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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超越性改革战略
作者:常修泽    发布:2012-09-21    阅读:29040次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0年后,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大迄今又一个10年。10年改革究竟进展如何?当前中国改革面临什么“掣肘因素”?着眼于未来,下一阶段中国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战略?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笔者以为,根据中国改革的自身发展逻辑和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中共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战略应该“有所超越”。这种“超越性”改革战略,应该是能够“上见天光,下接地气,中立人本”的战略,以使其更具时代“大智慧”和更有宏观“大视野”。那么,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超越”呢?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1 经济改革的三大差距及其深层原因

  在谈“超越性”改革战略之前,先从对改革进程的判断谈起。这是立论的基础。

  1.1 经济改革的三大差距

  根据个人的调查和了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判断,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在曲折中展开的,有进展,亦有缺憾。进展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1992年所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任务,有好几个大的方面还没有完成,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攻坚”之战可以说打得比较艰苦,一些“坚”并没有攻下来。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与当初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主要有三大差距:

  第一,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比较滞后。从产权结构看,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我最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最新数据作了计算,从2010年有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民间资本进入具有明显的有限性。如社会普遍关注的铁路运输业,仅占2.1%;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也只占3.7%;特别是航空运输业,2008年为2.5%,2010年反而下降到仅占0.5%。这组数据还是在国务院两次提出“非公发展36条”之后的新数据,可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之艰难。

  第二,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及其它资源、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虽然最近在存款利率浮动方面有所启动,但总体分析,各类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状态。

  第三,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一些部门仍然通过诸如审批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政府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如热衷于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但是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督方面又存在严重的“缺位”,需要认真反思。近一时期,网上流传某地方官员在京城“亲吻”投资项目文件的照片,我看了很不是滋味,随手记下两句“随感”:“地方官员对审批权力的亲吻,绝不是中国的福音;审批制的喧嚣,也绝不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1.2 经济改革“胶着僵持”的深层原因

  中国改革步履维艰,至今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改革受到现存利益格局的掣肘。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此艰难?因为垄断行业受到有关力量的牵制。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学界一再呼吁要改革审批制,但是为什么真改审批制又如此艰难?因为依赖审批制寻租的力量不那么痛快。老子《道德经》第57章有一句话:“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是说,“我(指执政者)不胡折腾,百姓自然就富裕了;我没有私欲,百姓自然就淳朴了”。为什么政府有些部门热衷于揽审批之类的“事”?实质在一个“欲”字。

  第二,有思想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从全球范围来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转轨国家,中国也好,越南、老挝、古巴也好,都属于在社会主义这个框架之下的改革,面临两种“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理论。第一种,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的实质:简言之,要“社”不要“市”。这种理论被斯大林推向实践,造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灾难性的厄运。第二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但是要“市”不要“社”。两种主张呈两个极端。因此,探讨21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的精神障碍,需冲破两种牢笼。由此使我想到,21世纪人类文明,须打破“双重奴役”:集权主义的奴役;自由主义经过异化构成的新的奴役。中国经过33年的改革,在克服两种“不相容”思想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想,在我们社会当中仍然存在,而且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应该说,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认识,并没有完全突破上述两种思想的牢笼,需要实现超越。

  第三,具体操作本身也有值得内省的地方。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大目标是正确的,但在一些具体领域,还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改革,理想的目标是将国有企业定位于公益性,但现实状况却相当复杂。在2010年全国11.4万户国有企业、64万亿总资产中,哪些属于公益性的,需要按照公共性原则来运作;哪些属于竞争性的,需要逐步予以调整,迄今并没有划分清晰,以致造成公益性和市场性的混淆。再比如住房,前些年对于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制度安排也不象现在这样清晰。

  在以上三点中,关键是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可以这样说,不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深化改革很难。

  1.3 近年中国改革领域出现的三点新情况

  近年来,中国改革领域出现一些新情况。根据我的观察,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围绕是否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的改革问题,再次出现争论。一些论者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取向有所动摇,一些领域的改革有所停顿。

  其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权力与资本合谋、权力与利益交换”的严重腐败和种种不公正现象。如何排除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干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新的战略问题。

  其三,转轨的“三不足”:即转轨动力不足;转轨队伍不足;转轨共识不足。我在2012年4月29日亚洲转型国家对话会议上提出此问题,值得共同思考。

  2 中国需要探索带有“超越性”的改革战略

  在上述情况下,对改革的大思路有什么思考?我认为,下一阶段,建立更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更大范围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新体制,需要有新的超越。就是说,不应再是前一阶段思维定势的简单延续和惯性运作,而是需要基于新情况、新矛盾,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来构建更大范围和更高境界的制度框架,以此来促进中国的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步,需要提升为更具时代“大智慧”、更有宏观“大视野”的“超越性”改革战略。

