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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资源再生产业是解决资源与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
作者:刘向群    发布:2008-02-18    阅读:1261次   
    目前,中国以每年50亿吨的资源消耗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资源消耗超级大国。为此,关于“谁来养活中国”已被炒得沸沸扬扬。美国著名的兰德咨询公司甚至预言:“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中国真的会非常穷吗?中国东北、西北地区那些因资源枯竭而陷入困境的城市,是否昭示着中国未来?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进行了三年多的调查研究。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已经运转了300年的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全球化。我们看到,少数工业大国的现代化机器,正在吞噬地球上最后的矿产、石油和森林;排放的“三废”和废弃产品,正在污染全球的河流、土地和天空。显然,造成资源与环境危机的,正是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工业文明及其线性生产方式。这一危机不仅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全人类。
    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二战之后,资源匮乏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资源丰富的前苏联和中国的东北、西北地区。而那些取得成功的地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依靠初期的廉价劳动,掀起了垃圾革命(即资源再生),为制造业提供了比传统矿冶业更为廉价的原料和装备,因而相继成为制造业强国和经济发达地区。从近50年来出现的制造业紧随再生产业转移,哪里再生产业发达,哪里制造业就繁荣的现象证明:人类已经有了一种比开矿更为有效地获取原料的手段—资源再生。
    资源再生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回天之力?根本原因是:物质是不灭的,世界上有多少新就有多少旧。经五千年开采和积累,全球绝大部分可工业化开采的矿产资源已经不在地下,而是以垃圾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其储量已近一万亿吨,并还在以每年一百亿吨的数量增加。其纯度之高、数量之大足以取代大部分矿藏。而且成本、能耗、环境代价都远低于利用矿产资源。如利用废钢比利用铁矿可减少80%的能耗和90%的“三废”排放;利用一吨废纸可少砍伐17棵大树;利用1吨废塑料可节约4吨原油。因此,随着矿产资源与“垃圾”的此消彼长这一物质存在的变化,必然会引发一场全球产业结构由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向产品-废弃-再生产品的循环经济转型。
语录索引:
    △ 人类不能只创建一个消耗资源的制造业(动脉系统),还必须创建一个能使资源反复利用的再生产业(静脉系统)。唯此,地球有限的资源才能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人类才会有一个天下无废物的循环型、清洁型社会。
    △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和环境危机的全球化。只有形成世界上有多少新就有多少旧,有多少旧又再生多少新的“国际大循环”,全球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 改变全球已经延续了300年的线性产业结构及其管理体制,建立循环经济的新秩序,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革命,是先进与落后生产力的总较量。
    △ 化腐朽(垃圾)为神奇(资源)的再生资源产业,再生了油田矿山、再生了森林草原、再生了碧海蓝天、再生了人类的希望与明天。
    △ 资源,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资源的循环利用,将开创更加辉煌的生态文明。      
    △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因此,在资源短缺的时代,资源再生产业是最重要的“希望工程”,资源再生从业者是“最可爱的人”。
    △ 天下没有不可利用的“垃圾”。“垃圾”是放错位置、混合在一起的资源。
    一、资源再生促成国际大循环,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1)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大势所趋
    300万年前的人类,作为循环生物链中的一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那时的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处在同一水平的食物链上,既捕杀弱小动物为食,又是更凶猛野兽的食物,既制约了某些物种,又被某些物种所制约。
    随着地质、气候的变化,一部分迁徙到北方的人类为了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掀起了一场工具革命。用各种木器、石器武装起来的人类,捕杀和防范野兽的能力大大增强,因而很快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成为几乎没有天敌可以制约的万物之灵。然而,人类一但不受制约,必然会因为数量激增而使生态失去平衡。由于人类猎杀的野兽、采摘的果实大大超过了自然的恢复能力,导致大型动物纷纷灭绝。如原来每平方公里的森林只能为人类提供一头野牛和一吨野果,但人类却捕杀了两头野牛和采摘了两吨野果,于是,野牛和野果因为得不到休养生息而数量锐减。人类从此由可持续生存的循环状态,转为入不敷出的线性状态。于是,各部落展开了残酷的地盘争夺战。但是,由于动、植物资源的总量不足,地盘争夺战实际上已经没有最后的胜利者。
    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发起了一场能够使动、植物资源不断“再生”的农业革命,由杀鸡取蛋的猎杀、采摘,转变为养鸡下蛋的饲养、种植。
    无论是黄河流域以狩猎为主(图腾为龙)的黄帝驯百兽,还是长江流域以采摘为主(图腾为凤)的炎帝尝百草,都是一种试图使动、植物资源加速“再生”的尝试。这些尝试的结果,使每平方公里土地所能提供的动、植物资源成倍地增加,最终使食物链又恢复为收支平衡的循环状态。
    而随着获取资源的生产方式的转变,适合狩猎与征战的组织形式—群婚、群居的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经济,被适合春种秋藏,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经济所取代。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狩猎文化,被夫唱妇随、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所取代。从此,一个能够大大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家庭经济、农业文明宣告诞生。人类才随之由蛮荒步入文明。而农业经济的循环圈,由于受落后的运输工具和生产力的影响,也仅局限于“两亩地一头牛”的家庭范畴。
