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主要围绕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调整和转型这个话题谈一些认识。我的基本认识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外部需求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解决这些重大课题，最根本的是要推动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我先简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然后分析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约束条件，再进一步讨论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环境和挑战，最后提出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的主要任务。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可能是很初步的，需要以后不断深化。

 

    一、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约束条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期”。1979年—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也是世界上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之一。

    世界银行1997年的研究报告《中国2020》预计，2001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会从1985年到1995年的平均9.8%的年增长率降低至6.9%。但事实上，中国2001－2008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2%，高于30年年均9.8%的增长率。中国也是世界上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之一。2007年初，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学奖获得者斯彭斯（Spence Michael）教授在发表的《国民财富：是什么推动了高增长率？》等文章中，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持续高增长[1]的11个发展中经济体[2]，他所谓的“高增长”，就是年均增长率超过7%，持续25年以上。现在这些经济体大部分已经终结了高增长期，而中国的高增长还在延续，这就引起人们的很多关注。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特征，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我个人认为从理论层面上，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总结的。

    第一，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中国改革模式是特有的，先培育一块市场化的增量，倒逼原有的存量，渐次推进改革。改革从小范围开始试验，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地区，后内陆地区；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

    第二，消费升级和消费改革。中国不仅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消费市场成长性最强的国家之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规模扩大、大规模市场效应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今年中国汽车销量将突破1300万辆，消费升级无论从哪种意义上都是革命性的。

    第三，工业化和规模经济优势。中国的工业化不仅能充分利用巨大的劳动适龄人口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发展中大国所特有的“规模经济优势”。比如，依托国内市场就可以培育世界级的大企业，使得大企业成长初期夭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同时还可以去分摊研发和基础设施成本。

    第四，城市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建设规模是其他国家发展史上难以比拟的，仅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就达到1.6亿人，这不仅带来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城镇住宅的投资需求，还因农村转移人口生活方式的改变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成为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强劲动力。

    第五，积极主动的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1年—2008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5%，比1979年—2002年年均增速快13.3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基本上翻了一番。

    第六，人力资本外溢和研发投入增加。去年毕业631万人大学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北欧国家，除了瑞典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有600万人口。近年来研发投入也大规模增加，去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52%。这些对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七，政府积极有效的参与发展进程。这个可能最具中国特色，经济权限的下放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各级地方政府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建设为载体，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地方政府间也形成了相互间竞争机制。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成直接冲击。国内股市和房市迅速降温引发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通过房地产关联部门，影响到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化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深度，使我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层原因是主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的表现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

    第一个约束条件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受到国际市场的约束不断强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投资增长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2001-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1%，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持续的投资高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投资增长，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能力就要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这一方面造成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2001－2007年GDP增速上升了3.6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率高达63.9%，资本形成和消费的贡献率分别为19.4%和16.7%，都远低于净出口（见表1），表明经济加速增长的主要贡献是国外需求的快速上升。危机前，全球经济处于二战以后黄金时期，2003—2007年年均增长率4.9%。如果说危机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经济繁荣和市场扩张，还可以使我们依靠扩大出口来平衡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的话，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市场收缩，使外部需求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外部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约束条件。

表1  三大需求对经济加速增长的贡献（百分点数）

	GDP加速	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1981—1984	10.0	5.6	6.4	-2.0
比重（%）	100%	56.0%	64.0%	-20.0%
1990—1992	10.4	8.5	4.8	-2.9
比重（%）	100%	81.7%	46.2%	-27.9%
2001—2007	4.7	0.8	0.9	3.0
比重（%）	100%	16.7%	19.4%	63.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9》有关数据计算。

 

