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产业聚集的机理时，国内外学者们普遍从专业分工的好处、降低交易成本等产业集聚效益上解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泰勒的工厂制度等都被学者们广泛引述[1-4]。

　　这是一种误区。从逻辑上讲，做某事有好处未必是做该事的原因，而可能只是其结果；在认识上，专业分工与社会分工不能混为一谈，专业分工是作坊制度转变为工厂制度的推动因素，而社会分工是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的推动因素。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泰勒的工厂制度都是涉及专业分工问题，而产业聚集促进了社会分工却未必促进专业分工。许多经济学家沉迷于用交易费用来解释产业集聚中的社会分工现象，但考察企业的战略规划过程就会发现，企业是否将某块业务社会化或职能化的决策过程中，组织费用与交易费用之间的比较并不是关键的影响因素，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考虑因素，而职能社会化的可能性、外购成本的竞争性、富裕人员的安排等才往往是关键因素。这说明，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产业聚集中的社会分工现象是缺乏说服力的。

　　那么，产业群中的生产分工协作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有些产业群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分工协作，有些产业群中却很少发生企业间横向联系呢?以下运用情景推演的方法揭示其中的奥秘。

 

　　一个企业，是自做产品生产的所有工序，还是将一部分工序外包，往往不是在管理成本和交易费用之间作权衡，而是考虑如何减少和利用过剩产能。为理解这一点，以下对现代市场条件下跨企业协作分工的发生机理作个简单的推演。

　　假设在某个地域初步聚集了若干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但企业之间没有任何生产上的协作分工关系，每个企业都独立完成产品生产的每道工序，都有一套完整的生产流水线。我们知道，流水线中承担每个工序的装备效率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根据“短板效应”的原理，整个流水线的最高效率由流水线中效率最低的工序装备决定， 意味着其他工序设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在该地域中聚集的同类生产企业越多，部分工序的产能过剩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投资者会很快意识到，在该地域建厂可不必采购全套流水线生产设备，而只需采购其中的部分工序装备(如流水线中效率最低的工序设备)，将其他工序交给该地域其他企业外协即可。承担外协的企业当然很高兴，因为他们无须增加设备投资就可增加利润，这种利润来自对过剩工序产能的利用。销售这些产品的外部业务员也会发现，从某个企业订购产成品不如采购原料自行组织加工合算，因为如此便可充分利用不同企业工序环节的过剩产能来降低成本。这样一来，第一波跨企业的生产分工协作就发生了。

　　随着产能的增加和需求的变化，产品逐渐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于是在部分工序产能过剩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流水线产能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新投资者就会意识到他们无需购置任何生产设备，而将所有的生产工序外包，自己只抓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就可以了。那些采购原料自行组织加工的外部销售业务员的操作空间也更大了。这样一来， 第二波跨企业的生产分工协作就发生了。受其影响，产业群会逐渐向“中间稳定，两头膨胀” (即生产环节稳定，研发和销售环节膨胀)的哑铃状态发展，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领域发生的变化。

　　生产协作分工提高了产能利用率，使产业集聚地的产品成本大幅降低，销售规模越来越大，产能利用率越来越高。随着产能逐渐用尽，这时就会发生三种情况，一是通过技术改造等措施提高生产效率；二是进行新的产能投资；三是出现独立经营的专业厂（有的是新投资者设立的，有的是从原企业中分离出来的）。在一个产业群内，三种情况都可能在某个时段发生。其中专业厂的出现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加工量增长使专业厂具备独立生存的条件，而从生产管理的角度不得不使产业链各环节独立经营。试想一下，如果各产业链环节仍然留在一个企业内，则随着生产协作的深化，外协业务越来越多，每个工序环节都要处理外协和本厂产品加工之间的冲突，企业管理者安排生产计划的难度势必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外协业务的增加使每个工序环节都产生了独立经营的强烈需求，以便能够自主地接单、安排技术改造和更添生产设备，倘若仍留在原企业的框架内，这些日常性经营都要上级领导层层审批，效率之低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链各环节独立经营成为专业厂就是大势所趋，从而出现第三波生产分工协作。

　　由此可见，产业的升级和生产协作分工的出现都是产能过剩的产物，在跨企业的生产分工协作中，起核心作用的不是企业的管理层，而是企业外部的新投资者和销售业务员（企业管理者主要在专业厂独立经营上起了一定作用）。显然，这些新投资者和销售业务员应是在业内浸淫多年，对该产品销售和生产都相当熟悉的人，否则难以进行如此高效的运作。

　　不难理解，如果上述同类企业不是聚集在同一地域，或者企业经营者缺乏按市场规律办事的自主性，则上述现象的发生会受到显著抑制。

 

　　2、对东南沿海产业群高度社会分工的解释

　　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农村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几年间，就奇迹般地出现了许多产业群落。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产业群落的主体是大量弱小、分散的家庭企业和个体户，其社会分工的发达程度、运作的高效与和谐，即使是有几百年资本主义历史的老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是望尘莫及的。比如，在浙江省苍南县不足45平方公里的金乡镇标牌产业集群中，小小徽章生产的设计、熔铝、写字、刻膜、晒版、打锤、钻孔、镀黄、点漆、制针、打号码、装配以及包装等十几道工序，全都有独立的企业（加工专业户）来完成，而且每道工序产生的半成品都通过市场来交易，共由800多家企业参与的各道工序集合起来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流水线”。 而在年产50亿双袜子产值近百亿元的诸暨大唐袜业集群中，在5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袜子生产企业2000多家，平均每家织机仅8台，根本谈不上一个完整的企业，但全镇将做袜子分成10个环节：1000多家原料生产企业、400多余家原料经销商、300多家缝头卷边厂、5家印染厂、100多家定型厂、300多家包装厂、200多家机械配件供应商、600多家袜子营销商和100多家联托运服务企业，并且建有占地400亩、共有商铺1600多间的大唐轻纺袜业城。分工出效率，就近建立交易市场从而促进分工，形成“镇口为市场、镇内是一大群中小生产企业”的“前店后厂”新格局[6]。