    随着经济基础的转变,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巨变。在中国,经过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产生于农业经济最发达、社会最稳定地区,以巩固国家和家庭为目的的儒家文化,被证明为最有利于农业经济、最有利于建设一个强大国家。而只有国家强大,才能保证相对孱弱的农业民族,不受北方强悍游牧民族的侵扰、才能保证家庭经济安居乐业。到了空前强盛的汉武帝时代,经过文景之治的成功实践,儒家文化被正式定为国学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几乎在同一时期(历史上称之为轴心时代),随着铁器的使用,最适合于农耕、放牧的欧、亚温带的江河流域,几乎都发生了农业革命。尽管这些地区互不相通, 但近似的资源状况、近似的生产实践,造就了近似的文明和近似的思想家。如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及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先知们。而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唯独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也证明了儒家文化对于维护农业经济、建设强大国家、保障社会和谐所起的重要作用。
    人类由资源掠夺型、与自然相对立的“工具革命”,到自给自足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业革命,是一次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是一次通过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来适应资源变化、解决资源危机的成功尝试。
    16世纪,西方一些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在寻找新牧场的领土扩张中,不断发现黄金、石油、煤炭和其他矿藏,随即掀起了一股淘金热、找矿热和探寻新大陆热。不断被“发现”的丰富、廉价的矿产资源,以及“新大陆”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引发了一场由农牧业向制造业转型的工业革命。
    由于新发现的矿产资源储量集中、成分简单,适合于产业化、规模化利用,而且收益远高于利用土地资源。于是,大而专的矿冶、制造托拉斯,取代了小而全的家庭经济;利用矿产资源的工业文明,取代了地里刨食的农业文明。由于依赖船坚炮利的侵略与掠夺是当时获取资源、开辟市场最有效的手段,于是衍生出工业文明所特有的弱肉强食的竞争文化和谁占有资源,谁就占有世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列强为瓜分世界而展开的血腥的殖民战争。
    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使地下的矿产资源能够工业化开发利用,因而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科技和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人类对矿产资源的依赖日趋严重,以至于达到离开了各种资源就彻底瘫痪的地步。
    由于地下的矿产资源无法自行再生,而不到300年的工业革命,消耗的矿产资源却超过了3000年农耕时代的总和,于是,自给自足的循环经济被打破,人类再次进入了依赖原生资源的线性状态。为了争夺迅速枯竭的各种资源,爆发了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而消耗了大量资源的世界大战,更加重了资源危机,人类只能依赖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提高资源利用率来缓解这一危机。显然,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将人类的生存与地球上有限的矿产资源捆绑在了一起,使人类处于一种与矿产资源共存亡的线性状态。
    于是,如何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研究的头号课题。无论是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宏伟目标;还是美国开发外星资源和深海矿藏的长远规划;还是绿色和平组织回归大自然的努力;都是试图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然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资源的可持续供应。无论人类如何的节约、无论外星资源如何的丰富,都无法避免可工业化开采的矿产资源在50年内基本告罄。而人类即便完全回归了自然,仅靠地球自身的循环再生能力,只能养活三亿人。罗马俱乐部因此得出“发展的极限”的悲观论调。
    人类真的如邪教头目所预言的那样,已经面临与资源同归于尽的末日了吗?
    物质是不灭的,世界上有多少新就有多少旧。经五千年开采和积累,全球大部分可工业化开采矿产资源已不在地下,而是以废旧物资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其数量已达近万亿吨,并还在以每年一百亿吨的数量增加。这一与消费同步增长、纯度极高的绿色矿山,足以取代大部分矿藏;足以工业化利用。实际上,善于反传统、逆向思维的犹太人早就意识到:再好的铁矿不如废钢。并乘两次世界大战列强为争夺矿产资源打得头破血流之际,把欧、美大部分“垃圾”这一潜在的富矿控制在手里,因而获得了今天的极大利益。
    资源的极端匮乏,使日本形成了具有珍惜资源和掠夺资源双重性的“岛国文化”。二战被解除武装后,靠战争掠夺资源的道路被封死,而珍惜资源的属性则被发挥到极致。各种资源在日本都会被利用、利用、再利用。因而与具有同样命运的德国,成为最先发起“垃圾革命”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国家。
    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资源短缺,周恩来总理发出了“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的号召。并组织建立了16万个遍及每个角落的回收点,实行了以旧换新、牙膏皮换牙膏的政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统,有效地缓解了中国的资源短缺状况。但由于当时老百姓刚经过“大跃进”的洗劫,手里的废旧物资数量十分有限,物资回收才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与采矿业抗衡的独立产业。
    从近50年来出现的制造业紧随再生产业转移,哪里再生资源产业发达,哪里制造业就繁荣的现象证明:人类完全可以用非战争手段、用比开采原生资源更经济、更环保的循环经济来获得资源。而能够变废为宝的再生资源产业,则是解决资源危机的关键环节,是循环经济的“发动机”。
    调查显示,大量消耗原生资源的线性经济、工业文明,随着原生资源的枯竭,正在被一个能够使资源不断再生的循环经济、生态文明所取代。而要将运转了300年的线性经济改造为循环型,是一次脱胎换骨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传统企业,而且涉及到为之服务的思想、文化、政治等上层建筑。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一次最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宣告了一个资源掠夺时代即将结束,一个资源再生的时代正在到来。
    目前,随着这场革命由经济领域扩大到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等自然领域,则必将催生出一个循环型社会、循环型世界,使人与自然再一次由对立走向和谐,使生态环境重新恢复为收支平衡的循环状态。
