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假设的不完全讨论

毫无疑问，大规模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过程，一定是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开始的。这一特定的初始条件既包括一定的经济制度，也包括一定的政治架构、文化理念、人们的习惯和决策者的认知能力等。如果严格按照道格拉斯•C•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中国渐进改革过程，则改革过程展开的初始条件及其分析的要求将相当复杂。因为，就中国渐进改革最初的1978年以及后来又表现为不同阶段的相对的初始条件而言，都存在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习惯、经济制度以及不同的经济形势环境。就时间维度看，特定的内容条件及其以后分别不同的发展进程而带来的相互作用后的结果，对下一阶段的改革进程其影响意义又是不同的。特别是随着中国渐进改革在上世纪末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之后，各国经济、政治战略博弈下的世界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则情况更加复杂。因此，为了便于渐进改革有效理论阐述的简洁需要，恐怕设定一定的前提条件甚为必要。特别是要在非国人面前清楚阐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解释中国奇迹的渐进改革理论是成立的，而且该理论是存在被其他国家借鉴可能性的话，则更需要对假设前提条件有一个交代，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问题。因为其他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未必是共产党执政。

因此，抽象中国30年奇迹背后的渐进改革有效理论，本文首先提出两点假设。

假设1：国家权力为了追求全体国民经济利益的不断提高，始终意愿主动不断地修正阻碍国民经济利益提高的有关政治制度以及与政治相关的其他法律制度，并有效地组织不断的市场化改革。

在这里，国家权力可以表示为一党执政，同样也可以暗含不同程度的民主制度和公众投票机制下产生的国家权力。尽管代表国家权力的政治架构的不同，意味着对渐进改革的发动及其进程的推进如同改革中的产权制度一样重要。但是，理论讨论中如果是舍掉了政治架构的具体内容，假设一定政治架构下的国家权力是始终确保追求全体国民经济利益的不断提高，这并不影响而是有利于理论讨论的简洁。在现实生活中，当然不排除在一定时期内肯定存在国家权力与国民经济利益提高的追求发生矛盾的现象。如果存在短时间的矛盾，无非意味着会耽误改革的进程，但是最终仍会以国民经济利益提高为目标而改善国家权力。但是，如果此矛盾激化并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尽管本文下面要提出的渐进改革有效理论框架内容可以存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但并不意味在该国的改革过程中得到实证，即只是表明该国的渐进改革最终是不成功的 。

关于国家权力的理论，按照诺斯研究人类一万年经济史后归纳的国家理论解释，包括契约理论和掠夺与剥削理论。诺斯是倾向于以契约理论方法解释，产权是能够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能够减少交易费用，以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i]^】。事实上，30年来中国经济渐进改革初步成功的故事也在不断证明：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治架构（为分析方便起见，也包括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和非经济的法律制度），确实是推进了中国30年经济总产出举世瞩目的发展。30年中，中国在经济领域不断引入市场制度的同时，也在不断修订与完善有利于产出增长的政治、法律制度；目前中国国家权力机器倡导的意识形态，也是充分地意识到要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不断推进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且在实践中也在不断的择机实施。因此，在讨论渐进改革有效理论框架时，设定上述假设，基本上是能够体现理论逻辑与迄今为止中国30年历史事实的一致性。展望未来，如果由于假设条件的中断或者不具备而导致渐进改革进程的不彻底、最终的不成功，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本身的非有效性。

有幸的是，迄今为止中国30年改革历史在不断的证明，不仅上述的假设条件与历史事实是相吻的，而且重要的是，30年改革中国民福利的明显改善，使得民众在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国民利益才能全面提高这一认识上，已经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识。这进一步增强了上述假设的客观性，进而进一步强化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这是中国渐进改革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渐进改革有效理论可能得以成立的最大支撑。当然，这同样进一步暗示，中国要不断推进渐进改革，确保中国奇迹的轨迹继续延伸，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还必须为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而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改革。否则，已取得伟大成绩的渐进的经济改革仍将会面临中途夭折的危险。

假设2：渐进改革的市场导向始终是确定的，但是渐进改革具体的过程内容和顺序是不确定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引领13亿人口的大国启动这次大规模的持续的改革，就是想通过确立市场导向性的制度体系以全面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就目标而言，这是毫无疑义的。尽管表现为经济发展成功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不完全一样，但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长期计划经济下“穷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对运用市场机制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信念，是确信无疑的（各个时期的表述可能会不一样）。这一理念的确立，是基于1949—1978年执政近30年的深刻教训，还是一种理念、信仰追求的改变，在此的讨论也不重要。但是，改革从何开始？分几个阶段实施？每个阶段包括哪些内容？多个经济领域的改革顺序如何排列？改革在合适宣布结束？一句话，改革的路途如何曲折，最初是不清楚的，这一切始终体现着不确定的原则。

改革过程内容的不确定假设，表面上看与决策者的思考相关，因为面临13亿人口大国的大规模变迁中经济及必然引致的政治、文化诸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同时又要担心一国的政治社会稳定，反映了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和执政者的某种担忧。其实这种不确定假设，本身又是只要选择渐进改革道路而不是休克疗法道路的必然，是与渐进改革过程的特质充分的相吻。因为整个改革过成中的可能的偶然因素导致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局部改革，其结果必然会排列出多种的组合。因此，不确定原则与华盛顿共识的确定原则^【[ii]^】正好相反。他客观上容忍被“华盛顿共识”看来似乎是错误的改革顺序。

不确定原则始终贯彻于渐进改革的每个阶段，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脱离改革实践的幻想假设。因为不将其包括在抽象渐进改革有效理论的概念范畴范围内，而予以假设形式存在，有利于概念理论的演绎。例如，最为典型的是，几乎贯彻于长达30年的改革过程中，关于计划经济于市场经济的争论与表述，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表述，始终在争论（相信仍会延续下去）。但现在回头看，似乎又不影响产出的不断增长和国民福利总体水平的提高。当然，此时有人会说，恰恰是因为由于争论才推动了产出的不断增长等。对此，本人想回答的是，第一，这也正说明此假设不是幻想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济与制度变迁的影响力。该争论是有意义的。第二，从30年改革史看，此类的争论不仅仅局限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争论——实际上是决策前的人的认知过程——的结果，才体现在可被经济理论概念抽象的大量的经济制度的演化上。是原因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结果本身。在此重点是要讨论“结果”间的演化，舍掉原因的讨论并不是否认原因的存在，只是为了“结果”讨论的简洁。因此将类似争论的不确定性设定为假设，只是为了集中从经济制度变迁中的矛盾—演化层面而不是从决策者的认知层面阐述渐进改革有效理论的内在逻辑。

以上是为了理论阐述的抽象需要，作出不确定的假设。其实在中国渐进改革史的背后，在“中国奇迹”的骄人数据背后，客观上也存在似同假设的非经济理论的影子，即就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著名表述。这一经典表述的实质，就是对不确定性假设最好的形象解释。要“过河”的目标是确定的，“如何”过河，“摸哪块石头”过河？并不确定。但是这一指导性思想始终隐隐约约贯彻于中国的渐进改革史，又成就了渐进改革奇迹的不断出现。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本文提出的不确定性假设与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思指出的不确定性不同。诺斯提出的不确定性是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从人类学习、人类意识、人的心智结构的高度，指出人类在参与经济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iii]^】是最为广义的不确定性。本文假设的不确定性，不排除渗透大师的思想方法，但是在此主要专指在探索由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演化的一个特定经济领域内的、短暂阶段上，面临的经济制度演化内容和顺序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