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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对农业财政体制的冲击
作者:何念民    发布:2011-08-09    阅读:29153次   
                                                                                                        
    一、猪肉价格浮动反应的问题
    近10年猪肉价格有三次较大浮动:2005年、2008年、2011年,这是三个价格高涨点,与之相伴的是三个猪肉价格低谷点:2003年、2006年、2010年。猪肉价格高涨是因为头二年猪肉价格低,低于成本价,大批散养农户扛不住赔钱,纷纷杀猪退出养猪行业。结果来年市场供应短缺,猪肉价格又高涨,消费者纷纷抱怨。2008年猪肉价格高涨生猪供应短缺时,国家拿出几十亿财政作为养猪补贴,结果导致农户纷纷盖猪圈买仔猪争相进入养猪行业,造成第二年生猪供应过多,市场价格大跌,跌过饲养的成本,“肉贱伤农”养猪户叫苦连天,被迫赔本卖猪再次退出养猪行业。这种随着市场行情一涌而进再一涌而出的家庭小规模养猪户占养猪总量的60%,猪肉价格高时大批散户涌入,国家给财政补贴时就抢着盖猪圈买仔猪,政策投机性非常明显,一旦猪肉价格下跌散户就一哄而散,形成对市场的极大冲击。如何控制这种现象,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对宏观决策层的一道难题。
 
    二、养猪方式分析
    养猪户是猪肉市场的生产者,市场生产者的忽聚忽散造成市场供应的忽多忽少,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基本上以家庭养猪为主,而且家家养猪,养猪是每个农村家庭必不可少的家庭副业,是必不可少的农村家庭收入之一。那个时候猪肉价格稳定,养猪成本也相对稳定。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水平也不断上涨,城市就业机会增加也较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工作。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耕地却不可能增加,形成农业生产利润不断降低,粮食生产总量难以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农业纯收入越来越少,家庭农业生产模式受到猛烈冲击。一个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家庭养猪利润降低,农民家庭养猪的越来越少导致市场供应减少。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许多农村家庭也缺少劳动力来养猪。市场需求稳步增加而市场供应减少使养猪行业成为具有吸引力的行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家庭专业化养猪即养猪大户越来越多,公司化规模养猪也越来越多,对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从劳动资本与生产资本角度看,市场需求养猪行业发展,市场就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本金给养猪行业,养猪行业的劳动者对资本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这个时期,中国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体制却向反方向发展,国家对金融行业控制越来越严,国家四大银行的改制结果是国有控股银行离市场经济规律越来越远,越来越多地拒绝承担市场风险,越来越多地拒绝民营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导致市场上,特别是农业生产领域对资本金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形成资本的瓶颈,瓶颈的阻滞作用在近年来越来越大。仅仅一个养猪行业就可以看出资本与生产的矛盾,中国农业普遍存在生产与资本的矛盾,而且在近十年甚至近二十年表现的越来越明显,中国农村人均资本金的占有没有明显增加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因为家庭养猪的规模小,养猪农户缺少市场信息,销售渠道不畅通,养猪户与市场不接轨,这只是猪肉价格浮动的表面现象。与养猪行业缺少资本金相比,什么是表面现象什么是本质原因一目了然。2008年许多养猪销售合作社成立,还有许多养猪小区——产权分散饲养集中,这种简单的规模化还没有解决基本问题,三年后又出现猪肉市场短缺猪肉价格高涨的现象。2008年以后国家拿出大笔财政资金投入养猪行业,可为什么到2011年的三年后又出现猪肉价格剧烈浮动呢?难道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不是增加养猪行业的资本金吗?
    当前我国养猪行业里有60%的猪是由农户养殖,其最大特点是规模小、成本高、管理水平低、投资规模小、市场营销能力差等等。农民家庭养猪一般不缺少养猪的饲喂技术,而且小规模养猪的投资也就几万元,农民自家的一两个劳动力足以够用,也不需要什么专业管理人员,农民进入养猪行业的门槛不高。一般年出栏几十头猪投资几千元,年出栏几百头猪投资十几万元,年出栏几千头猪投资几十万元,部分农民依靠自有资金就可以进入养猪行业。但是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家庭小规模养猪,年出栏在500头左右的规模,基本没有利润可赚。特别是小规模养猪年出栏在几千头以下的家庭式养猪(年出栏几十头几百头的农户更不在话下)抗市场风险能力非常小,一旦猪肉价格浮动,这种规模的养猪场,两千头左右的规模,基本就要停业。一方面猪肉价格低,肉贱伤农,一方面饲料价格上涨冲击养猪户的抗风险能力底线,迫使小规模养猪户退出这个行业,形成忽聚忽散的局面。而如果在这个时候金融资本能够扶一把,给这些养猪户提供一些周转资金,帮助养猪户度过难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对不起,中国的国有控股银行才不会与农民共度风险呢!