    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存在。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只有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以适应资源的变化,成为能够生存的适者,地球有限的资源才能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而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者,则要求资源无条件地适应和满足人类固有的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其结局必然是恐龙式的悲剧。人类发展史上,依赖大自然提供的动、植物资源的狩猎文明,维持了300万年,部落经济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依赖土地资源的农业文明维持了3000年,家庭经济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依赖矿产资源的工业文明只维持了300年,托拉斯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研究证明,东方农业民族的主要特征是:同一个家族世代耕耘同一块土地。这种闭锁循环、因循守旧的生产方式,虽然可持续生存并保持了生态的平衡,但由于不利于发展与创新,因而妨碍了资源开拓型、掠夺型的工业革命。而西方游牧民族的主要特征是:不断开拓和发现新牧场。这种积极进取的线性生存方式,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中国、印度、埃及等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工业革命都落后于欧洲那些性格更强悍、思想更自由、眼界更开阔的游牧民族。追根朔源,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正是循坏型的农耕与线性的游牧,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造成的,这也解释了郑和的和平船队与英国无敌舰队的区别。如今,随着工业文明赖以存在的矿产资源的枯竭,线性经济必然会被循环经济所取代。这一转变,循环型的东方文明则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近50年来,具有东方色彩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两种文明必将融汇贯通,成为统一的“人类文明”。
    综上所述,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随着资源变化而变化的循环-线性-循环,周而复始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对资源新状况的不断适应过程。 
    (2)经济全球化,必然促成循环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大循环
    价格低廉、快捷的运输、信息“高速路”,促成了经济的全球化。而全球化形成的大市场,把天下的商品摆在了同一个“柜台”上,优、劣、贵、贱一目了然。任何企业既面对全球市场,也面对世界强手的竞争。机遇与风险都是世界级的。企业只有扬长避短,成为世界一流的专业户,才能生存。
    由于商品的生产过程(动脉系统)是一个由“技术密集”的科研→到“劳动密集”的组装过程。而废弃物的再生(静脉系统),则是一个由“劳动密集”的拆解(反安装)→到“技术密集”的提纯的“反生产”过程。
    因而在国际大分工中,形成了发达国家的科研成果、核心部件等技术密集成果,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废弃后,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密集劳动,一部分翻新后降级使用,一部分拆解成初级原料,再到发达国家去提纯的大分工、大循环。如:过去完全在德国生产的奥迪车,现在采用日本的电器、德国的发动机以及十几个国家的部件,最后到中国组装。报废后到发展中国家,一部分翻新成为二手车、零配件继续使用,一部分拆解成各类金属再到发达国家冶炼成特种钢,进入第二轮循环。这种各尽所能的循环型产业链,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性价比和资源的利用率。
    显然,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产品的“制造”和“再生”过程,正在化整为零,由全球最具优势的企业共同完成。如制造业的加工、组装,再生产业的分拣、拆解等劳动密集的加工程序,近30年来都在依次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向中国的香港、台湾、长三角、珠三角转移。而各种产品的研发、核心部件等技术密集部分,又都逆向转移到欧美。因此,全球的制造业和再生产业并不是转移了,而是打破了各自为政的小生产局面,从以户为单位的小分工、小循环→到以国家、地区为单位的中分工、中循环→直至今天全球化的大分工、大循环。最终使产品的每个零部件和每道加工程序,都来自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仍然坚持每个零部件都自己研制的所谓“完全独立知识产权”,无疑是一种小生产的落后观念)。
    这一全球大分工、大循环,保证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企业更加专业化、上规模而高效节能,使各国都能根据自己的“特长”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环,组成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经济共同体”。
    这一无限循环、高度专业化的全球经济共同体,正在实现全球范围的各尽所能、资源共享和公平竞争,为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的资源、环境、贫穷、战争等问题奠定了基础。使人类有可能调动全球的资源、制定统一的标准,解决人类共同的危机。由于这一“全球经济共同体”代表了人类的根本利益、符合经济规律,正在成为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可逆转的“主流文明”,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传统的小生产、线性经济以及霸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将人类由“蓬间雀”,变为全球化的“鸿鹄”。
    因此,无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作为一个地球人,在享用来自全世界的美味佳肴和名牌产品的同时,也都面临资源和环境危机的全球化,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恐怖活动的全球化。
    所以,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范围,也应当由一个民族和国家,扩大到全人类。都首先应当尽到一个“地球村”村民的责任和义务。由于威胁人类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已经上升为高于“阶级”甚至民族矛盾的主要矛盾,因此,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应当服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美国单方面退出防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损害了全人类的利益,必然遭到广泛谴责。
    然而,今天的全球化,实际上还是采矿→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资源与环境危机的全球化。因此,要使地球有限的资源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我们不能只创建一个消耗资源的制造业,还必须创建一个能使资源反复利用的再生产业,形成动脉系统与静脉系统首尾相接的国际大循环。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在这个唯一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上世代繁衍下去。 
    (3)国际大循环,正在极大地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
