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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战略转型:调整三大结构
演讲者:许善达    时间:2010-03-18    阅读:32112次   

     今天讲的内容与在其它地方讲的有所不同,以前讲的很多是关于政策调整、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在谈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我有两个理论上的思考,不知道是否成立。今天是在清华大学演讲,大家都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我把我的思考讲一讲,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印象中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开会,是林毅夫搞的活动,当时有人问,你认为中国对于经济理论能做出什么贡献?林毅夫讲,中国在理论上现在还不能说有多大的贡献,但是很可能在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方面会有一点理论上的建树。中国改革30年的经历,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很丰富,可以有一点理论上的思考。

     这个图是一个最简单的图,咱们学经济学lorentz曲线,这个曲线和这个直线围的面积就是收入。这个曲线的形状对应的就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分配差距大小的。人们的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要消费,一部分要储蓄、投资,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不考虑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就简单的两个方面,一个消费,一个投资。投资之后形成产能,就是供给,消费就是需求,把其它的一些小因素剔除以后,一个基本的公式就是,供给要等于需求,这样社会是平衡的。供给是投资的函数,有多少投资,最后产生多少供给。需求是消费的函数。这是一个基本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的供求相等,S等于D,那么这两个公式应该是平衡的。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经济学有一个公理,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个是没有人去证明的一公理,大家承认不承认这个规律。我们假设这个是成立的,它应该有这样一个线,这底下相当于消费,上面就相当于投资的部分,就是说具有收入的人,收入水平越低他用于交费的越多,收入水平越多他用是投资越多,这个线就表示一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关系。如果承认这个关系,下面给推导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加入总收入的面积大小是不变的,还是这么大,但是分配的比例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再划另外一个示意图。比如现在收入差距比过去拉的大,同样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也是成立的,这个线就压得更低了,就是用于消费的比例和用于投资的比例变化就更大了。同样,如果基尼系数缩小,差距缩小了,相应的分界的这个线就会往上升。

     这两个函数应该说都是正相关,消费的钱越多产生的需求越多,投资越大产生的供给越大,这两个应该都是大于零的。如果这个东西要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两个的关系,这两个等于或者大于或者小于的关系,就反映出基尼系数的数字是不是能够和它对应起来。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假如说这个等于这个,那个这个基尼系数应该是使得供给和需求、产能和需求相等的基尼系数,就是说是这两个平衡点。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大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基尼系数太高了,太高了以后,消费就不足了,投资就大了,所以产生的供给就大了,大于需求了。如果反过来说,消费太多了,供给不足,说明基尼系数太小了。这个结论能不能站得住,请你们深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我想要是引申一点,我们学经济学都知道讲公平与效率,这是几百年争论的,到底是公平第一还是效率第一,争论很多。公平与效率有没有均衡点?我认为基尼系数是反映公平程度的指标,如果某一基尼系数,某一个反映分配差距的系数,假如能够使这个等于这个,换句话就是使这个公式成立的话,那么这个基尼系数或者这种分配关系就应该是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点。这个结论能不能成立,我希望大家来探讨一下。因为这个结论如果成立或者不成立,对下面的结论就有关系了,为什么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改革30年,在改革初期,小平同志讲,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只是针对当时的分配过于平均,过于平均就是基尼系数太小了,所以没有效率。小平同志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最后又讲,当财富增加了以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了以后,我们最后要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他说的共同富裕就应该指的是要控制收入差距,使得能够平衡。所以我认为小平同志讲的两句话,一开始说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说以后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反映的是我们国家所谓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点,在改革开放初期是过于公平,效率太低,现在的情况结论就是效率比较高了,但是公平不够,是不是能站得住,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产能过剩,就是供给远远超过了需求。这个是我所想到的,能不能站的住我不知道,是我在思考问题里面想到的一个关系。

     我倒认为是值得我们想的一个理论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要长期发展,究竟我们在处理规划上、战略上应该有一个什么方向,怎么把握这个东西,我认为要讲近期的事情,理论的因素小一点,要讲中长期的事情,理论的导向、理论的认识就非常有价值了,它会对我们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影响非常大。所以现在我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了,理论界是应该从这30多年实践中间能够提炼、抽象出一些指导我们更长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理论,所以这个是我所想到的一个问题。如果讲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或者产能与需求的关系,或者基尼系数这一系列都是带有理论色彩的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有时间,大家可以来研究一下,究竟能不能站的住,我也没有把握,但是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这是我的第一个理论问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的思考。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搞了市场经济,我们只是提出市场经济建设这样一个目标是199之年,是党的十四大,在那以前我们是探索的过程,现在我们已经确立了,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现在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市场经济和收入差距扩大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刚才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认为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反映在收入差距上,就是收入差距太大了,因此消费需求就不足。深入一步,收入差距扩大跟市场经济有没有关系?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特征、规律呢?还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收入差距拉的比较大。

