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戊子年是2008年，全球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中国遭遇到了外部的冲击，来自于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冲击。这一次与上一次有何不同呢？从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和一系列其他的现象看，我们的确遭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从这点上说，拿上一次和这一次进行比较，我们面对的外部冲击有一些共同点，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一些不同点。

首先，金融危机十年了，在今年这一年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权威人士在反思十年金融危机，反思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也反思这十年到底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很多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当事人都写了很多文章，或者发表讲话。比如最新卸任的美联储主席和经历上一次金融危机的美联储主席，甚至更早的美联储主席，都在分析这些事。在国内，大家也都在谈经验教训，总的来说，有一些方面谈的多一些，另一些方面谈的少一些。比如说，关于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的分析多一些，关于金融危机之后采取对策的分析少一些；针对金融监管方面的多一些，针对实体经济采取的措施及其成与败、功与过，则讨论的少了一些；讲需求侧手段的多一些，关于供给侧的讨论相对少一些；讲世界范围和美国问题的多一些，讲中国的少一些。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分析成因也好，应对手段也好，都有它的缘由，讲应对的对策过程，我们也有得也有失，总的来说，我们要记住一点，终究没有成功可言，毕竟金融危机发生了，毕竟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各国不同程度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讲功过的时候，其实是哪种应对手段相对好一些，即使在好的手段中，也不是无条件的好，更不是永远是好的，因为条件在发生变化。我谈的重点放在应对手段，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应对手段上。

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持续了很多年，可以说持续至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金融危机从金融角度来说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更重要的是对实体经济具有长期的影响。因此，大家要做的是要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去，这个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就是它以前的趋势增长率，比如之前美国是2.5%，今年也许2.8%，至少是超过了过去，因此它开始要回归，回到了相应的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就业目标也达到了，他们看到了低失业率等等，就开始逐渐退出，开始加息。

我们要看到一点，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是一个成熟经济体，长期几十年就是那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比如2%-3%，在这种增长速度下，他们很明白要回归潜在增长率，实现V字型的复苏，要回到什么水平上去也很清楚，即参照以前的增长速度和失业率，是有据可依的，因此它一旦回归了，就可以退出宽松的政策。如美国率先加息和缩表。

中国有一些不一样，当我们上一次遭遇危机的时候，有一些跟发达国家不同的应对任务，我们没有金融危机，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遭受了冲击，因此我们希望可否需求侧冲击，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当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大概10%。遭遇金融危机就必然达不到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就要采取宏观经济的手段，要刺激它回归尽可能靠近原来10%的目标，当时没敢说10%，我们只力保8%。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2007年实际增长速度是高于潜在增长率的，但是2008年就出现了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外需大幅减少造成潜在增长能力没有充分利用，这时候我们自然要想办法往上刺激。外需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消费需求也很难在一年中迅速提高，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实施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即今天俗称的“4万亿”。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两个结论。第一，我们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第二，我们当时也的确遭遇了外部冲击，低于潜在增长率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充分就业。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春节前提前返乡，不寻常的返乡，因为他们不被失业保险覆盖，丢了工作就先回家了。农民工返乡意味着周期性的失业。但是，我们的政策取得了好的效果，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便陆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

可见，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对的，但是这个“对”也是有代价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没有谁是赢家，因为代价是必然付出的。实施了4万亿以后，我们解决了当时回归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但接下来这个政策有一个惯性，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把它断掉，它很自然的延续了下来，保持了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持续多年。此外，我们把产业政策、区域政策都与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以结合，形成了一个多元共振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特别会随着产业政策的延续而保持长期的宽松。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水平，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广义货币发行量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显著下降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于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后来不得不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等任务，所谓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而前期政策就是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广义”的含义不得了，因为它天生就带有把周期性政策变成常态化的趋势。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还会发生外部需求侧冲击，我们要不要采取当年的方式来刺激？我们就要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处于迅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在这期间是停滞不动的，甚至略有减少。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人口指标，叫做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之前，人口抚养比是一直在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意思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实际上通过资本的回报率，通过储蓄率，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充足，通过人力资本改善的迅速，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转化成有利于中国高达10%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但是，在2010年我们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一看这个普查数据就发现了一个端倪，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那之后迅速减少，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也告诉大家了，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的确开始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增长率就变成负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就快，人口抚养比必然要上涨，因此2010年是一个转折年，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人口结构是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的人口红利，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就是说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很自然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这个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2012年之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不是一点点，因为在那之前是两位数，这几年每年都往下走。它的含义是，实际增长速度总体上追寻着潜在增长率，而潜在增长率就是我们的增长能力，能力不足就会减速。

就潜在增长率来说，2010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如果剔除年度的波动，总体来说，潜在增长率就是两位数即10%。在这之后，第一个台阶是“十二五”时期，我们当时估算是7.6%的潜在增长能力，最后我们实现了7.8%，也还是比较接近的。接下来我们对“十三五”的估算，如果没有刺激，没有更大的改革，潜在增长率应该是6.2%，这是整个时期平均水平，实际增长率应该是逐渐向下降。当然我们还有改革，或许在必要的时候会有刺激的政策，甚至过去10年中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在延续，因此它会使实际增长速度还高于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潜在增长率就是实际能力，如果把自己的实际能力用足了，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不会利用不足。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不会出现利用不足，就意味着不会有周期性的失业现象，也就意味着我们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是在潜在增长率下进行增长，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观念，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不用担心，哪怕是6%。因为我们整个“十三五”时期平均6.2%，到“十三五”的末期6%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信心现在应该有。如果说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信心，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接近10%。十年以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下来了，我们今天面临着外部冲击的时候，这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

对于上一次导致了一定后遗症的刺激政策，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消化，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目标是回归潜在增长率，即尽可能接近10%，因此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错的。持续了十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惯性，也有失误，因为我们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用来实施区域政策，这种倾向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以后的做法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也就是说，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考量，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这些并不一定在每种场合都是合适的。

既然如今潜在增长率下降到了6%多一点，在遇到了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即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很大部分被加了关税并且还有可能升级的情况下，必然要影响到我们的外部需求，就要尽快转向扩大内部需求。其中消费需求固然要大幅度提高，但是需要假以时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扩大投资需求上，多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这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期望回归到10%，也不要以8%为目标，而是要与现在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刺激过度以致超过潜在增长率，必然带来不利后果，那样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一条很重要经验，就是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大家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即我们对外开放必须以加快国内的改革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外开放是一个信号，别人对这个信号做什么样的反应，取决于他对你的信任，而对你的信任取决于我们国内的改革决心和效果。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就变成了一个组合词，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对外开放和改革都意味着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两个过程分开了就不可能使这个体制完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的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做好自己的事就能从根本上抵御外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