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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为主线
作者:刘世锦    发布:2010-01-26    阅读:1766次   
       
    从总体上说,“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同时面临的制约条件也在增加。发展的环境条件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重性。
    第一、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通常被认为是缺点,但这一特性可以使庞大的需求潜力分阶段释放,从而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更长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一个优点。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制约着需求潜力的发挥。伴随着近年来经济特别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新的结构性矛盾也在积累,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巩固,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取得进展,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条件继续改善,国际竞争力有所提高。这次危机中中国出口在总量下降的同时份额上升,对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直接检验。另一方面,中国总体上仍然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十一五”期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基本没有提高,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生产性服务水平等都有待提升。
    第三,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仍会继续保持并得到质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中国高素质劳动者群体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新的以“较低成本、较高受教育程度和素质”为特征的人力资源新优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水资源、矿产资源、劳动力等各类要素成本都在上升。中国发展所依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虽然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但逐步减弱的趋势已经出现。另外,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显现,导致“人口红利”逐步减少。
    第四,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较大,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生态环境状况出现局部改善,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对发展的制约总体上没有缓解,有些方面还在加剧。与此同时,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呈现增多趋势,提高应对和处置危机能力,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减轻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面临新的挑战。
    第五,“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近年来采取了诸多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社会建设步伐加快,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区域差距趋于缩小。但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和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第六,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已经形成了既独具特色和优势、又符合市场经济通行原则的经济体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显示了中国独特的体制优势。“中国模式”也成为一个时期来的热门话题。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的问题。我国发展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都与这些深层体制问题相关。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引出两个判断,一是,“十二五”期间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织,机遇和挑战并存,总体上说,有利条件较多,机遇大于挑战。二是,有利与不利,机遇与挑战,相互之间转化的可能性也较大,处理得好,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处理得不好,机遇也可能抓不住。
    从这个角度说,“十二五”期间要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必须着力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内需与外需之间、储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不平衡,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二是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要素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压力日益增大。三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协调,在传统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并有所加剧的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又成为我国必须长期面对的重要挑战。四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协调。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可归结于一个主要矛盾,即现行经济发展方式与新阶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我们讲现有发展方式不适应,主要指的是上述四方面的问题。从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入手,进而解决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着力推动四个发展,即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与和谐发展。简单地说,就是要以协调发展解决扩大内需和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的问题,以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培育新竞争优势的问题,以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不协调的问题,以和谐发展解决发展成果共享、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
于是,问题就集中在如何推动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我们认为,应当把推动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作为十二五期间发展战略的一项核心任务。
    发展方式或“增长模式”的转变已经讲了许多年,之所以没有取得全面地、实质性地进展,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发展阶段有关,也就是说,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现有的发展方式还有一定的适应性,还可以维持,还有一定潜力。但进入十二五时期后,情况将会发生重要变化。
    一是过去可以维持的一些因素已不具有可持续性。例如,危机后由于美国等储蓄消费结构的改变,中国的出口市场将面临结构性改变;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很可能使一些行业原有的基于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无利可图。
    二是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的了30年,较多地研究估计这样的增长势头还可以延续十年左右。当然,这方面的估计有较大差别。但增长的中低速度时代总是要到来的。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是“速度效益型”的,低于7%,相当大量的企业是要亏损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在较低增长速度的背景下盈利的能力。为了避免将来中低速增长阶段到来时陷入困境,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就应该推动发展方式进而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具有在中低速宏观背景下赢利的能力。
    三是一些年来的投资高速增长已经积累了一些新的金融风险。之所以有风险,说到底还是一个发展方式的问题。只有重视并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才可能控制已有的风险,并防止形成新的问题,才可能使中国经济在以后的发展中减弱或避免大的金融动荡的冲击。
因此,“十二五”时期很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转折期。如果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实质性推进,将会面临突出的发展不
可持续的问题。