    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表明,进口废旧物资的数量与地方经济的繁荣完全成正比。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小企业,船小好掉头,在市场的驱动下,迅速适应了已经变化了的资源状况,完成了向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循环经济转型。他们每年利用了占全国进口总量85%的废旧物资4000多万吨, 以及大部分国内再生资源,获得的廉价原料、装备最多,出口产品最多、解决就业最多,经济就最发达。而越向西北方向,对矿产资源的依赖越严重,经济就越落后。
    如今,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每增加一万吨进口废旧物资,就增加就业200人,节约原生资源120万吨,少产生“三废”100万吨,节电1000万度,增加产值5000万的模式。如东南沿海的中低档电子产品之所以在全球占重要地位,充分利用国内外“电子垃圾”是重要原因之一。电子元器件平均寿命为50万小时,而发达国家的电器更新快,“电子垃圾”中的元器件平均只用了2万小时,正处于最佳时段,其合格率比新元器件还要高3个百分点。而拆解这些元器件主要靠手工。因此,尽管发达国家对废旧电器平均每台补贴20美元,回收率也仅为8%。中国则能回收到每个焊点,并将其中的大部分元器件组装成上千种电子产品。彻底报废的电器拆解成单一成分后仍可成为廉价原材料。
    如深圳一家由4名大学生集资8000元起家、主要利用国外废电器的惠科公司,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形成400万台显示器、电视机以及几十种电子产品的生产能力、解决了一万多人就业。因为该厂产品的反修率、价格,均远低于原装产品,因此,在国内外供不应求。而造成污染的环节,均达到环保标准。
    这样的事例在广东不胜枚举。仅广东贵屿一个镇,每年就拆解了55万吨进口的“电子垃圾”,为中国的电子产业提供了大量元器件和原料。据当地政府保守统计,贵屿每年从废旧电器中拆解出塑料13.8万吨;(相当于40万吨石油)铁、铜、铝、锡等五金25.8万吨;贵金属6.7吨,其中金5吨、银1吨、钯0.7吨。尽管也存在污染问题,但与从矿石中提炼同样数量的金属、生产同样数量的元器件相比,耗能耗材、环境代价要低几十倍。而如果采用工业文明发展制造业的传统手段,则需要几十亿的投资和多年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经中国电子工程院的专家考证,贵屿堪称世界废电器回收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千万个世界上最精密的“机器”—人,将废电器彻底解体,其精湛的拆解工艺令人叹为观止。单手机一类就拆解出1000多种构件,回收率近100%。这显然是任何高科技设备所办不到的。更重要的是,还安置了十几万农村剩余劳力,使几万家庭脱贫至富。在中国,除电子废弃物以外的其他废弃物也像潮水一样被吸纳进世界上最强大的再生机器,转化为各种产品,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另外,中国东南沿海大量利用发达国家的二手设备,也是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纵观日、韩、台、港的发展史,无一不是靠二手设备起家。
    发达国家为了保持高科技领域里的优势,不断加速设备更新。各种设备大多不到设计寿命的1/3便淘汰。这些换代设备,大部分质量都优于我们乡镇企业的装备,甚至超过我们的新产品(许多乡镇企业还在使用国有企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淘汰设备)。而中国养活着亿万农民的乡镇企业,是进军国际市场的主力。他们大多没有贷款资格,无力购买先进设备,如果利用发达国家的换代设备,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能源,还可以增加就业、改善装备。靠行政命令要求数十万家乡镇企业立即购置现代化设备,显然是不现实的。
    如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后电力过剩,仅日本就有32家200万千瓦并有全套脱硫装置的火电厂准备下马,其设备远比我们大部分电厂先进。而建一座新电厂,需要400亿人民币和五年以上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如能利用日本的下马电厂,只需50亿人民币,还能节约大量资源。另外,发达国家由于人口下降,建筑基本饱和。整个欧洲每年的建筑面积不如一个北京。而日本每年的建筑面积还不到北京的1/3。造成了大量十分先进的建筑设备闲置。而北京却在闹设备荒,租一吊车至少要等三个月。而且其中许多设备都已到报废期。
    近年来,大量进口的二手设备,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使沿海众多企业鸟枪换炮。常识告诉我们,决定设备质量的是设备的品质而不是新旧。
    二、国际大循环,是解决中国乃至全球资源、环境等问题的根本出路       
    (1)国际大循环是解决中国资源危机的根本出路,是永不枯竭的“绿色矿山”
    在全球化大分工中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正在超过发达国家的那些高科技产业。加上内需的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源消耗第一大国。因此,解决中国的资源问题,对于解决世界的资源问题,举足轻重。
    而当中国取代欧、美、日成为世界工厂,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今天,全球资源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世界上大部分矿区已经濒临枯竭。据统计,世界上一些主要矿藏可供开采的年限为:铜53年,铅21年,锌23年,锡41年,镍79年,钴67年,钨42年,石油55年。可以说,本世纪内全球将基本无矿可采。而中国自身更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主要45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值的一半。四百处主要矿区也都进入晚期,普遍处于少(数量少)、散(分散在边远地区)、贫(品位低)、杂(伴生矿多)的状况。利用率不到30%,开采成本却是国外的2-4倍,且多数已成为污染、伤亡重灾区。
    显然,无论中国推行开采型资源战略还是储备型资源战略,都是不能持久的无源之水。另外,中国每出口十集装箱由各种资源组成的产品,就有六个空回,资源透支达60%。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在用自身的“血肉”,满足全世界的需求。长此以往,中华民族将在我们这一代一无所有。 同时,大量进口矿砂,无异于进口污染。如进口1万吨铜矿,就有9000吨高硫、高砷的矿渣永远留在中国,洗一吨铁矿,要污染100吨水,炼一吨铝矿,要耗电4万度。加上运输、选矿、冶炼大量消耗水、煤、油、电,能耗、环境代价极其沉重。
因此,如何解决中国的资源危机,已经成为关系到民族兴衰的头等大事。
    事实上,50年前的日本、德国;40年前的韩国、台湾、香港;30年前的珠三角、长三角这些资源匮乏的国家和地区,也都曾面临资源与发展的尖锐矛盾。为此,发达国家的学者还成立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做出了“发展的极限”之类的悲观论断。邪教组织据此还纷纷推出世界末日论。
    然而,50年后的今天,人类既没到末日,发展也未临极限。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的,正是由于发展再生产业,形成了资源可反复利用的循环经济。上述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利用初期的廉价劳动,加工发达国家的废旧物资,解决了原料和装备。翻开上述地区大型企业的发家史,几乎都有修旧利废的发展历程。因此,大力发展再生产业,把“吃老本”的线性经济改变为“吃利息”的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选择。但中国是关起门来利用国内废旧物资搞“小循环”,还是进口发达国家的废旧物资,加入“国际大循环”?
