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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认识和妥善应对外贸顺差
作者:杨正位    发布:2008-06-24    阅读:2067次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贸易收支是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外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顺差增大问题。贸易顺差既关系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也关系到外部世界和谐,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
 
    从总体上看,外贸发展与出现顺差对国民经济是有利的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外贸连续七年快速增长,从2001年的509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亿美元,年均增长27.3%,同期顺差从226亿美元增加到2622亿美元。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为5704亿美元,增长24.6%;顺差414亿美元,减少49亿美元。总的来看,外贸发展和顺差增加对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提升国力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推动了经济发展,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0%左右,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石油、铁矿石等资源进口占消费比重达到或超过50%,保障了国内资源供给。二是推动了就业增加,外贸领域就业超过8000万人,加上间接就业人员超过1亿人,其中包括大量农民和农民工。三是推动了产业升级,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出口促进了产业竞争力提升。今年我国技术引进100多亿美元,跨国公司累计设立研发中心近1000家,带动了产业技术升级。四是推动了宏观调控任务的落实。扩大出口缓解了国内过剩,增大了发展空间,移动电话、集装箱、微波炉、DVD、收录机、鞋、彩电、自行车、摩托车等产品出口依存度达到50-80%。“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回落有利于节能减排。五是推动了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信誉提高。我国经济上升到世界第四、外贸第三、顺差第二、外汇储备第一,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据世行统计,2003-2005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的平均贡献率高达13.8%,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强,成为多边经贸体制的重要力量,“中国模式”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赞赏和借鉴。
同时也要看到,近几年我国外贸顺差与外汇储备同步增长,外汇占款从2000年的1.43万亿元增长到今年一季度的14.25万亿元,占同期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比重从10.7%提高到29.5%,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压力。但事实上,缓解流动性过剩、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可以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的,并非仅仅从贸易平衡一个方面入手,更何况贸易项仅是外汇储备增大的一个因素。
 
    看待顺差需要国情意识、国际眼光和长期视野
 
    当前我国外贸形势总体是好的,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顺差问题,2007年顺差增长48%,居世界第二,今年一季度有所减少。如何认识和应对顺差问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重要问题。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实际,我们认为顺差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主要表现在:
    1.顺差反映了国情,是发挥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的结果。立足于人多、收入低等基本国情,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我国产生顺差的根本原因。我国人口比世界所有高收入国家总和还多3亿,由于教育水平提高,人口过多的劣势正在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我国劳动力总数达7.6亿,是美国的5倍、德国的19倍、英国的26倍;在校大学生1800多万,分别超过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海外留学生有70万左右,去年学成归国的就有4万多,今后还将大量增加,这些都是我国的宝贵财富。我国人力资源“质优价廉”,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韩国的8%、巴西的18%。同时我国还有市场大、配套强、海外华人多等优势,有利于吸纳国际产业转移,致使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并成为顺差的主要来源。去年加工贸易顺差达1889亿美元,比顺差总额高114亿;今年前10月达1980亿美元,占总顺差的93%。仅加工贸易就解决了我国3500万就业。
    2.顺差反映了世情,是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经济全球化时代出现了国际经济失衡,在贸易方面表现为美、英等国大量逆差,德国、沙特、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等大量顺差。由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国际产业转移及相应的顺差转移成为我国顺差增大的主因。特别是日本和“四小龙”对我国投资增加,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以我国为加工中心、以东亚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以欧美为核心的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新产业链,使我对美欧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东亚对美欧顺差。比如,2001年美对华逆差占全部逆差的比重为18%,2006年上升到28%。但整个东亚在美逆差中的比重并没有变化,6年前和现在都是48%。同时,2007年外资企业顺差1361亿美元,占总顺差的52%。因此,我国顺差是国际顺差向我国转移的反映,是国际经济失衡的体现。
    3.顺差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符合世界贸易规律。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起飞后便“由逆转顺”,如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1997年前连续30多年逆差,此后连续9年顺差;中国台湾省80年代后顺差持续高速增长。许多贸易大国在工业化后期都出现过长期顺差,如美国从1874-1970年的97年里,有93年顺差;德国二战后已连续56年顺差,日本从1981年以来连续26年顺差。我国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与世界贸易发展规律是一致的。90年代前我国以逆差为主,1978—1989的12年间,逆差年份有9年,累计逆差468亿美元,年均逆差39亿美元。90年代后转为持续顺差。1990-2007的18年间,除1993年外全部是顺差,累计顺差8328亿美元,年均顺差462亿美元。我国进入持续顺差阶段,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体现,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
    4.顺差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长期存在。我国顺差主要由长期因素决定。从内部看,我国总体上处在工业化中期,制造能力很强,加之消费不足,出口压力较大,将推动顺差增长。从外部看,我国将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贸易顺差将继续向我国转移;同时,国际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现在我国只占世界出口的8%,今后有可能占据更大市场份额,这也可能增加顺差。可见我国顺差是由工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等经济因素决定的,是参与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将是一个长期问题。一般的政策调整可能减缓顺差增速,但难以根本改变这一趋势。以日本为例,虽然其80年代初开始采取一系列调节顺差的措施,但26年过去了,其顺差并没有改变,且在90年代达到高峰。考虑到美、德、日等大国都有数十年顺差,我国贸易顺差才持续14年,今后即使再延续数十年,在世界贸易史上也十分正常。
    5.顺差反映了原产地统计规则,顺差多并不等于利益多。顺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标志,也不是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我国顺差虽大,但仍不是贸易强国,在国际分工中还处在较低端,获得的比较利益并不高。比如,我国的顺差集中于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如果根据企业的“国籍”或增值的多少来统计顺差,我国的顺差就会大大减少。因此,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的我国顺差,统计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不完全是反映贸易利益分配的恰当指标。实际上,我国是顺差高与利益不高、国际分工地位不高并存,体现为:一是创新弱。我国自主研发能力较弱,即使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多数的“芯”也不在中国。我国是DVD出口第一大国,但单价不及日本的1/8。二是营销弱。我国大部分企业没有自己的海外营销网络,121家品牌出口企业平均境外广告投入不足300万元,但美国前50位品牌平均的广告投入是1亿多美元,相差300倍左右。三是品牌弱。世界名牌90%以上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拥有。谁垄断了名牌,谁就垄断了利润。我国企业拥有自主商标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名牌更是寥寥无几。所以,我们既要看到顺差增大的一面,也要看到国际分工地位低、亟需提高的一面。
    6.顺差反映了对外开放成果,顺差大并不必然导致外汇储备大。我国外贸从逆差走向顺差,外汇储备从稀缺到1.7万亿美元,体现了近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对外开放的自然结果,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信誉,总体上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对比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短缺的局面,再对比受外汇不足困扰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顺差增大只是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而且外汇储备增加既有经常项目的原因,也有资本项目的原因,还有升值预期因素,外贸顺差只是众多原因之一。今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量达1539亿美元,有1125亿美元即73%不能用贸易顺差来解释。国际经验也表明,顺差增多也不必然带来外汇储备增加,如德国2004-2006年顺差均在2000亿美元左右,但外汇储备还在下降,因为其服务贸易项目、经常转移项目和资本项目下有大量逆差,特别是2005年其对外投资高达4677亿美元,是其贸易顺差的2.4倍。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促进贸易基本平衡
 