     咱们都是学经济学的,大家读过《资本论》,马克思讲的《资本论》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他分析的结论就是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一定会导致收入差距过大。他认为所谓的收入差距过大以后,由于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最后生产关系就要爆炸,就要破坏,用破坏性的办法来解决刚才我说的产能过剩,咱们学经济学,牛奶倒大海里等等,都是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马克思的分析就认为,他所讲的那个资本主义后来列宁把它定义成是自由资本主义,是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认为这个是有一个必然性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按照列宁讲的是垄断资本主义,那么现在还叫不叫垄断资本主义?我个人认为现在也不叫垄断资本主义,应该叫金融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说。

     是不是只有马克思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有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社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他更高级的阶段,这个结论成立不成立,再进一步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趋势,有没有这样一个结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会形成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或者前面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级阶段也仍然没有改变这个趋势,这个结论能不能站得住?现在看,先说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我这里有一些材料,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专门介绍美国的数据。美国的数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数据都有点吓人。美国的数据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这是美国商业周刊登的一个东西。说1979年到2007年,这一共是差不多30年,28年,28年期间美国非管理人员,不算管理人员,就是蓝领工人占拉开者总数80%,他们的平均小时工资仅上升了0.1%。这是讲的美国的一个统计数字。28年里面,非管理员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只上升千分之一,所以这个数据就说明了在美国这样一个已经是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按照我说它已经不是列宁所定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大了金融资本主义。至少说像美国这么发达,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就是这个数字反映出来的。

     后边讲了整个劳动生产率上升本世纪初就上升了11%,所以美国的经济发展,劳动生产力的上升所产生的财富占劳动者80%的所谓非管理员的就业者没有达到,但是你想想,从这30多年,美国整个的财富增加多少呢?所以这些数字我认为就是反映了刚才我讲的市场经济会有一个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是马克思讲的被列宁定义为自由资本主义是有这个问题的,到了列宁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到现在我认为它已经不是垄断,而是金融资本主义,美国仍然存在这个趋势。这个是统计数字,这是时政来的,而且是美国人的时政,不是别人的时政。

     再看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国家现在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情况是官方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分析是经济系数多大,但有不同的学者做过很多的这样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的数字结论也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个趋势是一样的,就是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所有研究政策、研究报告的作者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都是存在着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至于它的基尼系数,有的说0.42,有的说0.45,有的说0.48,绝对数有差别,但是所有的经济报告反映的趋势都是存在的。

     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要从实践中间抽象、提炼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阶段都存在这趋势,从中国的很多时政报告里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这个趋势,我们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市场经济本身就存在一个内在的机制、趋势,就是收入差距会拉大,这个结论能不能站得住,值得我们搞理论研究。

     我去年我政协会上有一个大会发言,发言里边我就讲到了中国差距拉大的问题,本来我还想讲几句理论的话,后来想了半天我也没有把握,后来跟政协的同志本一块研究发言稿的时候,最后说理论问题你还是别说了,在政协大会上就讲实际的意见就行了。所以我在发言里边只讲了,中国这么多年来已经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就没有讲理论上怎么认识这个东西。因为今天你们都是高级的经济学者,就讲一讲,我希望大家可以深入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市场经济本身就存在着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这算不算个规律,这至少是很值得我们里研究的。如果这个规律成立或者不成立,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对经济学改革的问题的研究,都是有参考价值的。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个理论方面的问题。

     再回顾一下历史,过去在马克思《资本论》里头,政府是一个守业人,并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到了凯恩斯以后,政府才所谓宏观管理、宏观调控等等,不管叫什么名字,政府在经济活动里边要发挥作用,扮演一个角色。对于收入差距的问题实际上大家知道在20、30年代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一系列政策、制度都开始建立,包括最工资标准也是个法律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针对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来制定出来的,当然是不是个规律大家可以研究,但是有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的措施应该说这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20、3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很多法律、政策,来缩小这样的差距。实际上现在美国很多问题都反映在这种矛盾上,像通用公司最近的矛盾,为什么经营不下去了,就因为他认为职工的福利太多了,医疗保险等成本太高了,竞争不过别的国家的汽车了。这些医疗保险也好、什么保险也好,都是缩小差距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刚才我念的数据也反映出来,即使在这么发达的国家里面,收入差距的问题仍然表现出扩大的趋势。