    由于中国的经济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生产、生活资料,还在由发达地区向贫困山区逐年降级使用,不会在短期内报废。所以,尽管中国的千万“扒拉”大军几乎挖地三尺,也只能为中国提供30%的原材料。显然,仅靠中国国内的废旧物资,是无法满足正在为全世界制造产品的世界工厂的需求。
    而发达国家的人均物质消耗是中国的30~40倍。如日本人均每年报废450个饮料瓶,是中国的100倍。发达国家的钢铁蓄积量超过1000亿吨,其中大部分处于闲置和报废状态。如有一百年历史的钢都美国的匹兹堡已永久停产,成为几百平方公里的铁山铜岭。各种飞机、舰船、汽车、塑料“坟墓”无处不在。另外,发达国家每年还要新产生废旧物资40亿吨,其中大部分因成分复杂机械无法分辨,只能靠人工分捡、拆解才能利用,成本超过了其承受能力,只能被填埋或闲置。而中国的钢铁蓄积量不到100亿吨,就连废弃建筑物里的钢筋,都被手工凿出来回收。为了寻找废金属,中国的回收大军甚至购置了军用探雷器。在中国,含沙量超过60%的废塑料渣,都被做成浮漂出口。
理论上讲,废旧物资是“放错位置”、“混合在一起的资源”,天下没有不可利用的“垃圾”,关键在成本和技术。因此,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依靠巨额补贴才能处理的“垃圾”,往往是中国回收大军眼里的“抢手货”。
    去年,中国国家发改委为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集中了众多专家就资源短缺问题进行了探讨。出于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专家们的眼光仍然集中在原生资源的开发以及尽快实现低消耗的现代化上,甚至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开发、储备矿产资源的全球资源战略。事实上,按现在的发展速度,只需30年,全球大部分可工业化开采的矿产资源就会被用尽。显然,仅靠开采人类最后一点矿产资源和立即实现现代化,都是不现实的。如今,中国为维持高消耗、低产出的线性经济而推行的全球资源战略,正在遭到各国资源保护组织的抵制。中国东北地区的现代化水平、矿产资源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数,如今却需要动员全国去“振兴”。而资源匮乏、装备落后的东南沿海地区取得成功,并非得益于现代化和全球资源战略,而恰恰是由于大量利用了再生资源。
    如果中国能够吸取东南沿海的经验,每年利用发达国家40亿吨废旧物资中的5亿吨,可节约包括水、煤、油、矿、木材等原生资源600亿吨、少产生“三废”500亿吨、节电5000亿度(相当于2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25亿吨、解决就业2000万人。加上国内废旧物资的再生和少量的矿产资源,将基本实现资源的收支平衡。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将由线型转变为循环型。
    根据资源枯竭的速度推断,30年后,再生产业为全球提供的原料将由目前的30%提高到80%、产值超过3万亿美元、解决就业3.5亿人,并最终取代矿冶业成为与制造业并驾齐驱的支柱产业。这无疑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兴衰的战略机遇。因此,改变落后的产业结构应当成为我们继续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
    如:织网业每年要消耗一千多万吨石油。由于织、补渔网属于密集劳动,因此,全球大部分渔网都在中国生产。发达国家进口的中国渔网破损后,由于劳动成本过高,无力进行修补或“再制造”,而中国又禁止废渔网的进口,只好将废渔网的一部分丢弃在海里,造成赤潮和海难(最近俄罗斯潜艇被日本丢弃的废渔网缠住,就是一例),一部分焚烧或填埋,造成污染和浪费。这一现状使全球制网业处于一个石油—渔网—废弃的线性状态。如能进口废渔网,具有强大修补和再生能力的中国,回收率接近100%。一但形成渔网—废弃—再生渔网的国际大循环,不仅每年将为人类节省一千万吨石油,而且还能解决上百万人口的就业。在中国,类似渔网的情况比比皆是。如果中国每年出口的十几亿吨产品都能够循环利用,资源危机将得到根本的缓解。   
    (2)没有国际大循环,就不可能实现中国乃至全球环境的根本改善
    将造成污染的废弃物进行焚烧、填埋处理的环保人士,被称为仁者。将废弃物再生利用者,被称为智者。由于仁者改变不了废弃物日益增加的局面,属于线性处理手段。而智者变废为宝,是一种收支平衡的循环型处理手段。
    发达国家由于人工昂贵、原料需求萎缩,每处理一吨废旧物资平均需要补贴100美元。而要将每年产生的40多亿吨废旧物资再生,经济上显然无法承受,只能以焚烧、填埋为主。而人力资源丰富、市场需求巨大的我国,每进口一吨发达国家的废旧物资,平均可获利1000元。而对废旧物资回收利用,较之焚烧、填埋,是一种更彻底、更干净的处理手段。因此,我们目前照搬发达国家重治理、轻再生的环境战略,显然悖离了我国的国情而事倍功半。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造成的污染,使地球的环境容量几乎达到极限。如今把污染企业往发展中国家一推,把自己的家园布置得“花团锦簇”。而等到发展中国家要脱贫,他们却以“仁者”的面目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迈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环境壁垒”,目的是怕穷邻居弄脏了他们的后花园。引进这些“洋”标准,使那些甚至还未解决温饱的发展中国家,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用。结果,中国的一些治理项目尽管好话说尽、投入重金,但由于砸了农民的饭碗,断了地方的财路而遭到普遍抵制,并不断“反弹”。
我们既要环境,也要发展。而没有“资源化”、“产业化”的环境保护,是只有发达国家才玩的起的“高消费”、“奢侈品”。中国要维持生态不进一步恶化,按照发达国家的洋教条推算,每年至少投入15000亿。而中国尽了最大努力,才达到目前的6000亿。巨大的缺口怎么解决?
