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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年终评述与展望 (2000.03.22)
作者:张曙光    发布:2004-04-17    阅读:4992次   

中国经济:年终评述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 曙 光

  (50人论坛.北京)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着不小的困难;展望21世纪,特别是未来的5-10年,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大发展的空间,不过,也存在着陷入长期紧缩的可能。关键取决于如何行动。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指标来看, 1999年, GDP增长7.1%,增速并算慢,但较上年低0.7个百分点,并呈逐季降低之势;物价降幅下半年比上半年缩小近0.5个百分点,但时而缩小,时而扩大,通货紧缩依旧;城镇登记失业率与上年持平,下岗失业1200万人,比上年减少400万人,但下岗再就业率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城镇实际失业率数倍于登记失业率。
  从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三大要素来看,1999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6.8%,与上年持平,且第四季度呈上升之势,但消费者预期并未明显改变,居民储蓄增速减慢,而手持现金增多。出口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止降回升,全年有可能超过6%,进口增长加快,贸易顺差280亿美元左右,但净出口额比上年减少。投资增长7.8%,增幅比上年下降6.4个百分点,而且全靠政府的财政投资来支撑。须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因而,投资增长大幅下降就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随着亚洲经济的恢复和美国经济继续看好,再加上经过长期的谈判,中美达成了双边贸易协定,中国加入WTO的障碍已基本消除,今年入世已不成问题,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将会有所改善。连续两年的经济扩张将会继续,其效应的积累,再加上开发西部的宣传,给出的政策信号已经十分清楚。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IT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因此,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较上年稍有加快。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经过了两个高增长的时期,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但是,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化的进程相对落后,城乡差距仍然很大,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有待开拓,而且市场的细分化过程远未发展,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虽有很大进展,但又远未完成,基础结构和主体框架很不完善,制度创新的空间还很大。例如,中国的企业制度已有很大变化,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都处于转变之中;中国的政府制度也有很大改革,但仍未摆脱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现实;中国的法律建设是改革中成绩卓著的一个方面,但要真正实现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已经实现了一般商品的货币化,现在所要进行的是住宅和教育、医疗等服务的货币化以及金融和电信垄断部门的市场化。只要我们在体制和政策上作出进一步改革和有效的调整,特别是加快从政府集中配置资源到市场分散配置资源的调整,中国经济至少还会出现10 年的快速增长。
  中国目前实施的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扩张需求的政策,增发国债,扩大赤字,降低利率,放松银根。但是扩张效应并不明显,而且呈下降之势,同时隐含着新的问题。增发国债,直接用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资源的政府集中配置,不仅拉动作用很小,而且投资效率无法保证,同时,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还会造成真正的浪费。降低利率,存款利率已经降至2.25%,明显低于国际利率,而美国最近一直在升息,这等于促进资本外流,而近几年中国已经处于资本净流出的境地。降低准备金率,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而银行的实际不是无钱可用,而是资金相对宽裕,这不仅表现在居民储蓄增长减慢的同时,银行存差仍在继续扩大,而且由于企业经营不好,负债率高,虽有贷款需求,但效益好有还款保证的需求明显不足,银行的资金无法有效地贷放出去。提高出口退税,等于实际汇率贬值,虽有助于出口回升,但却造成了新的扭曲。
  面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是有用的,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来说又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目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并不是单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于体制障碍导致的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国有企业不能正常退出造成成本高于价格,出现大面积亏损;职工下岗和社会保障改革滞后造成预期不稳;税制不统一带来投资税负过重等,这一切就从供给方面抑制了需求的增长。不仅如此,凯恩斯主义是针对市场失效而来的,但却是在市场比较发达和比较完善的基础上运作的,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的进程之中,既不存在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也不存在严重的市场失效,而是市场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在中国经济的运行中,体制和政策是不能分开也无法分开的,通常是二者联动,而且往往是先有体制的变动,然后才有政策效应的显现。1992年的经济启动,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例如土地市场化,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资金供应相对充足,也是促成经济过热的原因。而1993年以后的紧缩,虽有收紧银根,紧缩财政之类的操作,但却是以体制上的收缩,市场化进程的停滞和后退为前提的。现在,扩张政策实施两年,时间并不算短,力度也不算小,为什么不能充分奏效,根源在于,我们的宏观政策虽然变了,从紧缩变为扩张,但体制政策并未改变,还在继续紧缩,金融在集中,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在加强,有些方面的行政控制在强化,体制性收缩限制和抵消了政策性扩张的效应。因此,关键不在于增大政策扩张的力度,而在于打破体制性障碍,使体制和政策的作用一致起来。否则,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较长时期的紧缩之中。
  打破体制性障碍,推进市场化进程,实现体制和政策联动,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在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方面,不是简单地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而是使利率市场化;不是让大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而是放开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不是严格地实行分业经营,而是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建立联通的渠道;不是削足适履,一切都经过审批,使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适应落后僵化的监管方式,而是在放开中加以规范,在发展中防范金融风险。在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方面,一是政府的预算收入比重过低,但政府支配的资源并不少,关键是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过大,二投资的税负过重,现行流转税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出台的,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购进的税负不能抵扣,建筑安装仍然实行营业税,三是为了引进外资,我们不得不实行某些歧视性政策,对外资的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减免,实际上是对国内企业的限制。因此,根本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推进改革,重建财政,统一财政,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增发国债的目的,不在于启动经济,而在于盈得时间,促进信用基础的建立和资本市场的功能的发挥。增发国债不是政府拿来直接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弥补因减税(和费)而出现的收入减少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可以稳定预期,扩大需求和促进增长,而且可以通过保险基金入市场作股权投资和股权抵押贴现,发展资本市场,促进机制转换。这样就可以把短期宏观政策操作和长期制度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体制和政策联动。面临加入WTO,中国的出口增长会有所加快,但短期内实际的贸易利益并不很大,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对传统体制中那些僵化的东西形成冲击,起到一种放水冲沙的作用,这就为我们实施进一步的体制和政策调整提供了机会。可以借助目前较好的国际经济形势,放松汇率管制,发展外汇交易市场,扩大汇率变动区间,使之成为调节内外经济均衡的有效工具;也可以立即着手实行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赋。有人担心,取消对外资的优惠会影响外资流入。这是杞人忧天。只要坚持对外开放,先对内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先在国内市场展开竞争,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凭着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同时在其他领域,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不怕外资不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IT产业等新技术的发展,发展目标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政府集中配置资源将找不到着力点,分散配置资源和资本市场的地位和功能将更加突显,产业结构的调整更依赖于资本市场,更需要加快体制和政策上的调整,方能抓住新的机遇。虽然近期的增长不会明显提高,但在经过一番调整之后,中国经济仍然可以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