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引发人类对生存发展环境的讨论,进一步使人类对自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敬畏。本报告发布的两个月前即2010年的8月,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更曝惊人言论,使得人们对生存环境产生了切实的担忧。霍金说:“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很难避免生存的灾难。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
[②] 不论科学界反应如何,霍金预言对人类行为的警示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不能再继续传统的发展方式了,否则就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
编制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一是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三是通过绿色新政来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把握新发展机遇。进一步,这三个方面又是在中国政府倡导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十二五规划”即将问世的最新背景下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一)编制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背景
1.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时代的传统发展方式是以生态、环境、资源破坏为代价的,被有的学者称之为黑色发展
[③]。绿色发展是世界潮流,是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世代幸福的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就是要为后代多保存点清洁的水和空气,保存点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土地、矿产、森林资源,保存点绿色的生存空间。
人类并不是没认识到这一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2:绿色发展必选之路》,专门就此提出建议。2010年4月15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Khalid Malik先生在《2010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的前言中指出:中国在取得了空前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这不仅包括协调经济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将这些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而且,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低碳社会不仅不会妨碍经济发展,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持续改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如果进一步使用最新的绿色技术,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绿色增长,中国便能够摆脱几十年来依赖高污染能源的传统发展模式。
中国政府对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有明确的表态。在200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事实上,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外统筹发展。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
对当代人来讲,“以人为本”是一种代际责任,涵盖当代与后代。后代人没法来监督我们的行为和活动,但他们将承受我们现在活动的结果,或受益,或受害。因此,我们要时时警惕,要多为子孙后代着想,多为后世造福。其中,如何保护好自然与环境,是对后代最大的一个责任。多少年来,人们总以为地球是可以无限索取的,现在才发现并非如此,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法规和制度来保证。
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解决贫穷方面,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体看,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入大量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上的。过多地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使有限的自然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日渐困窘,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显现。从长期看,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14.55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09年的30.66亿吨标准煤。全国有400多个城市缺水,如果都想通过调水解决缺水问题,那么上哪去调那么多的水?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扩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以人为本的代际观,就是要强调天人协调下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强调保证后代子孙的发展机会和生活水平,因此,以人为本的理念太重要了。现在,中国与世界取得共识,提出绿色发展战略,这将被历史证明是及时的,正确的,也是伟大的。
[④]
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社会经济实践发展的需求,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潮流,折射出中国人民振兴中华的正确选择,是中国人民实现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科学指南。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二五”规划把这个问题提到一个更紧迫、更重要的高度,绿色发展有望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是,不论中国或国际,实现绿色发展仍然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在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需要权衡与选择,需要明智的政府与社会有识之士的推动。
中国一批有志于促进绿色发展的人士,从理论与实践上全力推动这项伟大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早在2004年由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直属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单位主办过“绿色中国与可持续发展论坛”。2008年11月15日一批相关单位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而2010年7月28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发布《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这一报告的主题是绿色发展,力求通过科学发展水平的排名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绿色”。
2.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2009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墨西哥出席以“你的星球需要你——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活动的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需要一个“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着眼于投资可再生能源,建设生态友好型基础设施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将庞大的新经济刺激计划中一部分投资于绿色经济,便能将今天的危机转变成明天的可持续增长,并且使向低碳社会过渡的国家获得更丰厚的回报,并处于优势,与别国分享新技术。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
[⑤]的主题是“发展与气候变化”,其中提出建设“气候明智型”社会(climate-smart world)。发展中国家可以走低碳道路来促进发展和减少贫困,这需要各国共同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关键在于对化石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约束。中国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决心,做出了很多努力。2009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向国际社会承诺: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些庄严而重大承诺,得到国际社会高度的评价。各国政要均认为,中国的选择将对其它国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正如全球规则、法律和市场的变化也会影响中国一样
[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国的专家们都在对绿色经济的未来进行思考,并有许多预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于2006年11月发表《斯特恩报告》显示,到2050年,世界能源产业中的碳含量将降低60%-75%,以将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550ppm二氧化碳当量的水平或之下,届时低碳能源产品的年产值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