    出路只能是成为发展再生资源产业的“智者”,把污染源变成资源、财源。把环境保护由“纯消费事业”变成“高回报产业”。显然,能产生高额利润和解决大量就业的再生资源产业,才是发展中国环保事业的最有效动力。
那些按照西方“仁者”的标准,认为中国没有绿色GDP,并把绿色GDP当成沉重负担的环保专家们是否看到:中国的再生产业,每年把上亿吨严重污染环境的国内外废弃物转化成资源,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部分绿色GDP,不仅没有成为经济负担,还成为我国GDP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每年耗巨资开采和进口的50亿吨矿产资源,在开采、运输、冶炼过程中要产生几千亿吨废水、废气和废渣。形成的酸雨损失达一千多个亿。显然,造成污染的真正罪魁祸首并不是被媒体大肆炒作的、每年四千万吨进口废旧物资中的区区几箱“洋垃圾”,而是大量的矿产资源。
    我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已据世界第二并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矿冶、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占到总排放量的75%。如电解一吨铝矿耗电4万度,排放二氧化碳25吨,是利用废铝的20倍。因此,用废五金取代矿砂等原生资源,是最有效的减排手段。如果我国每年进口的不是3亿吨矿砂而是废金属,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亿吨、节约环境治理费300个亿、节省80%的能耗。可以说,再生产业是最节能、环保,产生碳信用最多的行业。因此,改变落后的产业结构,尽量利用再生资源,才能建成天下无废物的节约型社会。我们推行的重治理、轻再生的环境战略,是舍本求未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中国的淮河治污工程投入了大量资金,关闭了大批企业。但由于这批地方赖以生存的企业“关而不死”,环保设施“设而不施”,效果并不明显。如果我们将这批污染企业,像广东、浙江的企业那样,大量利用相对清洁的再生资源,污染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如:河北唐山是环渤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全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和“珠三角”比,人均产值不到后者的二分之一,污染却比后者高许多倍,其根本原因是:唐山主要利用的是各种高能耗、重污染的矿产资源,而“珠三角”主要利用的是废钢、废五金、废塑料等可再生资源,发展的是循环经济。
    又如,利用木材生产家具、筷子出口,被中国一些“仁者”深恶痛绝。经调查,由于市场需求,华东地区已形成了速生林的绿色海洋。如过去作为中国重点扶贫对象的沂蒙山区,种速生林后,每亩收入由不到100元增加到1,000元。加工成板材和家具后大量出口,不仅迅速脱贫致富,(其私家车拥有量已经超过广东)而且环境大为改善。林区的负氧离子超过平均值几十倍,成为天然氧吧。日、韩的回收率很高,报废的木制品被做成纸浆回到中国,又节省了大量的木材。木材加工属于密集劳动,还解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力。
人类生存就要消耗资源、排放“三废”。一味限制消耗和排放,只能妨碍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单纯的保护型、回归型环境战略,既消极、被动,又治标不治本。而将污染源再生成资源,形成消耗越多、排放越多、再生越多,生生不息的“再生型环保战略”,才是标本兼治的环境战略。因此,没有国际化的再生资源产业形成的国际大循环,也就不会有中国乃至世界的环境保护。(3)发展再生资源产业,促成国际大循环,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
    三百年弱肉强食的工业文明,使全球绝大部分资源和财富集中到了少数发达国家。日益扩大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动荡和恐怖活动的主要根源,成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要障碍。怎样才能使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源濒临枯竭、环境容量已近饱和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摆脱贫困?
    曾经有着同样命运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已经做出了榜样。
    集中了全球最庞大贫困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力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并没有通过侵略与掠夺去开发矿产资源,也没有通过高消费、大规模基本建设来刺激经济。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走工业革命的老路,而是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全球大量积存的再生资源促成了进口废旧—出口产品—进口废旧的国际大循环。他们的成功为人类摆脱资源、环境以及贫穷的困扰,指明了方向。
    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庄稼汉”,在工业文明相对薄弱的地区,“温和地”完成了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革命,使占全球近1/4的人口走上了循环经济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经粗略计算,如果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像中国东南沿海的贫苦农民那样,顺应已经变化了的资源状况,加入国际大循环,全球的资源、环境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将得到根本的缓解。
    另外,大量廉价再生原料和设备加工出来的廉价生活用品,进入全球寻常百姓家,大大降低了全球的物价指数。显然,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的,正是全球大多数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中国制造,而不是某些发达国家所标榜的民主和人权。就连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廉价产品使美国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达到了“稳定的中产阶级水平”,成为美国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无处不在的中国货已经成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和平使者。
    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之所以大多与资源有关,主要是因为各种原生资源的数量有限而又几乎不可再生,具有极高的价值,因而不惜付诸武力。而中国进口的废旧物资,在发达国家不仅没有价值,还是需要重金补贴的沉重负担。显然,任何国家都会为保卫资源而战,而不会为造成严重环境问题的“垃圾”而战。因此,中国发展利人、利己、利天下的资源再生产业,为根除由资源引发的战争,创造了条件。另外,中国将全球的主要污染源“垃圾”,变为资源、财源,必然使世界变得更清洁、更富裕。因此可以说,中国发动的这场“垃圾革命”,将是一次与历次革命不同、造福于全人类的“和平演变”。   
    三、中国必将成为“国际大循环”的“发动机”和生态文明的“发源地”          
    1、中国发展再生资源产业的优势
