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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同步:中国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发展的动力组
作者:张茉楠    发布:2008-10-08    阅读:1360次   
    一、引言
    区域经济是宏观经济的战略支撑,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是宏观经济的缩影。近两年来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不景气、需求低迷、资源要素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压缩,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经济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考验。例如今年上半年,长三角经济圈五项重要经济指标基本都在下降,工业增长速度陷入“瓶颈”、外资出现全面下滑、信贷、外贸出口增速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长三角经济增速明显减缓,上海市生产总值仅增长10.3%,已滑至两位数增幅的边缘,浙江、江苏经济增速也明显回落。当前的发展困境表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经济在经历一轮高速成长之后,均进入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摆脱区域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模式,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实现新的突破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区域整合是时下我国在国际国内经济持续不景气(2008年上半年,综合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致合成指数延续了2007年四季度出现的回落态势,到6月已经连续8个月小幅回落,经济景气出现了持续下行,见图1)的条件下,加速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迅速占领全球战略产业高端的新的内在动力。借助区域整合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重视各区域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以及产业优势,开展区域间深度合作,不仅能够顺利完成产业升级/轮动和经济转型,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也必将形成新的动力发展结构。
    ——一致合成指数                 ······先行合成指数
    图1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预警趋势图
    近期国家高层对区域经济发展高度关注,无论是密集出台的区域合作发展规划,还是频繁地区域调研,不仅契合了未来区域整合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也带有布局中国经济、规划未来发展的深意。
    二、当前中国区域整合趋势凸现的三大战略背景
    一体化与区域化是相伴而行的两个进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市场、技术、人才、资源的区域界限被打破,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开始更多的表现为区域与区域之间在产业分工和产业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竞争,空间的区域整合将是重新确立中国经济新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 当今区域整合已经成为国际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区域整合也正在加速。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板块,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推进,东、中、西、东北等各个经济区域全面崛起,呈现出区域经济积极轮动发展的多级格局,出现这一趋势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一)借助区域整合实现经济转型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全球滞涨压力和国内转经济转型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等两个方面。经济增长减速为经济转型铺路。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在经济调整与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实现平滑转型,自然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关键和重点。中国要探索新的经济发展路径有两条:一条路径是从空间上观察的,资源要素的区域整合优势,它将直接决定着投入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另一条路径是从时间上观察的,主导产业升级、轮动带动经济转型的路径。把这两条路径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架构。
    根本上来讲,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起飞新阶段,具有统摄全局的战略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既强调空间上的结构优化,又强调时间上的动态均衡,是充分把发展在时间上的动态均衡与空间上的结构优化结合起来,跨越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的发展观。
区域整合是在区域经济层面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最好佐证。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看,较为粗放的低端生产力逐渐调整转移,新的高端生产力正在集聚,但还未真正释放能量。从总量上看,近几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改变,根据地区GDP计算的地区经济发展离散系数(反映的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情况,值越大,说明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越大,反之则越小)继续呈扩大趋势,即2002至2006年分别为0.806,0.821,0.823,0.840,0.848。然而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就产生于区域的二元结构差异。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各异,利用这一中国独具的多元化优势,可以通过区域整合和借势,利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从“以时间换空间”向“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整合是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双重困境的最佳选择,它不仅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重新布局产业链、而且能减少转型阵痛与成本,促进区域经济获得发展红利,从而实现区域优化、结构重组的跨越式发展,更直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意义。
   (二)区域整合是推进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点是工业化、城市化释放出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生产力能量,因此,区域整合要置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纵深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去思考。经济学理论中以城市化率(%)判定工业化的标准是:低于32%为工业化的准备期、低于36 %为工业化初期、低于50%为工业化中期、低于65%为工业化成熟期、高于68%为进入工业化后期的第三阶段即经济稳定增长阶段。 2007年根据有关测算,我国城市化率为43%,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已进入城市化拉动工业化阶段,而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区域经济合作更加活跃,产业区际分工更加合理、一体化程度极高的经济板块越来越多、区域之间良性互动的格局渐渐形成的格局凸现。
