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讲了好几年，但是“十二五”规划把这个问题提的比较高。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共有三次，1949年是一次，开始搞计划经济。1980年又是一次，开始搞改革开放，虽然当时没叫市场经济，但是开始了市场化趋向。有人把“十二五”规划视为第三次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这种方向性的调整一样重要，说明 “十二五”规划确实会对我们发生长期的影响。当然这种说法，在学术界也并不一定都认同，但是我认为，至少这个“十二五”规划，和“十一五”、“十五”、“九五”规划有很大的区别。

    实际上，“十二五”规划和以前那几个规划都一样，是个程序性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很多人把“十二五”规划看作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规划，为什么提得这么高、看得这么重呢？前几个五年规划都不一样，五年之内国民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有一些应该说不属于实质性的变化，有一些变化就非常地深刻。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和变化将是非常深刻的，能不能把它和1949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198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并列来看，我没有很充分的研究，但至少比起前几个规划比较，“十二五”规划的内涵要深刻的多，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实行了用投资和出口，就是对外贸易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方针。不管每一年的政策怎么调，甚至五年政策怎么调，都没有离开这样一个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持续了30年，现在提出来要改了。“十二五”规划有很多内容，你在“十五”、“十一五”，甚至在“九五”里面，都可以找到同样的表述，但是有一点变化非常深刻，就是提出了所谓的消费问题。

    “十五”和“十一五”这两个规划讲到GDP的时候，一个说要增长7%，一个说要增长7.5%（当然实际上都是9%、9.5%），同时规划里面还有一个指标，过去人们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就是“十五”、“十一五”两个规划居民收入增长都是4%，居民增长速度都低于GDP的速度。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要改变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提出来要提高消费率，而且重点是提高居民消费，让居民消费在经济发展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十五、十一五一比较，我觉得这就说明了“十二五””规划转型的深刻程度。

    为什么“十二五”不再继续制订居民收入增长4%的规划呢？“十五”、“十一五”总体发展的也不错啊，那为什么“十二五””不把居民收入增长还定成4%呢？“十二五”规划定的是居民消费要高于经济发展，或者说不小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十二五”规划GDP没改变还是7%，但居民收入增长不小于7%。从前两个规划的4%提高到不小于7%，这后面隐含的东西就非常多了。

首先说我们为什么提出来要让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我认为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靠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增长方式已经是不可持续的。“十五”和“十一五”发展的不错，我们再搞上五年，“十二五”、“十三五”也继续这么搞，再搞十年为什么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调整呢？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或者在政府一些部门确实存在着疑问。

    我们先从经济上说它的不可持续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就是产能过剩。为了摆脱金融危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负面冲击，我们搞了所谓四万亿的投资，实际上真正投资规模远远比四万亿还要大。你投资多了，就拉动GDP、增加就业，工厂不关门了，税收也增加了等等，这对我们摆脱金融危机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它确实也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在这几万亿投资里面，有一部分的投资还跟过去计划经济差不多，有点自我循环的概念，投资本身自我的相互满足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对所谓制造业投资项目很多，投钱也很多，产业增长速度非常快，产能也同时增加，水泥、钢材产、有色金属产能都大大增加，这种整体产能增加也能拉动经济发展，关键是你产能增加以后的问题怎么解决。

    政府不可能总是每年拿出几万亿的钱来投资。包括地方政府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再融到这么多资来用于投资。如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这些投资规模要下降，不要说过去的产能，你整个新增加的产能怎么消化，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当然还会连带引起国际贸易的很多问题，发达国家没那么多钱了，对们中国商品需求下降，消费又没有上来，所以只能是通过极大地投资来带动。现在没有人认为主要依靠投资就能支撑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所以就要开始起动调整的过程。