    上世纪末,中国的环境专家按照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济理论推算出:进入21世纪,中国每年将有数以亿计的废家电、旧轮胎堆积如山。并为此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建立了一批现代化处理厂。然而,这种情况至今都没有出现。主要原因是:中国具有发展再生资源产业的巨大优势,这一优势,使废旧物资得到了最为充分地利用。那些匆忙建立的、以设备为本的“洋”处理厂,也因为根本无力与以人为本的“土”再生企业竞争,而大多濒临破产。
    优势之一:丰富的人力资源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力,使中国成为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富于创造性的“第一要素”。经过300万年进化的人,比任何机器都精密复杂。世界上最名贵的服装、汽车、家具、首饰,以及大部分产品的组装和拆解,都要靠任何现代化设备所无法比拟的人类的大脑和手。中国拥有的数亿部精密“机器”,是一笔巨额财富。而发展决定人类命运的再生产业,需要密集劳动,最能体现这笔财富的价值。
    如汽车生产消耗了全球30%的钢材、70%橡胶及大量贵重原料。因此,报废车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但由两万个零部件、200多种不同成分组成的报废车未经拆解是无法回炉的。发达国家极尽高科技之能是,也未能发明出代替人的拆解机器。于是,数以亿计的报废车堆成的“汽车坟墓”,包围了大小城市。而中国靠世界上最精密的“机器”—人,将报废车彻底解体,回收率近100%。在中国徐水长达十几公里的拆车一条街,将包括海南、新疆的全国报废车以及建筑、运输、工业等设备运回来,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回收到每一个螺丝钉。这些拆解专业户,使中国成为全球报废车回收率最高、唯一没有汽车坟墓的制造业大国,大批贫困村还因此成为了富裕乡。
    优势之二:巨大的市场需求
    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经成为资源消耗第一超级大国。而发达国家在全球专业化大分工中,已经由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实验室,对初级原料的需求急剧萎缩。因此,发达国家因劳力昂贵又缺乏市场需求的再生产业,向劳力丰富又有巨大市场需求的中国转移,已成为大势所趋。
    优势之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廉价的运输成本
    处于欧亚大陆桥起点的中国,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以及众多的深水港口。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经济圈,正在每年向全世界出口十几亿吨的工业品、日用品,回程船只空载率高达60%,因此,运回再生资源的价格极为低廉。
    优势之四:中央政府的重视以及中华民族勤劳俭朴的传统文化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而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加之长期计划经济造成的物资短缺,迫使人们学会了充分利用资源,以及各种修理、再制造的技能。加上反对暴殄天物(自然资源)的简朴民风、具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家庭经济,成就了中国举世无双的再生产业。正是因为该产业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原料和装备,才使全球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而没有向人工更加低廉的非洲、印度、东南亚转移,才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2、中国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存在的问题
    (1)再生资源产业落后和进口渠道不畅
    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一直沿用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资源丰富、人力不足的“苏联模式”。即不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靠高消耗换取高速度。这种“重开采、轻再生”的传统线性经济,不仅导致中国各种资源迅速枯竭、能源不足、投资规模过大的经济“过热”,而且造成了再生产业的先天不足。多年来,中国没有投资一个有规模的再生资源项目。100多家国有骨干企业、2000多家上市公司,没有一家专搞再生资源。而后天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中国的废旧物资十分贫乏,仅靠收集民间几代人用过的“破烂”,数量少、质量差。致使即将成为中国原料主要来源的再生资源产业,长期处于先天不足和营养不良状态。使中国再生企业的现代化、产业化程度,在六百个行业中都排在末位。
    由于中国再生企业弱小、分散,国内又没有一个规范的交易市场,废旧物资都要从占有先机、在发达国家吃补贴又到发展中国家卖高价的中间商手上购买,大部分利润被赚走,中国成了廉价的加工车间和垃圾处理站。那些中间商大多属于无视法规的黑社会。“洋垃圾”就是他们调包、搀假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再生企业没有形成规模,加上技术、设备落后,对品类繁杂的废旧物资只能各取所需。价值不高、难以提取的只好丢弃或焚烧,造成污染。
    因为货源和政策不稳定,中国的这类企业基本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作长远投入、不上环保设备,成为一查就停、一罚就跑的“再生游击队”。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中间商的盘剥深恶痛绝,随之制定了限制废旧物资出口的《巴塞尔公约》。过去,日本企业只需把“处理费”交中间商,废旧物资就可轻易出手。《巴塞尔公约》阻断了这条“黑色通道”,中间商也曾偷运出去一部分,一旦被发展中国家发现,难免被重罚。结果,日本每年4.5亿吨废旧物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出不去又填埋不起(填埋费已达2万日元/吨),只好在日本列岛“大漂流”。有的偷偷倒进海里,造成污染和浪费。专家称之为静脉栓塞。预计到2020年,日本所有填埋场都将暴满。制定国际公约是必要的,但造成大批可再生资源滞留在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大量开发原生资源,终非上策。怎样才能“泼出脏水又不泼出孩子”?只有变堵为疏。况且堵是堵不住的,一些中间商受暴利的驱使,不择手段地走私,或从一些小巷口闯关。损失了关税、助长了腐败。
    (2)障碍来自国民对资源短缺认识不足以及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
    目前,中国城市的广大群众,还沉迷于地大物博,普遍缺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有5万人参加,会后没留下一张纸屑。北京开一次演唱会,会后清理垃圾十几卡车。为支持再生产业,美国克林顿总统下令将政府的汽车轮胎、办公用品等换成再生产品,并将10月6日定为再生节。而我们许多专家,却在沿用线性经济的传统做法,鼓吹大量生产汽车等奢侈品,鼓吹靠高消费、加大基本建设规模来刺激经济,无异于给资源危机火上浇油。
    在国外,从事再生资源被尊为“创造未来的工程师”。在中国则称其为“破烂王、拾荒的、丐帮、扒拉大军”,地位十分低下,往往成为教育子女不求上进的反面教材。目前,绝大部分干部群众把进口废旧物资视为“洋垃圾”,是有损民族尊严的奸商所为。而事实上,中国每进口一吨废旧物资,平均可节约120吨煤、油、矿、水、木材等原生资源。显然,我们进口的不仅不是“洋垃圾”,恰恰相反,我们进口的是油田矿山、进口的是绿水青山。
    近年来,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和环境容量的饱和,大量兴建矿治、石化企业,靠高消费刺激经济等工业文明发展经济的传统手段,正在走向反面,成为加重资源、环境危机,加速工业文明消亡的昨日黄花。而以循环经济为基础、以节约型社会为特征的生态文明正在迅速崛起并取代落后的工业文明。