    第二个约束条件就是资源和生产要素投入成本趋于上升。过去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低成本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为条件的。随着工业化加速发展和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能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供需形势的变化，原先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继续停留于传统比较优势，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面越来越难以为继。从表2可以看出，1979—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资本投入的贡献占了53.5%，劳动的贡献是25.3%，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是21.2%。而且，本世纪以来，资本投入贡献是提高的，劳动贡献是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是下降的。如果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不大的情况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的低成本优势持续减弱，就必须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替代资源和要素的投入。

表2  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综上所述，危机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面临这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如果不加快经济调整和转型，继续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将越走越窄。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预示着我国新一轮调整的开始。新一轮经济调整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轮经济调整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

    调整期的持续时间不仅取决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我们化解过去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估计需要3至5年时间，并将持续影响到“十二五”时期。

    调整期经济增速趋缓并呈现前低后高态势。由于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在外部需求难以成为经济提速的主要动力，增加的内部需求难以完全抵补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速将难以达到2001－2008年高于10%的水平，有可能回落到8%左右的增长速度，而且经济增长将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二、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环境和挑战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不仅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引发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1、经济全球化进入低潮期。进入本世纪以来，以全球市场整合和扩大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东亚、拉美和东欧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全球化红利”。这次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由高潮期转向低潮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多哈回合”进程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加大，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更加谨慎，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会放慢脚步。

    2、催生新科技革命因素增多。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缺乏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新科技革命不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便难以重现上世纪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熊彼特增长”。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把发展绿色能源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很可能成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动力。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各国在绿色能源科技领域竞争更加激烈。

    3、全球失衡进入再平衡调整期。全球经济失衡[3]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接近极限而出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势必推动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rebalance）调整过程。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而发展中国家将因外部市场收缩而被迫扩大内部需求。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不仅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负债消费型增长模式的调整，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也将面临再调整过程。

    4、世界经济将在调整中恢复增长。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虽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采取了大规模的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措施[4]，但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曲折而缓慢的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发展前景看，世界经济复苏将是曲折、缓慢和复杂的过程，金融机构处置大量不良资产和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需要持续数年，新经济增长点短期内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加大了复苏的复杂性。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将在调整中恢复增长，年均增速为3%左右，明显低于危机前五年接近5%的增速。

    5、全球治理问题更加凸显。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以G20伦敦峰会为标志，加快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拉开序幕，在强化金融监管、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等方面将展开一系列调整。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国际金融体系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既为增加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战略性机遇，也将面临发达国家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制约我国发展的更大压力。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是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增大了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压力。过去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38.5%上升到2007年的64.8%，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仍保持在60%左右。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多年来所未有的困难，并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等产生广泛影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明显增加，我国稳定出口市场和份额难度明显加大；全球失衡再平衡调整，使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持续时间拉长。这些都表明，继续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不仅对当前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具有现实紧迫性，而且对迎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后可能带来的新挑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是绿色能源革命使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走“绿色复苏”之路，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色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条件相对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大，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将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同时，我国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今非昔比，如果应对得当，抓住机遇，实现技术突破，就可以在绿色能源市场领域争取到新的更大空间。

    三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增大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部门。我国既要增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间，就必须改变依靠要素投入的产业发展模式，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随着我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手快、出拳重，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试行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呼声增大。在实现反恐、防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疫病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领域，也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进程的影响，以及我国进入经济调整期，将使未来一个时期表现出诸多阶段性特征。

    1、工业化进入战略转型期。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11.5%，分别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分别提高2.7和2.59个百分点。（见表1）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增速仍会快于经济增速，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在“十二五”后期趋于稳定，但工业内部结构会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尚未完成，仍会拉动钢铁、建材、化工、汽车、机械、有色金属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部门发展，但随着重化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为主阶段会逐步结束，并将进入产业素质提升为主的阶段；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趋势增强，工业转型升级压力增大，核心是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部门，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整体素质，提升制造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推动工业化向创新型、融合型、生态型的新型工业化模式转型。

 

表3  2001-2008中国产业结构变动

注：对增长GDP贡献为2000年到2007年，按2005年不变价计算。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