    调整的过程，无非要考虑一个是出口，另一个是国内。我们现在能够控制出口方面的力度不大，而且还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所以从“十二五”规划看出一个结论，至少说在决策上，或者说在大多数学者那里，都认为如果不把消费增长起来，中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是可能出现重大问题的。制订“十二五”规划，首先中共中央有一个建议稿，所谓建议稿就是听取各方面意见以后，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形成的，把这样一个观点写进去，说明无论是企业界、学术界、政府和各方面，大家都认为原来那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提出一个转变的方式。转变方式内容很多，我认为最本质的就是在指标上，让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和“十五”、“十一五”完全不同的一个战略。“十五”、“十一五”每五年都有一些变化，但是都没有这次转型变化的意义大。在整个“十二五”制订过程中间，把提高消费写到文件里面去，不同意见肯定有，但说明总体上已经形成共识了。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是相当地严重，国内的消费需求还不能马上消化这些过剩的产能。虽然我们的方针已经提出来，要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发展，但是现在实际上还做不到，这个转型的过程要好多年。原有四万亿，甚至比四万亿还要多的投资、没完成的项目还要继续投，银行对那些项目还要继续贷款，不给贷款半拉子项目损失更大了。现在的要求是，新项目不给贷款，老项目还得保证继续做，所以现在投资需求仍然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是比起前两年稍有收敛而已。

    而出口呢，期望发达国家，像美国、欧洲再有那么大的增长是不可能了，我们现在转到发展中国家去出口，用中国的资金出口来带动产能出口，这个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应该说有很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出问题的地方。比如说在委瑞内拉，我们贷给它100亿美元的人民币，帮它开发油田、建炼油厂、修基础设施，最后它拿石油来还。在非洲、拉丁美洲，我们有很多项目都是这种模式，在整个出口里占的份额、增长的比例越来越大。相反，我们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实际上依赖投资、出口的惯性很大，按照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可能一个五年计划完不成这个转型，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要逐步的慢慢地调整过来。所以，中国这个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不但是一个现实，而且还是一个加剧的现实，因此提出转型是非常及时的。

    国内市场我们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能把这些产能全部消耗，但是国际市场的概念和我们国内市场是不一样的。国际市场应该说不存在说需求不足，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的低成本能不能可持续。你说全世界需要多少鞋啊，中国的鞋再多，并不能满足全世界鞋的需求，但是大家都在卖鞋，你的成本能不能低到继续支撑你去占到多大的份额。所以国内需求和供给之间是绝对的过剩，国际上我认为是相对的过剩。

    这种低成本的能不能支撑，有很多原因。比如工资制度，最近浙江、广东的企业招不到工人，概念是按它原来的工资标准招不到了。为什么呢？一个是人们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时期，农村多余劳动力没有了等等，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情况，不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样了。第二个是，国家新出来了各种政策、最低工资标准、社保制度等等的，工人能够接受所谓的工资，已经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你不提高工资他就不接受你，他可以找到比你好的地方。有些人就改在本地打工，虽然钱比那少，但是生活成本低啊。

    总而言之，原来的低成本的工资，已是不能支撑我们的低成本商品在世界竞争中再维持下去。原来有人主张，说中国应该加工贸易再搞30年，意思就是不提高工资，这样我们在世界上有竞争优势，这不是你的一个主张就能实现的。不管你怎么主张，客观上你招不到人。还有比如说环境的成本，在很多局部的地方，水污染应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比如河南有个地方，打井打到几十米没有干净水。淮河有一段，没有自然水，全部是污水，人家管它叫排污沟。湖南的湘江，有色金属、重金属、矿渣啊什么沉在水里面，专家测算，假定你不再排新的污染，让水自然地慢慢净化也需要100年以上。这么严重的污染你想维持下去也是不行的。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不仅人均资源稀缺，有很多资源是绝对的稀缺。现在所有的国内资源，只要能够挖出来，都想把它用起来，维持五年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行，但是作为政府来说要下一个判断，就是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它是一种累积，你改变得越晚，晚一年，可能要多花10年才能把它扭转过来，再晚一年可能要多花15年扭转过来。所以虽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总体上已经形成了共识。

    唯一的出路就是消费，你没有别的出路，就是要转变到以消费为主来拉动经济发展。要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不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不是谁的一种选择，而是客观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步，你不转到消费上，你的经济维持不下去，这是它的不可持续性决定的。 “十二五””规划应该说在形成共识问题上，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但是现在的实际状况，我认为政府的政策或者企业的经营战略，很多还没有完全调整到“十二五”规划的这样一个认识上来。