  超越性改革战略的三个基点:上见天光,下接地气,中立人本。

  2.1 上见天光

  所谓“天光”,指的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趋势”。当今世界,特别需要关注两道“天光”:

  第一道“天光”:现代市场经济。21世纪第一个10年,国际国内都出现一些新情况,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进入衰退,迄今依然未能摆脱困境。这使得市场经济理念受到新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已“陷于绝路”。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应该汲取的,这场金融危机所暴露的市场经济某些弊端更值得反思,特别是美国市场配置“过度”(尤其是虚拟经济市场过度和货币体系的弊端)问题,更需要引以为戒,但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真的“陷于绝路”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至于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一则,我们苦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二则,我们又苦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东西。尽管市场经济有种种弊端,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体制。在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中,只有朝鲜仍坚守反市场的计划经济。而2012年7月古巴劳尔主席来中国访问,共同探讨改革开放,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客观世界发展的趋势。从总体上说,中国还是市场经济培育“不及”的问题,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不能动摇。

  第二道“天光”:社会公平正义。2011年世界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骚乱”、“阿拉伯变革”等事件,使我们看到了另一道“天光”: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光”。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尽管各地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如发达经济体的民众主要不满于经济不公平,发展中经济体的民众除了不满于经济不公平外,还不满于政治不公平),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是共同的、本质的。原思维定势认为:民主体制可以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现在看来,此种思维定势也需要超越。应该说,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中山先生讲,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应当顺应这股潮流。

  2.2 下接地气

  所谓“地气”,指的是“中国改革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

  2.2.1 国情:从历史看,中国是个封建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封建特权依然存在,历史欠债较多,改到深处会面临一个“潘多拉盒子”。从现实看:第一,中国仍处在不发达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第二,坚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旗帜不能放弃;第三,13亿人口大国,基本公共服务任务艰巨;第四,国家尚未统一,不仅两岸之间,而且大陆边疆也需防止分裂。这些都对改革,特别是改革中枢带来至关重要的考验。

  2.2.2 民意:目前国民比较集中的是三大意见:一是社会腐败严重,特别是官员“寻租”行为令人忧虑,已接近社会的容忍底线;二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除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外,因机会不均等和分配过程的不公正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三是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例如在征地、拆迁和社会治理中的矛盾比较尖锐)。三条民意不可违。

  2.2.3 环境:资源耗费,环境恶化,“绿色”群体事件不断爆发。近日四川德阳什邡群体事件中,90后中学生成为骨干,值得重视。环境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地气”。

  2.3 中立人本

  所谓“人本”,指的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作为改革根本导向”。我在拙著《人本体制论》中,对于作为根本导向的“人”,强调其三层含义:横向上“全体人”,纵向上“多代人”,内核上“多需人”。现在,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凸显,如何使人活得有尊严,成为时代的主题。

  2.3.1 “人本”针对“物本”。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物本主义”倾向。到底是单一的唯GDP挂帅,还是更加注重人的发展?当前处在新的发展理念与传统的发展理念博弈的时刻。中国到了从“物本导向”向“人本导向”战略提升的新阶段。提出《人本体制论》正是旨在克服传统的“GDP至上”的“惯性运作”。

  2.3.2 “人本”针对“官本”。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官本位社会”而非“公民社会”,最大特征是重“权力”而轻“权利”。必须强调尊重公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特别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3.3 “人本”拒绝“民粹”。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中国应防止堕入民粹主义陷阱。

  3 “超越性”改革战略的三点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有三:一是寻求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改革新思维;二是开拓“天、地、人”三位一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新视野;三是确立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环式改革”的大框架。这三方面,在我的《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和《中国第三波转型论》中分别有论述。下面扼要分析。

  “超越性”之一:在市场化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

  “双线均衡”思维,重点是就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言的。从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和属性来说,它应该是以机会平等、地位平等、交易规则平等作为基础的。如果背离了这几个平等,就不能叫市场经济了。但是,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结果的不平等,或者说,它克服不了自身带来的收入分配差别的问题。再加上当今社会腐败风气的存在,产权制度性的缺陷,等等,就更强化了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不久前我对台湾和香港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台湾和香港的贫富差距也在明显拉大,基层民众对此意见较大。其实,这也不仅是两岸的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国家社会公平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都比较突出。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几年前,我曾提出“双线均衡”理论,当时我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两个鸡蛋上跳舞”。我在《人本体制论》第十九章“社会公平与市场化改革兼容”一节中写道:“在中国,社会公平和下一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兼容的。在这一点上,我的基本想法是‘两线均衡论’: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要兼顾两个方面,并把握‘两个鸡蛋’的均衡点。”这就是我一再讲的中国要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并指出,“如果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倒退;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动荡。”