    我们认为,“十二五”期间应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实施四大战略,即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以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战略,以提升产业中高端竞争力为重点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以促进节能减排增效和生态环境保护、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为重点的绿色发展战略,从而推动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第一,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城镇数量、城镇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有大幅度的增长1978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提高到45.7%,年均提高近0.9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72亿增加到6.07亿。即便如此,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持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使大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少数继续从事农业的人群走上产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具潜力的领域。
    目前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有就业岗位可以使农民就业;另一个是在有工作的基础上,农民及其抚养人口成为完整意义上城镇居民。这就是所谓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据测算,我国农民工总规模约为2.4亿左右,其中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农民工大约为1.23亿。无论是否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绝大多数农民工及其抚养人口都未能公平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如果能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假设每年能使约5%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转变(享受城镇居民身份人口净增1000万),享受相应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则通过DRC-CGE模型模拟,估计这将使中国2010-201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上升约0.9-1.3个百分点。模拟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农民工市民化还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人口转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推进这项战略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支持。首先要促进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长,为此需要放宽准入限制,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鼓励竞争,支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正确处理产业结构升级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加强职业培训等。同时,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多渠道筹集和补充社会保障资金。要积极而稳妥地调整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比如,有些地方探讨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有关政策应逐步完善。
    第二,以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战略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显偏低。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此两项合计占比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国家平均31.4%的水平,低了整整16.1个百分点。
    假设政府支出结构从2010年起,能逐步向同等发展阶段国家平均水平调整接近,到2015年医疗卫生、社保与就业两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逐步上升到28%(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左右),同时保持教育的持续投入,并不断提高均等化水平。经初步模拟测算,到201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有望超过40%。2010到2015年6年中,各年平均可带动居民消费增加约1.3万亿。
    以国有企业的收益和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我国有一个初步研究,如果把部分国企红利和部分增长收益以社保预算基金的方式集中起来,每年可以筹措4500亿元到7000亿元的资金。这样就可以在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基础上,为社保基金提供重要支持,由此也可以更好地体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新形势下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所承担的特殊职能、所起的积极作用。
    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还需要改变把社会保障仅视为是一种社会福利的观念,对社会保障在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足够认识。要以实现基本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着力提升统筹层次,努力改变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不接续的状况。要改进我国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事务方面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各地政府都有充足的收入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
    第三,提升中高端产业竞争力为重点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
    近年来各种要素价格快速上涨,企业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空间逐步缩小。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上涨了约70%,平均每年增长13.7%。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土地价格也不断攀升。可以预见,未来要素成本上升和原有市场空间缩小的压力仍将会持续。保持我国产业和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稳定和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必须在保持和延续原有中低端竞争力的同时,逐步培育和形成产业的中高端竞争力。
    国际经验表明,处在产业中高端的竞争力,才有持久的竞争优势;但在一个国家,不可能所有产业,只能是一部分产业可能具备这种能力。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性,重点在研发设计、规模经济、精密制造、供应链、品牌和营销渠道等方面下功夫,形成一批今后二三十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在全球范围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有潜力出现这类产业的领域,包括体现国家战略要求,由国家直接大量投入支撑的产业,如航空航天产业,大飞机计划的实施;具有显著市场和生产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如钢铁、有色、化工、汽车等产业;以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为基础,同时具有一定研发设计能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信设备制造行业;以劳动密集和产业配套优势为基础,同时具有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品牌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轻工、纺织服装、部分电子机械等产业;由于技术重大突破,形成新的技术平台和发展机遇的产业,如平板电视对电视行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和机遇,汽车、电子通讯、互联网等领域也酝酿着这样的机遇;从全球范围看处在技术前沿的新产业,如新能源、环保、物联网等。当然,哪些产业有长期竞争力,将取决于市场竞争。
    第四,以促进节能减排增效和生态环境保护、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为重点的绿色发展战略。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行动规划。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应加快形成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建立这样的机制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政府设定相关规则,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减排资源的分配,其关键是要建立起一个包括排放权交易、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碳税、技术标准和管制在内的多元化减排体系。可考虑在各省之间按人均历史累积的原则分配碳排放权,建立起省级排放账户,并以此账户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灵活的减排实现体系。在统一的账户体系内,各省可灵活选择减排方法,比如,既可以通过征收碳税促进真实减排,也可以通过购买排放权平衡本省的账户。不同方法在各省同时存在,相互补充和竞争,以促进节能减排资源最有效率地配置。
         