    另外,从经济规模上看,我国三大区域经济总量对国民经济总产值贡献度的挖掘潜力还很大。世界知名的城市群经济圈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相当高,例如美国以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五大湖区代表的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6.7万亿,约占全美国GDP的67%(三分之二强)。日本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2.86万亿美元,约占日本全国GDP总量的69%(三分之二强)。而2008年上半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17.5%、9.4%和9.5%,中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对于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只有36.4%(三分之一强)。相比之下,作为经济发展主力载体和战略制高点,中国三大城市群和经济圈远未形成国家财富积聚的战略平台。如何改变中国三大城市群“引擎”不足的局面,就迫切需要区域高效整合,提升总体竞争力,实现效益最大化。
  (三)区域整合是我国主动实现产业内升级与产业域际转移的高效途径
    国内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全球产业转移的延伸。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核心是保证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秩序不受挑战,保证发达国家在分工体系的顶端位置。如果我们安于目前的分工体系,有可能陷入“分工陷阱”,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分工链条上。区域整合伴随着产业转型/迁移。立足于全球产业分工的大视角,通过区域整合,“中国制造”或许可以找到一条通过重新规划区域发展、升级产业链,主动完成产业转型的战略发展路径。
    事实上,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全球大背景紧密相关。以低端制造业发家、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珠三角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与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上,直接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而长三角的制造业一开始就跨越了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借助国际资本在本地孵化,形成了高层次的配套经济模式,是典型的既与亚欧及其他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又与国内市场紧密联系的经济模式。当前随着原材料、人力成本的上升,随着人民币升值、出口萎缩等因素的倒逼,传统发展模式既有的缺陷会被极度放大。在全面进入痛苦的调整期后,长三角、珠三角正在谋思求变,力求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与区际转移,因此在区域整合过程中互补性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日益成为热点和重点。
    新一轮产业转移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理性和客观。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区域转移的行为目标模式是市场导向型和综合资源利用型的,产业转移通过市场扩张、产业分工、资源综合利用和企业重组等途径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作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首选地的江西省赣州市,就凭借自己铜、合金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的资源基础优势,通过珠三角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使产能及要素分布优化,不仅使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也将迅速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实现区域整合后的“双赢”。
    三、区域整合:启动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的动力分析
    当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有两种不同的判断,较为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波、长周期发展至少延续到2020年,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不仅不会萧条,而且会维持近10%的增长;较为悲观的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下降期,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可能步入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低增长格局。我们不必评价这两种观点是否有道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周期的性质、主要特征以及能否寻求到新的发展引擎,延长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或是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从建国后我国历次经济周期的发展态势看,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期到去年已经持续了8年),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如图2),中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周期为主,会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上下波动。
    图2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7年)
    如果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那么宏观调控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当前面临的美元贬值、能源价格上涨、需求下滑等都相当于对经济周期的一种冲击,而真正决定经济周期的还是产业结构特征、需求结构特征以、资源结构特征以及区域结构特征等因素。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这决定了工业的周期波动与区域经济的周期波动仍是整个周期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区域经济结构升级与产业经济结构都将是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内生动力。
    通过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同步,实现从“以时间换空间”向“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转变,才能真正从区域“发展红利”中获取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所谓“发展红利”,是指“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研究表明,当区域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笔者立足区域整合视角,从“产业—区域”分析框架出发,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一)由产业轮动带来的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从时间维度上看,眼下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与转移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小幅下滑有其客观必然性。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退,同时新的高增长产业生产力正在集聚,尚未真正释放能量,就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转换缺口”。
