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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谁的人口?谁的红利?
作者:张建平    发布:2012-01-09    阅读:27940次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一时半会儿竟无从查找,据说源于经济学界。人口问题本是一个人类学的问题,可以归属为政治问题,但随着中国这个人口第一的国家这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它以经济学的名义赚足了人们的眼球。
    供养率的涵义是一个劳动力供养多少非劳动力。国际上通用的计算方式是:

(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

    显然,按照这个指标,人口红利本来是指供养负担比较低时的状况,我们俗话用“上有老下有小”来描述家庭负担沉重,而人口红利是指一人吃饱全家不饥这种低负担状态。从公式中可以看出,要想取得抚养比低的人口红利,需要减少未成年人口的数量和减少老龄化程度。这是一个两头尖中间大的结构,在人口学家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和人口自然的金字塔式结构有很大区别。
    供养率本来是个中性数据,但不知为何会被片面地解释为“人口红利”。至于把人口红利和人口多挂钩,就纯属对人口红利概念的错误理解。
    在养得起的情况下,供养率高是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水平高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居民福利高的表示,是一国民众小有所依老有所养的表示。发达国家的状况是养得起但不需要养,所以当代人生活富裕。
    但在养不起的情况下,供养率又叫做“人口负担系数”,这个数据越大,说明需要劳动人口供养的非劳动人口越多,说明负担越重。我们是低收入养不起,却还有人自我陶醉于人口红利。
    据有关数据称,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德英法是1:6.8,韩日是1:3.8,中国仅为可怜的1:1.1。
    这个供养率公式仅以年龄划线,本身是有缺陷的,而且年龄划分太小。在中国,按照现在的教育制度,应该是18岁以上算是劳动力人口,而且在劳动力人口中减去18~65岁人口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群,并且把这个数量加在分子中。
    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数量在中国是非常的庞大,据报道,中国残疾人2006年统计数据是残疾人八千多万,现在应该差不多快接近一亿了吧?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需要家人供养。
    由于人口过多,中国现在出现的“啃老”现象已经完全背离了供养率或人口负担系数这个概念,大批本应该供养他人的劳动力人群,因为找不到收入合理的工作,变得自顾不暇,反而是65岁以上的本来该被供养的人群取供养处于劳动力人口当中的子女。形成了“啃老”这种“倒供养”现象。结合“啃老”这种情况,供养率的计算公式中的年龄段划分应该为0~25、26~75了吧?不知道谁能提供这种划分之下的中国和外国供养率数据。
    减少未成年人口数量和降低老龄化程度,这是一对有着矛盾的东西,减少未成年人数量,可以通过限制生育的政策实现,但老龄化程度却无法减少,而且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老龄化,老龄化社会是人类寿命延长的表现,是生活水平健康水平提高的表现,我们从主观上也不能去拒绝它。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可工作年龄增长了,健康水平提高了,老龄化的计算也该与时俱进。很多国家延长退休年龄就是这个原因。
    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看人口问题。劳动力收入低,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较低。商品价格低,是竞争的结果,是供给过剩的表现,是存量超限的警示。制造商解决供给过剩应对价格下滑的办法就是限产,所以,当劳动力过剩,失业率增加,劳动力价格受到挤压的时候,“育龄人口”这个未来劳动力的“制造商”也应该限产。这就是计划生育。当市场经济无孔不入把劳动力变成一种商品的时候,就像生产商会主动调整生产计划一样,人口的生产也会被主动调控。要想让人口生产变成自然的纯生物学问题,除非排除劳动力商品化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劳动力商品化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本条件,所以,排除了劳动力商品化也就等于是放弃了经济发展。
    劳动力过剩导致价格难以上涨,这本来就是劳动力生产过剩(当然是前期即上一“班次”生产过剩)的信号,但是却荒谬地解释为“人口红利”,颇有点“人类终于可以自虐了”的得意神态。过去,穷人家孩子多养不起,送到富户家中作家奴,还要说“赏口饭吃吧”,那是含着眼泪说的,心里痛。现在,我们为了生计用低廉的收入为全世界发达国家制造消费品,却颇为得意自豪地说,我们终于可以给人家打工了。把劳动力过剩解释成人口红利,是不是有点AQ?
