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判断，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经济学的专业术语，其具体估算涉及较为复杂的统计方法。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这个要求，突显该指标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的极其重要性和直接针对性。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如何，可以解释国家经济发展为什么有成功与失败，以及为什么一些经济体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另一些则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准确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内涵、现实意义和与之相关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找准改革的关键领域，更清晰界定政府所应履行的职责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实现创新驱动的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经济发展。

      一、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发展质量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由于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目的性，实际上我们仍然坚持以此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终极标准，这一点并没有变。然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更好地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途径，正因为如此，在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既并列且递进的要求。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这个关系。

第一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因而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使资本投入快于劳动投入的速度，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以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如果资本（机器）替代劳动的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也就是说进一步投入资本，不再能带来相应的产出增加，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从2004年开始，中国始终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推动了企业以资本（机器或机器人）替代劳动（工人）的过程。由于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投资回报率持续降低。

第二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通常，经济学家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把这个指标作为总体生产函数的解释变量，人们发现其对于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然而，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长期过程，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假以时日。例如，提高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教育赶超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从联合国开发署的数据看，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以及2010-2017年三个时期里，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这也使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固然稳定且显著，绝对幅度却较小。

第三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经济增长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如国内生产总值或GDP）的增长，而在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则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作者和同事对1978-2010年期间9.9%的GDP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三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获得额外产出增长，因此它是更加可持续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源泉。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恰好与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个期间的人口变化以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近乎零增长为特征。例如，在1980-2010年期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加1.68%，这个年龄之外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则以年均0.01%的速度略有减少。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必然要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二、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配置效率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上该如何认识，在现实中源泉何在的问题，经济学家众说纷纭，由此导致对于一个经济体现状和前景的判断不尽一致。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阿尔文·扬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唱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依据就是看不到这些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他们一直以来也否认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并因此执着地否认这一增长的可持续性。亚洲四小龙先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以及中国经济长达40年保持高达9.5%的年均增长率，并跻身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不间断地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事实，不仅打破了他们的诅咒，也证明他们对赶超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源泉具有不尽正确的认识。

摆脱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束缚，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审视发展经济学的成果，汲取发展中经济体赶超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特别是深入分析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从下面概括的几点特征化事实，我们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置效率。这里使用经济学家的名字称谓相应的生产率提高来源，是为了标注这些效应的理论渊源。

第一是“库兹涅茨效应”。通过对大量时间序列和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得出结论，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着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转向高生产率产业，就带来整体经济范围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中，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15年整体劳动生产率（劳均GDP）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第二是“熊彼特效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突出贡献在于指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他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破坏”，即通过经营者的自由进入与退出，让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和扩大，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和消失，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更多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一个国家越是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则越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例如有研究表明，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三分之一到一半。

第三是“罗默效应”。企业都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干中学”和采用新技术等创新手段提高生产率，从而获得竞争地位，然而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创新成功，一个国家的整体技术进步也不表现为所有企业齐头并进。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增长内生的过程，认为创新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等资源，终究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而不是其他因素。这就意味着说，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是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的。

      三、围绕市场-政府关系深化体制改革

上述从资源配置效率认识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为如何寻找提高生产率的恰当抓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同时，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出发，立足于创造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给予以下改革领域以特别优先的顺序。

首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以其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市场无形之手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归根结底，创造性破坏机制强调的是从宏观层面为企业提供正面和负面激励，促使其以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为导向。从微观层面，政府无需试图找到自己直接操作的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政府不能缺位也无法替代的职能，是营造公平使用生产要素、允许自由进入和退出，以及以生产率表现和市场竞争力为评价标准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环境。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的进入和退出障碍。

其次，清除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和经营者之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重新配置。户籍制度改革是其中改革红利最明显的领域，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推进这项改革，可以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推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的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作者和同事的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这个资源重新配置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使GDP增长率得到同等百分点的提高。

第三，在继续加大对研究和开发以及教育培训投入规模的同时，优化投入资源的使用和配置，抑制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经济增长源泉之外，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经济学家约翰·沃利等人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8%，其中11.7个百分点是直接贡献，其余26.3个百分点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做出的间接贡献。

最后，围绕处理好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关系，调整和调适现存的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缺陷。在应对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时，宏观经济政策在执行反周期职能之外，也被赋予刺激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职能。这种政策取向与地方政府GDP挂帅的政绩观相配合，造成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积弊。这种宏观经济政策履行产业政策职能的现象，也损害了市场选择赢家的资源配置原则。在宏观经济政策回归以“不搞强刺激”为前提的审慎货币政策，以及立足于减负、减税、减费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要从目标和手段上把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别开，实现各司其职，防止越俎代庖。

生产率导向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