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重大而关键的抉择。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可以说国际资本流动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当前国际资本在规模、形式、速度三个维度上都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资本在全球快速流动形成了国际经济金融中的双循环和双依赖的关系^[1]，然而这种资本循环是高风险、失衡的。从破局到布局，中国靠外资贸易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盈利模式短期内还将持续，但是道路已经越走越窄，中国资本崛起之路充满了风险与挑战，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资本开放战略的升级以及国家盈利模式的转型，将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决定着中国强国崛起的新的竞争优势。

    虽然近两年突然剧增的近万亿的短期投机资本（热钱）扰乱了中国经济，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借道长期资本潜入的，因此如果从历史的视角去审视国际资本流动的长期趋势以及中国资本开放的演进路径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的选择。

    中国的资本对外开放包括国际资本的流入与中国资本输出的跨境双向流动。国际资本流动是金融开放水平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根据国际上采用实际资本规模法，即实际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占GDP的比值（K=C/N）计算， 2007年国际资本流动总额为1.5万亿；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4.66万亿，其2007年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度已达到60.8%，这表明中国对国际资本的依赖度已经相当高了。

    双缺口理论及其变形（双剩余理论）为我们有效解释中国资本流动的演进路径提供了有力判据。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M.Strout)于1966年在《国际外援与经济增长》中提出著名的两缺口模式，其表达式为I-S=M-X(I为投资，S为储蓄，M为进口，X为出口)，意在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的双重约束。我们将该等式变形，可得到双剩余模式，即S-I=X-M，表明本国的剩余储蓄通过某种形式输出，为其他国家的进口提供融资，其他国家从该国的进口又通过贸易顺差转化为该国的外汇盈余。中国资本格局正经历着从“双缺口”到“双溢出”的过程。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资本流动的结构差异，1982年至1989年8年时间内，我国经常项目出现逆差、顺差各为4年，但逆差额明显大于顺差额，8年经常项目总和表现为逆差，逆差值为143.4亿美元, 也就是说8年资本与金融资产净流入为143.4亿美元，这段时间我国处于资本净流入国阶段； 20世纪90年代，除1993年由于中国投资剧增导致经常项目逆差以及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逆差外，30年间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一直呈现双盈余。

    从资本流入与资本输出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一方面，中国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增长呈加速态势。改革开放30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8000亿美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30余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曾预计“十一五”期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额将占到流入发展中国家总额的30%^[2]。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随着中国资本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资本流动呈现出双向性结构特征。我国对外投资由2002年的25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87.2亿美元，增长6.5倍，成为最大的发展中海外投资母国。

    透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资本流动与资本对外开放的发展轨迹，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告别了资本短缺时代，成为未来重要的国际资本净输出国。但同时中国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以较高成本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金和贸易盈余顺差(实物资源净输出)大多形成储备资产，又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方式将资本输出，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这实际上是一种低效率、高风险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这种国际资本循环的背后反映的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如果我们以历史的视角去审视，就会发现更深层次的矛盾。

    金融问题反映的是实体经济问题。国际资本流动规律恰恰反映了一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和差异化优势。改革开放30年间国际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中国，既有短期的人民币汇率、利率以及资产价格溢价等套利因素的趋利原因，但更深层面揭示的则是长期国际资本流动规律，中国经济持续高成长的价值洼地、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经济结构性失衡等主导性因素的内在驱动。

    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了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增长是14%^[3]。国际资本流动增速的背后是美国利用强大的金融优势成功地建立了以美元资本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二次大战后，美国是全球经济金融的主导力量，美国引领了全球的产业升级与重组，同时也主导了全球资本的流动与配置。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和规律，正暗合了全球经济分工不断深化下的贸易分工与金融分工双循环的大趋势。

    从全球贸易分工循环来看，改革开放30年，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仅以广东为例，通过外向型的产业内分工吸引的国际长期资本总额就占到全国的40%。

    如果说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中，中国还具有比较优势，那么在全球金融分工体系中，中国更处于相对劣势。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是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者，它们占据了全球金融分工体系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美国等国利用处于金融分工链中高端的优势，试图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各国在“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中的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另一方面又利用金融制度和金融资本不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由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输往美国。这种国际金融分工格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资本在全球配置中流动失衡，中国等国在全球金融分工体系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而美元资本则凭借其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达到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主导性调整。