     对这个问题我们从时政的角度应该做很多数据的分析,做很多案例的分析,但是可以提到理论上来思考,究竟它在理论上能不能成立,如果成立,我们改革的战略、改革的措施、采取的政策等一系列都要考虑在里头,如果不成立要另外来考虑。这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涉及到对市场经济和收入差距变动的趋势进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我在实践中间看到实际问题以后,我想到的一些事情,因为你们都是搞理论的,都有很深的造诣,我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我先把问题提了出来,下边再讲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讲的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我们国家产能过剩的问题有我一个统计数字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居民消费率十几年持续下降。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一般来说,消费包括政府消费,企业消费,我们国家现在整个消费增长里面,政府和企业消费增长是不慢的,但是居民的消费率一直在持续下降。这个问题跟刚才我说的理论问题是有联系的。我看到数据给我一个启发,居民消费的下降和我们经济周期无关,和宏观调控的经济周期无关。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指的是反周期调节。就是要把经济波动降低它的波幅,延长它的周期,使得经济更加的稳定,说的理论一点,就是要用当时小川讲了一次,二阶偏微分方程,谁要懂得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什么叫宏观调控了。但是居民消费的下降跟十几年的经济周期无关,经济热的时候,居民消费率下降,经济冷的时候,居民消费率还下降。这个跟刚才的问题有联系的,居民消费率下降这样一个现象和经常讲的宏观调控,没有关系,和经济周期没有关系。

     你刺激经济的时候,居民消费率下降,你给经济泼冷水让它降温的时候,居民消费率还是下降,这给我们两个思考,一个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是不是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第二个问题,从工作角度讲,要想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靠宏观调控,靠反周期调节是解决不了的。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政策,积极的,或者叫稳健的,或者叫紧缩的,这些政策基本上讲的都是反周期的,属于一种反周期调节这样的一种思考。扩张嘛,经济低潮的时候,就要扩张,不管是货币政策要适度宽松,我们国家的语言积极宽松,实际上经济学就是扩张。当经济热的时候,我们就紧缩。但是如果说居民消费率下降跟这个周期无关的话,你再用多少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能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些统计数字,包括刚才我思考的理论问题,我得出的一个认识,我们要想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需要有战略性的考虑,需要跳出反周期性的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市场经济要是也这个趋势的话,不管你市场经济发展在热的时候,还是冷的时候,这个趋势仍然是不变的,所以解决这个趋势问题,靠冷的升温,热的降温的办法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因此我就想,作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的时候,有一部分肯定是有反周期调节的问题,我们通常讲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叫宽松的货币政策都属于反周期的范畴。我认为还应该有一些跟经济周期无关的一些,也可以说是政府实施的一种经济战略,不管经济周期处于哪个阶段,不管是热还是冷,不管是用扩张的政策,还是用紧缩的政策,还有一些是要长期实行的。只有用这样一种措施才能解决这种和经济周期无关的问题。根据这样的结论,我在去年政协会的发言里,我没有大会发言,是小会讨论的时候,我是积极建议,政府应该搞一个居民收入增长的规划。这个规划要搞一段时间,比如说5年或者是10年,这个规划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积极的或者是扩张的紧缩的反周期的政策,这样的一个视野里头。要超越这样一个视野来研究,我们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及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成这么一个规划,我们研究经济就说是扩张还是紧缩,是宽松还是要什么,老是在讨论从反周期调节的视角来研究我们的经济政策的话,我的看法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要调整经济结构,我认为调整我们国家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先不考虑进出口,这个一会再讲。要提高居民消费率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已经提出来了,提出这么一个设想,一个方向,我们已经明确了。我认为目前还有很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是局限在反周期调节里头,还没有跳出反周期调节的视野,所以很多政策实行的效果就是不能让人满意。因此,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虽然我们这么说那么说,这么提那么提,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现在对于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这个都没有什么分歧。我的思考就是认为,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平衡,找到消费和投资均衡的问题,根据我刚才讲的思考,我们必须要设计一套跳出反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这样一个视野,搞一套战略出来。然后包含着若干措施,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提高居民消费率来恢复均衡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在讲到调整结构,我认为消费投资结构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调整的东西。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矛盾更加尖锐了,因为投资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牺牲了结构的调整这样一个目标,推迟了这结构调整的时间,我们来保持了总需求的增长,使得经济很快从金融危机中间能够进入复苏了,走出金融危机用什么词都可以说了。

