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对物价的稳定产生了疑问，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实，通货膨胀本身并不可怕，历史上有任何国家幸免吗？没有。它每次退缩之后总是卷土重来。今天它又在我们面前显示出它的狰狞面目了。历史上，由于把握不准、应对有误，我们吃过亏，付过学费。通货膨胀这个恶魔绝不会因为今天的我们比过去成熟了一点，聪明了一点就对我们手下留情的。在这种形势下，直面本轮通货膨胀的勇气与智慧就显得尤为稀缺与重要。

    要想彻底分析本轮通货膨胀，首先要对去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先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我个人感到，这轮的通货膨胀有很多区别于过去通货膨胀的一些新特点。

    我们国家治理通货膨胀已经有好几次了，从理论上说，治理通货膨胀在原则上都是同样的一些政策和手段。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国民经济中间表现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很多国家是不一样。

    我们国家是在一个转型的经济时期，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发生通货膨胀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其成熟期发生通货膨胀，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或者他们对通货膨胀的分析搬到中国来，这是不行的。而且我们中国自己在不同时期发生的通货膨胀，其特点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但不能照搬外国东西，也不能照搬我们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这次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对当前通货膨胀做出分析和判断，然后针对这些分析和判断提出应对之策。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帮助我们直面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本理念。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整个世界的形势和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都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我们去年提出防止通货膨胀，要把它作为一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世界经济的形势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形势有当时的特点。但在这两三个月或者三四个月之内，形势发生的变化太大了。我们在去年年底对于形势做了一些判断，现在就要作出一些调整。不但说跟过去治理通货膨胀的形势发生不同了，就和去年年底的判断也有很多不同了。

    究竟有几个大的不同呢？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世界金融形势，也就是国际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分析经济形势，当时认为全世界的流通性都是过剩的，不但中国过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过剩，是全球过剩，这是当时的判断。

    经过这几个月，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我们就看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流动性已经不是原来说的那么过剩了，相反却出现了很多紧缺的状态。美国央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以及其他国家的央行，他们从今年年初开始就不再收缩流动性，相反他们在释放。

    市场流动性不足了，很多人到美国去，见到美国一些银行家、企业家。在和他们谈的过程中，这些人反映的是他们的钱不够了，没有钱了。他们迫切的需要世界上很多国家给他们注资，或者他们到中国来，到中东产油国去寻找投资等等。这方面有很多的迹象。他们的中央银行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拿贷款来拍卖，谁给的利息高，贷款就给谁。这一系列的手段都反映了在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流动性出现不足的局面。

    所以，我们去年年底做的判断和现在近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形势的变化，对我们自己的判断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第二，我们过去提的是“两防”，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偏热的，有过热的迹象。当时提出来要防止它变成过热。包括今年年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讲“两防”。第一是防止经济从偏热走向过热，第二防止通货膨胀。

    从第一季度来看，我们的外贸顺差减少了，投资率下降了。因为很多的原因使得现在经济的热度已经出现降温了。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它已经开始降温却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从偏热向过热这种可能性或者概率已经比较低了。但是通货膨胀的形势比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预期的情况要严重，这是我们这几个月在“两防”的问题上客观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弱化了，一个严重了。这两个变化都是值得我们现在研究通货膨胀和应对之策的时候必须把握住的。

    所以，面对这两个多月以来的国际变化和国内变化，我们势必要随着“变化”而改变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判断。否则，我们对这个分析就会出现偏差。环境的改变势必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走势以及应对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本轮通货膨胀具有几个新特点。这些特点正是区别于1993年通货膨胀，区别于1988年通货膨胀的。既然有不同性的通货膨胀，其应对之策就不能比照1993年、1988年。它有什么特点呢？我将其概括为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我们这次通货膨胀的类型是成本推动型，不是需求拉动型。这是对本轮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一般来讲，需求拉动型指市场上货币量太大，由于货币量太大，发行量太大，造成了过分需求，从而刺激了通货膨胀，这是1993年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1988年虽然更为复杂一点，但基本上也可以概括为是需求拉动。但是，本轮通货膨胀却不是。

    我们要看统计数字，从现象中找实质。央行去年将M2控制在16%左右，这个数字是不高的。如果从需求拉动角度来看，16%左右的M2是不足以构成通货膨胀的。所以，仔细分析这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它是成本推动型的。只有把握住这个基本的特点，才能够正确把握住这次通货膨胀的整体。