    现在虽然规划这么定了，但是现实的经济发展，还是在沿着旧轨道，还有惯性。不让它惯性往前走就得有另外一个力，如果你没有另外一个力，它的惯性就要保持下去。另外的力就是政府的给力，只有政府对这个经济发展施加一个新的调整的力，才能开始这个转型，才能实现这个转型。如果没有政府这个力的话，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惯性还会持续沿着现在状态往前发展，一直发展到崩盘的时候，才会有所谓一种破坏性调整。这个不是耸人听闻，或者故意说点什么尖锐的话，这个非常现实，这在局部地方、局部行业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多这种破坏性的调整，只不过它还没有变成一个全面的、全体性的东西。我想，现在我们离破坏性调整还有一段时间，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主动的、有意识的调整，把经济发展的路径转过来，避免以后的破坏性调整。对政府来说，现在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时期，如果政府这个力用好了，我们就避免那种破坏性调整，使经济能够比较顺利的，成本比较低的，代价比较小的转移到一个良性的轨道。

    不可持续性在经济上是一个角度，在政治上是另外一个角度。共产党执政就是让全体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能够享受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成果。由于经济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应该说也是另外一种不可持续性的表现。所以从政治上讲，你必须要有措施来解决。如果解决不好，有些问题就会激化，会恶化。

    我有一个主张，现在的政府和居民，不管是农民也好，城市居民也好，要尽量减少直接的利益分割。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是不赞成房产税的。这个房产税是什么概念？是你先拿钱买了房子，买房子钱是你交过税的钱，然后你为了住这个房子，你还要把其他交过税的钱来交这个房产税。它和所得税、流转税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房产就是一个政府和企业之间没有增量而是存量的直接分割，所以我是不赞成的。有人还说要房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形成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我听起来觉得都是很可怕。土地出让金有上万亿，如果全国搞一个上万亿的房产税，那中国就乱套了。我认为整个社会，政府和居民之间，应该维持一个和谐的状态，不是没有利益分配，但是要减少这种直接的利益分割，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拆迁为什么容易出现矛盾呢？这房子拆掉了，政府给你这个房子补贴的钱只是这个房子和这块地价值的很小的一部分。只要这房子拆了，政府就马上得到一大笔钱，他跟开发商可以分享这笔钱。这房子拆不掉，政府拿不到这笔钱，所以政府的利益和居民的利益就在那儿对立着，到底这钱谁拿？矛盾肯定是要激化。你说概率有多高吧，你万分之一的概率，那拆一万间房子，就会出一个恶性案件，出一个恶性案件影响，那比你这一万个拆迁还要厉害。所以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政府和居民之间，不要采取这种直接的利益分割的方式，利益分割是肯定存在，但是这种直接利益分割应该尽量减少。

    咱讲过去的农业税，农业税什么东西，就是村长到农民家里去，要你交200块钱，这200块钱交了，村长拿着，他可以给上面交，也可以发工资，甚至也还可以喝酒。你这200块钱不交，他的工资就没法发，因为上边不给他钱，这就是直接利益分割。农业税才几个钱啊，没几个钱啊，但是这种相互之间直接利益分割的方式，每年都要发生数以百计的恶性事件，这个教训太深了。现在人们还要搞一个大的房产税，所有住房的人，不管住房好坏，多多少少都要交税，我认为这都是食洋不化的，看了几个外国的东西，就来主张搞这个东西。我觉得从长期政治上的考虑，应该尽量地减少这种政府和居民之间直接的利益分割，这才能维持这个社会的和谐。所以转变发展方式，从政治上考虑也需要调整，也是需要有一个转型的过程。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讲所谓中等收入陷井，有人讲拉美陷井，就说人均到了三千美元，有的说到八千，有的说到七八千，有的说到一万，反正就在这个人均收入水平上，很多国家就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井。你要再仔细地研究，这个拉美国家，到了它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就是它的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程度的阶段。

    最近，拉美又开始发展了，人家说巴西啊阿根廷又不错了，但是我看到一份资料，最近一个时期拉美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开始下降，从统计学上说，这两个相关性是很强的。在基尼系数很大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减慢，当基金系数缩小的时候，经济又发展起来了。但是最近拉美经济又开始往上发展了，而基金系数下降了，这两个是不是一定这么关联的，现在也没有人做出最后的证明。但是至少这两个数字，就算巧合吧，它也让人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个巧合，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也很有参考价值。我倒觉得，很可能我们现在还处在基金系数扩大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或者说已经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陷井这个阶段。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这个阶段，采取什么样对策，使得我们呆在这个阶段的时间很短，而且很快能够走出去，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不会出现一个停滞的若干年的一个状态，这要靠我们的决策水平。当然中国和拉美不完全一样，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对拉美的所谓中等收入陷井的研究，对我们今天认识“十二五”规划，认识“十二五”规划转型这样一个战略决策，有非常好的参考价值。不但在陷井里面值得借鉴，走出陷井也值得借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

