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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演讲者:曹远征 论坛成员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时间:2016-03-31    阅读:39667次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长安论坛》,和大家讨论“一带一路”问题。昨天,习近平主席结束对捷克的访问,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的关系,其重要基础就是“一带一路”。捷克希望利用其在中东欧的特殊位置,建立起一个亚洲通向欧洲的桥梁。

    “一带一路”自从提出之日起,就在海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出差海外,所到之处都在讨论“一带一路”,海外的热度似乎高于国内的热度。主要在讨论三个问题:什么是“一带一路”?为什么是“一带一路”?怎么搞“一带一路”?

        反观国内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也必须要跟世界连在一起。比如人民币问题。去年11月30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人民币国际化本身目前进展来看,它已经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从全球支付的使用来说是第五大货币。人民币的问题已经不再仅是中国问题,而是世界问题。

        把这几件事放到一块,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大国崛起,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我想讨论这么几个问题:

        一.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需要对世界承担责任。

        二.为什么是“一带一路”?

        三.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四.怎样“一带一路”?新形势需要新思维和新举措。

五.加快双边多边的自贸区建设,以防范风险,化解制约因素。

六.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带一路是在中国作为世界性经济大国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第一大贸易体。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大家经常讨论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这么快速的崛起被称为奇迹,这个奇迹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高速增长。在过去35年间的多数年份,中国经济增长都超越两位数。

        二是持续时间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持续三十多年,为全球各国所罕见。

        三是经济增长质量高。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

        四是稳定性较好。中国经济波动的波峰与波谷差距小。尤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表现更为明显。表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有效。

        五是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文盲几乎绝迹,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明显。婴儿死亡大幅下降,人均寿命持续延长。“十三五”规划又把这个指标重新强调了一下,就是人均寿命要再提高一年,从现在人均寿命76岁左右,提高到78岁左右。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究竟由何而来?一是改革。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无外乎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的翻版,也就是亚洲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翻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前我们也在走工业化,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先导”,但是那时候的工业化是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是在计划条件下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使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变成了市场主导的工业化,中国开始从非传统增长模式走向典型的亚洲增长模式。

二是开放。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实现中国工业化。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改善资本外汇双缺口的约束,有效地加速资本形成。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出一个外向型的增长的特征。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相互循环,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引起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使工业化大大加速。并由此呈现出总量一倍的高速增长。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以工业为基础,但这个工业更多是外向型的,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最高年份时占到GDP的70%,说明中国经济是高度融入世界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世界经济总需求不行,中国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中国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如果世界经济总需求萎缩,中国的产能必然过剩,如果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经济就必须调整,从外需型转向内需扩大型。但是不管怎么说,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中国有效地利用世界市场,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从利益角度讲,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间融入到世界经济中间,和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全球化的红利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经济全球化在我们看来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两个对峙阵营不存在了,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各国经济体制选择的唯一趋向。由于制度的趋同,交易成本开始大大降低,从而使全球的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于是我们经常说,全球化就是金融一体化的过程,就是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过程。这是经济体制选择趋向一致,交易成本降低带来的结果。

    第二个是指生产力布局的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生产布局开始跨区域、跨产业,横贯在各个国家之中。中国沿海经济的发展,是把加工贸易环节放在中国境内,而原料在外,市场在外,只是生产在内,这充分显现了在全球化情况下产业生产力布局的重新分布。中国经济纳入全球化的过程,说穿了就是中国把自己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尤其是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纳入了全球化的过程,在同等质量,同等技术条件下,我的生产成本最低,于是中国就成为了世界工厂,产品卖向了全世界。中国因此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内,中国的外汇储备由数千亿美元上涨到四万亿。

    从金融危机爆发到如今已经八年了,世界经济似乎并没有走出危机,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这个状态区别过去全球化的状态,是以低增长、低通胀为代表的。全球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中。这意味着,上一轮世界经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已经走到了末期,全球正期待新的技术革命。