    为什么说是成本推动型呢？

    首先，企业的成本在这几年陆陆续续增加了。

    我们去年的企业利润水平很高，我认为在这个利润水平里面是有水分的。这个水分指什么呢？一是劳动的成本。在劳动成本问题上，我们的制度尚不健全，社会保障本来应该是社会的基本制度之一，应该是企业为职工支付的企业成本支出，是市场经济中间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逐渐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社保制度是很不健全的，是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社保制度不健全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多企业没有为职工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的资金。那么，这一部分的成本，企业就省下来。将来职工退休的时候，甚至有的发生工伤、发生有病的时候，他的治疗的所有费用统统由社会承担，企业不承担了。那么，相当于企业自己节约了一部分成本，把成本外部化了，让社会承担，让劳动者本人承担。对于企业而言，当你把一部分成本外部化，你的成本自然就低了，你的利润就高了。也就是说，企业实际的成本要高于它在市场上获盈利帐上的成本，由于它把部分成本外部化了，所以在帐面上没有体现出来。随着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落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会逐步到位。企业成本当然要提高。

    另外一个原因，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一些城市已逐步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按照市场规律，当劳动力出现短缺，劳动力的报酬就要往上升。所以很多地方除了社会保障体系这个是增加企业成本以外，劳动力短缺形成的工资上涨也是企业成本推动的因素。这是从劳动方面来看。

    我们都知道，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在改进、完善和落实，加上劳动力供给、需求方面变化，这些都会形成新的企业成本推动的因素。特别是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来看，是以人为本，让老百姓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低工资是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的目标绝对不是永远维持职工的低工资。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这部分的工资水平在正常情况下是要逐步上升的。我认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这部分成本的推动，在我们整个企业成本上升里面会占据一个不小的份额。

    第二个方面是资源。

资源有很多，比如矿产资源，比如说煤炭、金属矿、水、土地，我们的资源，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控制的。由于我国还正处于转型期，资源价格的完全市场化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完善的机制，所以这些资源的市场价值并没有充分体现在价格上，很多企业就是用比较低的价格获得了具有比较高的市场价值的资源。由于它用比较低的价格获得了市场价值比较高的资源，用这些资源变成商品进入市场后，企业获得的是资源的全部价值。因为商品在市场上是充分市场化的。也就是说从没有体现市场价值的资源价格，到最后产品的市场价格之间就存在利益的差。这个差，很多企业是获得了，也就形成了利润。按理说，资源是政府的，也就是说全体人民的，是国家的。那么，它应该获得全部的市场价值。因为当资源进入了市场，我们的政府或者国家应该得到它的全部市场价值。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制度还不健全，使得一部分企业是低价获得了这些具有很高市场价值的资源。所以，这也是去年及以前企业利润水平很高里面的水分之一。它不是完全市场获得的利润，而是通过一部分低价获得高价值的国家资源获得的利润。

    我们是转型国家，发展的方向是市场化，因此不可能永远有企业能用很低的价格取得一种很有价值的国家资源，这种情况今后一定会逐渐改变的。这部分成本也会逐步增加。

    第三是环境保护。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间排放废水、废渣、废液、废气等等，在排放的时候国家是有标准的。企业应该按照国家标准来治理排放物，使排放物达到国家的标准，企业才能排放到所谓的公共领域去。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企业没有治理，它就把超过国家标准的这样的废气、废渣、废液、废水就排放到公共领域去了，这种现象是很多的。这种格局就使得企业降低了经营成本。显然像这样的企业，它的利润并不是完全由它在市场竞争中间得到的利润。可以说，它在排放这些废气、废水、废渣、废液，它是有违法的一些地方。那么，靠这种行为节约的成本，然后形成利润，这就是水分。

治理环境污染已经是一项国策，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对企业来说，总体上这部分成本上升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所以，我觉得在去年，中国的企业盈利水平从统计数字来看，从企业财务报表来看是很高的，但是这个高我们必须很清醒地做判断，这里面既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间通过市场机制所赢得的利润，也有一部分企业是通过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手段、一些办法来获取了一些利润。

    因此，从总体来讲，在总的利润水平里面是有这么几块的水分。这个水分是一定要挤出去的。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随着转型的进程，是一定要挤出去。