     但是,不能永远是为了金融危机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还是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一个战略。这个和刚才我讲的理论问题是相联系的。这是我讲的调整的第一个大的结构,就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消费重点要解决的是提高居民消费率这样的战略目标,怎么样才能实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外需和内需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有一点理论的思考,根据刚才那个我稍微加一点内容,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的产能是总的平衡点的问题,产能包含两部分,在所有的投资里面,最后会形成一部分产能要输到境外去。刚才我讲的这个公式是不思考对外贸易,封闭的一个经济体。讲没有政府的职能,就是讲的纯粹的抽象的市场经济。现在加入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有一个对外产能输出的问题,中国是贸易顺差,总体上讲,我们不是对内的产能输入,而是对外的输出。

     实际上对国内来说,我们追求这个项目就可以了。也就是留在国内的产能和国内的需求,要能够相等,就达到我们所谓的均衡点了。因为这部分产能出口了,虽然投了资,但是出口了。因此这部分产能,并不够成国内需求和供给的关系。

     这就讲到刚才的经济系数的关系再加上刚才的关系,可以说一个什么结论。如果这个指标就是输出的产能越多,我们实现均衡经济系数越大。是数学的简单推论。你能够把更多产能输出出去,国内留的越少,你要实现国内的产能平衡的话,能够承受的经济系数就可以越大。因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缩小经济系数,现在我们的经济系数比较大,我们要缩小经济系数,不能一味眼睛盯在国内,这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要使输出的产能要尽可能的大,这样就减轻了国内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的压力,能够使得经济系数,国内实现均衡的经济系数稍微大一点,然后逐步的往小调。想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考虑对外输出,完全实现国内供给和需求平衡的话,对整个经济的调整,包括经济系数的调整,调整的幅度之大,我认为经济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这个调整一定是个相对长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可能一天实现。刚才为什么讲搞一个5年到10年的规划,我们不能搞理想主义,把这个在很短时间内调整过来,做不到的。国内的收入分配也不是一句话能够实现的,也不是一个政策能够解决问题的。一定是一个长期发展,甚至要搞2个,3个这样的规划,要花10年,20年,甚至是30年来实现这样的均衡。

     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产生了产能大于需求,而且居民消费下降的趋势仍然在持续往下走。你想调整这个东西的难度就是非常大了。现在这种局面,中国经济处在世界的位置上,我们完全有能力,把产能的输出量要扩大。这个结论如果成立的话,输出产能越多,给国内调整结构准备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使得这个调整能够比较平缓的、比较顺畅的把它调整过来。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关系,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剧烈调整,整个经济会造成很大的不稳定。只有保持在稳定状态下一点一点调,向着预期的目标逐渐来调整,这样才能实现最后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能够解决这个结构问题。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调节手段就是要产能输出,就这个问题,去年我有一点建议,当时在政协的会上,因为我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数量减少了25%,那么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是需要前进的,需要更多的资金,每年的资金还要增长,结果由于金融危机,造成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25%。这些发展中国家是极缺资金,它有很多潜在的资源可以开发可以来做,但是它没有钱,而我们国家恰恰资金是过剩。外汇2万多亿过剩,人民币也过剩。人民币过剩的例子,我讲一下,央行在金融危机之后,两次提高了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点,吸收控制多少人民币的量呢?6千亿人民币。就是0.5个点控制3千亿左右,1个点控制6千亿左右。为什么1个点提上去,很多资金没有反应?为什么?因为在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我们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已经是3点几个点了。就是商业银行人民币没地方用,闲着就存在央行,作为超额准备金存在央行,所以央行提高一个点,仅仅从帐面上讲,把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化出一个点化到法定准备金账户上去了,实际上钱还在那儿闲着呢。

     因为我在工商银行担任独立董事,工商银行的存款去年是9万多亿,只贷出5万多亿。我们国家对于贷存比,我们有控制的指标,就是75%,存1块,只能贷7毛5,不能超过7毛5,发达国家是百分之百,吸收1块钱存款可以贷出1块钱,我们75%低于发达国家25%的指标,但是仍然贷不出去。还有百分之三点几的超额准备金。这个数额之大,这次解决金融危机投资,4万亿,一年2万亿,中央财政拿1万1千多亿都是搞赤字的,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代为发债,一年2千亿,这4万亿完全政府的借债就1万5千亿,其他的用银行配套贷款等等就不说了。但是光是工商银行,即使按照75%的要求的话,还有1万多亿的钱可以用没有用。如果按照发达国家100%的话,它大概有3万多亿都可以用。一个银行就有这么多钱可以用,但是都闲在这里,外汇就更不用说了,2万4千亿的外汇。现在中国的资金过剩的程度是非常大。