全球贸易的发展,金融的快速扩张支撑了全球化。但是由于总需求的下降,扩张就变得非常困难,于是出现了一个经济低迷,杠杆高企的局面。如果快速去杠杆,就意味着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快速去杠杆,导致资产负债表的快速衰退。只不过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间杠杆最长,所以把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危机定义为金融危机,其实它不仅仅是金融机构的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房贷还不起,所以银行的坏账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开始衰退,政府为了抢救银行,美国财政即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不可持续就开始显现。这说明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不仅仅是金融机构,还有政府的、金融机构的、企业的和居民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尽管八年来全球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防止了更大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但不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随机的。控制总需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走到了尽头,全球都在寻求新的道路,这个道路就在供给侧,需要在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政策。

    总需求政策发挥不了作用,导致总需求不断萎缩,那么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就非常之暗淡了。人们会担心各国相互间竞争性的政策,会演变成去全球化,导致新的经济政治风险。如何维持经济全球化变成了世界人民共同的责任。

    中国经济想要可持续发展,我们就需要维护这个全球化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仅对世界有利,更多的是对中国也有利。举个例子,2015年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率已经达到62%,换言之石油消费62%来自于国际供应。所以,一个和谐的世界和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非常重要。

    同样,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我们对食品的需求也在提高。现在我们还有二十亿亩耕地,未来只有18亿亩耕地,因此中国不仅需要自力更生,而且需要国际贸易有一些比较大宗但又不是主要的农副产品放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比如食用油、糖甚至肉食品,这些都有赖于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护一个自由公正的一个国际经济秩序,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是 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就是针对去全球化提出的维持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张。

 

这张图给大家列了中国成为世界型经济大国的含义。分为两类: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对比,你会发现经过战后70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经济体在GDP含义上已经相差无几了。如果我们说发达经济体、发展经济体还有区别的话,就是在金融,在服务业,而不是在制造业,不在GDP。如果在GDP这个含义上相差无几,世界面临什么重大的挑战?

过去的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建立在发达与不发达的基础上。如果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GDP差距缩小,这个基础不存在了,国际治理体系因此陷入一个困难之中。为什么国际治理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任务,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中间开始发挥作用,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发生变化了。

    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体,我们显然对这件事是有义务,这就是中国的国际责任,而作为世界性的大国,中国也开始具备能力承担这一责任。中国在联合国等各种国际场合都在呼吁,要改善国际治理。“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改善国际治理,加强国际合作的一种新努力。

中国经济对经济全球化要有历史担当,这既有利于大家也有利于自己。但为什么是“一带一路”?

 

这张图是“一带一路”的范围。其实“一带一路”是三条路,一是西汉时期张骞开辟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通常说的就是这条丝绸之路经济带;二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从四川开始经过贵州、云南进入缅甸,然后转到孟加拉进入印度,再与丝绸之路汇合;三是海上丝绸之路。即从福建泉州开始,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再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三条路把中国全境都纳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从地理位置上一带一路包括了65个国家,这个地区占世界人口的60%以上,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左右。无论工业、农业、进出口贸易都是世界最活跃的地区。 

这个地区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对全球的贡献是持续上升的。尤其在金融危机以后,它的贡献程度是大大提高的,其中中国成为显著因素。 

这个地区也是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不仅这个地区贸易增长很快,而且相互间贸易量非常之大,同时这个地区也是对外资高度依赖和外资流入最快的地区。

这个地区尽管有65个国家,但是前20大经济体是这个地区的核心区,其中占全球GDP超过5%的国家有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换言之,三个国家如果能携起手来,这个地区的经济和发展可能就解决了一大半问题。

这个地区又是一个外汇储备丰富的地区。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国家,收入加快增长加传统文化的影响,居民储蓄率都非常高,说明这个地区具有投资能力。

   

这个地区是全球经济潜力最大的地区。刚刚看了这两张图,这个地区占全球人口的将近三分之二,但是GDP只占全球三分之一,这个差距说明它依然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依然是快速发展的地带。

与此同时,这个地区是高度外向性地区,不仅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而且也是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也就是贸易和机会最多的地区。

正因为这个原因, “一带一路”不仅仅中国关注,它也是全球高度关注的地区。

这张表体现了各国对“一带一路”的关注。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就有丝绸之路复兴计划,并从那时开始不断推行这个计划。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出的复兴计划,由230个项目组成,投资总额到去年达到430亿美元。它的目标和我们说的“一带一路”是一样的,期望改善欧亚大通道的软硬件条件。