    从总体上说,“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同时面临的制约条件也在增加。发展的环境条件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重性。
    第一、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通常被认为是缺点,但这一特性可以使庞大的需求潜力分阶段释放,从而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更长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一个优点。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制约着需求潜力的发挥。伴随着近年来经济特别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新的结构性矛盾也在积累,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巩固,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取得进展,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条件继续改善,国际竞争力有所提高。这次危机中中国出口在总量下降的同时份额上升,对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直接检验。另一方面,中国总体上仍然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十一五”期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基本没有提高,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生产性服务水平等都有待提升。
    第三,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仍会继续保持并得到质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中国高素质劳动者群体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新的以“较低成本、较高受教育程度和素质”为特征的人力资源新优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水资源、矿产资源、劳动力等各类要素成本都在上升。中国发展所依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虽然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但逐步减弱的趋势已经出现。另外,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显现,导致“人口红利”逐步减少。
    第四,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较大,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生态环境状况出现局部改善,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对发展的制约总体上没有缓解,有些方面还在加剧。与此同时,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呈现增多趋势,提高应对和处置危机能力,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减轻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面临新的挑战。
    第五,“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近年来采取了诸多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社会建设步伐加快,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区域差距趋于缩小。但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和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第六,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已经形成了既独具特色和优势、又符合市场经济通行原则的经济体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显示了中国独特的体制优势。“中国模式”也成为一个时期来的热门话题。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的问题。我国发展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都与这些深层体制问题相关。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引出两个判断,一是,“十二五”期间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织,机遇和挑战并存,总体上说,有利条件较多,机遇大于挑战。二是,有利与不利,机遇与挑战,相互之间转化的可能性也较大,处理得好,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处理得不好,机遇也可能抓不住。
    从这个角度说,“十二五”期间要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必须着力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内需与外需之间、储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不平衡,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二是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要素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压力日益增大。三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协调,在传统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并有所加剧的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又成为我国必须长期面对的重要挑战。四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协调。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可归结于一个主要矛盾,即现行经济发展方式与新阶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我们讲现有发展方式不适应,主要指的是上述四方面的问题。从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入手,进而解决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着力推动四个发展,即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与和谐发展。简单地说,就是要以协调发展解决扩大内需和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的问题,以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培育新竞争优势的问题,以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不协调的问题,以和谐发展解决发展成果共享、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
    于是,问题就集中在如何推动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我们认为,应当把推动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作为十二五期间发展战略的一项核心任务。
    发展方式或“增长模式”的转变已经讲了许多年,之所以没有取得全面地、实质性地进展,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发展阶段有关,也就是说,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现有的发展方式还有一定的适应性,还可以维持,还有一定潜力。但进入十二五时期后,情况将会发生重要变化。
    一是过去可以维持的一些因素已不具有可持续性。例如,危机后由于美国等储蓄消费结构的改变,中国的出口市场将面临结构性改变;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很可能使一些行业原有的基于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无利可图。
    二是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的了30年,较多地研究估计这样的增长势头还可以延续十年左右。当然,这方面的估计有较大差别。但增长的中低速度时代总是要到来的。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是“速度效益型”的,低于7%,相当大量的企业是要亏损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在较低增长速度的背景下盈利的能力。为了避免将来中低速增长阶段到来时陷入困境,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就应该推动发展方式进而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具有在中低速宏观背景下赢利的能力。
    三是一些年来的投资高速增长已经积累了一些新的金融风险。之所以有风险,说到底还是一个发展方式的问题。只有重视并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才可能控制已有的风险,并防止形成新的问题,才可能使中国经济在以后的发展中减弱或避免大的金融动荡的冲击。
    因此,“十二五”时期很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转折期。如果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实质性推进,将会面临突出的发展不
可持续的问题。
