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经济形势，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冲击说相比，某种意义上说更为严峻。区别在于，当时只是受到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内在增长动力是强劲的；而这一次遇到的是内在动力的减弱。

    最近１１月份的制造业采购指数ＰＭＩ降到５０％以下，预计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工业增长值降到１３％以下，ＧＤＰ降到９％以下。宏观经济先行指数预计，这一轮调整的低点可能在明年二季度。问题是，二季度以后即使有所回升，能够到达以往１０％左右的增长率吗？看来可能性不大。

    这就涉及到对这次经济增长下行性质的认识。除了短期周期性调整外，更重要的是有很大可能性已经进入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调整期，或者说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

    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从国际经验看，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我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是一种国际公认度较高的购买力平价指标，不是现价美元）左右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如60年代中期的德国，70年代初期的日本，90年代后期的韩国等，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中国人均收入在2010年接近8000国际元，如果继续保持8-9%的增长速度，将会在今后两三年也达到11000国际元水平，进入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对这个问题，我们最近作了一些研究，综合分析多方面情况，初步结论是，今后几年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

    回头看目前增长速度回落的性质，是不是这种增长速度阶段性变化已经开始？今年以来的几个迹象很值得关注。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由2009年的31.2%降到今年的23%左右。在我国的总需求结构中，消费增长总体上是稳定的，进出口有较大波动，高增长主要依赖与高投资。在投资中，过去一些年，基础设施占比近30%，房地产占比25%左右，设备投资占比30%左右，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增长。现在基础设施投资下来了，房地产若没有保障房投资增加，也难以保持目前的增速，而设备投资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

    二是东南沿海的几个大省市，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它们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事实上，按现价美元，2010年，东部人均GDP达6693美元，北京、上海、天津都超过了10000美元；按国际元计算，已经超过了１１０００国际元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应先从东部地区开始。

否   三是近期人们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对这些领域中长期投资回报潜力的担忧。

    当然，增长速度平台下移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初步判断是，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对这样一个看法，还需要继续观察和研判。目前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态势，需要比以往更加重视从中长期发展背景观察和思考问题。

 

    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进入了转换期。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事情。对这件事情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

    第一，这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我们能在人均11000国际元水平上增长速度“自然回落”，是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成功标志。

    第二，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同于我们有时说的对增长速度的主动调控，不是说我们想让它高起来就能再高起来。

    第三，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说由10%左右降到6-7%左右，从国际范围讲，仍然是不低的速度，如果能将这样的速度保持一、二十年，中国将会避开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入高收入社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下一步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既是说，如果平稳地转入中速增长期，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前景保持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明年经济增长有三点想法。

    第一、从国际经验看，增长速度下台阶，有比较平缓的，也有短期内大幅下滑的。我们应当争取的是平缓回落，稳增长仍然是明年乃至今后几年重要的政策目标。这里需要避免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长预期和思维定势，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恢复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将会适得其反。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曾做过这样的努力，不仅没有提高速度，而且引发了严重的资产泡沫。此种教训需要记取。另一种情况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增加，有点内外冲击，就可能出现短期内的大幅下滑。出现这种情况将会引出新的风险。明年的增速比今年可能还会有所回落，但仍有可能保持8.5%的增长。根据我们的初步测算，明年投资增长会有所回落，进出口也会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上升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可能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上，出现“投资和出口下降，消费上升”的格局，使结构调整有一个明显进展。

    明年的物价水平将会有所回落，但中期的通胀压力仍不能低估。因为目前通胀的特点是成本推动型的，推动成本上升的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农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是趋势性的，也有合理性；受管制的能源价格等的改革，也需要一定空间。所以，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还不得不被迫提高对较高物价水平的承受能力。当然，政府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第二、要把防控风险放到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需要认识到是，当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末期或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后，不论是政府和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了，相应地，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大于过去三十多年。10年、20年前，增长空间大，看的也比较准，即使出现过度投资，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大都会被以后的高增长所吸收。过去讲经济不可持续，但事实上一直持续增长，因为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或推后风险的性质。当进入转换期后，一方面过去的风险可能包不住了，同时会出现新的风险。中国经济目前还是速度效益型的经济，尽管我们希望速度低一点，效益好一点，但在现有的企业盈利模式下，事实上是速度高，效益好，速度低，效益也变差。近几年我国税收增长很快，与速度高时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重点的税基更快扩张有关，相反，当速度降低，税基也可能相应收缩的较快。此外，土地等资产评估是以高增长为前提的，如果增长预期改变，资产评估体系将会相应调整，从而直接影响到地方税收和银行贷款质量。

    明年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防控风险。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的风险，一是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期的风险；二是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三是增长放缓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风险，近期钢铁等行业的情况值得关注；四是已经露出苗头的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五是国际经济再次下滑对我国经济冲击的风险，9月份出口较大幅度回落后的态势需要继续观察。

    第三，下一步的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要适应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加快形成与新的增长阶段相适应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重点是要解决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垄断性大企业与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真正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和政策的着力点放到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上来。从国际经验看，资产泡沫和得到政府支持的大企业垄断是向创新驱动转型的两大威胁。日本的问题是资产泡沫，韩国的问题是大企业垄断。相比之下，德国的经验很值得研究借鉴，一方面，德国房价一直平稳，没有出现大泡沫，另一方面，德国始终重视制造业，除了几个知名的大公司外，有大量规模不大、但市场占有率高的被成为“隐性冠军”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产业竞争力的基础。目前德国经济依然是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

    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必须高度重视抑制泡沫和打破垄断。当前还是要讲两手，一方面要抑制房地产泡沫不动摇，并用长期的制度性措施如房地产税代替一些短期措施；另一方面，要在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促进创新和升级上采取一些措施，建议结合落实非公三十六条，重点放宽在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给社会资本更多的合理出口；把支持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点；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可以预见企业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的步子加快，应着手研究并出台新形势下促进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方式兼并重组、适应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需要的金融改革和创新、与产业升级相配套的人力资本建设等政策措施。应加大舆论宣传力度，营造从事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有理、有利、光荣的氛围。在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把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与已有产业的改造有机结合，高度重视并下大气力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链升级，使那些当前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经过增长阶段变化后调整后，大多数能够保持并增强优势，进而形成一批在今后二三十年具有稳定持续国内外竞争力的产业和国际一流的龙头企业，这将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