    如果是打工者自己这么说倒也罢了,算是无耐的自我宽慰吧。来到这个竞争惨烈的世界不是自己的错,“生活”就是“既然生到这个世上就要活下去”。但是如果“人口红利”是政府观点就太荒谬了,陶醉并保持这种人口红利等同于说,我们的后代终于可以世世代代给人家打工了。父母生育儿女,都是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没有是想为他家多生几个丫环家奴的。
    日本二战时期很多女人为了生存从事卖淫,在海外的日本妓女也为日本挣得了不少的外汇收入,客观上推动了日本的战后复苏,日本电影《望乡》说的就是这档事儿。但是要把这解释为日本女人为日本的崛起有什么贡献,就有点扯了。按照人口红利论者的逻辑,日本就应该继续鼓励国民多生女孩,长大后继续出国卖淫为国效力。甚至可以创造出“女人红利论”这个概念了。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考量中国的农业人口或城市化问题。美国是一个农民养活四五十个非农业人口,中国则是一个养一个。按照上述供养率公式,就农业对非农业的供养率来说,中国远远低于美国,也就是中国有着丰富的农业人口红利。那么有人以此自豪吗?我们要不要中断城市化进程,继续维系庞大的农业人口红利?
    经济学对“竞争”的研究非常多,但理解非常肤浅,得出的“竞争提高效率”的结论也完全不靠谱。所谓竞争产生的效率,不过是他人的竞争,自己的效率。竞争,不是交换双方的事情,交换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竞争关系,竞争都是同行之间的事情,所谓“同行是冤家”。完全竞争的指标就是竞争者数量很多,在市场上,厂商和居民,哪一方越接近完全竞争状态,哪一方就会在市场上处于定价权劣势地位。买方竞争激烈,就会形成卖方市场;反之,卖方竞争激烈,就会形成买方市场。
    把人口看做劳动力资源,过多的人口,就必然扩大了居民部门的内部竞争,使得居民中的劳动人口在劳资市场上处于被选择、缺乏定价权的不利地位。
    人争一口气佛受一柱香。人活着要有尊严。开始重视民生的政府一直在说要让民众活得有尊严。但当同胞相煎,为微薄的收入相互内斗,纷纷委屈于外国人的钱财施舍之下的时候,还何谈尊严?
    民众内部的阶层冲突是不可视而不见的。现在拿“民工荒”说事的人,实际上只是站在厂商的立场来看待人口问题,希望居民部门以更激烈的内部竞争来达到厂商低成本发展的目的。殊不知,一个经济体内某个产业部门的畸形扩张其实不叫发展,那叫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分化加剧。只有全民共同富足才叫做真正的发展。
    劳动力供给过度时,是会产生红利,但在全球性的产品链上,利润是要被分割的,并不是由劳动力提供者独占红利的。事实上,由于人口过多,我们不得不滞留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生产一件产品,我们只得到一点点可怜的生活费而已。
    据网上版本,最近一直警告中国制造业危机的某名家说,一台iPhone对于苹果而言,创造了360美元的价值,第二个环节,关键零配件,是由美、日、韩、台所掌控,可以创造187美元的价值,我们中国做的制造呢,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做的iPhone能够赚6块5毛4一台,也就是说,苹果掌控了第一个跟第三个渠道,所创造的价值,是我们的60倍。美、日、韩、台掌控关键零配件,创造的价值是我们的30倍。
    在国内市场,一些跨国零售商业企业在本土采购时往往把制造商的利润压到最低限,而基于人口众多的众多制造商迫于竞争压力不得不接受这种“吃饭订单”,根本无适度利润可言,很难谈到扩大再生产。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在我们本土主导市场,就是因为我们人太多,每个部门每种产品都内部竞争激烈,微利订单你不做有人等着做,从而于其有可乘之机。
    那些跨国企业追逐劳动力成本而不断转移制造基地,就是为了能最大程度的获取人口红利。我们提供了低廉的制造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是他人。我们是抬轿的,他人是坐轿的。一些可怜的轿夫们还在标榜自己的轿抬得如何之好,希望永永远远能为人家抬下去。
    好在国家已经逐步认识到这种状况,所以也想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鼓励创造型企业的发展。但由于人口太多,就业吃饭总是头等大事,所以政策推动的阻力非常之大。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经济现在是出口依赖性的,但这个结构的经济的形成是由原因的。正是由于过剩劳动力太多,不附加在产品上卖给外国,又如何轻易消化得了?出口依赖性经济是所有人口大国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经济模式,若继续缺乏自知之明地陶醉于人口众多,想摆脱出口依赖型的经济模式,怕是很难了。
    当全球货币摆脱金本位转为美元本位之后,全世界的经济便被美元所绑架,美国实现了以金融统治全球的霸权目标。对于这种状况,美国前财长康纳利曾有个全球周知的厚颜无耻言论,那就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问题”。
    而现在,针对全球产品链上的情况,我们可以套用康纳利的说法,我们某些人所引以为荣的人口红利,说穿了,于外是“中国的人口,外国的红利”,于内不过是“居民的人口,厂商的红利”。于外,外国希望中国永远保持人口过剩状态,可以长期为其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于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厂商也希望扩大人口生产增加低价劳动力供给,从而避免出现民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