    当然，成本增长的因素还不只这几个，比如汇率提高了，汇率提高后对国内企业，购买国内原材料，购买国内设备，在国内生产和销售，对它来讲影响不大。但对于出口企业这部分成本增加就会相当大。虽然对每个企业来讲，它受到影响的因素不一定是哪个。有的企业是因为劳动成本上升，有的企业是因为汇率上升，有的企业是因为排污的问题。可能有的企业有两三个原因，每个企业是不同的，但是总体来讲这些都是成本上升的最终因素。

 

    第二个特点，也是很显著的特点，这次通货膨胀是内生性通胀和外生性通胀两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国家开放程度很大，我们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并不大。我们国民经济对外贸、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可能是第一。美国、欧洲很多国家外贸的额度都比我们大。但是它的国内份额大，依存度并没有我们这么高。我们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是相当高的。当然，这个指标是否合适？比如进出口的总额占整个国民经济GDP的比重，这个比例是否合适来表明这个东西，现在学术界也有争论。至少目前我们公认这个指标反映的是我们和世界的联系程度。

    因此，我们受到世界市场经济影响的程度要比哪个国家都要重、都要深。刚才说的是内生的，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变量。而这次世界通货膨胀造成我国输入通货膨胀，这种外生的输入型的因素比内生的还要难以控制。

    原油涨价、铁矿石涨价，各种初级产品涨价。现在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你是工厂就要买原材料，就把商品卖给别人，原材料涨价势必造成输入型的涨价。涨价的幅度不是2%、3%的概念，一涨就是百分之几十，而且这些产品都是初级产品，不是某一个最终消费品，如果是某个最终消费品，对我们的影响就反倒不大了。

    比如说高档汽车或者高级的商务飞机涨价了，没有关系，中国买几架高档的商务飞机和高档的汽车呢？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近似为零。但是原油、铁矿石、农产品等等，这些东西涨价就影响到所有企业的成本，不是影响一个产品，不是影响一个企业，而是影响着全面通胀的一种局面。所以，这种输入型通胀和1993年、1988年完全不同。1993年、1988年输入型的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这次通胀里面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客观在那里摆着的，你否认它的结果就使你的对策一定会发生失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今年我们的通胀，既有当前通胀的因素，又有前几年潜在的通胀因素。我们国家一直在实行价格管制和干预的办法，对某些商品是价格管制，对某些商品是价格干预。也就是说政府对价格有一定的介入。这种介入使得我们前几年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那个低通胀是我们统计指标反应出来的，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们不能光看到统计指标所反应出来的低通胀，我们还要看到在这个指标后面还有一些潜在的通胀的指标。

    我们原油涨价，成品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提价了，煤炭涨价，火力发电的电价很长时间也没有提了。类似于这样的，有的是政府的管制，有的是政府的干预，管制和干预在方法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总而言之，过去那几年政府对价格有某种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就降低了我们的物价指数。但是你要看到虽然当时是降低了，但是这种潜在的指数，它不能永远的消失，它或迟或早一定会表现出来。你不可能说我把它就抹掉了，要说句通俗的话，欠帐总要还的，早早晚晚，这些因素都要表现出来。

    那么什么时候表现出来呢？什么时候不得不让它表现出来呢？如果价格的管理影响供给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像原来那样维持。因为价格是市场信号，价格高低对市场供求关系是有影响的。假如价格影响到供给了，你再想继续维持下去就很难了。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影响供给的因素，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电力不足了。当然电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很多火电厂亏损，煤炭涨价，电不涨价，亏损。成品油更不用说，成品油，企业亏损还不说，税务局都收不到税，因为增值税是销项减进项，原油购进，进项大幅度上升，成品油价格不动，进项减销项，差额很小，甚至是负的。这些因素它或早或晚的要表现出来。控制的空间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取决于价格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

    如果对供求关系影响很小，这种控制就可以维持的时间长一点、维持的范围大一点。如果对供求关系影响比较大了，控制的时间就不长了，控制的空间也不大了。这又是本轮通胀的第三个重要的特点，既有当期通胀的因素，又有前几年潜在的通胀因素，这两种因素都要叠加到现在的经济当中去。

 

    在分析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上升比较快的时候，我们从指数上分析，上升比较快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造成的，也就是农产品和食品价格造成的。我们对那几个月的通胀，把它分析为结构性通胀，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已经表现出的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但是潜在的通胀压力不是结构性的，而是全面的通胀压力。