[⑦]。据麦肯锡报告预测,从目前到2030年,中国将掀起一场“绿色革命”,这包括绿色发电、绿色交通、绿色工业、绿色建筑以及绿色生态系统五大领域
[⑧]。许多预测显示,绿色经济将会创造上千万的就业机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绿色经济的某些领域很难实现快速转变———尤其是需要大量投入的能源和交通系统。
3.通过绿色新政来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把握新发展机遇。
[⑨]
“绿色新政”的浪潮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日益升温,各国正在加大投入,推进绿色经济发展,一方面借此摆脱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绿色新政”在各国迅速展开。
2009年,美国奥巴马总统提出了“绿色新政”,可细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的开发是“绿色新政”的核心。2009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美国丹佛签署了以发展新能源为重要内容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7870亿美元。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提出,美国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便是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此后,美国政府相继出台各项政策:加大对新能源的投入;制定严格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提交国会审议。《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中提出,以2005年碳排放量为基准,以期在2020年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3%。此外,还将建立一个碳交易市场以促进替代能源发展。于是,有人称奥巴马总统为“美国绿色总统第一人”;他的“新政”也被视作“绿色新政”(New Green Deal)。
其他国家也先后启动“绿色新政”。在英国,“绿色新政”对于促进就业、替代能源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交通系统以及节能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要求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在新西兰,以“一个温暖的家园和一个凉爽的星球”(a warm home and a cool planet)为口号,出台了“绿色新政”刺激计划,在未来3年共提供33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并且保持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和转型。在日本,太阳能发电、低油耗汽车、电动汽车等方面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而目前日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建立向下一代人交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并通过实现低排碳社会的关键技术实用化,为全世界解决环境和能源问题做出贡献。
中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自觉性,在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节能减排等方面都作了大量努力工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策的绿色印记醒目鲜明:力促经济增长转型、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探索新能源发展、开展排放权交易,促使绿色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009年6月,由经济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召开的、来自40个主要国家的部长理事会议,将绿色增长作为当前摆脱或超越危机的重要途径,并且发布了题为《绿色增长:战胜和超越金融危机》(OECD,2009)的报告。
[⑩]
绿色新政与以前的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重视花费财力物力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后者则强调投资于环境项目从而带动经济发展。通过绿色新政实现绿色发展可以节省资源,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造福全人类。
进一步,我们看到,追求绿色发展不仅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不仅是为了当代人民的幸福生活,更重要的还在于追求世世代代人类生活的幸福。如果我们水和空气都污染了,把大地挖得千疮百孔,把自然资源都消耗完了,我们的后代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绿色是生命的颜色,象征着希望、和谐与活力。为了未来,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就必须让发展模式变成绿色的,把生活方式变成绿色的。
绿色发展是资源高效与节约的发展,是环境被保护与清洁的发展,是经济与社会永久性可持续的发展。因此,绿色发展是经济与环境和谐的 发展方式,是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发展方式,是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地球母亲的永恒战略。绿色发展既是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转变,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观的体现。
(二)编制绿色发展指数的现实意义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在研究和总结国内外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增长和发展的现实,依托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和多学科专家团队和公开、权威的数据,建立了一套绿色发展的监测指标体系和指数测算体系,用以测度中国绿色发展的现状,观察各地区绿色发展的进展。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对研究适合中国特色绿色发展的道路,总结中国绿色发展中的经验与不足,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为引导各地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决策参考。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部分地区甚至严重威胁到人的生存和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推出就是要从“关注问题”到“关注改变”,把绿色理念变成绿色行动,用可衡量的指数来否定黑色发展,鼓励绿色发展,用具体化的数量指标来判断经济绿色发展的程度与进程。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推出也是推进和深化节能减排工作,实践探索环保新道路的重要举措。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力求在政策层面上形成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满足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需求,为改变过去过度依赖GDP增长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提供重要参考信息。对于各地区来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分项比较研究能够正确指出绿色发展切实需要改变或者有待改善的方向;横向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各地区绿色发展的长板和短板,以及消除这些短板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经验;纵向比较研究可以为决策者评价各项绿色发展政策效力提供参考依据。
其次,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可以为国内外投资者准确、便捷地寻找到恰当的投资机会,为企业家提高决策效率提供有效的帮助。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为投资者提供了评价投资环境的更高视角。绿色发展的理论综合性决定了其比投资环境的概念更深刻,对投资效益也将产生更重大的影响。绿色发展指数落后的地方,增长的低效益、环境的压力以及政府的不作为都构成现在和未来额外的投资成本。投资者在这样的地区将可能陷于利润空间被压缩、投资效益被蚕食的困境。在绿色发展的时代,继续坚持传统的投资理念、投资方式将会被其他投资者远远地抛在身后。中国绿色发展指数超越传统的投资环境评价,为投资者全面衡量投资项目的收益提供了更高和更全面的视角。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将有助于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传统意义的企业在衡量成本和收益的时候,往往忽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负外部性造成的社会成本。收益企业独享,污染排放大众买单。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推出,将在政策层面与理念上改变这种不对称的责任分担。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仅仅要考虑企业的成本收益,还要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要看到当前的利益,更要看到未来的利益。