     所以我提出一个建议,既然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我们资金过剩,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资金也输出呢?所以我提出一个建议叫“共享发展”。就是我们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利用它的各方面资源,包括有矿产资源,地理资源、港口、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需求是很强的。我们把钱贷给它,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恰恰是我刚才讲的,是我们中国产能过剩的内容。我们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都过剩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企业,恰恰能够提供性价比远远好于发达国家的这样的建设的能力。所以需求和我们过剩的资源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去年我建议,我们国家能不能拿出5千亿美元,我们搞一个共享发展计划,借给这些国家,让他们拿这个钱搞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产能,把中国企业的产能输出出去。提出建议以后,这个事情的反应还是有一定的反应,包括纽约时报等等都发表一些评论。现在我看到一些资料,结果怎么样?我知道很多人到外国去访问,很多人说听说你们中国有一个人提出个建议,如何如何。他们说我们政府没有搞这个,因为马希尔计划提法是美国政府搞的,我们中国没有搞,他叫中国版的马希尔计划,我们政府没有搞,政府确实没有搞这样名字的计划。但是有一个数据,说明这方面实际上做的工作也不少。

     中国商业银行吸收外汇存款和外汇贷款的数据统计。这一个报道,是《财政国家周刊》一个记者写的。他说为了化解部分银行外汇投存紧张的局面,央行从三季度开始向市场施以援手。就是商业银行急需外汇用于对外贷款,但是没有外汇,央行出手来支援这个事。相比较其他公开市场工具,央行这样做一箭双雕。既能够调节了外汇的投存,又能够回收人民币流动性。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互换。这有一个数字,截止11月末,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外汇贷款3762亿,同比增长51%。而11月末,外汇各项存款余额2049亿,同比增长5%。换句话说,有1700亿的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不是靠存款支持,也就是靠央行提供的支持。1700亿美元相当于,实际上这个操作里面有很复杂的事情,包括跟境外的企业,反正这个很复杂了,相当于回收了1万亿人民币流动性。因为1700亿美元外汇的投存,相当于回收了1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比两次提高1个点的准备金率只控制的6千亿,而1700亿美元的外汇贷款就回收了1万亿人民币。今年政协会上,人们很关注通胀预期,我讲了一个意见,我们在关心通胀预期,一般的人,作为央行的手段就是一个是数量控制,一个是利率控制,那么现在的情况下,用利率控制手段,风险极大。因为虽然利率是由各国的央行定的,但是全世界资金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你的利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了,跟其他的利率有一定的差了,你本来提高利率的目的是控制国内的流动性的。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外汇结汇控制,如果你的利率提高了以后,一定会有很多的其他国家的货币会进入中国来获得高息的利益来。中国的结汇制度,只要是外汇进来,央行必须拿人民币买,就要释放人民币。所以你要提高利率的办法,一方面会产生回收人民币流动性的功能,这个作用会产生,同时也会产生进一步释放人民币流动性的结果。所以我在建议中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用利率办法来控制通胀预期的话要慎之又慎。闹不好可能在人民币流动性控制上会事与愿违。这个是对于利率问题的。

     对于数量控制,一个是法定准备金率,第二个央票。我认为这个办法控制的效果是可以的,发行多少央票就回收多少人民币,央行承担一个利息,超额准备金率也是承担个利息,数量控制绝对是有效的,但是这种控制的结果,对于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这个资金你控制的资金回报率仍然是很低的,并不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只是解决一个流动性过剩,市场上能够减少人民币流动性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提高资金的效率问题。而我所讲到这个,如果我们像刚才讲的,我们把产能输出,这个产能输出不是说我们搞个广交会,我们把企业的产品摆在那里请外国人来买,不是这种意义的产能,而是用我们的资金做先导,用资金输出带动产能输出。这个是我建议的一个核心的内容。而这种办法,除了刚才我讲的,第一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二能够带动产能输出,使得我们很多企业把它的产品,把它的东西卖到境外去。现在看,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回收人民币的流动性。所以我认为,这种办法要比发行央票,或者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从提高经济效率上来讲,对经济发展的好处来讲要高于简单的数量控制手段。所以我是建议,央行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动作做的大一点,能够政策上放的宽。所谓动作大一点,把人民币调息的额度做大一点,现在做得打报告批准,审查效果好不好,我的建议是放宽,外汇拿一点出来,人民币收回来,外汇贷款贷到境外去了,不增加国内的流动性。相反人民币做调息要控制人民币,又能够起到一箭三雕,企业输出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讲一个例子,工行在博茨瓦纳有一个项目,整个项目16亿美金,工行贷了8亿多美金,发电站发电15万千瓦,我们国内已经不建15万千瓦的电站了,60万都显小,都要建100万千瓦,所以企业15万千瓦的生产能力完全闲置了。对于这样的国家,国家不大,就需要15万千瓦,建大了也用不着,也浪费,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国内过剩的产能,恰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的东西。