　　为什么在尚未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仍受到大量不合理管制的当时中国，竟然出现了这种超级市场经济现象呢？笔者认为，这种在中国东南沿海产业群落出现的高度的社会分工和发达的中间市场，不仅有当时的体制原因，也有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在当时的出现是必然的，在今天则是难以复制的。

　　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市场经济刚刚放开、社会商品极度缺乏、产权改革尚未启动、民间资本接近于零、投融资渠道被政府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率先下海经商的温州等沿海地区农民，逐步建立起民间销售网络，掌握了大量紧俏商品的信息，并开始小有积蓄。这时的个体商人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他们知道哪些商品好销，也知道哪些国营企业能够生产这些商品，却无法订购到这些商品。因为当时国营企业的生产尚未摆脱计划指导的束缚，其产品通常被指定销售给国营百货公司，向私人老板供货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要受到法律制裁或党纪政纪的处分。何况当时的个体户信用和资金有限，下大订单能力不足，小订单又被厂家看不上。

　　这些个体商人继而发现无法自行办厂生产这些商品。首先是缺乏资本积累，购置全流水线成套设备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国内没有资本市场，银行也不敢贷款给私人老板，向民间公开集资又被认为非法集资；其次，即便有钱购置设备，也很难办成企业，因为批办民营企业尚属于政策禁区或灰色地带，政治风险大，私人老板很难办下批文；第三，即便能够办成企业，也很难办下去，因为当时的企业社会负担重，税费负担也极重。资料显示，当时中国企业的有效税率竟然高达75%[5]，还要负担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费用摊派，这个时代的许多企业就是被上级领导和主管单位的大量检查、吃喝和摊派所搞垮。

　　当时的外贸体制也不允许个体商人从国外进口商品，因为外贸渠道完全被国营外贸公司和少量有进出口权的国营企业所垄断，个体商人缺信用、缺资金、缺批文，基本没有可能从正常渠道进口商品（走私是另一回事）。

　　所以，当时的个体户普遍面临着这样的煎熬，一方面是巨大的商品需求产生的高额利润的诱惑；另一方面是既不能从国营企业或国外进货、又不能自行办厂生产的困窘。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聪明的中国个体户采取了家庭承包生产的模式，一些人在了解或掌握了产品的生产技术后，将生产流程分解，承包给若干的家庭企业，而自己提供原料、技术指导、质量要求、接口管理和支付加工费等。可以看出，这种模式相当巧妙地解决了上述诸问题——

　　首先，解决了社会融资难题，下订单的个体户不必自己采购全套流水线设备，甚至可以不采购任何生产设备，而将生产设备的采购责任分解到众多家庭企业，由于每个家庭只采购流水线上的部分设备，资金压力显著减轻；

　　其次，规避了办企业的难题，却达到了办企业的效果；

　　第三，有利于偷税、避税和逃避各种检查。由于是代加工，委托关系又主要发生在亲朋、熟人或长期合作伙伴之间，很容易规避税务监管。

　　由此可见，我国东南沿海产业群落中以家庭承包生产为特色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现象是中国特殊的体制和历史条件造就的，与所谓的交易成本并无关系，也不是形成产业聚集的初始原因。这种高度的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大可能出现，在目前和今后的中国也难以复制。

　　不说国外的产业群，就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产业集群中，也很少再出现以大量家庭企业为主体的社会分工现象，这是因为民间的资本积累越来越雄厚、民办企业的政策已经放开、资本市场越来越发达、各种社会融资渠道日益通畅，在这种情况下，交易费用对社会分工的影响相对显著。

 

　　总结分析：

　　从以上分析推演，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只要同类生产企业聚集在一起，就迟早会出现生产上的分工协作，但这种分工协作通常不是企业管理层在权衡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后作出的，而是企业外部的销售人员带起来的；

　　2) 产能过剩、地域聚集和市场机制是形成生产分工协作的必要条件；

　　3)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生产协作分工主要是产能过剩的产物，这里的产能过剩，包括流水线产能过剩和部分环节产能过剩两种情形，前者是相对的，后者是绝对的，二者均可导致协作分工的发生；

　　4) 产业群内的分工协作是一种社会分工现象，它通常是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身不产生专业分工的效率，但是会提高产能利用率，这是其降低成本产生效益的主要原因；

　　5) 生产分工协作还有偷税避税、缓解融资压力和规避办企业难题的作用；

　　6) 交易费用是影响企业规模和社会分工的因素，但不是必要因素，通常也不是主要因素。

 

 

[1]郭利平：《产业群落的空间演化模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2] 石大力：《专业化产业区生成机理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3] 马建会：《产业集群成长机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4] 李凯、李世杰：《产业集群的组织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5] 赵海均：《30年：1978-2007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P166，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6] 符贵兴：” 产业集群：经济功效、形成路径与政府培育”，论文天下论文网，2007-11-21， 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57705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