日本在1997年提出所谓丝绸之路的外交,主要是立足于经济和能源的合作,提出的规划也和我们相近。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和中国计划也很相象。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连接中亚、南亚的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等等基础设施,改善经贸制度包括减少贸易壁垒等等,希望形成一个新的丝绸之路。欧盟提出的“容克计划”,向东投资超过一千亿欧元,目的是连通亚洲。这些大国都在关注这个地区,因为它是全球经济最有潜力的地区。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什么意义?刚才我讲到,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比较低迷,是一个低迷和平庸的增长。中国是个世界的工厂,如果世界需求不够,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持续,意味着中国的产能会出现绝对性的过剩。

        这张图就能看到我们面临的严重形势。增长的高点是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30%,之后不断回落。去年是负增长。今年一季度也是负增长。中国的产能是为全球需求准备的,中国钢铁产能占全球产能60%以上,中国钢铁出口一亿多吨,超过日本全年的钢铁产量。如果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意味着产能过剩会变得更加严重。由于中国的产能是为了世界经济准备的,当出口困难时,产能的国际合作就变得十分必要,一带一路成为最重要的合作区。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是低成本的制造,主要靠廉价劳动力。亚洲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就是二元经济转换的方式吗?一个弱小的工业部门,但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一个庞大的农村部门,劳动生产率却比较低,尤其是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为什么会有经济增长过程呢,是因为较高劳动生产的工业部门能提供较高的工资,农村部门的劳动力愿意到城里的工业部门就业,于是就会有劳动力的转移。

       工业化不仅仅表现为工业品的产值在整个GDP比重提高,更重要在于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力的比重中持续提高的过程,后一个意义是更为重要的工业化意义。中国也是二元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大家经常说的刘易斯模式,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开始增长模式大规模展开是在1993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到深圳或到沿海地区打工,成就了沿海的经济发展。如此众多的农民到沿海去打工,劳动力竞争非常激烈,工资常年维持在较低水平上,缔造了中国的廉价制造业,使中国产品从此有了竞争性,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

大家看看那张图。强调一下曲线,是外出农民工占乡村青壮年人口的比重,已经接近50%。青壮年是指45岁以下的人,他们有50%已经不在农村部门就业了。而25岁以下的青壮农民甚至80%不在农村了,农村已经成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地方。这意味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再充沛,工资会呈上涨之势。

我们再看旁边的第二张图,是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无一例外都在上升,而且不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如果说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只能说西部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中部,快于东部,快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年中间新疆、甘肃、广西都是工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比如富士康把深圳的厂关了,挪到郑州,再挪到重庆,结果还是找不到便宜的劳动力。如果你还想采取廉价制造方式,那么最好的场所是在海外,比如在东南亚,或者在非洲。

       现在中国还是纺织品第一大生产国。现在第二大生产国是越南,如果你到沃尔马、家乐福去看看,廉价的服装都是这些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的资金和产业从哪来?很多都是中国人投资的。我曾经在越南看到庞大的中国开发区,不仅有台资、港资还有大陆资本。他们把设备生产线迁到那里去,前年越南发生骚乱,受伤最重的都是中资企业。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不仅仅是几个国有大企业去海外搞点油,搞点资源,更多更有希望的是中国民营企业抱团走出去。我们做银行的非常清楚,他们是主要的客户,是中国出去的主要推动者。中国低成本制造向海外转移,也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必要性。

       第三,如果低成本制造难以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希望就在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在于廉价劳动要素的投入。

   

 

这张图是在不同情景下,劳动力成本对利润和利率的影响。假设了三种情景:一是工资上涨10%;二是社会保障上涨5%,工资不变;三是工资上涨10%,社会保障上涨5%。第三种情景正是中国现实发生中的情景。我们的研究表明,劳动成本上升肯定对中国产业有影响,但主要影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也就是黑的那一栏的上半段。黑的那一栏是统计上的所有中国制造业。

    上半段是农副产品加工,包括食品制造,纺织、鞋帽、皮革皮毛等等,这显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令我们惊讶的是下半段,生产电器设备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等等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利润率和利用率都是在下降。说明中国走到这一步,技术进步是第一位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提出创新是国家的命脉。“十三五规划”讲了五个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第一个就是创新。