第三,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有助于聚焦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鼓励大众积极参与绿色发展。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推出,有助于吸引社会公众的兴趣,使绿色发展的概念更深入人心。近年来,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话题使社会公众普遍接受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关于绿色发展的话题也极大地吸引了社会公众的注意。各地区全面的绿色发展评价,将有效地形成社会舆论效应,迫使绿色发展差的地区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基础好的地区不断进步。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有助于加深社会公众对绿色发展的认识,从自身做起,推动中国绿色发展的进程,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低碳社会的进程。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推出,将使公众对绿色发展的认识从定性提高到定量的阶段,对绿色发展的各项指标关注程度也将提高,有助于社会公众接受绿色发展的共识和理念,亲身践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绿色发展政策的推出和实践创造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编制思路、结构、指标及测算
我们在比较分析各类评价方法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编制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体系的思路,构造了一个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的结构体系,并简单介绍了测算的方法。
(一)国内外与绿色发展相关的评价体系简述
当前,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学术单位等对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很多,有很多以指标(体系)、指数等形式进行测算。从大的分类来看,这些指标或指数根据侧重点的差异可归结为四类,一是侧重宏观经济的绿色指数,包括绿色GDP核算、净经济福利指标、扩展的财富等指标;二是侧重生态环境的绿色指数,多是测算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状况,并且关注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评价环境质量的“绿色指数”、侧重环境影响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标、着眼于生态承载力的生态需求指标等;三是侧重资源能源的绿色指数,比如全球替代能源指数等;四是侧重生活质量的绿色指数,比如,关于消费者环境相关消费行为的“绿色指数”等。此外,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指标还有可持续发展指标或指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一致通过的《21世纪议程》。1996年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联合其他联合国机构推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四个方面入手,使用驱动力(Driving force)—状态(State)—反应(Response)模型(DSR模型),提出一个可持续发展核心指标框架。目前,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英国、我国中科院等都提出了各自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与绿色经济相比,(1)可持续发展指标或指数的范围更广泛,这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涉及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关,从经济、资源环境到社会发展;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到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各个环节,都存在着可持续经济发展问题。而绿色经济的侧重点则主要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如1995年世界银行提出了度量各国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方法。世行的模型认为:“可持续性就是给予子孙后代和我们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人均财富”,世行强调了对一国总财富的度量。但对自然资源如清洁空气、矿产储藏等并没有设计出合适的价格体系。(2)其他侧重宏观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绿色指数多集中于所衡量内容的某一方面,比如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发环境可持续性指标,每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包括5个方面,22个核心指标,每个指标使用了2-6个变量共67个基础变量。这是目前较为为有影响力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评价体系。美国评价环境质量的“绿色指数”的指标多是基于环境评价的角度设计的(3)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指标体系中,关注更多的是环境、生态和福利指标,而国内虽然也关注资源环境问题,但仍把经济发展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从现有的测算研究来看,截止目前,国家尚未全面开展系统的省级层面的绿色发展比较工作。从环保角度看,我国已先后制定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考核等制度设计。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还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合作开展了中国环境绩效评估,对我国过去10多年的环境绩效进行了全面回顾和评估,并对未来我国环境管理和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提出了建议。至于企业层面,在环境影响评价、企业上市和再融资环保核查、环境友好型企业创建等工作中,均有相关的评估指标。而在公众参与方面,国内先后开展了“中国环保民生指数”、“环境状况满意度调查”等形式,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管理和决策过程。虽有高校或科研机构在测度城市绿色GDP指数(北京工商大学)、测度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中国发展指数(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但尚未有对绿色发展省(区、市)一级的测度,因此,集中进行省(区、市)绿色发展的比较分析,是非政府研究机构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做的有价值的工作。
(二)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编制思路
编制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主要思路:一是突出绿色与发展的结合。如上所述,绿色指数多在衡量环境与资源,发展指标多在衡量经济增长情况,绿色发展指数就要突出这二者的结合。本报告中的结合体现在产业发展的绿化程度,环境资源的保护程度,政府在规划与领导经济发展中对绿色发展的关注程度。正因为如此,课题组中不仅有经济学家,也有环境专家、生态专家等若干理工学科的专家。二是突出了各省(区、市)绿色发展水平与进度的比较。本报告选取的样本是中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因数据暂缺未列入计算),以省为单位进行比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各省资源秉赋及经济发展各具特色,各有短长。比较各省的绿色发展,既可交流先进经验,也可促进后起奋进。由于多方面原因,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未列入本报告研究范围之内。希望今后能与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合作,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具普遍性。三是突出了政府绿色管理的引导作用。政府行为、科技能力及公众参与,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三支重要力量,尤其是政府行为,是最为重要的。在我国,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主导作用非常大,因此,本报告在选择指标和分类时,希望突出地方政府业绩评价,希望能够督促各地政府在绿色发展方面争先创优。事实上,对照国际上兴起的“绿色新政”高潮,也可看到,各国政府在发展绿色经济中都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是可以互相交流与借鉴的。当然,我们认为企业的绿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将在本报告的专题中要所讨论,同时,也希望能与突出绿色企业和绿色产品的调研机构合作,达到互补互助的目标。四是突出了绿色生产的重要性。绿色经济是多方面的,绿色消费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设立的“绿色指数”,旨在测量消费者选择的生活方式在住房、交通、食品和商品4个方面对环境的影响。但考虑到中国绿色发展的矛盾重点还是在生产方面,尤其是工业生产方面,这里,不仅体现着企业的力量,还体现着政府的作用,因此,本报告重点评估绿色生产的影响。但在专题中,我们同样也反映了对绿色消费的看法。五是在数据收集中,强调了来源的公开性与权威性。本报告采用的基础数据全部来源于公开出版的年鉴或者相关部门公布的权威指标数据。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9》、《中国环境统计公报2008》、《中国统计摘要2010》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
(三)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两级结构
下面,我们分析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结构与内容。
首先,请看基本的或一级分类:
从图1-1显示,我们测度的绿色发展指数主要包括三大分类,即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经济增长绿化度反映的是生产对资源消耗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体现的是自然资源与环境所能承载的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反映的是社会组织者处理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水平与力度。