     当然对外贷款肯定有风险,我们有各种办法来规避风险,这样的项目不是我们最理想的。最理想的项目最后让对方不是拿外汇来还我们的贷款,而是有的国家有矿产资源,要拿资源还我这个贷款,比如说在巴西,南美洲、非洲的项目,我们借给他钱,他用这个钱修路、修港口,最后不是说你修了公路,收了通行费还我钱,不用还我钱,你把石油还给我,国内的企业接收了石油,他付给你钱。

     所以这次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讲了几句话,这是过去报告里没有讲过的。包括说要把适合其他国家需求,我们中国过剩的产能要输出出去。这是在总理报告中讲的,要做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做资源共同开发的项目。这也是温总理报告里讲的,温总理报告里面这几句话,我理解就是用领导人的语言讲了我刚才讲的资金输出带动产能输出这样的一项发展的一个方略。现在看,这个东西在回收人民币流动性上和当前的中国的所谓控制通胀预期,这个也是非常合拍,非常一致的。

     如果我们要是在外需的问题上,我们现在重点不应该去搞加工贸易,我们不反对加工,也不是说我自己把加工贸易废掉,但是我的发展重点不在那里,我们对外的出口,我们对外经济的方针,应该重点的转到刚才我讲的这个,由资金的输出带动产能的输出,转到这样一种对外的经济方针上来。很多小企业,自己可能就不要去直接说我跟外国企业定货,比如我生产螺丝钉的企业,不一定卖到外国去,只要给国内的大项目配套,大项目出口了,就能带动小的配套企业的产品的出口。

     比如说一个汽车,一个汽车有多少企业,汽车出口配套东西相当于出口了,我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后很多小企业出口的这种模式,更多的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为我们的大企业的产品配套,而由大企业配套的产品出口,带动小的配套企业的产品的出口。而大企业这些产品的出口又是靠资金的输出来带动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对外的方针的调整,一个是我们30年对外方针,现在已经到了要进行调整的时间了。所以我不赞成有的人讲,我们国家还要再搞30年加工贸易,这个建议我是不赞成的。还有人对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表示反对,为什么?你要提高农民工工资,加工贸易的优势就没有了,我不赞成这个。我认为通过新的外贸的发展的一种战略或者是方式,完全能够实现我们预期的目的,而且刚才讲了要一箭几雕,同时兼顾很多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居民消费增加,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我们职工的工资,这些东西都相应在这样的方针里面得到体现,这也是我讲的一个调整对外的经济战略或者是方针,应该逐步的来做出这种调整。

     刚才我讲的数字,去年1700亿,不算靠存款支持的,就有1700亿,我估计这个情况,今年4千亿,或者是5千亿都是有可能的。我去年说拿5千亿美元来支撑这样一个发展,现在看最多3年就实现了,原来我还估计5年。现在看我们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要好好的把总理报告,提出这样的一种新的指示要落实下去的话,各个部门要配套落实下去的话,我们国家这个调整,对于国家各方面的改进、改善都会发生非常大的作用。

     同时,越是讲对外搞得好了,越给我们国内的调整提供时间,提供财力,提供资源。所以这些东西和我刚才讲的提高国内的居民消费率,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经济系数,这两个东西完全是契合的,完全可以放在一个规划里面共同来实施,我想这个方案是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能够促使经济向良性的方向来发展。

     这是跟刚才讲这个,也是跟理论有点联系的问题,如果我们产能输出的量越大的话,我们国内可以承受的经济系数,可以高一点,这样给我们缩小经济系数,缩小收入差距,提供财务,提供资源,提供几种相契合的政策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结构调整,内外的结构调整。