    有一个结论，就是“十二五”这个结论：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调整的目标就是要使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十二五”规划定的这个转变方式，最核心的内容怎么样能把消费置于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动力，这个内容要高于其他方面的转变。

    那么，怎么样来实现这个转变？第一句话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个“十二五”规划已经写上了。第二条就是光总量增长还不够，还需要解决差距过大的问题，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缩小基金系数，只有同时具备总量增长和基金系数缩小这两个条件，我们才能够让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两条都不是很容易的。

    比如说第一条，规划写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发展速度，在整个GDP的分配里面，居民收入的比重就会增大，这是个数学问题，不用讨论。GDP分成政府、企业和居民，规划说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快，那么再看看另外两个主体。首先看政府收入，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我有一个统计数字，前四个月政府收入增长30%，也就是远远地高于经济增长。政府的收入快于经济增长，政府还想让居民的收入也快于经济增长，那谁慢呢，总得有人慢啊。唯一的结果就是，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要大大地低于经济增长，低于GDP增长。因为你一共是三个主体，三个主体都要增长是不可能的，它是一个平均数，都增长就悬空了一块。所以我在政协会上提了个问题，我说按照规划，居民收入快于经济增长，现在政府收入增长速度也不慢，那么我们的规划是不是意味着（虽然规划没这么写）企业的增长速度会大大地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不是你解释的问题，它必然就是这个结果。如果居民增长速度要快，企业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甚至是负的局面，我们这个转型能完成吗，我看也不行。所以这三个主体收入增长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比例，这是“十二五”规划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无论是让居民快企业慢，还是让企业快居民慢，都不能实现规划的要求，唯一的一个解就是政府收入增长比例要下降，政府不能搞成30%的增长速度。所以我给总理提的建议是，现在各个政府部门定的政策，还不足以支持“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这个转型，我建议政府还要再搞一些政策储备，如果最后你实现不了这个规划，你还要在哪些政策上做调整。不管怎么讲，目前已经实行的政策是不足以支撑这个转型的。如果没有新的政策，就按现在这套政策组合，这个规划完成这个转型是很难的。 “十二五”规划转型难度很大，希望不要等到五年以后再来说我们哪个指标完成了，哪个指标没完成。我希望每年评估一次，一旦评估发现还需要调整的话，就很快拿出新的政策。后来总理也同意这个建议，说我明年还要来，就评估第一年“十二五”规划转变增长方式效果怎么样。我认为总之至少这四个月的指标不能证明这个转型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两条，一条是居民的收入是不是增长了，在居民增长的时候，企业的收入和政府的收入会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第二条就是这个居民收入差距是不是缩小了，只有收入总量增加同时缩小了收入差距，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够增长速度快一点，这样才能够增加居民收费。换句话说，要想完成以消费为主要动力这样一个转型，不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发展，而且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要更快于经济发展，两者缺一不可。看“十二五”规划执行的到位不到位，执行的效果怎么样，这两个指标非常重要。

    讲到具体措施，我觉得应该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我说到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包括我跟吴敬琏老师也有点不同的看法。吴老师在几次讲演和他的书里边，都提了腐败和垄断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我跟吴老师看法有一点区别，我认为他说两个东西原因没问题，确实腐败也好，垄断也好都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本身就一定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因为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就是每一个生产者，这个生产者不光指工人，他都要追求超额利润，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效力高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如果大家都觉得钱挣够了，不想挣那么多的钱了，那这个市场经济就没有了。那么你想追求超额利润，你想超过市场的平均利润率，靠什么？你就得投入更多的资金，你就得使用筹集更多的资源，你就得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你就得实行更高级的管理。所以市场经济成功这些企业，无非都是在这几个领域他有比别人高明的地方。