图0-1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一级框架
那么,我们是如何选择出这种分类呢?首先,从测度绿色发展指数的目的看,我们希望突出经济增长中蕴涵的绿色程度,希望强调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希望反映资源与环境承载的潜力。其次,三分法符合状态、压力、响应的分类思路。经济绿色增长的程度和水平是绿色发展的现实状态,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是绿色发展的压力体现,政府政策支持则反映了政府的响应。再次,三分法是三级指标归类分析的结果。在选出的三级指标基础上,我们既从三分法思路来归类,同时,也从三级指标本身属性上来确定如何归类最有道理,并希望这种归纳的结果是比较均衡的。事实上,现在三类中三级指标经过多次调整,最后形成现在这种分布较为均衡的格局。最后,从我们研究过程看,选择三大分类是反复取舍的结果。起初,我们征求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对分类有多种建议,有三、四、五、六等多种分类,分4类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分5大类有经济发展、能源与资源、环境与生态、政府与政策、社会和谐发展,还有一种是资源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人口及智力支持系统、科技支持系统、经济支持系统等;提6类的有经济结构、经济效能、社会发展、文化事业、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但为了凸现我们的特色,经多次讨论还是选用了上述三分法。
综上,三分法体现着“一体双力”,经济绿色增长是主体,资源环境是基础推力,政府政策是引导拉力,三者结合,为经济绿色发展保证了基础性保证。
其次,再请看一级指标下的二级的分类:
图0-2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二级框架
绿色发展指数指标框架一级指标下还有9个二级指标,这是如何确定的?二级指标的确定采取的方法是:两次归类,适度调整。其含义就是,在确定了一级指标和选择三级指标后,三级指标先按一级指标指向归类,然后,一级指标内的众三级指标再按其性质接近程度再归类。对二级指标进一步的解释,将会结合三级指标解释中一并进行。
现在,我们进一步展示一级和二级指标及权重(见表0-1):
表0-1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一、二级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
权重 |
二级指标 |
权重 |
经济增长绿化度 |
30% |
绿色增长效率指标 |
40% |
第一产业指标 |
10% |
第二产业指标 |
35% |
第三产业指标 |
15% |
资源环境承载潜力 |
45% |
资源与生态保护指标 |
20% |
环境与气候变化指标 |
80% |
政府政策支持度 |
25% |
绿色投资指标 |
40% |
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指标 |
30% |
环境治理指标 |
30% |
上表中列出了一、二级指标的权重。这是如何确定的呢?我们知道,在测度过程中,鉴于同级各类指标要素的影响和作用互不相同,进行比较评价时,需要区别对待,即权重分配上要有所不同。本次测度工作,课题组选择几十名涉及经济、资源、环境、能源、统计等研究领域的专家,通过会议形式向各位专家就指标权重征求意见,对反馈的意见进行汇总,再经过多次分析讨论,最终确定了每个指标的权重。
这里需要重点回答三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是否合理与科学?一个基本判断是: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是绿色发展的基础,权重应最高;经济增长绿色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权重要高于政府政策支持度。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一级指标权重要受三级指标权重的制约,即判断三级指标重要性相对具体好操作,加上一级分类包含的三级指标数量,就可以大致制约一级指标的权重;第三个基本判断是:权重是相对的,因此不必过细,以5%或10%为最小单位即可。还有一个规律在起作用,就是经济增长绿化度和政府政策支持度相关度高,也与省区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度高,而资源环境承载潜力与自然禀赋相关度高,因此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正相关度高。因此,如果是仅强调绿色,就可提高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权重;若仅强调发展,就可压低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权重;如果既强调绿色又强调发展,就要对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有一个合理的权重。经过不同情景和模式的多角度全方位的模型计算,在不断对照现实中各省区的多项考核情况后,专家们最后一致同意现在权重的分配额度。
二级指标的权重又是如何获取得呢?是否合理与科学?与一级指标权重确定相似,二级指标的权重也是经济、资源、环境、能源、统计等研究领域的专家来商定的,即专家评分法。二级指标的权重是在三个一级指标框架内分别确定的,即每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合成为100分。我们可以看到,在绿色增长度中,效率指标与第二产业的权重分别为40%和35%,反映出专家一个共识:即社会总的投入产出效率和工业化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实现绿色增长是占主体,是关键。在资源环境承载潜力一级指标下,环境与气候变化指标占到80%的权重,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废物、废水和废气的排放对环境与气候的影响已成为最令人担忧的危害。而在政府政策支持度下,绿色投资指标、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指标和环境治理指标权重接近,绿色投资略高一些,反映了政府全面关注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是专家们最希望看到的。专家们对现实情况理解的共识,反映出指标权重具有相当的客观性。
三级指标权重的确定与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基本相同。二级、三级指标的权重详见本报告的第5、10、14章,这三章中权重及指标属性的表格不再标注资料来源。
(四)绿色发展三级指标选择及归类
三级指标选择是本研究项目的基础,需要特别地加以说明。先请看包括三级指标在内的中国绿色指数指标框架:
表0-2 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经济增长绿化度 |
绿色增长效率指标 |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3、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
4、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5、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 |
6、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7、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氮氧化物排放量
8、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氨氮排放量
9、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
第一产业指标 |
10、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
11、土地产出率 |
第二产业指标 |
12、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13、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
1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
1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16、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17、高载能工业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18、火电供电煤耗 |
第三产业指标 |
19、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20、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2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资源环境承载潜力 |
资源与生态保护指标 |
22、人均当地水资源量
23、人均森林面积 |
24、森林覆盖率
25、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
环境与气候变化指标 |
26、单位土地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
27、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28、单位土地面积二氧化硫排放量
29、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30、单位土地面积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31、人均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32、单位土地面积氮氧化物排放量
33、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 |
34、单位土地面积氨氮排放量
35、人均氨氮排放量
36、单位土地面积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37、人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38、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
39、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 |
政府政策支持度 |
绿色投资指标 |
40、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41、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2、农村人均改水、改厕的政府投资 |