     这个问题也和理论有点联系,但是比较多的还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央行我去年曾经跟央行的同志也交换意见,人民币调息,过去政策规定是拿人民币去买外汇,现在商业银行谁敢拿人民币去买外汇,买了外汇以后,人民币一升值,贬值的损失赶不上它的利润,商业银行就不敢做了。做人民币调息风险还是外汇管理局承担,因为蛋糕做大了,做调息对外汇管理局对央行有好处。去年这个结果,应该说超出我的估计,比我估计的情况还要好,所以我相信没有外汇贬值的问题,光是两次换汇,成本就2%左右,利润空间就压缩了。如果你要直接把人民币贷给我,我拿人民币买你中国的设备什么也好,不是降低了整个项目成本嘛,蛋糕可以做大一点。我也提出一个建议,我希望央行在允许人民币对境外企业贷款的这个问题上,也能够迈出相应的步伐。现在是允许贷给境内企业,境内企业可以买了东西把东西出口,现在允许这个,但是不允许贷给境外企业,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包括成本要高一点。

     所以我一个建议,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允许人民币直接贷给境外,哪怕你审批也行,你审查项目有没有风险,能不能可控,审批也好,你只要允许就行,允许是有很多项目可以做的。如果这个路再打通了的话,你想,我们人民币怎么可能过剩,那么多需要买中国的东西,拿人民币贷款,人民币在海外沉淀的数量就相当大,结汇贷你人民币当然人民币结算,不会再换成美元,借给你人民币,结算的时候当然是人民币,这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很重要的一大步,这几件事情都是相关联的。要把它联系在一起看的话,一个完整的东西,确实是对我们国家所谓的调整结构,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的建议,第一人民币调息要做的多一点,第二能够允许,能够开始让人民币直接贷到境外去。这两步,如果做好了的话,我们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刚才讲的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调整,效果一定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所以我看到这个统计数字,这是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我还是很乐观的。我们这些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领导同志,当然这都是国务院批准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脑筋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符合我们国家现在的国情的。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动作更大一点,步伐更快一点,这是我的一点希望。我认为风险完全是可控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调整国内和国外经济的一个关系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讲我们国家的三大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调整这个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我们说了很多年,现在看,效果一直和我们预期的效果和大家公认的想实现的目标,相差甚远。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是远远达不到我们曾经设想得那样的速度。仍然是第二产业发展速度还是最快。原因很多,这个结构也是对我们国家的关系很大,特别是涉及到就业,涉及到职工的收入,因为相对而言,第三产业对就业容纳的量要高于第二产业。但是现在第二产业投资额增长额,它的比重持续的膨胀。第三产业老是离我们预期的目标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这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我们为什么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让人觉得不够理想呢?这就跟我自己从事的工作就有联系了,原因很多,我今天也不是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全面的分析,我主要是讲造成这个结构调整不能够让人满意的原因里面,我觉得财税制度在其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阻碍作用。

     现行很多财税制度的一些政策,在实践中是阻碍这种调整的。因为财税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果你利益分配有导向,如果在你这个制度下面,谁要是做这件事情对他的利益是受损的,他肯定没有积极性,只有他有利才有积极性。我们国家的财税制度,问题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但是先说从税收上来讲,我们94年改革所遗留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营业税的问题,94年改革的时候,我们曾经设想,当时我是主持94年  总体税制改革的方案是我主导的,具体每一个税种都是由总局来起草,但是总体方案是由我来主持和起草。当时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增值税要搞多大的范围。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我来不及解释详细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当时决定把商品这个领域全面推行了增值税,服务的领域全面保留了营业税,增值税改革解决了过去产品税的弊端。基本的弊端是第一重复征税,第二重复不退税,这是最基本的弊端。现在看,从94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在服务领域,这个服务是广义的,第三产业。我们实行的营业税仍然是重复征税,仍然是出口不退税。不但这个领域税制有这个缺点,因为我们有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个税制之间还存在着重复征税。营业税自身重复征税,营业税和增值税还重复征税,增值税把自己重复征税解决了,但是和营业税之间仍然是重复征税。这样的营业税制度就造成了现在第三产业也好,服务业也好,它的发展总是达不到我们预期那样一个理想的情况。