    融入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中国走上现代工业化道路的必经阶段。但中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相比较，具有很大的不同——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廉价的优势,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占领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影响下，中国从起飞之初就扩大出口，鼓励吸引大量国际(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大量国际资本带来了“配置资源能力”的各种生产要素，与中国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相结合，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国的竞争力，从而使得中国较早地实现了一些国家要到发展的较高阶段才拥有的贸易竞争力。出口导向型战略和外资导向型战略的结果直接体现为国际收支经常性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的“双顺差”。

    1983～2006年中国资本、金融账户顺差总额为-4934.29亿美元。这巨额双顺差的背后解释了怎样的现实？多年来依托外生比较优势使我国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形成对本国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品的双重依赖，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在国际持续涌入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的背后隐藏的是高级资本控制低级生产要素的实质。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利润驱动是资本输出的共有动机。中国价值洼地吸引国际资本长期流入的巨大磁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收益、低成本两方面。

    从资本回报率分析，国际资本偏好于新兴的制造业大国或资源出口类国家，据统计1995年-2005年投资于新兴国家的利润回报率为15.3%。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更高，长期维持在20%左右^[4]。高收益利润缘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 1998年到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一个重要条件。多年来，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以几乎零租金的价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这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资源价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另外，能源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也是由于能源定价低所形成的隐性补贴。所有这些失衡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错配，也使我国成为投资洼地，呈现出资本流入与利润流出的异常格局。

    1. 资本利用率低，资本形成机制不畅，出现“逆标准趋势”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转轨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资本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并存。钱纳里和塞尔昆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问题时，曾经以“标准趋势”和“逆标准趋势”分别描述成功利用外资和不成功利用外资两种典型情况。根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如果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的缺口越来越小，资本形成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越来越弱，则国际资本流入回呈下降趋势，这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利用外资的“标准趋势”；反之，如果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的缺口越来越大，资本形成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则国际资本流入呈上升趋势，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成功利用外资的“逆标准趋势”^[5]。1990年以来中国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而国际资本仍然源源不断的流入，就呈现出“逆标准趋势”。

    为什么会出现“逆标准趋势”？这与我国长期投资率高，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注入有很大关系。我们来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表明，当ICOR 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 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同时,由于ICOR 提高时, 将造成资本平均产出率Y/ K的下降,资本的总体效率也将会下降。计算我国实际的增量资本产出比，通过价格折算调整后（使用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来得到每年的增量GDP的数据，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也将其换算成以1978年价格表示的投资额），我们得出了中国1978-2007年30年的实际ICOR（见表1）。

注：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GDP增量和ICOR由计算的得到。

    结果表明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之后，在近三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成下降态势（如图1）。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通过资本深化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高增长，因此就形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过度。这样一方面中国越来越无力左右国内资本形成与国际资本形成的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低效率的投资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会在短时间内积聚过剩的生产能力。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

               图1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边际资本产出比与投资效率

 

    2.金融体系结构性缺失、金融潜化，难以引导资本有效分配

    金融的发展能引导资本在短缺和盈余部门之间流动，从而加快资本积累、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因此，金融因素在资本输出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我国处于金融潜化阶段，中国金融结构、中国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结构性缺失。国际资本迂回流动的格局，实际上反映的正是我国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金融低效率不利于资本形成，投资与储蓄的转化机制不畅，外资实际上充当国内投融资手段等的深层次金融问题。

    从国内金融体制角度来看，“资本流动怪圈”的形成与我国银行信贷体制未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有关^[6]。我国金融体系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国有银行垄断为主，融资手段少、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滞后，难以为不同类型投资者提供及时、充分的融资，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投资者，在自身资金形成巨大瓶颈时，更愿意寻求国际资本作为融资手段。为此，许多投资者不得不通过放弃一部分所用权，吸引外资入股，在马上结汇后获得人民币，从而得到融资。2006年底，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实收外汇资本合计4216.90亿美元，其中现汇投资是主要投资方式，占FDI的74.58%，实物投资占13.67%，资本对价转移占3.27%，其它方式（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以及未分配利润方式）占8.48%。可见，主要作为融资手段的现汇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是很高的，远远高于实物投资。

    显见，国际资本对我国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资本的流入通过“外溢效应”弥补了我国的资本缺口，通过缩小技术差距，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然而随着国际资本流入的持续大量涌入，不仅溢出效应趋于收敛，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更对宏观经济稳定和产业结构带来较大冲击。

    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易于造成国内产业 “二元化”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资本盈利的比较优势也不同。为了追逐更多利润,资本的国际流动也趋向于所谓资源最佳配置分布，加剧国内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

