主制造了，其价格就会迅速下降。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最初的研发投入成本是很高的，特别是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及其成本，研发成功之后有高定价支持研发的良性循环也有合理性。但是如果技术总是被卡脖子，后期赚取的垄断利润仍可以维持非常高的水平。

针对制造业供需错配问题，要畅通制造业循环就要适应新型消费、关键技术、要素市场化的需求，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具体而言，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为抓手，逐步提高高端制造业占比：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提升高端产品比例，特别是新型消费品比例，推动中国产品的比较优势由成本节约优势转向质量领先优势，促进中国制造实现优质优价。要面向重点领域和重大需求，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对技术路线较为确定的关键“卡脖子”技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加快完善技术和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激发企业和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对公司信用类债券实行发行注册管理制。

第二个供需错配是高附加值、生产性、创新性服务业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国内服务业有巨大发展潜力，但是供给不足。高附加值服务供给不足：以科教文卫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业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供给品种和质量无法满足国内快速增长、升级的需求，导致需求外溢。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品牌策划、营销咨询服务业等发展不充分；金融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需求的匹配度不足。服务业本身创新发展不足：许多服务企业内部缺乏创新意识和组织体系，不少服务企业没有研发部门，造成服务创新不足，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针对服务业供需错配问题，要以开放、融合、创新为抓手，促进服务业扩容提质增效。要加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力度：除了加大财政资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之外，要加快科教文卫领域对内对外开放步伐，提升市场供给能力，满足高质量多元化需求。要加强服务业与农业、制造业融合发展：大力促进金融结构调整，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品牌设计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等现代服务业。大力推进软件服务、信息技术等关键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以创新培育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提升传统服务业专业化、规范化、品牌水平。支持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应用，推动技术工艺创新和深度广泛应用，鼓励平台经济、分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探索审慎监管和包容式监管方式，构建创新友好型发展环境。

第三个供需错配是收入水平低、收入差距大、杠杆率上升快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这个成就是了不起的。但我国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依然较大。目前美国人均GDP是6.5万美元，中国是1万美元。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两个主要大国。目前美国收入差距比中国还要大一些。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收入差距和美国收入差距都在0.45%以上，2011年后美国收入差距超过了中国。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必然导致资本获得收益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没有政策调节的话，收入差距会继续扩大，这也是西方民粹主义上升的重要原因。中国大力推动脱贫攻坚，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当前，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在优势尚未得到有效释放。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与其他制造业大国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市化会带来大量劳动力，但是进城农民如果没有享受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他们的消费潜力就难以得到释放，这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针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要持续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化配置，扩大有效需求。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提高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质量，实施“低技能失业者和低收入者大规模技能培训计划”，培训经费主要由中央财政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延长外来人口劳动年限；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都市圈与城市群发展：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盘活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坚持“房住不炒”政策定位，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与回落风险，稳定居民杠杆率，降低居住消费对产品和服务消费挤压。

三、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创新是三大动力。深化改革是根本动力，扩大开放是重要动力，促进创新是第一动力。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重点，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产权明晰了才能形成有效激励；二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尽快把要素市场化扭曲部分捋顺，释放出增长的新动能。

一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强化关键技术创新，实现结构性动态调整。在当前遭遇卡脖子之后，国企要发挥创新主导作用，创新引领需要国企发挥作用。另外国企在保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上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在保障社会民生和应对重大挑战时也能发挥特殊保障作用。国企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国企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让国有企业真正起到抵御宏观风险的托底作用。

二要加快资本和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关键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变革的机遇要能抢抓到手，不能错失这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变革的机遇，要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要双管齐下，一是充分发挥政府作用，针对卡脖子技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筑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网络。二是要赋予高校、科研机构更大的自主权，给予创新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显著提高基础研发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继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基础研发属于产品的前端研发，是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基础研究搞好了，自主研发才有后劲，未来才有可能获得更多诺贝尔奖。要大幅度提高人头费比重。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研发经费中人员经费占比普遍在50%以上，中国只有20%多。人头费占比太低会导致研发激励不足、人力资源浪费等严重问题，要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把人头经费占比大幅度提高到50%左右。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加快资本和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有机融合，全面实施注册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激发企业和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形成“硅谷+华尔街”式的创新促进强大激励机制。

三要促进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降低市场扭曲，释放改革红利。一是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城市圈和都市群发展。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这是“十四五”时期最大的增长潜力所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要打破土地要素错配，目前有建设用地的地方往往缺项目，有项目的地方往往缺建设用地，项目跟建设用地是错配的。改革就要打破这个错配，土地跟着项目走。要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跨区域交易机制，要扩大交易规模。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动，在保证耕地数量、质量的情况下，做好土地交易的监管，防止以次充好。比如深圳每年新增几十万常住人口，它的房价能不涨吗？只有增加土地供应，要给它更多住宅建设用地指标，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了，可以更多向西部跨省购买土地指标。建设与人口规模相匹配的住宅，住宅跟着人口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土地跟着项目走，要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人口、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全面循环畅通。如果人口与土地长期错配，必然导致有些地方房价畸高，只能采取限购限贷等措施，只有尽快把长效机制建立以后，限购限贷才能放松。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中，仍有大量住房需要新建，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仍然很大。从全国住宅总量来看，人均住房面积已经不少，但有些地方人口大量流出了，还建了大量住宅，存在严重错配。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入城市户籍，给他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子女基本教育的权利，使他们真正融入到城市里来，一方面可以延长他们的劳动年龄，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他们自愿放弃农村土地，农村可以集约更多建设用地进行地票交易，农村耕地也可以集约使用，逐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四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数据利用效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首先要确权，明确数据产权是谁的。众多APP都有自己用户的大数据，这些数据产权是谁的？要保护用户隐私，这是底线。对于违背个人隐私、违背国家安全的数据，是绝对禁止公开和买卖的。其他数据要确权，只有确定的产权，才能激励产生更多大数据，才能激励数据的交易，交易收益归属才能清楚。另外，有的数据可以不求拥有，但求使用，可以共享。在多个机构之上建立一个共享机制。

五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是最大的改革，要着力打造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美国在新签署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了“毒丸条款”，美国先退群再组群，《美墨加三国协议》中第32条规定，任何一方如果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都要允许其他各方在发出6个月通知后终止协议。美国尚未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是美国利用长臂管辖制约与美国有自贸协定的发达国家与我国签署自贸协定。目前中国在加快推进国内开放，比如设立了21个国内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外资企业在更多行业可以拥有100%股权，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国设点。自从中美经贸磨擦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力度显著加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十四五”期间就是要把这些文件落实落地，激发发展的巨大潜力。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力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尽早签署，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加快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沿线、覆盖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做了预测，这个预测相对乐观。IMF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2%，2022年5.8%，2023年5.7%，2024年5.6%，2025年5.5%，“十四五”时期平均5-6%。如果能够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预测的那样，我觉得已经非常成功了。当然比这低一点比如实现年均5%左右的增长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经济并不需要追求多高的增长，而是要追求健康稳定的增长，就是高质量发展。只要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则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为在稳健货币政策主导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技术创新不断突破，市场力量终将驱动本币趋于长期升值。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是必须的，但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以提高杠杆率为代价去扩大内需，而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供给质量，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国内市场，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才能实现未来两个阶段的目标。

今天就讲这么多，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