    过去我们说零售，都是些小摊贩，零售商店，但是沃尔玛却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的公司，它整个零售的管理系统真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在科技界叫颠覆性技术创新，什么概念？比如CD出现了，把过去的磁带录像机全部报废了。数码照相机一下子把胶片技术全部颠覆了，几乎把整个行业全部冲掉了。这种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里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要追求超额利润，无论你是资金的需求、资源的需求、技术的需求、管理的需求，你必须要比别的生产者高出许多才行。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市场经济对于资金、技术、管理就有一个永恒需求，这种需求永远是大于供给的。因此这几种生产要素的人格化，他们的所有者的价格就一定会上升。你现在雇一个高级管理人员，你用普遍的工资是雇不到的。我们现在引进国外千人计划，就是给很高的钱，你不给高薪他不来。技术也一样，资源、资金所有者的价格都会上升。网上有一篇文章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这个没有意义，因为需求实现了以后，很快就会变成平均利润率，平均率就不存在了。我觉得从超额利润变成平均利润这是对的，但是在市场里面，这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变成平均利润了，一定还有别的生产者在追求更高的超额利润，所以这个需求和供给的局面是永恒的。

    相对而言，技术提高了，资金量大了，资本密集程度高了，资源消耗更多了，管理水平更高了，那生产要素的什么需求会减少呢？就是普通劳动。越是经济发展，对于普通劳动的需求就会减少，那么普通劳动的人格化也就是一般的劳动者，他的工资水平，他的价格，或者说会下降，或者说它增长的速度会远远的慢于那些要素的持有者。因此我的看法，市场经济一定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它本身是市场经济天然的属性。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煤太多，所以煤矿工人失业，煤矿工人失业就没钱买煤，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状态。马克思讲解决这种矛盾只有生产关系的破坏性调整，把牛奶倒到大海里，供需就平衡了，这是当时马克思的一种分析。后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也来主动来调整这个问题，核心就是要让政府扮演一个角色，其中有一条我认为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产能过剩出现破坏性调整。罗斯福新政的时候，搞社会保险，就是政府出面，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形式不表现在工资上，表现在它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现在很多国家立法有最低工资，如果政府不立这个法，可能从业人员拿的工资要低于这个工资，这明显是政府在调节市场的一种态势。

    收入差距扩大，引起很多负面的东西，我认为是市场经济天然的属性。但是逻辑结论并不是说就不要市场经济了，逻辑结论是政府应该扮演一个角色，通过政策使得这种趋势得到扭转。如果消费和供给能够基本保持平衡，说明政府调节好了；如果你收入差距缩的太小了，那肯定是相反的一种结果。计划经济时期，基尼系数零点二几，你干多干少都是那么多钱，所以供给不足，没有生产动力。反过来说，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这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结果。所以逻辑的结果不是否定市场，而是让政府通过政策的调整，使得这个天然的趋势得到一定的遏制，或者得到一定的扭转。当然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但是从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一个结论。

    现在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政府不把这几件事情做好，刚才说的转型要想实现是比较难的。

    第一条现在政府收入增长速度30%，所以还是要坚持结构性减税。如果政府收入30%的速度不能够降下来，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调节就非常难实现。很多人担心要减税政府还有没有钱，政府的开支怎么办？实际上至少在今后五年到十年之内不用担心，政府的收入一定会保持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增长。为什么呢？有一个因素也许大家不会注意到，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有三万亿的外汇储备，本身既是外汇储备，也是财政收入储备。我们进口一美元征的税要大大的大于一美元出口所退的税。这样一个政策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假设一年之内进出口同样增长两千个亿，那么进出口是没有增加的，对GDP贡献是零，但是财政收入大大的增加，因为把两千亿出口退税退掉，又把两千亿进口退税拿进来了。我们现在要扩大进口，希望顺差少一点，进口增长速度快一点，出口增长速度慢一点。你进口增长的量超过出口的量，本来征的税就比退的税多，你总量又多，财政收入就大大的增加。

    所以五到十年，如果我们继续坚持鼓励进口，不追求进出口的顺差，我们外汇储备里面的财政储备就会释放出来。它和投资和消费不一样，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财政收入增长，投资下降、消费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唯有进出口正好是相反的，进口多了，出口少了，财政可是大大的获益。所以实行结构性减税，作为政府税收的资源是足够的，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

    很多人在讨论减税还有没有空间，我的看法是，减税的空间取决于政府。如果政府还追求增加外汇储备，还要多出口少进口，当然这种收入就体现不出来。如果政府说进口要增多一点，甚至变成逆差，那你的收入肯定大大增加。现在我们的资本向下，投资可能率先要变成逆差。去年统计引进外资一千亿，对外投资六百亿，我估计再有两年、三年，对外投资的外汇数量就会超过引进外资的数量，资本向下可能很快就实现逆差，然后贸易向下至少顺差会大大减少。我认为有几年逆差也没什么，只要我们政策妥当，减税的空间是很大的，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落实结构性减税这样的一个方针。