    这是我们本轮通胀第四个特点。现在已经表现在CPI上的，它主要是食品造成的。可是现在潜在的压力，包括成品油、钢铁、电力等等， 这些价格的上涨对整个物价指数的影响是全面的，而不是结构性的。最近有一些工业品的生产价格指数上升很快，当然从工业品价格上升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物价指数有一段时间。但是，只要工业品的价格上升的幅度足够大，那么这个上升迟早会传导到消费品的物价指数上。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前几个月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带来的，但是在考虑应对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不能只盯着食品。我们得看到潜在的通胀压力是全面性的。钢材价格已经全面开始涨了，铁矿石是百分之几十几十的涨。钢材涨，建筑和家用电器，钢材用的面可以说是最宽的了，它不可能不影响到最终消费品的物价上。

    所以，这次通胀有一个目前表现出来的结构性上涨和它潜在的全面性上涨，这两种因素是共生的。我们不能只看到统计数字所表明的结构性这一部分，我们还必须看到潜在的、全面的通胀压力。

 

    今天我们面临这种局面，我觉得只有把本轮通货膨胀特点把握住了才能够设计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能够发挥效果、副作用又较少的治理措施。

    作为应对之策，其方面很多、领域很宽，重点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货币政策。

    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是由双顺差造成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一般贸易是顺差，资本项下也是顺差。双顺差造成人民币发行的数量很大。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央行一直在采取各种手段回收，包括提高利率，包括提高准备金率，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央票等等，既有利率的手段，又有控制规模的手段，所以去年M2能够成功地控制在16%左右。由于双顺差带来货币发行量过大的现象，确实是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一种状态。同时对于央行这些措施，我认为这些措施在吸收流动性方面是很有效的，事实上已经把流动性收缩到基本适当的程度。M2控制在16%左右，就已经证明市场上流动性并不过剩了，至少不是很过剩。

    我们现在不能把货币发行的流通性直接理解为市场货币流通的总量。这里面关键是有一个央行履行职能的结果。

    今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流动性已经不过剩了，国民经济进一步发热的概率已经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货币的松紧程度也要相应的有所调整，至少比去年想象的或者所设计的有所调整。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年所确定的从紧的货币政策，至少从松紧程度上应该有一点新的考虑。这是从货币政策一个总的基调来判断。

    第二，货币政策可以用提高利率的办法，也可以用控制规模的办法来解决松紧的问题。去年又提高利率，又提高准备金率，等等，控制规模和提高利率，我们去年是双管齐下。

    在我们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局面中，我们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收紧的话，我认为应该主要采取控制规模的手段，而不要把提高利率作为主要手段。如果提高利率的话，就会在各项成本推动因素里面又新增了一个是货币政策造成的成本推动。

    而企业贷款资金的成本，假如利率在提高的话，这个成本的因素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因素。很多其他成本都抵不上资金成本的上升，所 以我觉得要非常谨慎的，尽量少用提高利率的政策，而主要使用控制规模。

    第三，汇率。我们现在汇率不完全是由政府来管制了，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汇率的上升确实会引起出口企业成本增加。现在有的地方加工贸易的企业都做不成了。但是汇率上升也有好处，能够抑制输入型的通胀，对于对冲输入型通胀，汇率上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此，尽管我们政府不能去管制汇率了，但是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由于供求关系使得汇率上升速度稍微快一点的话，我认为在当前应对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的情况下，总体上是利大于弊。

 

    财税政策也应该是应对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从收入角度看,税收还是应该坚持结构性调整，要加的税要加上去，要减的税要减下来。

    要加什么呢？第一是社会保障，第二是资源，第三是环保。这三个税，征税的手段和方法不一定是新起一个税的名字，有的是新税的名字，有的是在原来的税上扩大范围，比如资源税可以扩大范围，提高税率。

    环保税，可能单独设立一个环保税比较难，但可以在其他的税种里面体现。在其他税的税目里面，我们把环保的因素加进去，不一定用一个独立的税种，而用一个配套的税收政策的一种集合。一揽子的东西，表现在各个税种里头，但是它立法的目的和宗旨是解决环保问题，解决企业把环保排污成本外部化。

