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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老龄化危机提高生产率是关键
作者:韩和元    发布:2010-05-10    阅读:1163次   

  因为战争和饥饿这两个对生育起决定性影响因素的作用,近代中国出现了两个生育高峰,一个是1949年建国后到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前的这8年时间,一个是1961年灾害结束后到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止的这20年。

  正是得益于这28年的人口高峰期,使我国人口从建国之初的4亿迅速增长到10亿,而到目前为止,前一个生育高峰期的出生人口虽然逐步进入退休年龄,但第二个生育高峰期的60、70、80年代出生人口早已步入劳动力年龄,甚至连90年代出生的人口也逐步的进入劳动力年龄。而同时,正是由于我国自80年代正式执行的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的缘故,从全社会角度来看,人口结构中非劳动力年龄中的婴幼儿的比例大副下降。在这一增一降中,劳动人口的比重得以大副提高升——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已从1964年的56%,上升到2008年的73%了。而作为没有生产能力仅只有消费需要的非劳动力的婴幼儿和老人的比例下降,本身也就意味着社会人口负担的降低。

  如果将该一指标再结合美国经济学家F.莫迪利亚尼与R.布伦博格、A.安所共同建立的生命周期理论来看,我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从成年末期逐步向成熟初期过度的生命周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如果将中国拟人化为一个特殊的家庭的话,那么当前这个家庭的显著特征是,其成员不再增加,家庭成员的年龄都在增长, 子女已经开始趋向于自立, 家庭的最大开支由智力开发、教育费用逐步向保健医疗方面转移,但年龄结构决定了这部分的支出仍然有限,家庭债务为此得以逐渐减轻, 而父母本身精力充沛,又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投资经验,投资能力大大增强,该阶段家庭的理财重点在于扩大投资。

  旺盛的消费需求(不要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劳动力人口不仅只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和投资需求,在高企的劳动力人口占比的配合下达成了投资产出比的最优结果,对于这一结果,人们将其定义为人口红利。

  但正如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给我们的,我们既然可以从人口抚养成本很高的成长期、青年期国家——作为没有生产能力仅只有消费需要的非劳动力的婴幼儿比例的上升,本身就意味着社会人口负担的增加——演化为当前的成年期、成熟期国家,那么同样也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演化为老年期。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将表现为作为没有生产能力仅只有消费需要的非劳动力的老年人比例大副上升,而这本身就意味着社会人口负担再次增加。因为劳动力人口比重的降低,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产出将会落后于庞大的需求。

  这也正是近期有人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为之忧心不已的地方,譬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同志就认为:由于大家都把现在的人口结构对GDP的影响,称之为人口红利,但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变成了人口还债,这笔债务是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偿还的。如果单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也确乎是如此的。为此茅于轼同志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正确面对现实,对将来的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他认为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是:应该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并且建议改变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

  对于他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其观点的前半截显然是对的,对于中国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基于地球的空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 个人认为他的后半截观点是颇值得商榷的。这里需要茅于轼同志认识到的是,人不仅只是生产者同时他还是消费者,并且作为消费者的时间远比他作为生产者的时间要长的多。就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七十年代的“罗马俱乐部宣言”里所阐述的一个观点: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及环境污染等问题,都呈现指数变化。在人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时候,变化不会明显,而当人们意识到的时候,系统可能已经面临崩溃。

  问题摆到这里就有点麻烦了,不改变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国的生命周期进入老年社会,中国将不可避免的面临茅于轼同志所提及的危局;但如果改变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则整个世界又将面临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与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失衡的困境。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仿佛整个中国陷入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困境了。

  事实上包括茅于轼同志在内的有些人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充沛的劳动力,但现实却并不总是如此,譬如德国、瑞士和瑞典等劳动力长期不足但经济依然繁荣。而日本这样依靠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起家的国家,在繁荣后同样也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它已经深陷失落的20年的深渊,但不要忘记了,纵是如此,该国一直保有强大的国家竞争优势,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不倒。正如这些国家所向我们反映的——一个国家的财富或许更多的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1]。

  那么未来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结合地球资源和空间的有限性,我个人认为:在对现行政策不予改变的前提下,如何逐步有效的提高国民生产率才是应对未来中国老龄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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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