    先导产业能拉动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根据各国经验,经济启动,生产率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多、分工协作环节复杂的行业,即所谓“迂回生产”过程较长的重工业的起飞,劳动力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就会带来TFP的上升。 未来时期“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非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占领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等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进制造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对拉动经济增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由区域整合带来的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从空间维度上看,经济的启动与飞速发展也有赖于一些经济比较活跃的核心区域的带动,即一国经济发展往往需要阶段性的区域龙头或者是引擎,对于大国而言,更需要多个引擎。从投入产出效率、产业链看,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区域整合能够破解“转换缺口”的瓶颈约束,推动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周期。随着区域整合进程的推进,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供应、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范围都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需求扩大、结构升级与产业转型、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等新一轮的经济循环。
   (三)在区域整合中寻求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的契合点
    综合以上分析,当前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是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区域整合就是在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中需求契合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能从区域轮动与轮动中找到答案。第一次区域整合浪潮。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基于要素和成本比较优势,建立在与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上,直接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第二次区域整合浪潮。上世纪90年代长三角的制造业跨越了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引来国际资本在本地孵化,形成了高层次的配套经济模式,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区域整合经济浪潮。2006年,提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战略合作。因此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环渤海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寻求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的契合点的“顺势而为”。
    四、促进区域整合,推动经济增长转型的思路与建议
    “区域整合”是综合考虑各区域的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要求各区域以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和有序整合的方式进“整体推进”。纵观我国区域整合与经济发展演替的历史轨迹,未来20年中国区域整合的方向、重点、格局、成效,将对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产生战略性影响,因此国家应该通过区域整合这一资源配置战略,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转型——跨越式与均衡式发展。
   (一)以打造具有发展支撑能力的城市群为契机,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的区域整合
    城市群是区域整合的战略平台。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具有竞争性产业和高度城市化的城市群。因此,十七大报告和“十一五”规划都强调在国家战略层面,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这为建立国家城市群体系提供了有力保证。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在未来20年仍将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三大城市群能量的集聚与辐射将熨平东中西部差距,有助于形成更高层次的同质化一体化的大中国经济区域。 此外,中国还出现了一大批正在形成中的城市群雏形,也成为新的经济活力地区,如 “成渝城市群” “武汉城市群”、 “长株潭城市群” “关中城市群”、 “郑州城市群” 、“哈尔滨城市群” 、“福厦城市群”等等,这些次城市群也将不断释放整合能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战略支撑。
    在城市群建设中应该重点关注几个问题:首先是必须要有产业合作基础,必须在形成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产业分工和产业扩散;其次是体制性障碍是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症结。体制性障碍是导致市场分割、统一的产品和要素市场难以建立、市场机制不能在区域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以及区域内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难以形成的基本原因;再次是要有一个总体协商机制或协调机制。对此,可以考虑实行独特的制度创新和特别的经济政策,实施全新的产业链设计,进一步强化组团式城市群的空间等级化、发展一体化,达到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区域效益最大化的发展模式。
   (二)坚持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统一,构建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
    全球产业轮动的经验表明,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是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即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低投入、高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方式。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会认为装备制造业是资源消耗大、高污染的行业。事实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信息化与工业化高度融合后的先进制造业,不但不是资源消耗大户,而且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高技术产业提供上游支撑,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下游支撑,通过价值链的提升、微笑曲线的提升,就能形成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三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