43、单位耕地面积退耕还林投资完成额
44、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指标 |
45、城市人均绿地面积
46、城市用水普及率
47、城市污水处理率 |
48、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49、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
环境治理指标 |
50、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率
51、人均造林面积
52、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
55、工业氨氮去除率 |
53、工业化学需氧量去除率
54、工业氮氧化物去除率
|
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表中的55个三级指标是如何选定的?首先,这是从近1500个相关指标中经多次筛选后确定的。为了完成此项工作,我们组织了一个“绿色指数信息研究小组”(Green Index Information Group,简称GIG)。该小组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完成了一份《“绿色指数”参考资料汇编》,主要包括了国外相关文献、政府文献、国内专业书籍、国内期刊论文等四大方面,得到与绿色发展指数相关的1458个指标,经过三次会商,初步梳理出514个,反复讨论后,合并为366个指标。经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西南财经大学“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简称为“两地一中”)专家讨论和筛选,确定为112个指标。会后,GIG在参考世界银行的《little green data book》、美国环保专家《绿色指数》、麦肯锡城市排名测算和倪鹏飞《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基础上,再次增选到157个指标。其后,与统计专家会商筛选出60个指标。再经6次专家会议,增增减减,最后定位在上表中的55个三级指标上。
选择三级指标的标准是什么呢?一是所选指标或与经济增长绿化度、或与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或与政府政策支持有重要的联系,能对二级指标指数形成有实质性的贡献,这点不必过多解释了;二是数据的可得性。我们搜集了各种统计年鉴,进行了排查,发现各省区数据全有的相关指标是有限的。同时,我们要求是连续可得性,不能是随机抽样数据。有的数据如森林覆盖率,很重要,因5年才有,2003年和2008年有数据,因此,才最终确定采用。当然,下一次则需要用统计方法来处理。三是正指标或逆指标要明确。有些指标,到底是数据高了评价高还是相反,一定要明确。比如,我们没特别强调水电、风电和核电指标,主要用“非化石能源比重”。因为每一种电力,都会有利也有弊。类似的还比如,新能源比重高低如何评价,现实中,新能源占比很低,但各地上得已太多了,是否要在指标中体现鼓励?再比如,“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有的区域没有土地流失面积,而有的区域太多,正反方向也不是很清楚的。四是强调了水平指标而弃用了变化指标。换言之,我们用了绿色发展状态指标,没有用2008年与2007年相比的变化率指标。为什么?因为通过统计计算与分析,我们发现年度变化率很不稳定,有16个指标变化率出现奇异值或说某省区某数据出现极高极或极低值,甚至高过同类指标百倍以上,很难进入体系中计算。我们在尝试用一些复合指标,也尝试运行统计方法对奇异值进行种种处理,但均因解释会让读者难以理解而放弃了。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我们拟定了2005年为基年,2007年为比较年,2008年为测度年,但基年和比较年基本上处于备用状态了。五是选择用典型性或代表性指标。在复杂的类型中,有多种指标都有一定意义,但需要精选。比如,在电力能耗的指标上,我们选择了火电供电煤耗,原因是火电在我们供电比重中最大,火电耗煤量大小是各个省份普遍面临的问题。六是重视指标的相互制约关系。同一指标,尤其是排放量,是人均、地均还是占人均GDP的比重,均有不同意义。比如,对人口大省,对面积大省,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省,其评价结果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测算的大体系中,按三大类将此分别列入,以形成较为合理的体系结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选取指标时,力求做得更好,但有时难以做到,一是有的指标对判断绿色发展非常重要,但数据暂缺。比如CO2排放量,这对判断生态环境和气候影响非常重要,但暂时难以得到公认数据,此指标在国际磋商中敏感度比较高,因此,我们列入表中,但未自行计算数据,拟等待数据公布后填入。再比如,在有关的污染物排放量指标中,我们选取了反映经济发展环境效率的指标,但缺少反映环境质量指标,如“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区域水环境质量达标率”等指标,这也是很遗憾的。二是有些重要指标只能用替代性数据。比如,省区面积是个非常重要的数,但统计年鉴中没有,只能用《中国统计年鉴》中 “各地区土地利用情况”中的数据。同样,人口数据也是基本数据,但只能用《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人口的城乡构成栏下的总人口数据。三是因GDP调整,使部分有关数据的取舍上或可比性上,遇到些困难。当然,我们力求在统计专家帮助下做到大家可接受。四是由于西藏2008年多数指标数据不能获得,因此本次只考虑30个省区市。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备用了近30个“调整指标”,其中10个有各省区的数据。调整指标是为了修正结果的奇异值而提出来的,因此,可成为一种“加减分指标”。比如,新能源汽车,可能为有些省加分;而“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能为某些省减分等。但在首次测算中,为了客观性,调整指标暂未使用。
最后要指出,对二级指标、三级指标进一步的详细解释,请看本报告第5章、第10章、第14章以及指标解释的附录。
(四)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方法
绿色发展指数是我们进行评价的核心指标,如果把绿色发展总指数视为一级,那本报告就共设计四级指标体系,一般我们称本报告指标体系为三级。绿色发展总指数是对所有评价指标数据进行合成的相对数。绿色发展指数值是在各评价指标标准化数值的基础上,按照事先赋予的权数,加权综合而成。本报告中,我们将各地区绿色发展情况与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计算绿色发展指数,来测度各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的总体情况。
对评价指标进行一致性处理是本项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绿色发展指数是多个评价指标的合成指标,为了保证不同量纲指标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合成,在完成数据的收集和净化处理后,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同向化处理和同度量处理(或称标准化处理)。在55个评价指标中,有30指标数值与绿色发展指数呈正相关性,也称正指标;正指标无需进行同向化处理。而另有25指标则与绿色发展指数呈负相关性,也称逆指标。为了消除两类指标在合成时相互抵消,对逆指标进行了正向化处理,主要采用倒数法和求补法。本测度中,除了高载能工业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采用“求补法”、单位土地面积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采用“最大值法”进行处理外,其他逆指标均采用“倒数法”进行正向化处理。
报告中所选的评价指标计量单位多数都不相同,不能直接进行合成,需要消除指标量纲影响。目前,常用的标准化方法主要有最大最小值法和标准差标准化法,考虑到我国区域资源禀赋以及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特别是人均水资源等数据差异极大,如果采用最大最小值法会使其他地区在该指标上的贡献率几乎为0,形成一枝独大的局面,从而影响评价效果;另外,最大最小值多数情况下都属于超常值,它的可靠程度不容易把握,因此,我们舍弃最大最小值法,而采用标准差标准化法。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各区域之间的悬殊差异程度,同时它的测算结果相对稳定。标准差标准化设计思路是把所有地区评价指标的平均值作为参照系,来考察一个地区相对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高于平均水平记为正数,低于平均水平记为负数,偏离越远,其数值的绝对值就越大。
本报告采用的是相对指标,共有55个三级指标。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比率形式的指标,共36个。这类指标是一个统计量相对于常见的参照统计量(如:GDP、人口、面积)的比值,它可以剔除各省人口、面积等差异对总量性质的统计指标的影响,因此主要被用于比较各省绿色增长的效率及环境、气候变化情况。二是结构形式指标,共19个。它反映了部分与总体的比例,在本书中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用于衡量产业、能源结构合理程度,如: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第二用于反映环境、资源状况和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如森林覆盖率;第三则是评价政府在环保等公共领域的作用力度,如: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总量指标和速度指标没有被采用主要是考虑了评价的公平性和数据的稳定性而被放弃的。
为了尽量保证测度的公平客观,对缺少指标数据的省份,我们参考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一是对于有些空缺指标,由于客观原因,在一些地区并不存在,如上海就无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率数据,就用中位数代替;二是对于有些空缺指标,经多次核实并用关联指标推断,确实没有发生,就用0代替。对于任何一个空缺指标的处理我们都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并做详细的记录说明。
最终结果的确定。对所有测算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和标准化处理后,根据确定的权重,加权计算各地区测算指标的综合得分值,即为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的最终数值。其他三个分指数的计算方法类似。
为了保证测度结果的客观公正,所有指标口径概念均与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制度保持一致。