    我们认为,“十二五”期间应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实施四大战略,即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以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战略,以提升产业中高端竞争力为重点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以促进节能减排增效和生态环境保护、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为重点的绿色发展战略,从而推动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第一,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城镇数量、城镇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有大幅度的增长1978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提高到45.7%,年均提高近0.9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72亿增加到6.07亿。即便如此,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持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使大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少数继续从事农业的人群走上产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具潜力的领域。
    目前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有就业岗位可以使农民就业;另一个是在有工作的基础上,农民及其抚养人口成为完整意义上城镇居民。这就是所谓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据测算,我国农民工总规模约为2.4亿左右,其中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农民工大约为1.23亿。无论是否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绝大多数农民工及其抚养人口都未能公平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如果能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假设每年能使约5%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转变(享受城镇居民身份人口净增1000万),享受相应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则通过DRC-CGE模型模拟,估计这将使中国2010-201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上升约0.9-1.3个百分点。模拟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农民工市民化还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人口转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推进这项战略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支持。首先要促进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长,为此需要放宽准入限制,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鼓励竞争,支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正确处理产业结构升级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加强职业培训等。同时,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多渠道筹集和补充社会保障资金。要积极而稳妥地调整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比如,有些地方探讨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有关政策应逐步完善。
    第二,以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战略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显偏低。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此两项合计占比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国家平均31.4%的水平,低了整整16.1个百分点。
    假设政府支出结构从2010年起,能逐步向同等发展阶段国家平均水平调整接近,到2015年医疗卫生、社保与就业两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逐步上升到28%(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左右),同时保持教育的持续投入,并不断提高均等化水平。经初步模拟测算,到201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有望超过40%。2010到2015年6年中,各年平均可带动居民消费增加约1.3万亿。
    以国有企业的收益和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我国有一个初步研究,如果把部分国企红利和部分增长收益以社保预算基金的方式集中起来,每年可以筹措4500亿元到7000亿元的资金。这样就可以在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基础上,为社保基金提供重要支持,由此也可以更好地体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新形势下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所承担的特殊职能、所起的积极作用。
    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还需要改变把社会保障仅视为是一种社会福利的观念,对社会保障在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足够认识。要以实现基本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着力提升统筹层次,努力改变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不接续的状况。要改进我国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事务方面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各地政府都有充足的收入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
    第三,提升中高端产业竞争力为重点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
    近年来各种要素价格快速上涨,企业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空间逐步缩小。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上涨了约70%,平均每年增长13.7%。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土地价格也不断攀升。可以预见,未来要素成本上升和原有市场空间缩小的压力仍将会持续。保持我国产业和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稳定和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必须在保持和延续原有中低端竞争力的同时,逐步培育和形成产业的中高端竞争力。
    国际经验表明,处在产业中高端的竞争力,才有持久的竞争优势;但在一个国家,不可能所有产业,只能是一部分产业可能具备这种能力。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性,重点在研发设计、规模经济、精密制造、供应链、品牌和营销渠道等方面下功夫,形成一批今后二三十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在全球范围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有潜力出现这类产业的领域,包括体现国家战略要求,由国家直接大量投入支撑的产业,如航空航天产业,大飞机计划的实施;具有显著市场和生产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如钢铁、有色、化工、汽车等产业;以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为基础,同时具有一定研发设计能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信设备制造行业;以劳动密集和产业配套优势为基础,同时具有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品牌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轻工、纺织服装、部分电子机械等产业;由于技术重大突破,形成新的技术平台和发展机遇的产业,如平板电视对电视行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和机遇,汽车、电子通讯、互联网等领域也酝酿着这样的机遇;从全球范围看处在技术前沿的新产业,如新能源、环保、物联网等。当然,哪些产业有长期竞争力,将取决于市场竞争。
    第四,以促进节能减排增效和生态环境保护、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为重点的绿色发展战略。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行动规划。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应加快形成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建立这样的机制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政府设定相关规则,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减排资源的分配,其关键是要建立起一个包括排放权交易、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碳税、技术标准和管制在内的多元化减排体系。可考虑在各省之间按人均历史累积的原则分配碳排放权,建立起省级排放账户,并以此账户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灵活的减排实现体系。在统一的账户体系内,各省可灵活选择减排方法,比如,既可以通过征收碳税促进真实减排,也可以通过购买排放权平衡本省的账户。不同方法在各省同时存在,相互补充和竞争,以促进节能减排资源最有效率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