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教授对在中国广泛推行的“公司＋农户”模式给予深刻剖析和猛烈批驳，并下“肯定会一地鸡毛”的断言，是非界限十分清晰，听起来让人感到痛快，最起码知道如何取舍。所说的“官员讲利弊，学者论是非”，大概从这里得到了体现。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政界和学术界一直在探索如何使中国的农业走出一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路子，在探索过程中，一个新词逐渐地诞生了，这就是“发展模式”。什么贸工农一体化模式，什么“公司＋农户”模式，什么“市场＋农户”模式，什么“基地＋农户”模式……名堂不少，而这些模式往往经常出自各级干部之口，可是到了农民那里，没有一个能听明白、说清楚究竟他们是在搞什么模式，包括平时“模式”不离口的有些干部也说不清他们搞的“模式”的真正含义。因为他们也是从专家学者那里听来的，从上级文件得到的，从外地经验中“搬”来的。
其实，欧美公司化模式也好，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也罢，都不是中国模式，而且人家当初并非就策划出我要干出个什么“模式”来，而是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总结完善，才有今天的结果，而这些“模式”恐怕是中国人给“封”的，人家未必就承认你给人家“封”的就是那么回事。中国人做事情，事先总是要个说法，总要找个“参照物”，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许多问题。
一是抑制了主动实践、大胆创新的激情。以农村工作为例，解决“三农”问题，应该多向农民、农村问计，多在农村工作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而从一些地方的工作套路上看，往往与此相反，在“干部不知怎么领，群众不知怎么整”的迷茫中，就向专家学者讨教，专家学者固然能讲出一些大道理，而且听起来有根有据，但专家学者也不是神仙，也未必先知先觉，不过是提出一些供决策者参考的思路，然而，有些领导干部拿专家学者的话却不是做参考，而是信以为真，在上层形成个框框，从上到下层层套用，甚至强迫执行，时间长了基层干部也就不主动想事了，因为想了也没用，最终得听上级的。
二是照搬外地经验，经常遭遇“水土不服”。各地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除了听信专家学者的主意外，还有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外出参观学习。这些年，全国各地县乡干部，尤其是抓农村工作的干部，大概没有没去过山东的，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和蔬菜批发市场的模式，好像也没少被各地照抄照搬，但其结果未必都成功，即使暂时有些效果，但时间长了，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这倒不是说山东寿光的经验不好，而是寿光有寿光的情况，寿光有寿光当初的历史背景，再好的经验也有其特定“天地人”的因素，不是“克隆”就管用的。
三是干部推行的“模式”，与农民的实际需要对不上号。近年来，在发展模式上，尽管不少地方请专家学者讲座，外出参观学习，上级开会号召，把固定的模式一级一级地往下推，一直推到农户，但到了农户那里，根本不买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花钱甚至拉饥荒垒大户，人为地树典型。如果说就按照一种模式煞心干上几年，或许也会见成效，而实际上却是朝三暮四，一个和尚一个令，总换新思路，常变新口号，常常出现“不是研究工作怎么干，而是研究思路怎么能符合上级要求”，而这些思路与农民的的需要根本对不上号，搞得基层干部中间受挤挨压，用乡村干部的话说“里外不是人”。更可笑的是，农村大凡够得上典型的，基本上都是农民不按干部要求自己干出来的，而农民干出来后，干部却反过来往自己的思路上套。
上述情况绝不是个别现象，值得各级领导深思。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又引发国内学界对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反思与展望。温铁军教授抛出的“如果继续照搬西方模式，‘肯定会一地鸡毛’”的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论，笔者只想说的是，各级做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千万不要被这些观点所左右，因为“官员讲利弊，学者论是非”，专家学者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只是个分析预测，专家学者们可以争论观点，可以大谈中国新农村建设要走什么什么“模式”，作为决策者，应该把这些观点做为工作的参考，而且不能像专家学者那样再争论这“模式”那“模式”，哪个模式都离不开客观实际，都离不开务实的实践探索，用笔者曾经打过的一个比方：农村干部要多做“工程师”，少做“设计师”，按照中央和国家的政策和新农村规划，去组织广大群众去施工，才是领导干部的本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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