在编制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并进行反复测算基础上,我们得到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发展指数”。量化地展示各地区绿色发展的程度,揭示各地区绿色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力求为各地区推进绿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测算结果
我们根据“绿色发展指数”体系,依据各指标2008年数据,测算出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8年度 “绿色发展指数”,以及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得分(如表0-3):
对表0-3简单地说明:
第一、本测算采用标准化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分高于“0”表示该省(区、市)的指数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各地区中排名位次居前。得分低于“0”表示试省(区、市)指数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各地区中排名位次居后。指数绝对值的大小,依据对平均值的偏离程度定的。
第二、本表指数不仅有总指数,也有分指数。“绿色发展指数”为总指数,而“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为分指数。总指数排序与分指数有区别,如北京总指数排第1,但“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排第11,且3个分指数排序也有区别,均是根据各自的三级指标加权测算得到的。这说明,各省不仅需要看自己总指数排名,也需要看自己分指数排名,以更好地实施绿色发展。
第三、本表所测算的是2008年数据,即此排序是2008年的省区绿色发展排序。这是为了使所获数据能统一截止在某一年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通常也是用这种办法来发布其发展报告,即发布年份与所用数据年份相差2年。
表0-3 2008年中国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及排名
指标 |
绿色发展指数 |
一级指标 |
经济增长绿化度 |
资源环境承载潜力 |
政府政策支持度 |
权重 |
100% |
30% |
45% |
25% |
地区 |
指数值 |
排名 |
指数值 |
排名 |
指数值 |
排名 |
指数值 |
排名 |
北 京 |
0.7917 |
1 |
0.5637 |
1 |
-0.0030 |
12 |
0.2310 |
1 |
青 海 |
0.4505 |
2 |
-0.2523 |
30 |
0.6641 |
1 |
0.0387 |
8 |
浙 江 |
0.2833 |
3 |
0.2027 |
5 |
-0.0780 |
18 |
0.1585 |
2 |
上 海 |
0.2799 |
4 |
0.4172 |
2 |
-0.2039 |
29 |
0.0667 |
7 |
海 南 |
0.2057 |
5 |
0.0811 |
9 |
0.1836 |
4 |
-0.0590 |
23 |
天 津 |
0.1602 |
6 |
0.3246 |
3 |
-0.1527 |
26 |
-0.0118 |
16 |
福 建 |
0.1582 |
7 |
0.1674 |
7 |
-0.0146 |
13 |
0.0054 |
13 |
江 苏 |
0.1311 |
8 |
0.1965 |
6 |
-0.1603 |
27 |
0.0949 |
3 |
广 东 |
0.1048 |
9 |
0.2234 |
4 |
-0.1068 |
22 |
-0.0118 |
17 |
山 东 |
0.0915 |
10 |
0.1006 |
8 |
-0.0934 |
21 |
0.0843 |
5 |
内蒙古 |
0.0895 |
11 |
-0.0489 |
13 |
0.1343 |
7 |
0.0041 |
14 |
云 南 |
0.0592 |
12 |
-0.1807 |
26 |
0.2437 |
2 |
-0.0038 |
15 |
黑龙江 |
-0.0249 |
13 |
-0.0520 |
14 |
0.1161 |
9 |
-0.0890 |
29 |
新 疆 |
-0.0473 |
14 |
-0.1583 |
25 |
0.1509 |
6 |
-0.0399 |
19 |
陕 西 |
-0.0480 |
15 |
-0.0710 |
16 |
-0.0011 |
11 |
0.0241 |
9 |
贵 州 |
-0.0491 |
16 |
-0.2201 |
29 |
0.1926 |
3 |
-0.0216 |
18 |
四 川 |
-0.0625 |
17 |
-0.1048 |
22 |
0.1283 |
8 |
-0.0860 |
28 |
安 徽 |
-0.0711 |
18 |
-0.0644 |
15 |
-0.0293 |
16 |
0.0226 |
10 |
甘 肃 |
-0.0910 |
19 |
-0.1979 |
28 |
0.1532 |
5 |
-0.0463 |
21 |
江 西 |
-0.1319 |
20 |
-0.1102 |
23 |
0.0232 |
10 |
-0.0449 |
20 |
吉 林 |
-0.1677 |
21 |
0.0050 |
10 |
-0.0147 |
14 |
-0.1579 |
30 |
湖 北 |
-0.1739 |
22 |
-0.0370 |
12 |
-0.0880 |
19 |
-0.0488 |
22 |
辽 宁 |
-0.1817 |
23 |
0.0047 |
11 |
-0.1151 |
24 |
-0.0712 |
25 |
广 西 |
-0.1831 |
24 |
-0.0913 |
20 |
-0.0238 |
15 |
-0.0680 |
24 |
重 庆 |
-0.1896 |
25 |
-0.0902 |
19 |
-0.1935 |
28 |
0.0941 |
4 |
河 北 |
-0.1955 |
26 |
-0.0755 |
17 |
-0.1391 |
25 |
0.0191 |
11 |
湖 南 |
-0.2364 |
27 |
-0.0970 |
21 |
-0.0542 |
17 |
-0.0851 |
27 |
宁 夏 |
-0.2407 |
28 |
-0.1975 |
27 |
-0.1128 |
23 |
0.0696 |
6 |
河 南 |
-0.2475 |
29 |
-0.0826 |
18 |
-0.0898 |
20 |
-0.0750 |
26 |
山 西 |
-0.4636 |
30 |
-0.1551 |
24 |
-0.3157 |
30 |
0.0072 |
12 |
注:1.本表根据“绿色发展指数”体系,依据各指标2008年数据测算而得;2.本表各省(区、市)按照绿色发展指数的指数值从大到小排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08》、《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9》、《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等测算。
下图更直观地反映了各地绿色发展指数的分值及排序情况:
图0-3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地区比较图
将表0-3中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指数的指数值用图表示出来即形成图0-3,其省(区、市)的顺序与表0-3中绿色发展指数的排名顺序是一致的。该图中,横轴为绿色发展指数值,其中0点为绿色发展指数的平均水平。绿色发展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市)用绿色条框表示,绿色发展指数值越高,其绿色条框就越长;相反,绿色发展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市)则用白色条框表示,绿色发展指数值越低,其白色条框就越长。
从上表中我们看以发现,在参与测算的30个省(区、市)中,十二个省(区、市)绿色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十八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地区在三个分指数上的排序各有变化,不尽相同。
测度结果能真实反映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吗?我们认为,测度结果基本可靠,但具相对性。就我们选取的这55个三级指标,就我们采用的体系结构,这个结论是可靠的。我们已多次核对过原始数据,检查过计算方法,明确过测度原则与规则,讨论过统计测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这个结果是基本可靠的。但是,一方面,绿色发展本身内涵十分丰富,另一方面,各地区间的差异性仍比较大,我们设计的测度体系,虽是在反复论证,多方求证的过程中形成的,但也是处于不断思考与调整中的。换言之,测度结果会受到部分指标数据的不完整性、原始数据的真实性、计算方法的可选择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相对性或说非客观性,即结论只能具有相对正确性。
(二)绿色发展指数省(区、市)的区域分布与比较
从表0-4中可以看到,绿色发展指数排在前十位的省份分别是:北京、青海、 浙江、 上海、 海南、 天津、 福建、 江苏、 广东、 山东。从地理区位看,上述10个地区除青海位于西部外,其他均处于东部地区。位于第11至20名的10个地区在区位上也相对集中,基本属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而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广大西部地区(宁夏除外)和北部边境地区;位于第21至30名的地区则主要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部内陆地区。为了比较不同地区绿色发展指数的区域差异,我们把30个地区按绿色发展指数排序后,分为三个等次,指数排在前10名为绿色发展水平好的地区,在我国行政区图地图上用深绿色表示;第11-20名为绿色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用中度绿色表示;后10名为绿色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用浅绿色表示。下图清晰地表现出绿色发展在区域分布中出现的差异。
图0-4 2008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地区分布图
上图所示,从绿色发展指数排序的区域分布呈现的总体情况看,可概括为:
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相对最好: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财力相对较强,也相对较早地遭遇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较快,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高,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保护力度相对较大,经验相对较为丰富,尽管受资源环境约束最大,仍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绿色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更加重视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通过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加大环境和生态保护力度,提升了经济增长的绿色程度。除河北省外,东部
