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教学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有人说被边缘化了，也有人弃之不用了，更有人坚守阵地顽强守卫；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旨在应付考试，对教条主义的说教越发反感；也有人陷入了马克思设立的价值迷宫，在那严谨的逻辑迷宫里兜圈子。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发挥点作用，但在伟大的中华复兴中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因此，在今天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时候，重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历史重任。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没有固守教条主义的理论，停止了无谓的争论，在邓小平带领下，毅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取得的了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这一历史的支持者，而成为一种历史包袱，也是压在中共产党人身上的沉重的思想包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选择并不多，要么按着传统理论回归到旧体制中，要么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他为这个全新的经济体制服务，仅此一点别无选择。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新生，我们必须直面马克思的《资本论》。

    1、《资本论》从对商品的批判开始，试图为人类解放找到一条通向大同世界的路，他从研究商品经济开始，最终实现对商品经济的否定。但是严谨的逻辑随着马克思年龄的增长发生了变化，这一态度和立场的变化是从第三卷开始的，经历太多的马克思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他年轻时想像的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仅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消灭它的，只有当它释放出全部能量后，它才会自行消亡，这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我们常人一样充满了激情、幻想和理想，他站在革命的第一线战斗，他多么希望巴黎公社的旗帜永远飘扬。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而第三卷更多地反映了老年的马克思，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过渡性质的研究，与第一卷有了明显变化。这里谈不上所谓的第三卷否定第一卷的问题，仅仅反映了马克思对商品经济再认识的历史过程，更多的反映了马克思本人的思维变化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认知变化。

    2、《资本论》研究商品经济的深度和逻辑性是任何当代的经济学著作无法比拟的，其立场之鲜明也是为人们瞩目的，他开诚布公地宣布，他研究商品经济的目的，就是揭露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号召被剥削的人团结起来，最终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经济、消灭私有制。他直截了当地说，劳动价值论不是他的发明，他的发明在于剩余价值及其理论。这种带有时代特点的逻辑和政治鼓动，已经严重脱离了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成果与十八和十九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初期相比，是马克思不可能预见的。

    3、目前我们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据说最早的版本出自前苏联政治家普列汉诺夫之手，蒋学模教授的版本在国内应该是较早的，包括用于干部培训使用的简化版本。以后的版本就更多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理论框架至今没有跳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模版，都不是自己的创造。在这个版本里，教条主义和政治口号充斥其中，凸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消灭私有制是非常明确的，《共产党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当然，最后一句话翻译是否准确，待考正。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又当如何呢，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吗？似乎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未曾见到过，但在其所有的著作中见著较多的，则是“社会占有”也就是“社会的所有制”，或者是“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实，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明确提出过，客观地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概念是从前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中抄袭来的。显然“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概念并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设想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立的未来经济制度时，表述更多的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或社会占有制。总之，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所有权理论已经落伍，传统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理论的争辩已无实际意义，我们当前重要的是揭示所有权产生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上升为理论，便于当代人们遵循。

    5、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经济理论不能是空中楼阁，要能够在实践中应用才是关键。可惜的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进展和研究成果，它仅仅作为思辩理论存在，长期以往，他迟早会被人们抛弃。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到，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学很好地应用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且将其用于二次世界大战和战时经济调控，难道我们就不能有这样的成果吗？

    6、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该研究生产和生产关系，更应该研究交换和交换关系，还应该深入研究消费和消费行为，在剔除空想主义成份的基础上研究分配和再分配，在研究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努力揭示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在比较当代各种经济制度中，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在比较中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淡化生产关系决定论，应该从交换和价值产生的源头开始，研究生产和交换，在保留核心研究成果如剩余价值的产生和规律的时候，应更多的关注剩余价值分配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价格在分配中的作用和规律，对消费以及消费行为的影响等等；两大部类理论反映的是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平衡问题，如何让它更具有现实意义，最终从经院式的研究走下神坛，走向实际，走向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国民收入和财政分配，更应从十九世纪走向二十一世纪。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尽早从自我封闭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借鉴当代成熟的研究成果，不要因噎废食、抱守残缺，要么获得重生，要么走向死亡，要么走进博物馆。一言以蔽之，重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任，历史地摆在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他的新一代领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