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更近一步的对外开放来获取技术。其中一个现象是研发基地能不能设在中国,中国的技术或者中国科技研究人员的成本是有竞争力的,我们希望能吸引外国的研发中心落户到中国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海外收购兼并,来提升技术和品牌。过去两年,中国在海外出现大量的兼并案,很多都发生在欧洲。兼并案的重心都跟技术进步相关,跟品牌制造相关。这也构成“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第四,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过去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资源耗费型的,现在看显然已经不可持续了。需要走资源能源节约性的内涵发展的路子。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要持续发展,中国人均收入在持续提高中。如果在未来五年里,中国经济能保持6.5%的增速,而且人均收入与这个同步,意味着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人均收入实现翻番,中国人均GDP会大概超过一万美元,就会迈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对资源、对能源的单位GDP消耗虽会减少,但是总量还会增加“一带一路”为中国资源能源的供应提供机会。

世界经济低迷,中国出口难以维持,我们能不能寻找新的市场?中国资源环境的约束能不能找新的突破点?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不在,能不能寻找到更便宜的劳动力?中国需要技术进步,我们能不能寻找到更好的技术?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益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这张图上,你会看到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流量,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大幅上升并保持持续性,引起中国的投资存量不断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不是国家政策推动的几个国有大企业走出去,而是更多表现为民营企业抱团往外走。如果我们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这个地区贸易量很大,这个地区对外资依赖很大,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中国劳务出口最多的地区。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发挥在哪贸易和投资首先要有基础设施的联通。这张表列出了一带一路地区既包括铁路,也包括基建,还包括跨境油气管道,同样包括通讯和电力。

   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合作对中国有什么好处?一是推动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过去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外开放,沿海地区把工业化战略纳入全球化之中,加快了沿海的成长。如果经验是可取的话,中国最落后的是西部地区,我们可以通过向西开放,把西部的经济通过开放振兴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还不仅仅是拓展海外市场,国内西部地区也会被带动起来,向西开放带动着生产要素的横向移动,从东部向西部移动,会改善中国经济区域性结构。

 

二是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这张图标出了规划中的中国能源通道。除了原有传统的海运通道以外,现在又有新的陆路通道正在出现。最东边就是从俄国的西伯利亚到大庆的石油管线。最西边是从哈萨克斯坦一直到中国霍尔果斯入境的油气管道。还有一条,是从昆明到缅甸的石油管道已经修通,这意味着海上石油通道大大缩短,不经过太平洋就可以到昆明,避开马六甲海峡的风险。

现在正在规划的,是从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的油气管线。如果这个管线开通的话,可以直接输送到波斯湾跟前,是从波斯湾进入中国最短的一个通道而不必绕过印度洋。这些通道如果能如期完成,中国的能源安全保障程度就大大提高。

 

三是增加投资贸易便利化,在铁路建设方面。这是规划中的铁路,最上端的是中、吉、乌铁路,是连通中亚的第二条通道。如果这个通道往西南方向延伸,就是喀什到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西藏铁路如果能推进到边界跟尼泊尔接上轨,就能开通进入印度的通道。还有一个是泛亚铁路,去年中泰铁路举行动工仪式,这也是泰国著名的工程项目。如果泰国铁路能跟老挝铁路连接上,老挝的铁路再跟国内的铁路连接上,这条铁路就可以从昆明直达新加坡。如果这条铁路从缅甸入境,从缅甸横穿过去,就是十字形状的铁路。从缅甸通过孟加拉进入印度,形成印缅通道,中国内陆的出海形势就大大改善了。从瓜达尔和孟加拉湾出海,意味着我们在印度两侧都有出海,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机会都将大大增加。它将构成中国经济新机遇。

四是深化了金融合作的领域,一带一路地区是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需要庞大资金支持,而这个地区又是储蓄率最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合作的潜力。

 

对中国来说,区域合作将形成贸易投资双轮驱动,不仅缓解国内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也带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机会。如果中国能发挥好亚投行或者其它银行的作用,把它的资源动员起来,就能带动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结果,就是这个地区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使用地区,大大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的使用深度和广度,逻辑上会形成人民币区。

 

中国是亚洲国家。与其他亚洲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道路相比较,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意义。这张图是日本当年的情况。日本上世纪70年代告别了两位数经济增长,当时日本的情况跟中国现在情况一样,产能过剩、污染严重、资源耗费等等。从那时候开始,日本积极提倡对外投资,积极提倡国际化,成功地把这些过剩产能转移出去,又赢得了新的10年增长。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迈上了新台阶。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危机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发展才失去了20年。中国目前正处于告别两位数增长时期,能不能借鉴当年日本的经验,借助“一带一路”使中国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顺利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