[11]其他9个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的绿色发展指数排名都在前十位,“经济经济增长绿化度”指数也排在前十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绿色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
不过,经过近三十年粗放式增长,经济快速增长及人口聚集,导致东部沿海各省市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空气、水等污染严重。经济持续增长遭遇环境和资源瓶颈。九个省市中,只有海南因地理环境优越,“资源环境潜力度”保持在第四位外,其他均排后,大都列于后十位。东部地区面临着较大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较好:西部地区由于其相对富余的资源环境承载空间,以及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所接受到的相对较多的转移支付,自然禀赋好的西部地区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具有天然优势;加上经济相对欠发达客观上尚未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明显破坏,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绿色发展水平。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中部地区,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多个省份的自然资源优势突出,为经济的绿色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好于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指数上,青海、内蒙古和云南发展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等七省(区)绿色发展也属于较好水平,只有广西、重庆和宁夏等三省(区)排在后十位。“资源环境潜力度”指数排名在前十位中,有七个是西部地区,分别是青海、云南、贵州、甘肃、新疆、内蒙古、四川。但这几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增长绿化度”排在全国的倒数几位。表明西部资源大省尽管当前经济落后,但具有增长潜力。要加快西部发展,为保持持久性绿色环境提供物质保障。
中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一般:六省绿色发展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安徽和江西处于较好水平,分别位于第18和20位;其他四省均位于后十位中。我们看到,中部内陆地区作为夹心层目前在绿色发展方面面临的压力最大:一方面大量承接东部的制造业转移,资源环境承载空间会进一步压缩;另一方面经济实力远没有东部雄厚,对资源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有限。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在东部产业结构进一步“轻”化、西部资源环境进一步妥善保护(防止西部大开发变成西部大开挖)的同时,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中的中部地区短板,采取切实有利措施,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上下联动,内外呼应,使目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部地区绿色度不断加深。
东北地区绿色发展情况出现分化:总体来看,东北三省的绿色发展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黑龙江列13位,发展相对较好;吉林和辽宁发展水平一般,分列21位和23位。我们看到,东北三省的绿色发展情况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黑龙江省绿色发展潜力明显优于吉林和辽宁。黑龙江拥有丰富的资源储备,其多项环境与气候变化指标也均为于全国前列,可为其提供了较大的资源环境承载空间;但是黑龙江的政府政策支持度指标却排名靠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吉林和辽宁呈现出与黑龙江相反的趋势,它们的经济绿化度排名分列全国第10位和11位,而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相对较低。令人关注的是,东北地区的典型资源性城市有25个,占到了全国的41.7%,资源型城市的特点就是产业单一化或者资源性产业所占比重过高,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对资源依赖性强、生态环境恶化是这些城市面临的共同发展难题。现阶段,东北地区纷纷开展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探索,国家和当地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资源型城市转型。辽宁阜新已经成功实现了中国首个资源型城市的成功"转身"。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东北地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寻求产业突破,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发展绿色能源(风电等系能源),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推进经济的绿色发展。
(三)从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比较中得到的若干启示
1.从测算结果表明,绿色与发展并不矛盾,实现绿色发展是可能的,必要的。东部地区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调整经济结构,注重转变发展方式,取得了既发展又环保的较好效果,就是一个证明。可以说,经济增长过程既是绿色治理的重要对象,同时,经济增长结果又为绿色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无发展的绿色是脆弱的绿色,而发展后的绿色则是殷实的、持久的绿色。走绿色发展之路是我们的必由选择。
2.反映经济增长中资源和环境使用效率的绿色增长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排在前10名的地区大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海南和吉林。从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看,东部地区明显领先,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3.反映自然资源与环境承载空间或承载潜力的资源环境潜力度与资源的丰裕情况及人口密度密切相关,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青海、云南、贵州、海南、甘肃、新疆、内蒙古、四川、黑龙江和江西大多属于自然资源丰富、区域面积广阔、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或边境地区(江西除外)。
4.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分值离差不大,说明各地政府均在支持绿色发展,支持力度上有所差别。测算结果表明,在政府政策支持度指标上, 30个地区中,有14个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将近一半;16个低于平均水平。得分最高的北京为0.231,最低吉林为-0.158,分值差异不大。排在前十名的东部地区有五个省市,北京(第1位)、浙江(2位)、江苏(3位)、山东(5位)和上海(7位);中部仅安徽(第10位);西部四省,分别是重庆(4位)、宁夏(6位)、青海(8位)和陕西(9位);东北暂无。从政府政策支持力方面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较好,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相对较弱。事实上,政府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更具地方特色。从总体上讲,各地政府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尚嫌不足,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绿色发展的观念还有待转变。应加强交流,提高各级政府及全社会对于绿色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让绿色发展观念深入人心,为实现绿色增长提供政策保障。
5.从测度结果中,也看到了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对于较发达地区,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需率先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传统产业附加值、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加快实施低端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科学有序转移,减少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对于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要更加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既要依托资源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又要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实现天蓝、山清、水秀、民富。
最后一点提示:2008年测算结果中领先的地区,仅说明其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领先,并不表示绿色发展水平领先。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希望各方能共同努力,在互学互帮中实现绿色梦想,共同繁荣!