    科学发展也是外贸长远健康发展的保障。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好可以针对性解决外贸领域的贸易不平衡、增长质量效益不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外贸领域既要积极采取对策、缓解顺差过大的矛盾,也必须立足国情,充分考虑到贸易平衡政策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促进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由重贸易政策向贸易、金融与宏观经济政策并重转变。顺差问题是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反映,实现平衡非一朝一夕之功,不仅需要调整贸易政策,还要有综合性措施,有长期应对准备。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对外贸易,在加快发展和扩大开放中逐步缓解顺差问题。要在开放中获得更大发展,在发展中提高自身能力,在发展中促进外部均衡,在发展中推动内外和谐。另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措施减缓外汇储备增速,既要采取贸易政策促平衡,也要采取金融政策促平衡。同时,应防止宏观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从经济总量问题入手,从金融系统本身入手,着力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宏观经济压力。
    2.由重出口向进出口并重转变。我们不追求顺差,缓解顺差增速不能单纯控制出口增速,关键在于优化进出口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切实转变观念,由出口创汇向出口创利、出口创牌转变。继续采取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率、加征出口关税等措施,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和损害劳动者利益为代价换取外贸顺差。完善进口政策,加强与海关、质监、交通等部门的协作,促进进口便利。继续支持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物资的进口。同时,顺差问题事关就业和民生,政策调整应充分考虑国内影响,保持出口平稳增长,及早预见和防范国际市场波动的风险,因为国际市场失之容易、占之艰难。
    三是由重商品贸易向商品与服务贸易并重转变。世界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据世贸组织统计,1980—2006年,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从1980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的22.5%。而我国服务贸易只占外贸出口的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今后要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制定并落实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各项政策措施,做大做强服务外包业,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整体水平,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协调发展。
    四是由重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我国“引进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走出去”还不够快。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5年我国吸收外来投资居世界第3位,但对外投资仅排在世界第17位,只占全球的1.5%。我国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的比例为1:6.3,明显低于1:2.8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要以境外资源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为重点,有序扩大对外投资合作,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形成投资与贸易的替代与互补。
    五是由重创汇向调节收汇与增加用汇并重转变。既要减少外汇储备增量,也要改善外汇使用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多管齐下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注重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能调整的相关项目“减收增支”,除了遏制贸易项目顺差增长过快外,把重点放在资本项目的监管上,采取控制短期外债、减少海外发行股票及融资等多种举措。拓宽用汇渠道,加大“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逐步允许居民对境外直接投资,合理增加物资储备。推进外汇资产多元化,实现藏汇于民。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