    由于我国东、中、西、北各区域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互补性发展提供了多元化基础。基于 “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新跨越”的战略定位以及发展阶段的转变,坚持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协调化的统一,形成的产业基础和特色。
    首先,在不同区域之间,立足优势产业与特色产业,避免新的产业同构现象。珠三角、长三角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格局,环渤海、东北等区域则应发展以巩固基础工业,壮大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
    其次,在同一区域内部,也分为核心城市之间以及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市之间的产业定位。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双核”,通过差异化战略,实现“不同梯度,协同竞争”将是京津双核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的主旋律。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京津将成为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双高地。北京主要以文化创意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为主现代服务业为支撑,将成为我国的国际管理和控制中心型的国际节点城市;天津则大力发展以电子、石化、汽车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以及以物流(航运)和金融(CBD)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两大城市各以不同产业为主导,在产业融合上的空间相当大。
    在不同等级城市之间,核心城市都在谋划发展总部经济,将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服务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配置在核心城市区域内,基本形成“总部-加工基地”区域合作模式。目前“长三角”经济圈总部经济发展较成熟,即以上海为核心,重点发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以江苏、浙江的扬州、镇江、嘉兴、湖州等制造业密集的腹地为制造基地,形成了完整的区域产业链和功能链。
   (三) 实现跨区域产业整合与资源整合,做强“大产业”,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迅速成长得益于国际资本扶持下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那么后30年必须树立中国经济的主体意识,依靠中国本土战略性产业或资源性大产业的内生经济成长才是中国实现强国崛起的关键。
    区域整合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经济行为,在这其中产业整合与资源整合是区域整合的核心。然而当前我国不同区域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机制还未充分发挥,因产业雷同带来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严重,尚未形成跨区域的布局合理、协作配套的大产业。
    首先,产业同构现象严重,还不能形成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例如当前许多地区在各自的发展规划中,都将汽车、电子、石油化工等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地区间、城市间产业结构雷同的现象更趋严重,资源配置不合理,区域间分工协作体系难以形成。据一项调查显示,在长三角经济圈的15座城市中,有11座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有8座城市选择石化,12座城市选择通信产业,除此之外,在区域内形成许多“重合”产业,例如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等产业方面,沪、浙、苏三地同构率达到80%以上。
    其次,大多数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竞争力不强,不能形成规模经济。这种现实状况要求对现有的国民经济体系进行存量结构调整,通过大规模的兼并与收购,形成大型企业集团。例如,由于煤炭、石油等资源分布是自然形成的,不以行政区划为界,而且企业平均产量都不大在全球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中国资源型企业缺乏全球定价能力,贸然提价可能会面临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这迫切需要通过跨区域使其得以进一步整合利用,提高全球定价能力。
因此必须通过产业整合与资源整合两条途径,尽快摆脱产业/资源低效率的情况。
    ——通过区域产业整合壮大战略性大产业。关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构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航天制造业、物流产业、信息产业、资源产业等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国家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通过产业整合,形成重点优势产业率先发展、垂直分工体系整合与水平分工体系协调发展的格局,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打造产业航母。如近来跨区域/跨行业产业重组与并购浪潮渐起,中国钢铁业频频出现宝邯共建、宝钢与包钢签订战略联盟框架协议、宝钢收购八一钢铁、武钢战略重组柳钢等重大事件都反映了国家处于经济安全的战略思考。
    ——通过区域资源整合发展资源性大产业。中国区资源丰富,在矿产、农林、海洋、生态等多个方面具有优势。发展大产业,要坚持以“资源换产业”、以“资源兴产业”的发展理念,积极引进大企业、大集团,深度开发和利用各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发展大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培育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
    (四)立足国际视野,将区域整合纳入到全球分工合作体系中,整合国内外资源,从更高层次拓展发展空间
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延伸和体现。区域整合也应该置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中,所以有必要提倡“泛区域整合”的战略。这里的“泛区域整合”战略,是指立足于国际化视野,把触角伸向国外,将影响全局的区域整合起来,形成次区域合作的战略联盟。这些区域将成为我国承接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跨国界流动以及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战略平台。
    在与周边国家沿边接壤的边疆区域,实施“泛区域整合”战略,带动这些经济次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如在东北部区域考虑构筑东北亚能源合作战略联盟,特别是在全球石油价格高启、有限资源越来越少的状况下,拥有丰富的粮食、食品、能源等资源的东北亚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在广西地区通过泛北合作,应与其他相关国际区域合作结合起来,既立足于东盟,不断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越‘两廊一圈’合作以及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还要积极拓展与日本、韩国、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西部区域,西部大开发中计划重点发展的“西陇海——兰新铁路沿线经济地带”可以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内容相结合,整合国内外资源。这些战略的实施将会大大加速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