  下一步,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的改革,应该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的“均衡”。作为中国的改革者,应在此基础上超越既往的改革传统思维,整合改革的各种健康力量,构建中国市场化和社会公平的改革“大屋顶”。这是我提出的中国大陆、两岸、世界三个制度文明的“大屋顶”之一。一方面,中国大陆要坚定地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思路走下去,不能动摇,不能否定;另一方面,讲究公正化,实现公平正义,而且要找准“双线均衡”的点。坚持这一取向,可以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

  “超越性”之二:要有“天”、“地”、“人”产权制度的新视野

  当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容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因此,下一阶段的改革,应该研究“天、地、人”产权的制度安排(参见《广义产权论》2009,论文《天地人产权论》2011),这是探索更具时代“大智慧”、更有宏观“大视野”改革战略不可缺少的部分。

  2000多年前,中国的先哲曾率先提出了“天、地、人”的哲学理念。借用这组概念来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现实,就会发现:当前,人类正面临着资源环境的严峻挑战,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着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继续坚持“技术创新线路”和“结构调整线路”外,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天、地、人”三界所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在体制上做文章,特别是在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上探索,寻求“天、地”与“人”和谐发展的制度安排。

  先看“天”(环境):针对环境领域的产权缺失,应着手建立“环境产权制度”,这是我在《广义产权论》中着力探讨的命题。其制度框架为“三大支柱”,即环境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制度。“环境产权”的实质是“环境人权”问题。中国应尽快而且鲜明地打出“环境人权”的旗帜,以便在世界上占领制高点。

  再看“地”(资源):针对资源领域存在的“产权残缺”,按照我的《广义产权论》的“多权能”要义,重点完善“五项权能”,即农民土地经营的流转权、林地经营权和林木转让权、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水资源产权、海洋“用益物权”。通过以上努力,建立一套完备的资源产权制度。与此同时,针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方面存在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价格水平不能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及资源稀缺程度等问题,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发挥价格在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的杠杆作用,更好地促进资源节约及有效利用。

  最核心是“人”(我强调“每个人”):人是发展和改革的“本体”和“轴心”,要承认并尊重人权。只有构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产权制度框架,才能使改革走出新天地。

  “超越性”之三:中国下一步“五环式改革”的基本框架

  2008年,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提出了“五环式改革”——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制度改革的思想。近年在探讨和撰写《中国第三波转型论》过程中,从发展模式转换的角度,也得出了“中国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而且需要全方位地转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方面发展模式”的观点。一个是体制模式,一个是发展模式,都得出同样结论。“五环式改革”内容丰富,限于篇幅,简要提几点。

  我认为经济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二是要素价格改革;三是财税和金融改革。具体内容不再展开。

  对于社会改革,迫切需要的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第一,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第二,建立利益表达协调机制,拓宽群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注重建立矛盾的预防和调解机制,尽量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状态。第三,要按照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对社会组织认真培育和管理,支持社会组织依法自主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近年来,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积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取得了新鲜经验,例如用“对话”来替代“对抗”,用“维权”来促进“维稳”等。

  政治体制改革绕不过去。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官员个人和家庭收入及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这对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切实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有用;二是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市场监管;三是改变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结构”。结合政府自身的改革,逐步改变权力由上级“任命制”的“来源结构”,使权力真正来源于“公民的授予”。这一点,可先从基层乡镇和县级政府开始,由此倒逼他们从追求“上级赏识最大化”转向追求区内“公民拥护最大化”。这种改革如果一时难以在面上展开,可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通过逐步推进,“墨渍扩散”,来解决面上的政府权力来源结构问题。

  文化体制改革和环境体制改革,同样不可或缺,不再展开。

  我把“五环改革”或“第三波转型”归纳为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化交融,天人合一”。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和转型领域更加宽阔,或者说,有一个更宏观的“观照”。

  若将上述新战略付诸实施,操作层面可能会面临一些障碍。如,乐观者认为:“时逢盛世,可惯性运作,何需超越?”而畏难者则认为:“改革有风险,甚至会翻车,宁可维持现状,击鼓传花”。因此,实施这个战略不仅需要“有容乃大”的胸怀,而且需要“知难而进”的决心,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