我国加工贸易部门贸易总量在整个贸易部门中所占比重接近半数，而一般贸易部门贸易总量在整个贸易部门中所占比重逐年萎缩。大量外资的进入使我国轻纺、制鞋等加工贸易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外资企业大多“两头在外”，由外资带动的个别产业的发展，其带来的知识技术 “溢出效应”较小，并不能带动我国产业的整体发展。或者说，无助于我国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外向型产业或行业过度膨胀，而内需产业或行业发展不足，经济体开放外部风险能力较弱。近年来由于次贷危机，人民币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能源以及原料价格不断上涨，成本倒逼情势使外资主导外向型企业长期所依赖的低成本、低劳动力价格优势将不复存在，一旦这些优势丧失，植根性较差的外资主导型外向型企业可能会选择其他更低廉运营成本的国家投资，不仅使我国面临更加严峻挑战，也面临着产业转移后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此外，在国际资本流向的影响下，我国第一产业国际资本形成的比重明显偏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 3%似乎成为无法逾越的门槛，2006年第一产业占外商总投资额的1.19%；第二产业国际资本形成所占比重过高，近年来一直都在75%以上；第三产业的国际资本形成份额长期在20%-25%之间徘徊，2006年其占外商投资总额的11.1%。也就是说，在工业内部，制造业的国际资本所占的比重很高，2006外商投资中制造业为424.5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70.4%，形成了产业严重的重化倾向。

    国际资本流动也间接造成了国际收支双盈余积累下的高额外汇储备。截至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突破18088亿美元，是1978年的8783倍。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相当于GDP的35%左右，大大超出了2.4%的国际指标。过高的外汇储备给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外汇储备压力下的流动性过剩风险、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如何保持这一庞大资产的福利不流失都成为国家当前重要的战略性议题。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一半以上投资于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TIC)报告显示，截至今年5月，我国共持有美国国债5065亿美元，与国际资本（FDI）投资形成高利润回报相比，（据统计在2000-2006年期间，美国对外金融资产收益率高达9.8%）美国国债收益水平较低大约为3.5%左右，这等于是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利益分配严重不对称。

    事实上，衡量外汇储备资产对一国的福利效应，不仅要看外汇资产本身的外币资产收益率，还要考虑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即留在国内的资产收益。如果留在国内的边际收益率大于将这些资本置换成外汇资产带来的收益率，就意味着国民福利的损失。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认为外汇资产的福利损益为：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估算，中国外汇资产的国外收益率（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存放于外国银行）一般在3.5%左右。国内投资的收益率可按多种指标估算，除了央票收益率外，还参照工业资金利润率、工业资金利税率以及其它资本收益率等。这里以CCER“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2007）关于中国资本回报率数据，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与央行公布的数据为基础^[7]，测算了中国未来五年外汇储备的福利损益。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央票收益率为正外，其它均为负值，这一福利损失就是外汇资产积累过度下的机会成本。如果外汇储备使用错配每年就会损失上万亿的机会收益。                                                                                                
表 2    外汇储备积累损益的估算（亿元）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外汇资产收益	2324.2	3061.8	3789.1	4549.7	5342.8	6192.6
国内投资收益I	1849.7	2436.8	3015.6	3620.9	4253.1	4869.1
损益I	474.5	625.0	773.5	928.8	1090.7	1323.5
国内投资收益II	4303.0	5668.7	7015.2	8423.4	9891.7	11465.2
损益II	-1978.8	-2606.9	-3226.1	-3873.7	-4548.9	-5372.6
国内投资收益III	5511.6	7261	8985.6	10789.3	12670.1	14508.5
损益III	-3187.4	-4199.2	-5196.5	-6239.6	-7327.3	-8315.9
国内投资收益IV	7111.9	9369.1	11445.2	13922.0	16348.8	18949.4
损益IV	-4787.7	-6307.3	-7656.1	-9372.3	-11006.0	-12756.8
国内投资收益V	10618.1	13988.1	17310.7	20785.5	24408.8	28291.4
损益V	-8293.9	-10926.3	-13521.6	-16235.8	-19066.0	-22908.8

    注：I表示目前一年期央票收益率2.7855%估算；II表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加权平均资金利润率6.48计算；III表示按1995-2007年两种工业回报率（分别为8.2%和8.4%）的平均值8.3%估算；IV表示按近5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加权平均资金利税率10.71%估算；V表示按全部资本收益率15.99%估算。

    当前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对我国金融调控与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巨额国际资本流入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主要是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货币宏观经济效果的影响，具体机制是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变化——国家储备变化——外汇供求关系变化——稳定汇率的要求，中央银行入市干预——基础货币投放量变化——货币供应量变化。由于外资外贸战略对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及我国金融转型汇率的特征，因此现实社会中汇率、利率政策不得不为外贸外资政策所左右；一旦汇率政策不能随之改变，只能靠牺牲国内诸如货币供给目标而保证汇率稳定，所以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外国资本持续大量流入，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加，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削弱了金融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影响整个金融转型进程。