    我讲的这个角度是一个前提，只有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才能够使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速度。当然我不是说企业增长速度就一点都不能慢，是可以有弹性的。规划已经明确了居民收入要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政府减税做的好，这三个主体的收入增长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格局，规划的实现就比较现实了。

    中国有的一个特点跟国外有很多区别，就是中国的低收入群体有很多类型，你用一个政策解决不了。比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要增加收入就靠农产品涨价，因为他的产量增长是很有限的，收入增长速度还要快，那只有价格上涨。那当然这个价格是广义的，包括政府补贴等等。过去好多年我们是要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保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收入稳定（甚至保持不了稳定，因为还有生产资料上涨等等因素）。幸好这几年不再提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了，而是要增加农产品生产补贴，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个变化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还坚持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这个群体的收入无法增长，那“十二五”规划想把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就无法实现。

    还有一类所谓农民工，或者城里低工资的这些职工。现在有一种看法，坦率的说我真是难以苟同。这种看法提出不要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说原来是两千块钱，很多人工资到不了这个水平，你提高扣除标准，对那些职工没用。以这个为理由反对提高扣除标准，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发达国家每年都要提高额的，他们也有达不到这个交税水平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说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交税的水平，所以提高扣除标准就没有意义，就不要提高。对于达不到标准的人，你用提高扣除额的办法对他们是没有作用的，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不能因此就不要提高了，交税的人也不要减少，如果因为有一批人不交税，其他人也不要提高扣除标准了，按这个逻辑推理的话，你干脆降低标准算了。但是降低了标准还有会很多人不交税，你怎么可能做到每个人都要交税呢。中国农民都不交个人所得税，那你就说要所有职工的扣除额都别扣，这个逻辑我实在不理解。

    对于已经交了税的人减少交税负担，这是应该做的事。对于达不到这个交税标准的人，怎么提高他的收入，要想另外一个办法。不能因为说这些人不交税，所以你就反对给那些人减轻税收负担，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这两种利益群体，一种是工资低不交税，怎么提高收入要想另外一个政策；另一种是已经交了税的工薪阶层，如何降低税收负担，这也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这两个并不对立或者说只能二者选其一，还是有办法的。

    现在要研究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有几大类低收入群体，这几大类收入群体用什么样的不同政策来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用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来决定对谁采取什么政策，这是不对的。

所以对农民就得提高农产品价格，你的通货膨胀里面得有一定的份额用于提高农产品价格，你不付出这个成本，整个农民群体收入就不能增长。农产品价格涨，肯定工资就得涨，生活费用就得提高，当然职工的很多事就得来解决，要经过若干年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实现我们“十二五”规划的目标。

    还有就是社保制度的问题。虽然直接收入没有增加，但是增加社保也相当于减轻你未来的支出负担。我们可以搞成一个配套的一揽子方案，最后的目的还是要使不同利益群体的收入都要增长。

    在这儿我还想专门讲一个现在社会上很少有人提到的利益群体，就是个体户。1994年搞增值税、营业税，个体户每个月销售超过两千块就要交增值税或者营业税，个体户销售收入两千块的毛利能有多少？而且个体户也没有人给他什么社保、什么医疗保险、什么住房分配，他什么待遇都没有，一切开支都要自己解决，所以搞了几年以后就搞不下去了。2002年，根据国务院决定我们曾经调整过一次政策，由各省决定把个体户交税的空间定为2000块到5000块。很多省一次没有调到五千块，有的调三千块，有的调四千块，有一部分调到五千块，过几年才慢慢都调到五千块钱。后来统计，调到五千块钱我们少收了50个亿的税，但是有550万个体户不再交税。一个个体户一年减的税还不到也就几百块钱，个体户还有雇员，这50个亿解决了大概两千多万人不交税，平均来说这个成本是很小，受益户很多。我们国家的税制是一个大的金字塔，但是高度并不高，底座很大，所以在底层提高一点，受益人是非常多的。

    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不到10%的企业交了企业税收的90%。如果说我们减一点税收，那会有多少企业受益，实际上对财政收入影响也不大。国税局管的企业户数1700多万，地税局比这个数多，咱们就按两千万来算， 1700多万户的90%交10%的税，也就是说1500万户才交了税收的10%，那你想想减3%的税能有多少企业受益？中国个体户和小企业数量众多，交税的总量不大，政府如果采取点措施，把他们的负担减轻一点，让个体户更好的去安居乐业，再增加一些就业等等，所需的资源并不多，这样有什么不好。

