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会议主题“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我觉得议题的设置非常好。我经常说，经济学家不是持牌的金融分析师，不要对资本市场的短期行情发表任何看法，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情。在讨论制度建设时，要着眼长远性的和基础性的问题。如果受短期行情的影响，为救急而匆匆做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常常是不成熟的，而且会长期留下后遗症。
我国资本市场第一次救市发生在1994年，即所谓“三大救市政策”的出台，我参加了有关讨论。1994年上半年，由于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上海股市日益低迷，股指从1993年2月16日的最高点1558.95点，一路下跌到1994年7月30日的333.92点。在几个月内下跌80%。
7月28号下午，由证券监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上交所和深交所所在地方领导参与的一个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对待当时股市下跌的严峻局面。会议形成了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救市政策：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即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
1994年7月30日各大传媒均刊登新华社通稿《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报道了这个会议和三项政策。
新华社消息发出后市场反应强烈。1994年8月1日，上证指数以大涨18%跳空高开。买盘蜂拥入场。这一天，沪深指数大幅飙升三成。接下来的一周，沪深指数弹升幅度分别为104%和68%，人气骤升，沪深两市分别创下339.41亿元和122.09亿元的周成交金额新纪录。此后，上证指数从7月29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盘中最高的1052.94点，累计涨幅315.33%。
短期的救市政策，常常固化成为后来的一个制度性规定。比方说，三大救市政策中的第一条“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讨论时就有专家指出，行政性的规定“暂停”，就为“何时”启动制造了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且以后一旦股市下跌“暂停”就会成为惯例，限制了监管部门的抉择空间，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可惜，专家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有人统计，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的30年里，有6年是因为行情低迷而“暂停”了IPO。
有以上思路，监管部门又产生了要掌握上市公司发行的节奏的想法，认为如果股票行情不好，就不能IPO，行情好了，就可以加快IPO。看起来好像挺合理，但是由于是受行情的影响，思维就比较短期。这也导致了“审批制”无法进行改革。虽然“注册制”讲了很多年，但解决不了。可见1994年监管部门第一次出手救市，效果不是特别好。虽然短期股市上去了，但是制度性的后遗症还是挺多。
最近的一次救市是2015年，我个人认为，也留下了一些制度性的后遗症。在股市大跌的时候，监管部门匆忙提出“境外敌对势力”和“恶意做空”的概念。现在看来“境外敌对势力”查无实据。至于“恶意做空”对多数市场参与者来说也比较勉强。其实在推出融资融券制度安排的时候，就是允许市场做多，也允许合法做空。做多、做空都是一种市场行为，不存在善意和恶意。就像赚钱的动机是一样的，只要不违规，就不存在善意或者恶意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市场上也有一个说法——你没有办法辨别哪一块黄金是干净的，哪一块是不干净的，只要来路是合法的。所以“恶意做空”的事情出来以后，好像做多就是政治正确，做空就是政治不正确。现在市场上有观点认为，类似于“浑水公司”的做空机制，让市场去发现并惩罚恶意造假的公司，让这些公司付出代价，可以大大降低了监管成本。
现在只靠监管部门有限人力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法规上应该做相应的规定，允许市场机构出于合法的获利动机，通过市场的正当操作，清除资本市场的“垃圾”，成为资本市场合法存在的“清道夫”。
2015年，我们还匆忙地宣布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是违规的。但是现在，监管部门又鼓励保险资金进行股权投资，这里边就有一个涉及到基础性制度的问题，如果保险资金的股权达到一定的比例，是否拥有表决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全世界的保险资金进行股权投资，在某个公司达到一定比例后，按照法规举牌，是可以获得公司董事席位，并拥有表决权的。在2015年之前，我国保险资金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收购兼并，境内外都有比较成功的例子。而2015年匆忙出台“不允许保险资金举牌”的规定，可能造成了市场上一些长期性的误导。
2015年，因为怕市场大起大落，监管部门匆忙制定了指数熔断机制，又很快取消。国外也有熔断机制，中国资本市场到底是该有，还是不该有？当时匆匆忙忙制定，匆匆忙忙取消，都有很大的后遗症。
所以，我们在讨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时候，不要被行情干扰，也不要被舆论干扰。监管部门应保持定力，不受干扰，进行基础性制度建设工作。

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抓手是什么？注册制可能是一个“牛鼻子”。 注册制改革是一项牵牛鼻子的改革，具有关键的牵引作用。我们经济界的老前辈孙冶方曾经说过，抓到了关键问题就像牵牛鼻子，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果抓一些间接的、次要的方面，想去解决经济全局，就好像抬牛腿，只能是事倍功半，也可能一事无成。
我们当前是在科创板上进行注册制试点。我同意刚才有专家提到的，为了做一件事情设一个板块进行试点，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是试点的目的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一旦这个经验相对成熟以后，就应该推广，一些原有的板块就应该逐步合并。我赞成不要设那么多板块，对监管也很困难，对投资者和机构都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比方说，股票市场刚刚建立时候，为了吸引和满足外汇投资，在A股以外又设立了B股板块，现在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B股是怎么回事。目前还有很多板块无人问津，这可能是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要实行注册制有几个问题要解决。
首先，监管部门在观念上要解决，以后不要对上市公司的质量进行背书，上市公司是否盈利，做得好不好，这都不是监管部门要考虑的。国际上普遍的监管原则是突出信息披露。信息披露达到合规要求，无论是否盈利、主业为何，只要市场能接受，都可以上市。
因为一个公司的好坏经常在过程中是很难判别的。比方说特斯拉，如果用一般的眼光看，只看到它在烧钱和赔钱，没看到赚钱，可是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前几位传统制造商的总市值。这样的公司，监管部门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应该卸掉监管部门辨别公司业绩好坏的职能，只负责信息披露的规范化。
其次，监管部门不应该对行情负责，也不应该对市场或者某个公司的股价是否存在泡沫负责。泡沫应该由市场去自行纠正，而不是由监管部门判断股票是不是涨得太高了，是不是该干预了。如果监管部门从主观判断出手，可能会像2015年，先是舆论上鼓励“金融创新”、“互联网+”，自由放任场外配资加大杠杆，想创造一个牛市，后来又担心泡沫过大，简单粗暴地制止场外配资，致使市场资金断裂，导致严重后果。
今天的会议，虽然正好在行情看好的过程中召开，但是我们开会完全不是为行情造势，而是着眼于长期市场制度建设。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应该按照刘鹤副总理讲的，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地进行基础性制度建设，这是一个长期任务。

(本文系作者近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的“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网络视频会议上的点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