     那么这个税制有多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今天我们把增值税取消了,我们换成产品税,然后重复征税,出口也不给你退税了,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我们能不能出现一个MIDE IN CHINA这样一个东西在全世界到处都是。不要说重复征税的问题怎么解决,光把出口退税降低几个点,看看出口业会是什么局面。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就是出口不退税。带着税出口,一道一道还要重复征税。这样的制度就制约了我们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现在看不仅仅是一个指标统计的问题,整个社会经济是不协调,对于增加就业,增加职工的工资,收入都是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所以现在的问题,我们94年税制改革,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改成当时那个样子,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倒不是夸张,那个时候能把那个制度推出去,能够有效的实行到今天,应该说政治风险也是很大的。对于改革税制能不能成功,当时有很多人担心,这个税制改革可能要失败,包括我们对增值税的管理。今天议论很少了,过去有一段时间,假发票,虚开发票满天飞。现在你看到的虚开的发票都不是增值税的发票了。这些发票都干什么使,都报销,回去报销干这个用了。增值税发票要抵扣税款,要拿国家的钱,开一张发票要从国库拿多少钱来。有一段时间,这种犯罪活动泛滥的厉害,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对94年税制改革的成功已经是共识了,已经没有人认为改革不行了。但是当时遗留的问题,在那个时间这个矛盾不太尖锐。所以把这个问题就放在那里了,有缺点,不好就不好吧,先把主要的解决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解决主要矛盾,当时就把商品领域增值税问题解决了。但是这么多年下来,这个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最近一段时间,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其中有一个进步,我们在一些城市搞的所谓的信息化的服务,这个在试点地方,实行了免税政策。我们在南京开过会,当时南京副市长主持,现在南京是全国所谓这种服务做得最好的地方。有一点突破,但是这个突破的范围太小,领域太窄,绝大部分的服务业仍然还是处在一种重复征税和出口不退税,不免税的状态,所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就没有。我觉得如果我们不下决心改掉这个税种的话,我们国家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它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它是必要条件。光改这一个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你要不改它肯定是不行的。实事求是的说,改这个难度非常大。虽然税款占的份额并不大,但是要改这个东西的话,可以说把94年的改革再改一遍,改革的范围,影响的企业的领域,影响老百姓,影响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要改革一次就要全部调整一次,这个难度非常大,需要工作层要能设计出来可行的方案,讲理论很容易,但是实施方案要写出来很不容易。

     第二还需要领导人的决策,这个决策还要建立在所有有关方面,对这个方案的认同上。因为调整了很多的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也要调整,企业、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要调整,现在商品生产的企业、制造业税收负担也会变化。不光是第三产业,营业税的企业负担变化了,制造业的税负也要变化,中央政府的收入会变化,地方政府的收入也会变化,地方政府之间的也会调整,这个政府可能多了,那个政府可能少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覆盖面非常之大。所以越是改革触动的利益多,这个改革做起来就越难。所以我写一篇文章,就讲到税制改革的时候,结构的调整是艰难起步。现在离真正的全面的改革真的是现在应该说还没有到这个时期。无论在认识上,还是理论上,形成共识,方案的设计上,这些基础工作目前做的还是远远不够的。离领导决策还不到那个时间。但是这件事情我认为已经得到了,我所接触不管政府部门,企业界也好,还是学者也好,一致认为应该改的,这个共识是已经有了。但是怎么改?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讨论和研究。因为你们是清华大学经管学校有财税研究院,我也希望你们能有人进入这个领域来研究。我觉得你在这个问题研究上有成果,能够对整个税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帮助的话,那你的贡献就非常大了,要载入史册的。在中国历史上那要写一篇纸的,很不容易的。这需要你做很多的工作,我希望大家,你们这有很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还是从工作上要好好下一点工夫,做一点功课。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好文章,好的报告,好的建议。我现在虽然离开了行政岗位,但是我跟行政岗位之间,还是有联系。我们所收集到的,发表的意见就是能够有很畅通的渠道。现在中国这个问题是解决了得,就是任何的意见、建议都有非常又短又快的渠道能够反映到有关部门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要下点工夫。我希望在座的人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情,花点时间和精力做点研究。

     我相信这个问题,我们这一步假如某一天要迈出去的话,中国整个的局面就会大变。就像我们花了十几年,我们从一个普通的国家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制造业大国,我们现在出口量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一了。如果我们的劳务领域,就是服务领域,如果我们再能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的话,我们这一部分领域,我们也向世界出口,带动发展,走出这条路,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真的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就像我们94年想象不到10年、15年以后,中国在制造业这个局面一样。当时没有人能预期到现在会是这个样子。现在我相信,如果我们营业税改革也能够迈出步伐的话,有10年、15年的光景,中国的经济在全世界处在什么位置上,敞开了想都想不清楚。所以我是觉得改革的意义是太大了,需要我们投入资源,需要我们把我们精力和时间都要投进去,共同来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我今天讲经济结构调整里面有三个我认为是比较大的结构调整,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政策问题,等等提出来跟大家一块来讨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