    30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虽然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17.6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1.8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验，如何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大国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笔者认为可在以下三方面寻求突破。

    从全球分工格局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分工是在价值链上比较优势的分工。国际资本流向和规律本质上反映了国家间的分工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凭借其金融市场在规模、流动性、获利性、深度和广度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以及美元和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占领着国际金融分工价值链的高端，通过贸易与资本循环，维系着失衡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这种国际资本循环结构，对中国金融安全以及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极为不利。

    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包括产业分工、贸易分工、金融分工链）上获得战略环节上的竞争优势？最根本的是使本国资本效率得到充分提高，使资本机制得到充分发展，积极向金融分工链的高端推进，摆脱传统“渐进式”和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通过资本竞争力形成的制度优势和投资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中国资本对外开放的路径更为清晰。相对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是更高级的经济输出和配置资源的形式。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仅是缓解过剩外汇储备，置换贸易顺差的简单手段，更应成为金融发展战略的核心。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瑞士银行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人均GNP（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达4610美元，正处于邓宁所指的资本大规模输出阶段，尽管2007年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斥资30亿美元购入黑石集团股份表明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的中国资本输出开始起步，尽管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187.2亿美元，然而与国际资本流入相比，我国的资本输出和对外投资份额较小，资本向外拓展潜力巨大。

    改革开放30年的事实告诉我们，集聚国际资本要素形成的生产规模并非一国的真实国力。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受控的资本集聚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外部产生经济摩擦与失衡的根本原因。

    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依靠内生资本的资本辐射（由于拥有资本竞争优势自主决定资本的流向）才是促进一国内生成长的关键。资本辐射战略更多强调中国自主发展与经济的内生成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资本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战略升级。资本输出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即由“世界工厂”转为“世界资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实现经济成长的全面跨越。

    中国资本要在突围中需求破局，要积极展开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 “中国资本”的战略布局，率先抓住下一轮世界经济新增长点，通过开展“顺梯度”和“逆梯度”两个方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消化、吸收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投资回报率高、节能降耗高的现代产业，有效地推动国内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升级，为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稳步推进与谋划。

    高能货币和高能资本相伴而生，中国资本“走出去”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步跟进。中国资本“走出去”这一全球战略安排，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资本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从这一点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中国资本战略一脉相承。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享有较高声誉，与这些国家的边境贸易额不断扩大，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继续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包括签署双边支付结算协议，扩大人民币在边境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分段推进，先区域化再国际化，全球货币与资本格局将随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改变。

    一是积极塑造和培养本土跨国公司，积极推进“走出去”的战略。中国还没有历经全面的产业并购，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的产业效益，通过股权并购、绿地投资等方式，不断提高中外产业资本的融合度，搭建连通内外产业链的实业经济平台，实现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二是通过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为代表的“主权资本”的商业化运作，搭建连通内外的金融平台，不断提高中外金融资本的融合度；三是将高额外汇储备转化为战略资产。缓解外汇储备压力，畅通外汇投资，通过资本输出，建立国际资源供应地；四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和境内战略投资者走出的双向互动，实现内外金融市场互通互连；五是通过资本带动新兴中小企业国际创业。在新一轮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之时，国家应着力实施重点推进的“高成长国际创业战略”。 考虑到大多数新兴中小企业的规模限制，应该鼓励规模组制，形成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合的战略联盟，推进那些“高技术”、“快增长”、“强扩张”的新兴企业国际创业，中国未来的资本输出的主力军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新兴力量。

    资本辐射战略不仅仅是缓解外汇储备压力等宏观经济压力，是破除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因此这样的目标设定应该被纳入我国总体发展框架之中,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延伸和体现。其中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输出模式应该选择产业升级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资本输出，此类输出旨在形成新的全球生产布局，加快核心要素并购^[8]，通过合作研发，提高产业竞争力；而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及外汇储备为主体的国家资本为了保障国家战略需求，稳定宏观经济，更应该对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重要战略资源领域进行投资，并建立长期稳定、价格合理的供应机制，从而形成成熟的资本利用体系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输出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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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吕江林, 杨玉凤. 当前我国资本大规模流入问题及对策[J].当代财经, 2007, (2): 56- 61.

 

个人信息

姓名：张茉楠

职称：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金融与国际资本流动、创业型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科技创业等。

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 

Email：march_lady99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