    要加的税重点是这几个。但是，在通货膨胀形势下要加税，肯定对通货膨胀是一个推动了。因此，还要对冲这样一个成本的上升，就是要减税。

    减税是我们已经决定的事情。比如增值税转型，目前在东北试点，在中部试点，我认为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在全国来实施。包括所得税两法合并，变为企业所得税，已经有减税的性质了。成本列支标准放宽，税率从33%降到25%，已经有减税的性质，是实现对冲的手段之一。今年第一季度很多上市公司在预缴税款是按照25%来算了，节约了税收的成本，来对冲企业增加的成本。那么，从企业来看，一般性经营的税收都可以减下来。当然，减税的方式不一定是降低税率的方法。所得税减税，降低税率是一部分，增加税前列支也是一部分。

    另外，本轮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指数上升，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财税政策在低收入群体的政策上要有比较大的动作。

    比如说对个体户的税收，总体来讲，个体户是低收入群体。所以，他们的起征点可以提高，他们的征收率可以降低，这样可使个体户能够安居乐业，即使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

    同时，对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扣除额可以提高，因为物价上涨了，物价上涨了当然扣除额应该提高，我觉得提高的幅度可以适当大一点。这样我们就使得低收入群体在面临一个相对起点高一些的通货膨胀时依然能安居乐业，保持社会的稳定。

对缴税的低收入群体要减税。但减税对于不缴税的低收入群体的作用就很小了。而通货膨胀恰恰对这部分不缴税的低收入群体可能压力更大。怎么办？要靠政府增加公共开支，用政府开支来替代这些低收入群体所需要支付的一些费用，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应该进一步减轻低收入群体在这方面支出的压力。所以，如果我们对企业那边，我们有加税，有减税。对低收入群体，我们对能够缴税的减税，对不缴税的由政府解决支出的一些压力。这样就可以使整个财税制度实现结构调整，在应对通货膨胀中既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又能够稳定社会。所以，财税政策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物价。物价的管制或者干预是政府目前所使用的手段。这种手段在实施中问题不少。有一种意见主张取消。这种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在我们的转型期，这个手段还不能立即完全放弃。因为对市场价格的调控是所有政府都要办的事情，美国政府也要办。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市场价格发生的影响，它用的手段不是行政来审批，它不是行政性的控制。比如美国的油，如果政府认为成品油价格太高了，它把储备拿出来抛向市场，供给量一大价格就低了。如果价格低了，政府收购，就像农产品收购的特点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用国家储备的办法来影响市场，储备可以调控，这是在政府手里呀。

    我们现在有些商品政府具备这样的条件，比如粮食，但有些我们不具备，比如成品油，政府掌握的成品油储备很少，所以，我国取消对市场价格实行行政审批的控制手段还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留行政审批的手段是必要的。

    同时我们要明白两件事情：第一，行政审批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时间是很有限的。品种要少，实施时间要短。大量的商品，长时间实施行政审批手段是不行的，必须坚持其过渡性。因为价格应该是反映市场上稀缺程度的信号，行政审批的价格会向市场发出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信号，导致资源配置混乱，降低效率，损害公平。第二，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发达市场经济使用的间接调控的方式。在过渡期，可以采取一些半行政审批半市场化的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把直接行政审批的手段转化为半行政审批半市场化的手段，最终完全过渡到间接调控的手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既要保留，又要明确改革的方向是逐步的转化。

 

    最后，关于物价指数的问题，今年提出要控制在4.8%左右，左右还有点弹性，我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讨论发言中就提出：即使是“左右”，也不能把4.8%左右作为指令性的指标，作为必须完成的指标。它是一个预测数，和我们的GDP一样，只是一个预计值。我们要采取很多应对措施来应对它，但不能作为好像超过一点就不行的指标。

    我认为需要给政府的政策制订更宽松一点的环境。考虑到今年通货膨胀的指数中既有当前因素，又有历史因素，我建议把4.8%左右作为当前因素的一个指标，同时再给历史潜在的因素留一个百分点左右，把今年总的通货膨胀指标预计数改为6%左右，即在5.5%到6.5%之间。我认为这个调整可能是制订应对通货膨胀之策的关键点。没有这个调整，恐怕其他政策难以协调出台。我倒觉得这样一个情况对于政府来设计应对政策就比较灵活，手脚就会放开一点。否则，如果4.8%变成一个不能够超越的指标，很多政府的政策出台就很困难了，各方面的问题就会互相发生冲突，也就很难提出综合性的对策。我想把预计的通货膨胀指数调整为6%左右，可能对于政府正确把握通货膨胀形势、设计好一揽子综合性应对政策有利。可以在对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治理中，既有可能把通货膨胀的指标控制在一定水平，又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