 

    2、城镇化进入战略推进期。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今后一个时期虽然城镇化增速会趋于下降，但仍将保持每年提高0.8～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我国城镇化率将可能在2013年～2015年超过50%，城市社会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将为城乡结构转换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要由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转向进城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带动城镇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的投资需求，以及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扩大国内需求和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于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趋势将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区的土地、交通和生态环境矛盾将更加突出，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差距的难度也将加大。

    3、体制改革进入战略突破期。在充分肯定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要看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支撑这一体制的重要支柱，包括现代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市场信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比较薄弱，有些深层次问题，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职能转变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涉及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领域的改革进展还比较缓慢。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推进改革的战略性突破，由过去渐进的、先易后难的、局部的或增量改革转向战略性突破阶段，重点突破制约经济战略性转型的关键环节。改革还将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拓展，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地有力推进，还需要社会主体广泛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体制改革将进入战略性突破阶段。

    4、对外开放进入战略提升期。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将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震中”，摆脱危机需要较长的时间。我国经济总体态势较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步确立我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次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国际社会要求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提高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推进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提供了战略机遇。我国立足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未来将继续向内需和外需更加平衡的方向转型，在继续鼓励出口的同时将更加重视扩大进口，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将更加重视“走出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明显增大，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

    在保持过去30年持续较快发展后，我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难度在增加，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制约因素在积聚，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复杂。

    1、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减速和外部需求萎缩，将使出口增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国内市场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出口的空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原先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我国劳动力供需总量平衡和年龄结构正在和将要发生明显变化，人均占有资源量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我们仍然停留于传统比较优势，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换取微薄利润，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将难以为继，不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转变，我国的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路子就会越走越窄。

    2、经济结构调整难度明显增大。近年来，在市场需求驱动和政府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产业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供给能力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新增产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扩大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进行释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表明，外部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需求结构调整的压力明显增大。需求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关系调整，还涉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体制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系统性、综合性要求更高，不仅调整的阻力比以往要明显加大，调整的难度也远远大于供给结构调整。

    3、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更趋强化。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加快发展，近年来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较快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即使采取节能措施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今后一个时期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量也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由此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随着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更趋强化。

    4、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不仅现有就业总人数超过7亿人，而且农村还有1.6亿剩余劳动力。过去30年我国得益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避免了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而使高速增长中断。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老龄人口比重将迅速上升。2008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1亿人，占人口的比重达到8.3%，人口抚养比达到37.36%。据联合国关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估算，2015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比2010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少儿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2个百分点。以后，少儿人口比例将保持稳定，老龄人口比例将单边上升，人口抚养比随后者上升。这就意味着，国民收入中用于老龄人口的支出将明显上升。我国的学者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不再提高，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5]，“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加大。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消费性支出将持续增加，储蓄率将相应下降，资金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三、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的主要任务

    中国经济逐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走向全面复苏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必须推进新一轮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如果说，过去30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么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是以全球经济减速、外部需求收缩，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背景的，这些变化赋予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不同于以往的更高要求。之所以称之为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就是因为它对中国未来20、30年的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意义。

    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一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转变，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比重，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三是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围绕增长方式战略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深层矛盾和关键环节，为经济战略性转型提供动力和体制保障。

    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更是适应我国新阶段发展新要求的必然选择。未来一个时期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1、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去几年，我国投资率持续提高，消费率持续下降，2001年至2008年，投资率从36.5%提高到43.5%，消费率从61.4%下降到48.6%，居民消费率从45.2%下降到35.3%。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已经接近临界值，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处于递减趋势。与此对应，我国的消费率处于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最低水平，未来一个时期通过采取促进消费的举措，提高消费率将会有较大的空间。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计量研究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将带来经济增速提高1.5-2.7个百分点。如果消费率在未来7年内能够提升到2001年的水平，那么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1.82个百分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达到2.8－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成功地启动消费，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投资率过高的关键是储蓄率过高，过高的储蓄率主要受到人口结构的制约，我国处在“人口红利”期，是形成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同时，过高储蓄率还受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体制条件的影响。一是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近年来，企业收入上升较快（见表4），导致企业储蓄超过家庭储蓄，成为总储蓄的最主要来源；政府储蓄倾向提高。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在新的社会保障体制下，原来由国家全额承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转而要由劳动者部分负担，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和储蓄行为。三是公共服务不到位。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教育、医疗负担大量转嫁到了居民部门。因此，必须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深化改革入手，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件。

