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易纲

　　易纲是金融家，学问好，在业内有口皆碑。学问做的好，根源是爱读书，爱思考。易纲认为，读书要读经典。他曾说：“我青年时，书很少，但我读的英语教材是许国璋教授的，汉语语法是王力教授的，历史教材是翦伯赞教授的，线性代数是丁石孙教授的，都是经典。”“阅读这些经典，使我能够掌握最好、最精华的东西。”

　　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读书会上，易纲谈到，现在年轻人面前的选择多了许多，不仅有传统图书，还有电子图书，“但现在很多书的质量大不如前，可以说有很多是‘垃圾’，现在年轻人既面临丰富的选择，同时也面临着困惑，这个困惑是他不知道该读哪本，不知道怎么筛选。”

　　1978年，20岁的易纲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三年级时被选派出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和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两年本科四年研究生，获得经济学博士。刚去美国时，易纲身上只有2美元，当时外币只能换这么多。他课余时间去洗碗，当时虽然免学费、免房费，但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

　　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在印第安那大学当了助理教授，1986年的月薪是5000美元，而母亲在国内任小学校长，每月工资99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还不到27美元。“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比我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我20多岁，一个星期只需要上两天班。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力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这些思考影响着易纲后来从事了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研究。

　　易纲说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本书，从中可以引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产生这种暴力、血腥运动土壤分析的反思”，“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易纲说，苏联和中国，以及东欧一些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可以说血和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以感恩的心情对待这个社会

　　1986年博士毕业后易纲想回国，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如果没有在美国工作，你对美国的大学和教育是完全不懂的。按照他的指示，易纲必须在美国找一个教职教书，所以他申请了印地安纳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1992年才回国教书。

　　易纲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一直以一个报恩的心情来报答社会，来报答我的学生。我作为教师，我走上讲堂就要认真地准备课程报答我的学生。如果我做货币政策，不管在货币政策司，还是后来在人民银行的岗位上，要对每个同事好，对各个部门协调，各个事情办好，最终是热爱祖国，是对国家好。以这样一个报恩的心情报答我的家人，报答社会、我周围的人，报答我的母校，报答人民银行，从而报答国家。

　　“你如果一直以一个感恩的心情来对待这个社会，你就算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不公，遇到一些委屈都能够克服。而不是你总在抱怨这个社会不好，人对我都不公平，你会生活得很焦虑。如果你以一个报恩的心情生活，会很愉快，干什么都能够很顺，顺起来就能够带来正反馈，正反馈以后就能够更顺。”

　　关心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

　　20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易纲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这是一本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文章的结集，但易纲却写了一篇和金融不那么相关的自序。他说，至少对我而言，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是和金融改革同等重要的事情，这两个问题“可以用忧心忡忡来形容”。

　　以下是易纲文章中的一些段落——

　　环境保护问题

　　1、大城市堵车。北京的交通拥堵还是不争的事实。真的堵起来，北京的环路上和许多主要街道上简直成了大停车场。我们知道堵车汽车的排放量比正常行驶要大得多。（注：书中收录了易纲组织研究的课题，《征收城区交通拥堵费是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一种可选方案》）

　　2、电子垃圾。中国现在到了电子设备更新换代的时候了，无穷大的生产能力，将来就意味着无穷大的电子垃圾。

　　3、办公居住用户浪费。中国人多地少，节约土地才能可持续发展。但近来各大城市的房子越盖越多、越盖越大，浪费惊人。我因工作关系去过许多世界顶尖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但我还是没有见过现在这样的奢华、浪费、粗糙与不舒服。我们去看看新建的机关办公楼，各大公司总部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面积之大超过正常人的想象。办公室里带卫生间、会客间、午休间。我去过几个重要国家政府部长的办公室，很少见到有这样配套齐全的。再看看各地新建的招待所、会议中心，动辄100、200、300平米的大套间，少数是大而奢华，多数是大而粗糙，所有的细节都不对。我统计过，有近一半卫生间的冷热水龙头装反了。宾馆房间太大，要把所有的灯都关上，对一个聪明人需要花五分钟。中国人地关系紧张，但是中国的人均住宅面积相对于其他资源紧张的国家却相对较高。（注：书中有《<中国物业税研究：理论、政策与可行性>前言》一文，物业税就是不动产税或房产税）

　　4、国土荒漠化。你在中国上空坐飞机旅行有时是件让人焦虑的事，因为在飞机窗外看到的是大片的荒沙秃山，当把中国和欧洲大陆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相对比时，其反差更加鲜明。（易纲说自己退休后最想做的事就是“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可持续的机制，配有一定的财政金融资源，专门用于治沙”）

　　如何提高国民素质

　　一个国家最终的实力、财富、货币、形象是由其国民素质决定的；高楼大厦、金银财宝、巨大的生产能力，甚至强大的军队都可能成为过眼烟云。而国民素质是由历史、文化、教育和制度决定的。