“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其用意是什么?会不会这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人们当然会有这种疑虑。特别是 “一带一路”是一个正在展现中的新的理念,和传统的国际竞争的治理理念不完全一样的,更加深了这种疑虑。

有一种说法,中国“一带一路”类似于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这张表是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内容,其途径就是美国通过欧洲的贷款和援助,形成美元的资本项目逆差,让对方手上有了美元,再去买美国的过剩物资,从而帮助欧洲进行复兴,并以此也实现了美元的国际化,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至少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观察,人民币国际化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观察中国的国际收支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去年。过去中国是双顺差,从去年开始中国有一顺一逆,资本项目出现逆差。也就是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外商对华投资,并奠定了人民币加入SDR的条件。

于是有人说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在推行马歇尔计划,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当年美元国际化的翻版。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发现又不一样。当年马歇尔计划除了经济上的含义以外,还有明确的政治含义,目的就是加强欧美战略联盟,遏制苏联的扩张。马歇尔计划援助对象是有政治标准的,前苏联曾申请过马歇尔计划,但遭到拒绝,于是在这张表上战胜国战败国都有,唯独没有苏联。并由此导致了冷战的开始。反观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丝绸之路,已存在了两千余年,是当年张骞出西域开启的,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郑和下西洋开创的,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丝绸之路不仅在海外耳熟能详,代表着中国海外通商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通商是友好通商,贯穿着中国人和为贵的理念。目标就是通商,在有利他人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发展,推崇的是双赢。手段就是谈判妥协、合作为上。特点是包容性,尊重对方的意愿和选择。由于这个理念使丝绸之路变得非常有影响力,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今天“一带一路”继承了这个理念,于是变得受欢迎起来。

    我们当年都当过知青。插队的时候,房东老太太说她的鸡屁股就是银行,下两个蛋就可以到村子附近集市上换东西。“一带一路”的理念与此很像。有钱固然好,没钱也没关系,可以用东西来换,于是就有了多方协调、多边谈判的过程。传统国际贸易是有既定的交易规则,例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欠债还钱”等。而农村集市则可以变通。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不是可以赊账,欠债还不了钱,能不能用东西来还?钱和物的交换,物跟物的交换,现在和未来的交换,这些我们都可以讨论。从表面上看这与既定贸易规则不完全一致,但从深层次看,这却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灵魂,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易为上,做成生意。

举例泰国高铁。对银行来说,泰国政府要修铁路要贷款,贷款是要拿钱来还的。泰国人说我没钱,就贷不了款,结果铁路修不成,中国的产能也输不出去。那么,假如我没钱但是用大米来换行不行?我们说可以接受,于是泰国的铁路就开始建设,中国的铁路工程就可以输出。用东北人的话说,这叫“拼缝”,当双方“拼缝”就需要第三方“圆缝”。由于偿还来源是大米,对做银行的来说。将来要看能不能在中国把泰国大米如数卖掉。如何把大米卖掉成为银行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非要收到现金,这就叫金融创新了。泰国每年偿还大米一百万吨到两百万吨,这在中国市场是很大的一个份额,那么对中国农民的利益有什么影响?中国的稻米种植怎么办,中国的大米市场应该怎么办?都需要重新考虑。这恰恰需要规则的创新,需要有更高层次自贸区的安排,体现的是市场秩序的扩展。“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理念,非常具有包容性。什么都可以商量,并不是说非等你有了钱才可以讨论。

2015年3月28号,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规划。规划中明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重点,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建设的优先领域,投资贸易合作是重点内容。具体表现为“五个通”: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用这“五个通”组成整个地区全方位的合作。首先沟通政策,看看彼此有没有意愿,可以怎么来做。如果都有意愿,就讨论从什么地方开始合作,比如要想让经济增长,就应该先修路。使基础设施联通起来。但基础设施的连通只是基础,并不是目的,是要让贸易畅通起来,除硬的基础设施外,还需要“软”的,要让投资贸易便利化。便利化当中,除了贸易规则的安排,很重要的就是金融安排使资金融通起来。由于大家的合作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民心相通就是大家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形成共同商量合作的基础。