(四)进一步做好绿色发展指数测算工作
据我们所知,不少部门和地方在开展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推动经济的绿色发展。比如,财政部、税务总局、环境保护部联合调研,研究开展绿色税收政策,正在制定开征环境税的方案。已出台了对减排设备、环境保护设备给予所得税和增值税优惠的政策;完善了对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综合利用产品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对脱硫副产品、利用医疗垃圾和污泥焚烧发电等给予增值税优惠。又比如,绿色保险工作也在开展中。在环境保护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全国部分省市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江苏省出台了船舶污染责任保险,湖北、湖南、宁波等省市推出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再比如,政府对绿色贸易支持力度在加大。2008年,环境保护部发布“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含140余种产品,涉及出口金额20多亿美元。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根据名录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对遏制这些产品出口、减轻环境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双高”产品出口量已经大幅度减少。对出口企业的环境提高了监管力度,对稀土、焦炭、铁合金和磷矿石等行业的出口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再比如,有些地区开展了污染排放指标有偿分配和交易试点。江苏在太湖流域开展排污指标有偿取得和交易试点,出台太湖流域污水处理单位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征收办法。天津、湖北、湖南等省市都纷纷挂牌建立了污染排放权交易所。
我们愿配合有关部门来做好这项工作。从绿色发展指数测算的背景与意义分析中,我们认为测算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坚持长期做下去。
1.在听取各方意见与反映的基础上,以后,拟每年发布一次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指数。在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们的编制工作,不断提高编制水平。
2.绿色城市是区域绿色发展的关键。我们愿意在有能力情况下,也开展对若干重要城市绿色发展的调研与评估,进行绿色发展指数编制与测算,并适时发布,以此更深入地推进各地区绿色发展。
3.坚持鼓励先进、表扬典型的做法。各省(区、市)所属地、市,都有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我们希望通过普遍均衡地选择案例,为大家互相学习与交流提供一个平台。
4.今后我们也将收集整理各省区的地县市级有关不利于或有损于绿色发展的典型案例,供审稿专家和有关决策部门内部参阅,希望能起到警示与提醒的作用。
《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包括序、专家评议摘要、总论、四大篇(14章、32专栏、10专题)和3个附录。各部分以绿色发展为主线,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阐释了中国绿色发展现状、问题及相关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校长、西南财经大学赵德武校长为本报告作了简短但非常深刻且中肯的序。两所国内知名的重点大学,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两校领导认准中国绿色发展的必然性和重大意义,从多方面给予本课题大力支持。
有鉴于本报告的意义与复杂程度,我们特聘请了近30位资深专家或领导进行评审。虽然留给专家评审的时间只有几天,但专家们都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改进的思路与具体修改的观点、数据或文字,其科学态度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对照专家意见,逐一核对修订,尽量吸收采纳,获益非浅。专家们思路性的大建议或涉及报告结构调整的意见,我们将组织课题组讨论消化,力求今后研究中进行借鉴。为让读者能领略专家评审的精要,我们特编辑了“专家评议摘要”,置于报告之前,以便全方位地反映本报告的背景、目的和特点。长期参与经济决策工作的陈锡文、辜胜阻、卢中原三位先生,高度关注绿色经济,他们精炼而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历史责任,非常客观地评价了本报告的意义与不足,故被课题组推荐为报告之序。
“总论”是本报告的大纲,概括了全书的主题思想,阐释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编制思路、结构、指标、测算方法及地区排序等。“总论”指数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全书的结构。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三个一级指标即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分别形成了正文的三大篇。显然,这三篇的设置是与报告指标体系的三分法是相对应的,每篇自成一个体系,但各自间又相互联系,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中国绿色发展情况。这三大篇每篇中包括着专家章与测算章。专家章是由各领域的专业学者领衔完成的。他们多是从全国的视角,运用尽可能新的数据,以学术思维进行分析与比较的。因此,他们的观点虽与本报告主题和一级指标的框架要求一致,但具体分析中有自己独特见解,并不限于对本报告指标的解释。第一篇分析经济的绿色增长。主要通过第一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章“第一产业的绿色增长”、第三章“第二产业的绿色增长”和第四章“第三产业的绿色增长”,从经济整体发展和三次产业的角度,来反映中国经济的绿色增长情况。第二篇分析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这一篇通过第六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瓶颈与环境约束”、第七章“资源支撑力”、第八章“环境承载力—污染物减排”和第九章“生态维护与建设”,以资源瓶颈和环境约束为背景,从资源、环境和生态的角度,来反映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承载。第三篇为政府的绿色行动,通过第十一章“政府的绿色投资”、第十二章“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和第十三章“环境治理及其政策”,从政府财政投资、城市规划管理和环境治理的角度,来反映中国政府对经济绿色增长的支持。
前三篇中还设有相应一级指标的具体测算章,即五、十和十四章。测算章是“总论”测算的延伸,是对二、三级指标及测算结果更具体的说明和解释,这3章的测算与总论的测算形成一个整体。 这3章分别阐述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及政府政策支持度的测算结果及启示,并用指标及排名的形式将各省2008绿色发展的具体情况呈现给大家。
第四篇共10个专题。10位专家从消费、历史、科技、操作、法规、方法论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中国绿色发展情况。譬如:“我国绿色消费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和“公众参与绿色经济”等,从公众行为与绿色消费的角度谈绿色发展;“从历史角度看绿色经济”的专题,研究了中国古代绿色经济的发展情况;“科技在推进经济绿色增长中的作用”与“非化石能源发展前景”,从科技角度分析了促进绿色发展的路径;而“中国推进绿色经济中的跨部门协同”和“绿色经济与法律法规”,展示了实践绿色发展的行动基础。各具特色,内容丰富,颇具学术和实践价值。
本报告还有32个专栏,基本上是按一省(区、市)一个案例编写成的。为查找方便,在正文目录后编排了专栏目录。现除了总论、各篇的概括章以及测算章,其他各章均有三到四个专栏。这些专栏是专家们经过分析比较,从全国各省(区、市)挑选出的绿色发展先进典型。做法各有特色,交流相得益彰。还要说明,所选案例虽经多渠道查实,但由于时间紧等原因,没能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选择与概括上定有不准确之处,愿能听到意见与指教,也特别希望各省(区、市)相关部门或专家在下次报告形成时能提出案例选择的建议。
附录有3个,分别是“55个测度指标定义及数据来源”、“国外绿色指数相关研究述评”和“我国绿色发展指数相关研究述评”。对每个测度指标定义及数据来源的解释,不仅是为了证明本报告编制指数的态度与专业水平,更是为了让读者方便查对与核实。对国内外研究绿色指数、绿色发展指数的综述,不仅是梳理本课题组研究过程中的思路,更是为了让读者方便了解国内外这方面的情况,提供资料性的服务。
本报告力求客观、全面地反映近年来中国各省(区、市)的绿色发展情况,充分交流国内外有价值的信息,全力配合政府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十二五”规划的落实,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贡献微薄之力。但我们也深知,完成如此重大且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课题,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需要进一步提高我们测度工作的水平,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我们愿虚心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完善报告,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
[①] 这是我主持的《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的总论,是由我和潘建成先生合作完成了。总论定稿时,参阅吸收了毛玉如、施发启、王有捐、江明清、赵军利、王天龙等专家意见,张江雪博士以及GIG小组成员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图表与观点,在此一并感谢 。
[②] 2010年8月11日《参考消息》 “霍金称人类唯一出路是移民太空”
http://www.tt65.net/zonghe/luntan/wenxian/1/mydoc009.htm 中国文化促进会网 2006.11.2
[④] 李晓西:《中国:新的发展观》,2009年 ,中国经济出版社,第3页。
[⑤] 摘自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2009年9月 。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