    这个时候国家农业财政资金哪里去了?国家财政中的养猪补贴哪里去了?对不起,国家财政养猪补贴不是为帮助农民度风险的,不能与市场风险挂钩,而只能经过漫长的时间,经过多次的审批,分散到一些养猪农户手中。政府官员的截留,一些农户拿这些钱喝酒打牌,这些暂且不说,即使分到农户手中一些钱,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能够解决规模化养猪的问题吗?
    从近年来国内市场情况看,养猪规模达到万头以上才具备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而万头养猪规模需要投资600万元以上用于固定资产,还需要2000万元以上的流动资金,国家财政能够一次性给一个农户将近3000万元的资金吗?每个想发展规模化养猪的农户有可能都获得这么多资金吗?国家财政有多少资金能够满足养猪行业的资本需求?
    再说,要达到这种规模,养猪技术、管理水平、市场销售渠道的开拓不是一般农民能够胜任的,必须有多年的职业磨练和职业知识才能够胜任,特别是市场风险的抗御能力更不是一般农民能够承担的。市场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企业家是少数,大多数人,在这里就是规模化养猪的厂长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被市场淘汰,只有少数人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这个风险是国家财政能够承担的吗?这个风险应该是市场化的银行与市场化的养猪企业来共同承担!2005年、2008年和2011年三个猪肉价格高涨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散户养猪不能够适应市场需求,国家财政支持也解决不了养猪规模化问题。
 
    三、养猪规模化
    养猪规模化要解决几个基本问题——资金、技术、管理。不是集中到小区饲养就是规模化,没有统一的饲养技术,没有统一的管理规范,各户安照自己的技术和自己对管理的认识程度管理自己,结果是出栏率不一样,出肉率不一样,猪肉质量不一样,成本不一样,收入不一样,生产效益不一样。以分散饲养农户为基础的合作不能很好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这种合作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意义不大的。规模化生产的管理专业人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市场化经历的管理人员也很难承担市场化规模化养猪场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比上述三个条件都更重要的条件——市场竞争与市场淘汰的经济规律,这是一个无形的条件,即使上述三个条件都具备,过不了这一关也无法在市场环境中立稳脚跟。换句话说,规模化就是市场化,规模化是市场化的过程,规模化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是家庭养猪达到几百头上千头就叫市场化了,不是集中到养殖小区分散所有集中饲养就是规模化市场化了,不是成立养猪合作社或者养猪销售合作社就是规模化市场化了。规模化不等于市场化,市场化也不必然是规模化。没有经过市场竞争的规模化,如当年我们的合作化集体化人民公社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组建的,合作化、人民公社的各级管理干部都不是经过市场竞争历练选拔上来的,是根据上级领导干部的任命,而且不是按照其对经济管理的能力和经历来任命的,结果我们的绝大多数集体经济组织都因为成本高、效益低、分配不均不合理而失败。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家庭养猪也有几百头的,人家能够适应市场需求,人家的市场化比中国成熟,许多市场化的条件中国不具备。例如银行市场化,为农业贷款的银行可以获得国家支持,同时这些银行也有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能够承担市场风险。而我国的银行基本上是国有控股银行,不能承担市场风险,所以我国的市场化条件本身就比发达国家差许多,我们国家的银行能够在市场出现极好行情时大量贷款给无抵押农户发展养猪业吗?能够在农户困难是提供贷款帮助其度过难关吗?离开养猪业市场化去研究市场信息问题,花费力气解决散户养猪的销售问题,建立养猪小区和建立养猪合作社等规模化的措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是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这已经被近年来的实践证明——脱离市场化的规模化、形式上的规模化,都不能解决猪肉价格浮动问题。
    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发展强大的规模化,才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才能够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和不断发展。反之,也正是市场经济规律在摆布我们的养猪行业,市场经济规律这个无形的手在抬高或压低猪肉价格,在搅乱猪肉生产者和猪肉消费者的心!也是市场经济规律在考验管理者的能力和智慧。
 
    四、 农业财政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农业财政体制形式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形式,国家对农业的管理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法,所以我国的农业生产从体制上难于适应市场经济规律,所以尽管国家财政花费许多钱也仅仅解决全国人民吃粮问题,仅仅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猪肉价格就是最典型的一个问题。
    近几年国家基本上每年拿出几十亿资金专项补贴养猪业,为什么还不能解决养猪业规模化发展问题呢?前文讲到,规模化就是市场化,不是市场化的规模化还是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单纯的生产资料集中,单纯的劳动合作,计划经济式的财政体制下财政资金再多,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磨砺,没有经过竞争、淘汰、发展的过程,人为的生产要素组合,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搞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一样,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必然要碰钉子。
    近五年,特别是2005年以来国家农业财政大幅度提高,到2011年国家农业财政每年增加为:2005年13.3%;2006年14.2%;2007年23%;2008年30.3%;2009年21.4%;2010年18.3%;2011年15.2%。从2005年的2579.3亿元提高到2011年的9884.5亿元,国家农业财政净增加7305.2亿元,2011年国家农业财政是2005年的3.8倍。国家农业财政增加这么多倍,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增加的比例与之相符吗?1998年国家农业财政1154.76亿元,2010年国家农业财政8579.7亿元,增加7.43倍,而同期粮食1998年总产量5.12亿吨,2010年总产量5.46亿吨,12年间仅增加6.6%,两个增量相比7.43:0.066,相差112.5倍!由此可见国家农业财政的增加与农业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很难建立直接的比例关系,国家农业财政大幅度地提高与养猪业的发展也不成比例。说到底,国家农业财政的增加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与农业生产领域里的农业生产资本的积累不成比例,与农民手中的生产资本的积累不成比例,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
    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粮食市场价格的增长、猪肉价格的增长、蔬菜价格的增长与国家农业财政投入增加有直接关联。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导致粮食价格增加,作为养猪业主要的饲料,粮食价格增加养猪成本必然增加,也必然导致猪肉价格增加。这也说明,在2005年至2008年间,以及2008年至2011年间,猪肉价格跌落的谷底价格也没有恢复到2005年以前时期的低价位,原因是农业生产总成本在不断提高,而农业生产力没有明显提高。2005年至2008年间的谷底猪肉价格10元/公斤多点,而2008年至2011年间谷底猪肉价格接近20元/公斤,是前一个周期谷底价格的近一倍。2009年国家农业财政7161.4亿元,2006年国家农业财政3397亿元,三年间国家农业财政增加1.1倍,与猪肉价格增加的倍数基本相同,这是一个偶然现象吗?