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愿景规划,就是在这些方向上相互衔接,相互照应,进而形成“一带一路”的持续滚动发展的态势。它的目标也因此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打通关键通道和关键节点,更加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基本形成安全高效的海、陆通道网络,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形成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原则框架就是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市场运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互利互赢。在这方面,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开启了先例,成为人们观察“一带一路”进展的窗口。

当然“一带一路”也是有风险的,如何化解风险,也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了。

 

“一带一路”有什么风险呢?除了上表所列示的海外投资的一般风险挖起,还有其特殊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治理理念上的差异。“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治理理念和传统的国际治理理念不一样。如果传统国际治理理念是进行强制性的原则安排的话,“一带一路”则是一个友好协商型的,更具有包容性。我们也很清楚,不包容性的安排在目前情况下是走不通的,这是急需要改革的原因之一。但是包容性的“一带一路”就行得通吗?这还需要在实践中去检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   

二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差异非常之大。这既是需要包含性国际治理机制拿牌的理由,也构成了新的挑战。一带一路地区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大文明的发源地,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习俗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制度,而且有些国家之间还有长期的冲突。文化差异导致经济风险也是令人很痛苦的事。比如按照伊斯兰传统,是不准收利息的,大家可以合作做生意,可以分红,但是生意还没有做成,为什么收利息。但是,银行不收利息还能收什么呢?这就是现实挑战。与此同时,这个地区,法律观念也比较淡薄,很多协调要靠部落首领,人为的因素很多,要想依靠正式的规则解决问题,难度很大。这些都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急需精通阿拉伯事务的人才。

    三是货币原罪深重。什么是货币原罪?它的体现为三个错配。这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发现本地区存在一个严重金融问题。

一是货币错配。本地区相互之间贸易量非常大,但是计价和结算使用的货币都不是本地货币,而是第三方货币。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当区外货币稳定充足供应的时候,贸易可以正常展开。但是如果区外货币遇到困难,流动性不足,这个地区的相互间贸易没法进行,这就叫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危机是这样,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这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货币,美元出了问题,出现了流动性困难,导致本地区很多国家相互间的贸易没法展开。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最大橡胶出口国,中国是最大的橡胶进口国,双方计价和结算的货币是美元,当美元流动性不足,即使有需求也没法完成这个交易。这种货币错配,构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的历史背景。人民币国际化是从跨境货物贸易上开启的,在对华贸易上是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从另一个意义来说,这就是在纠正货币错配,概念就是本地区交易使用本地区货币。

二是期限错配。该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需要大规模长期投资。但是,流入该地区的资本多为短期资本,不仅难以满足需要,而且由于短期资本频繁流动,会伤害宏观经济的稳定。有人说英国人在发达国家率先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好像英国人对中国如何友好,其实并不尽然。英国到底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老谋深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长期的资金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解决更长资金安排的错配问题。亚洲地区在未来十年中至少需要八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在巨大商业机会的诱惑下,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了亚投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纠正期限错配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重要任务。需要指出的是该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是有潜力纠正期限错配的。

三是结构错配。尽管本地区有储蓄潜力,但由于金融基础设施匮乏,金融市场不发达,因而储蓄为区外所动员,并反投该区域。本地储蓄不能用于本地投资,需要外面来投资,而本地区的储蓄又流到外面。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却是事实。本地区外汇储备最多,但外汇储备放在哪?放在美国。中国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也放在美国,美国因此成为资金富裕国,并向亚洲输出资本,这就叫结构错配。这凸显了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要发展,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是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一个铺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真正成为一个有深度,各国广泛参与的金融市场,是中国经济真正进入发达经济行列的关键标志之一。

如何来化解上述的制约和风险呢?其实很简单,就一件事。这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来的,而且也是各国所接受的,它就是建立双边、多边、多层次的自由贸易区。通过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一带一路各国经济互相咬合在一起,成为一根线上拴的蚂蚱,谁也跑不了的命运共同体,由此风险就可控了。

从目前进展看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推动它由单纯的政治性安排向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全面性安排过渡,就是希望通过双边多边多层次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安排,形成自贸区,使大家成为已给命运共同体,是大家共创未来,共担风险,共生共赢。

   

 

