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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新动力
作者:刘世锦    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时间:2015-12-07    阅读:7466次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在速度变化的背后,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在原有发展动力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培育发展新动力,实现新老动力的平稳转换,成为“十三五”时期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按照这一要求,加快培育和形成发展新动力,在供给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在需求方面,要有效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必须加快相关领域改革,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使我国经济由以往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驱动,转入更多依靠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的轨道。

  一、优化要素配置,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要素生产率较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明显提高,但更多地还是依靠要素数量的增长。近些年来,我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出现了重要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已经连续多年下降,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重要工业产品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等,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到提高要素生产率上。这样,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就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需要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合理流动,进一步提高其配置质量。理论分析和实际经验都表明,那些效率低的行业、地区和企业,通常都存在要素流动不畅的问题,或者流动不了,或者流动不足。低效的要素出不去,高效的要素进不来,长此以往,落入了低效率困境,且难以摆脱。其原因主要还是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如行政性垄断、准入限制不当、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企业体制僵化、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等。据有关研究,我国不同行业、企业、所有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相当明显,通过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效率的潜力很大。强调培育发展新动力、提高要素生产率,首先要关注已有的增长领域,在老领域中挖掘新动力。例如,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等存在行政性垄断的领域,通过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将会有效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机会。

  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更多地要着眼于新领域,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新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将可能催生某些新产业,但从大的方面看,出现类似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上大台阶的支柱性产业的可能性较小。新常态下,新增长点将主要以新技术、新机制、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形态出现,如“互联网+”、绿色发展、机器替代人工等。它们通常影响到大多数乃至所有行业,是“覆盖式”的;其特征主要不是外延式扩张,而是内涵式地提高效率。以“互联网+”为例,近年来在零售环节发展很快,通过降低成本、扩大消费选择范围、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等,表现出多方面优势,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从发展前景看,如果说网购是“序幕”,互联网与生产过程的深度融合将可能成为“重头戏”。“互联网+”已经成为当前创新创业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市场和有竞争力的产业配套条件,还面临着产业大规模洗牌重组的机遇,完全有可能在这个领域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和大企业,进而实现具备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二、调整需求结构,更好发挥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

  我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得以持续,从需求角度看,主要是依托高投资。近些年,随着增长速度放缓,需求结构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变化。201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出口增速由过去20%以上降到两位数以下,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相应下降。我国经济已经转变为更多依靠消费和内需带动的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更好发挥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对稳需求、稳增长,在需求方面培育发展新动力,意义重大。

  消费在增长中的基础作用更为凸显。以往较长一个时期,我国消费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只是由于投资的增长速度更高,于是形成了消费比重偏低的现象。随着整体经济速度放缓,特别是投资的明显减速,消费增速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消费相对较高的增速,对稳需求尤为重要。在稳定传统基本需求的同时,要重点关注新的消费增长点。例如,在过去一些年,汽车、移动通讯设备等产品消费,占到居民消费增量的较大比重。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要着力提高消费质量,引导消费向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在产品消费逐步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增长的重点将转向服务消费,包括旅游、养老、休闲、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消费。应当保持和加强这些领域已经出现的增长加快势头,带动居民消费结构上一个大的台阶。

  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仍为关键。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投资减速最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再重要。要使经济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保持中高速而非中低速以至低速增长,投资依然起着关键作用。以往较长一个时期,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的50%左右,制造业投资占比在30%以上,而制造业投资又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目前房地产投资的历史峰值期已过,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也逐步收缩。在稳定并适应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变化态势的同时,投资重点要相应转向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多方面投资、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信息消费投资和服务消费投资等。在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保持适当投资增长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改进投资效率,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产出比,使投资更好地成为提升效率、创新驱动的载体。

  出口对增长的支撑作用也不可低估。近几年我国出口增速减缓,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增长乏力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所致。这一变化符合国际经验和发展规律,也有助于减轻贸易顺差比重过高带来的压力。然而,保持出口适度增长仍很重要,且面临不少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为此必须加快出口产品和服务的转型升级,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同时,要与资本的引进和输出相结合,有效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位置。一方面,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的结合度,使二者相互支撑、相互推动;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引进外资、增加进口,更好利用境外的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人才等,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推动我国一批行业和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

  三、切实促改革、转方式,使我国经济转入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的轨道

  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不论是供给方面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还是需求方面协调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都要求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进而实现发展动力的平稳转换。

  首先,按照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改革商事制度,便利小微企业的进入和发展;也要“放大”,重点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金融等领域破除行政性垄断,引入行业外大的投资者,激发竞争活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改革,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优化配置。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使以往孤岛式城市变为分工合理、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网络型城市体系,并以此拓展新的投资空间。

  其次,加大严重过剩产能调整力度,积极推进产业重组。重化工业等领域产能严重过剩,是近期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利润下滑的重要原因。必须使市场在结构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违规、低效产能的退出,妥善解决人员安置、债务负担等问题。积极探索“互联网+”优化配置资源的有效途径,着力破除行政区划、所有制等方面的阻隔,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加快产业重组,培育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再次,促进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营造创新创业的有利环境。创新活动有其内在规律。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尤其要重视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集中,形成若干个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政府要从以往的“重扶持”转向“重环境”,避免制定具体技术路线,尽量不搞对特定企业的扶持,着力形成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适宜环境,学会更多地用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办法促进创新创业。

  第四,稳定和发展资本市场,为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以往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对引进技术为主、追赶型的增长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支持,但已不适应新常态下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需要。应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避免或减少资本市场大的起伏,重点发展与转型升级、创新创业相适应的金融工具,提高企业的股本比例。将“去产能”与“去杠杆”相结合,降低并化解金融风险。发展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工具,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探索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有效方式。

  第五,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转型。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既有挑战,更有机遇。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的态势下,要争取占领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制高点,由以往的被动应对逐步转到主动引领。加快国内自贸区的创新和发展,将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地区。进一步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企业将高水平研发中心和其他优质资源布局到中国。对外投资应将重点放在吸收利用国内短缺的技术、管理、品牌、供应链、营销渠道等要素上,取长补短,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以服务业为重点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激发竞争活力和需求潜力,为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扩展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