    国家农业财政仅在2010年支持农业生产支出3427.3亿元,对农民的粮食直补等四项补贴支出1225.9亿元,这其中许多钱到了农民手中,即所谓的国家农业财政转移支付成为农民年收入中的一部分。据北京市统计,2009年北京市郊区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1590元,占北京市农民2009年收入11986元的13.2%!北京市农民年收入中13.2%来自于国家农业财政,是不是等于农民工的工资需要增加13.2%呢?否则农民就会呆在农村的家里享受比以前更舒服的生活——收入增加了,教育有补贴了,医疗也有部分保险了,农村道路比以前好了,有电了,有线电视也看见了……,谁还愿意到城市去苦打工呢?农民的消费水平(也是生活水平)提高了,难道不要提高农民工的打工工资吗?这难道不是珠三角地区招工难的原因吗?
    我国的农业财政不断增加,看似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繁荣了农村经济,农村的许多民生问题得到解决,但农业生产力总水平的提高似乎很慢,与农业财政增加的比例无法对应,而且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在不断扩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人与工人的收入水平也在实际上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广大的西部地区这个差别更加明显。农业财政如何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建立更直接的关联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五、农业财政不等于农业生产资本
    根据前面的分析,国家农业财政资金虽然不断增加但是难以发挥有效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农业财政资金不能发挥农业生产资本的作用。
    市场化的规模化——不是计划经济的合作化集体化,是由两条道路实现的:其一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而来的规模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生产者或专业户、小企业要经历市场竞争的淘汰,胜者才能生存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其二是由企业一次性投资相当数额的资金达到一定的规模,但这种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是没有保险的,是不可能个个都成功的,必然有一些企业被淘汰。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承担风险、损失、破产甚至淘汰的冲击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能够不断发展的那些企业和专业户,才是市场接受的规模化的生产单位——企业、专业户或公司。与此同时,在养猪规模化的过程中,养猪技术、规模生产的管理技术、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以及规模化所需要的资本金都必定随着这个过程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在风险与收获的矛盾中、在淘汰与发展的过程中,经过血与火的历练才能最终形成规模化。没有市场竞争过程的历练,技术与管理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资金不能承受市场的风险,即使达到一定的规模化也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成本高、利润低、占用资本规模大、生产效益低——这就是现有国有企业的通病,如果不是受到人为的保护早已破产,早已被市场淘汰。
    我国现有的体制决定农业财政资金不可能经历市场竞争的过程,不可能被市场选择——被农民和市场化的银行选择,而只有政府官员来选择给谁,给哪个农民,给哪个农户或哪个企业,政府官员的审批是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的。国家农业财政资金必须经过农业生产的多个政府主管部门,经过政府多层次审批,分散给各个需要的农户,最后到农户手上已经是数额很小、很不及时、还有许多附带条件的资金。生产者需要的生产资本金,这里是养猪农户或养猪企业,根据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对市场的判断,需要周期较长,并且要配套流动资金的生产资本金。劳动者要根据他们对市场的预测和事前的承诺,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并且在承诺期以内偿还这笔资金。这种资金只能够在市场化的银行那里通过借贷形式拿到,而不可能通过层层审批从政府那里获得。因为市场化的银行也要深刻地认识市场经济规律,也要了解和掌握市场的风云变化,要深知市场的风险和如何战胜风险的方法,与生产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分享市场竞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这一切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国家农业财政资金不可能办到的,也是国家农业财政资金虽然越来越多而农业生产的效益低,猪肉价格多年浮动震荡,我国农业生产的整体格局难以改观的基本原因。
    国家农业财政资金如何变为农民的生产资料,如何变为农民的固定资本,而且是农民生产需要的固定资本,这是我们国家农业财政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