从未来的发展看,一带一路地区几个大国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在65个国家当中,有3个国家的GDP占全球GDP超过5%。这些大国的合作,也包括跟欧洲国家的合作,成为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开放推动改革,改革促进开放。如果自由贸易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就要求中国的对外开放,向更高标准靠拢,就要求中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实验。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的新标杆。上海自贸区最核心的试验是金融改革试验。

 

上海是人民币的本币中心,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海的试验也是全中国的试验。正是由于金融非常复杂,非常敏感,因此只能依靠试验来探索,因此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的试验是向更高的开放标准靠拢,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连接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金融改革是它的试验的。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其主要试验内容,而实验的途径有可归结为资本项目先以货币开放,实现可流动,进而过渡到本币与外币可兑换。在上海自贸区注册的企业,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自动获得两个账户,一个是一般账户,一个是自由贸易账户。

 

在现有条件下,自由贸易账户的人民币在境外、境内全部是通的,换言之,无论不受任何限制,只是不能在境外借人民币炒上海的股票。在实现本币资本项目可流动的基础上,这个账户逐步实行本外币可兑换。如果自由贸易账户的可兑换了,就可以着手向一般账户可兑换方向过渡,而一旦过渡完毕,人民币就实现全面可兑换。

我们认为这个试验是可行的,过渡是具备条件的,因为中国资本项目,按照IMF 的分类,43个科目中,只有三个科目是管制的。一是外商投资需要审批:二是中国居民不得对外负债,对外负债需要进入外债规模管理:三是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三级市场不对外资开放。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现在对外币依然保持管制,但对人民币不管制。反应在直接投资上,外商对华投资如果用人民币进行,它的条件远远好于用外币进行。中国企业如果要走出去,用人民币投资,手续更为简便。

反映在对外负债上,目前中国企业还不允许对外用外币负债,但是可以用本币负债。中国很多地区比如天津、福建、苏州甚至昆山都可以跨境办理人民币贷款。与此同时,中国很多企业在海外,也发行了很多以人民币标价的“点心债”。

反映在资本市场,目前尽管不允许外币直接投中国资本市场,但允许境外以本币即人民币进行,例如沪港通。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讲到,今年就开启深港通,人民币本币可以用于深沪两地的资本市场安排。

人民币国际化的上述进展既创造了资本项目开放的新鲜经验,又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提供了新的契机。所谓新鲜经验是指资本项目可以以本币开放进而再与外币可兑换。这样本币现在资本项目可流动,后实现了可兑换大大降低了资本项目的开放难度,与此同时,又奠定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新基础。如果外商对华投资用人民币进行和用外币进行的条件一致,就意味着这个科目就实现了可兑换。如果中国居民对外用外币负债和对外用本币负债条件一致,就意味着这个科目实现了可兑换?如果外资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用外币和用人民币的条件一致,也就意味着这个科目可兑换。如果所有的资本项目科目用外币和用人民币的条件一致,那么人民币就实现了全面可兑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自贸区的试验非常重要,这个试验恰恰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搭桥铺路,推动着改革促开放,开放促改革的良性循环。需要说明的是上海自贸区安排的原则是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就是TPP原则。中国正向更高标准的开放靠拢,中国以这样的态度拥抱世界,为“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由于时间关系,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就不多讲了。这里只提一点。2015年的11月30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表明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货币,开始广泛地进入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也使人民币由双边使用进入多边使用的新阶段。观察人民币的问题由此也从本币的角度转换到国际货币的角度。试举一例。最近人民币汇率的被动引起各方的关注,议论纷纷。但仔细观察一下,人们会发现,由于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和汇率的平价关系显现,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是人民币利率问题,当人民币利率得到控制,人民币汇率也就稳定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美元。美元是国际货币从而是锚货币,各国货币是挂在美元这个锚上。美元没有汇率问题,只是由利率高低决定美元指数的高低,而各国货币由于挂在这个锚上,因美元的利率高低所影响美元指数高斯,使其汇率波动不已。于是美国人坦然地说“汇率问题是我的货币,你的问题”。这就是观察国际货币的角度。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也开始成为锚货币,不仅意味着人民币的汇率就是利率问题,而是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有人民币利率所决定的人民币指数也会影响到其他货币的汇率,影响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对全球的宏观经济表现承担责任。这是一个过去从未遇到过的全新的局面。它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担当,从而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