　　北京的房地产过去为什么不值钱？因为产权不清，无法交易或交易成本太高。为什么现在北京的房地产这么值钱？是因为产权保护，房主拥有房产证，可以比较自由地买卖，交易受法律保护。过去北京房地产价值的坐标系是计划经济，因此就不值钱，现在北京房地产价值的坐标系是市场经济，因此就值很多钱。现在要问如何使北京的房地产成为越来越好的资产？我的回答是提高国民素质，人民币的走势也是一个道理。

　　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个方面亟待提高。

　　1、缺乏公共意识。我国在历史上公共意识一直就比较弱，加上“文革”搞极左，以公共名义干了许多坏事，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公共意识基本上摧毁了。所以我们公共意识相对较差，这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从车里向车外随手抛垃圾；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嗑瓜子，将瓜子皮丢到不容易清扫的角落……

　　2、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通过以上的段落，不难看出，易纲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而且非常善于思考。

　　从研究大国经济到参与大国金融

　　易纲目前为副部级干部。单从行政级别看，周小川2002年12月上任央行行长时已是证监会主席（正部级），上任前一个月已当选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可见中国央行行长在“硬件”方面要求之高。

　　观察欧美国家，从商界到政界的“旋转门”司空见惯。美联储12个地方联储约有三分之一的行长曾是高盛银行家；甚至连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都曾在高盛任职；英国金融局原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则曾任美林美银副主席。

　　然而，中国不太一样，上述“越级”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易纲今年59岁。原则上，部长的退休年龄为65岁，考虑到一个任期是5年，一般新部长的人选都尽量控制在60岁以下。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例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63岁上任）、商务部长高虎城（62岁上任）。从央行行长来看，戴相龙和周小川上任时分别为51岁和54岁，任期分别为7年和14年。

　　央行行长的轮换影响到海内外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前景的揣测或担忧，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周小川行长的任期如此之久。

　　从专业素养上而言，易纲的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被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

　　1990年，易纲独立署名的文章《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发表，他运用1953年-1988年的数据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1992-1993年，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他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有明显的通胀。据悉，这项研究他持续了十年，到200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货币化进程》。

　　在学术圈也有一种说法，研究经济当研究大国经济，而研究大国经济就应当到那个经济体中去。易纲回国后，于1994年8月初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成为创办“六君子”之一，担任副主任。

　　1997年易纲正式进入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2009年7月，易纲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9年开始，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美元资产配比过重（尤其是美国债券）、回报率不足。恰好遭遇美国次贷危机，“去美元”的呼声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对于中国而言，外汇储备多元化成了一个长期趋势。

　　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易纲表示，“我们的外汇储备增长得比较快，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官方外汇储备。我们的方针，多年以来一直是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从多元化上讲，一是在币种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我们都有。同时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只要资产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要求，我们都会予以考虑，然后进入一个严格的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的投资程序。记者朋友也提到了关于美国国债、黄金和其他大商品储备的建议，我觉得这些在储备多元化一揽子考虑资产配置的时候，都会考虑，但是限于市场的容量，我们投资的考虑应当是比较慎重的。”

　　对于中国央行和易纲而言，近两年的一个大事无疑就是人民币进入了IMF的SDR（特别提款权），这标志着人民币向国际储备货币更进了一步，也标志着汇改“开弓没有回头箭”。尽管资本账户开放不是进入SDR的前提，但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央行逐步退出干预则是一个必然的要求。

　　与伯南克的那场“辩论”

　　真正让笔者认识到易纲强大的国际沟通能力，是2016年4月的一场全英语讨论会，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同台亮相。

　　易纲对话伯南克

　　对早年就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易纲而言，与同样兼具学者和央行官员角色的伯南克对阵可谓“旗鼓相当”。当时，人民币汇率和中国改革的走向是西方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建议大家可以观摩一下这一珍贵的视频。

　　每当谈及人民币汇率，就会提到“三元悖论”或“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伯南克对此表示：“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他表示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国加速开放债市就是吸引更多资金的好办法。”

　　易纲则认为，“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

　　具体而言，易纲解释称，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200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为8.28，此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名义汇率（NEER）都升值了30%~40%。人民币其实是浮动的，这种汇率变化基本上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这有助于经济发展。”

　　不过，伯南克当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权衡防止货币贬值和推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他建议，中国需要更为关注财政政策，用财政政策来实现需求端的目标，这也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如货币政策那样的负面影响。

　　易纲回应称，与欧美日等过于依赖货币政策的模式不同，中国的确在加大财政效力。“2016年中国提高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至3%，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赤字，去年只有2.3%。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仍十分重要。”

　　如同易纲所说的“我的工作是做一个最优结合”，他本人几十年的历程，就是知识、现实实践和个人理想之间的最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