 

 

 

表4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单位：%）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

    第一，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最重要的是调整国家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要对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政策进行研究，推进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的新体制转换，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类扣除制度，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完善财产性收入税收制度，减轻普通群众持有财产的税收负担。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降低个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分担比例。同时，逐步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规定。

    第二，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战略重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稳定居民收入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居民消费具有重要作用。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统一化进程，逐步将目前游离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职工、城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等逐步纳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提高社会居民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参与度和强制性。通过加大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力度、将国有资产变现纳入社保资金筹集渠道等方式，降低社保基金针对个人筹集的比例和水平，扩大来自于社会统筹的社保基金总量。同时，还可研究实施社保基金个人缴存部分与个人所得税扣减挂钩的税收政策。

    2、理顺资源价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资源价格偏低和资源价格改革滞后，负外部性成本没有内部化为企业成本，扩大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也激励了企业储蓄，从而减少可支配收入向居民部门的转移。未来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其能够真实反映资源产品价值和市场供求状况；完善资源的产权制度，一级市场上，将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落到实处；二级市场上，建立完善的产权交易制度，实现产权按照市场规则交易流转；加快资源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打破市场垄断，逐步放宽准入限制，加大对社会资本开放力度。

    3、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落实鼓励和支持创新的财税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加快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等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发展量大面广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一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要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优先发展教育和培训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战略优先地位，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系统设计和有效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提升教育水平，厚植人力资本，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仅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还要推动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通过促进农民工本地化和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仅要调整产业间比例关系，还要把重点转向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

    1、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上一轮经济繁荣期持续时间较长，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当需求形势发生变化，不少行业积累的产能过剩矛盾就凸显出来。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淘汰钢铁、煤炭、电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过剩落后的生产能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已经成为我国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附加值的重要途径。要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型服务环节，鼓励发展服务外包，推进生产性服务市场化进程，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同时，要适应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变化的新形势，着力培育新能源、半导体照明、激光显示、现代生物医药、大型飞机、集成电路制造与设计、高性能宽带信息网、低成本计算机、高档数控机床、现代运输装备、环保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以农民工本地化为重点推进城乡结构调整。农民工本地化已经成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据初步测算，在全国城镇居留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大约为1.6亿人。虽然这部分人口在统计上已被计入城镇人口，但由于无法在住房、教育、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有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事实上还未完全城镇化。加快农民工本地化，改变农民工生活方式，促进农民工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对扩大消费需求、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要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和因城市建设征地失去承包地的农民转变为城镇人口为重点，通过“宅基地换廉租房”、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

    3、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调整区域结构。适应我国经济活动区域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趋势，未来一个时期，区域结构调整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按照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统筹安排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目标和建设重点，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建设中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围绕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欠发达地区能够充分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加强东部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

    未来一个时期，推进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必须清除束缚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各种障碍，实现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

    1、围绕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推进改革。一是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和国有股权转让收入上缴和上缴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的制度。建立最低工资标准随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大力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和完善规范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如收入申报制度、财产登记制度、储蓄实名制等。二是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三是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增加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

    2、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改革。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服务企业改革，明确行政性垄断企业的经营范围。二是继续推进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制度。三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3、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进改革。一是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范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下放财力与责任，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同时使财政体制更加公开透明。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继续提高金融市场的民营化程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三是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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