    我的结论是，政府解决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问题，还是有很多可动用的资源的。当然算帐要做很多技术性工作，但是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技术性工作，你提到三千就对，提到两千五就是错，提到三千就是对，提到三千五就是措，我看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只是由你政府来判断，你准备让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免税的利益。你政府要愿意多一点人享受，就把标准提的高一点，少一点人享受标准就提的少一点，没有对错之分。这就取决于政府的判断，，如果今天判断提的多了，可以两年不提；提少了，明年再提一次，主动权都在政府手里。总体上我认为，政府还是有很多资源来减轻居民税收负担，这个原则我是坚持的，至于到每一个具体政策上怎么用，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现在政策的空间很大，政府手里掌控的资源也足够多，采取结构性减税是完全可以实行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不同的看法。我主张不仅对低收入要减税，对于高收入的一些税率也要降一点。我这个观点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说中国有这么多困难，你还想照顾有钱人。但是我是觉得像45%的最高税率不太合理，美国才30%多，香港15%%，咱们跟香港不能完全类比了，搞这么高的税率也收不到多少钱，所以最高的税率降低一点也没什么了不得。

一个好的税制，要照顾穷人，也要留住富人。现在移民的数量不少。当然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某些税率过高，也是其中一个因素。现在全球都在竞争，争夺人才，我不是说每个人才都是富人，我也不是说每个富人都是人才，但是总的来说，人才跟富人重合率是很高的。我们如果对富人征收很高额的税作为所谓调节收入差距的一个手段，我看不见得是个很好的办法。我们应该把主要的资源包括政策资源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征的很多高收入者的税。

    这种思维方式回顾我们的党史，是有历史教训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政策总体上都经历了一个由偏左往回纠正的过程。当时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土地国有化，最后发现不行。地主不分田，地主家庭人很多，一寸土地不给他，那地主就得跟你共产党“死克”；富农分坏田，他的生产力肯定受到影响，而且这么一闹，很多地方实际上还侵犯了中农的利益。陶铸的夫人写过一本书，她当时在福建根据地。她说当时按共产国际要求，要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谁是小资产阶级呢？镇里开店铺的，或者做小作坊的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怎么让他变成无产阶级呢？就是把他们家房子烧了，家产一烧他就变成了无产阶级，跟会着红军闹革命去了。结果发现怎么样，等到国民党军队一回来，这些人领着国民党军来抓共产党。

    毛泽东很快就提出了农村土地政策。首先不同意土地国有，把地主的地、寺庙的地分给贫农、中农，地主也要分一份，富农也要分，这个政策就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区也实行土地改革。你们看看党史写的，一开始也是厉害，都左的很，后来才慢慢的纠正。中国的税制要好好照顾穷人，解决穷人的收入增长的问题，但是也要留住富人，使富人愿意呆在中国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移民当外国公民以后，还是回来做企业，赚钱还在中国赚，我们国家样吸引这些人还是需要有很多政策的支持。所以我主张给高收入人减税，一定会有很多人批评，我也不甘心就这么憋着，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学习的知识，我认为这个主张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最后我讲一点意见，你们可以思考，推理到下一个问题，我更不赞成所谓的财产税。1994年改革的时候，流转税占的比重是百分之七十，所得税百分之十几，其他税不到百分之十，但是我们希望流转税低一点，实际税高一点。经过17年了，现在流转税60%几，所得税20%几，其他税10%。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所得税的比重增加不到一个点，增加零点几个点。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税制以哪个税为主体，哪个税为辅，不是主观上想怎么就怎么样。一定搞一个大的所得税，你搞不成。发展水平逐步上升，流转税比重慢慢在下降，所得税的比重慢慢上升，然后再到一定的水平，财产税才能够上升。在中国人均4千美元的水平上，想搞一个大的所得税都搞不成，还要搞一个更大的，说的什么要搞一个替代土地转让收入的财产税、一个房产税，把它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完全不现实。

    国家的税制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每年流转税的比重降低一点，所得税的比重稍微提高一点，其他财产税等等慢慢的再提高。你要想实现一个说财产税要占到一个主体税种这样的一个目标，我认为五年、十年都实现不了。这些东西说到底和我们的转型都是有关联的，我的建议供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