    遗憾的是,中国某些经济专家,一方面对中国东南沿海新兴的循环经济、生态文明视而不见,一方面继续照搬西方过时的传统作法,甚至把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粉饰为生态文明,极大地影响和误导了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资源战略。与发达国家接轨,却与中国的生产实践脱轨,成为落后生产力—工业文明的卫道士。
    循环经济是一种相对于线性经济而存在的新型产业结构,而绝不仅仅只是环境保护的一部分。没有对线性经济的认识和否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循环经济。某些经济专家,按照发达国家的市场价值、人工工资计算,要把全球每年产生的上百亿吨废旧物资再生成原料,取代矿产资源,促成国际大循环,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而出于安置低文化贫困人口就业和净化环境的需要,只能无奈地将资源再生产业和循环经济,纳入可以享受补贴的环境保护范畴。
    正是这一以偏概全的错误结论,以及已经完全僵化的传统线性思维方式,导致全球大部分经济专家没有能够及时的提出关于改变产业结构、促成国际大循环的设想。事实上,中国每进口一吨废旧物资平均可获利100美元,回收率接近100%。能源消耗和污染治理成本仅是利用矿产资源的1/10。
    因此,大量利用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资源,促成国际大循环,不仅完全可行,还将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极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某些受线性经济理论束缚的专家,倡导的所谓循环经济,只强调将线性经济运转过程中的“三废”循环利用;只强调企业的上下游关系,而不提最初原料的来源和最终产品的处理,这实际上是对线性经济的一种维修和改良。试想,无论“三废”处理的如何彻底,无论企业上下游衔接得如何完美,如果整个产业链仍然处于大量消耗矿产资源的线性状态,必然是不可持续的。(3)阻力来自国内外的“利益集团”
    循环经济取代线性经济,是一场规模空前、“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产业革命。因此,尽管中国具备了发展再生产业的所有优势,该行业仍然举步维艰,主要是遭到了代表传统势力的线性经济、小生产利益的“三种人”的反对。        
    第一种人: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基层劳工组织”
    近年来,进口废旧物资已经成为长三角、珠三角原料的重要来源,并还在以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逐年增加。这一趋势,严重威胁了发达国家近千万人就业的再生产业。而该产业在发达国家往往是由最令政府头疼的右翼“基层劳工组织”控制,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如今,他们正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迫使政府用高额补贴维持他们的就业,阻止废旧物资的出口。
    第二种人:传统矿产资源供应商及污染转嫁者
    从铁、铜、铅、锌、铝等矿石中提取原料,比从废旧物资中提取,成本、污染、能耗要高出十几倍。因此,主要工业国家纷纷关闭矿冶企业,对矿砂的需求急剧萎缩。就是盛产铁矿的澳大利亚,也已将冶炼环节全部转嫁到中国。而日本则尽量用中国的粗钢和本国的废钢炼特种钢。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唯一在增加冶炼规模的国家,几乎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和矿渣堆放场。当然,那些靠矿产资源发财的老板们都不希望看到冶炼了全球30%以上的矿砂、替他们承受了重污染、高能耗的中国,走循环经济的道路。           
    第三种人:国内坚持“线性经济”的传统企业
    大量进口的废旧物资,“再生”出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机械设备,价格极其低廉,使中国某些传统的大型矿冶、制造企业严重亏损。而在“国退民进”的形势下,这些企业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最后领地”。于是,发达国家的再生资源行业、矿业托拉斯、某些中国国内的传统企业,结成了反对进口再生资源的统一战线。这些没落“贵族”,尽管经济实力疲软,政治势力却依然强大,分别拥有众多的代言人。而中国的再生产业,尽管是一个朝阳产业,但由于此类企业大多为私营中小企业,其从业人员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而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兄弟。再加上“洋垃圾”这顶最能刺痛中国民族自尊心的大帽子,致使中国的再生资源产业长期处于生半地下状态。在中国,废旧物资含沙量超过1%便不准进口,甚至还要法律制裁。而不惜调动一切外交手段、耗巨资进口的矿产资源,其中有毒有害成分超过60%,污染和能耗是进口废旧物资的十几倍。显然,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在实行双重标准、在为线性经济“吹黑哨”。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的管理体制是由传统的线性经济衍生出来并为之服务的。因此,尽管中国的中小再生企业、加工企业是世界“定单”争夺战的最大胜利者,却是“政策”争夺战的最大失败者。    
    3、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使中国成为循环经济的发动机、生态文明的发源地
    被世界上最高的山(珠峰)和最深的海(太平洋)封闭在一个山多地少、北旱南涝、土地资源贫乏地区的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创造出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农业文明。“四海无闲田”的土地资源最高利用率,被保持了三千年之久。但同时,自给自足、封闭循环的小生产,温良恭俭让、缺乏竞争意识、主张中庸之道的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又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三百年工业革命,人类付出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沉重代价,但却使少数发达国家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而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向高新技术转型,资源需求、环境压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另外,由于人工昂贵、原料需求萎缩,发达国家的资源再生产业已经成为需要巨额补贴的“赔钱买卖”,因此,发达国家普遍缺乏向循环经济转型的紧迫感和市场推动力。显然,处于线性状态的工业文明越发达,向循环经济转型就越困难。显然,物质消耗是我们30倍、回收率不到30%西方文明,并不等同于生态文明。
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迈进的时候,运转了三百年的线性经济所必然产生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已暴露无余,这一恶果,又随着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使中国成为三百年线性经济的最大受害国。
    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承受着全球最大的资源、环境和就业压力。而这些压力,必然会转化成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面对暴涨的原料价格,面对全球资源战略的四处碰壁,具有丰富人力资源和巨大市场需求的中国,具备了将全球日益增加的可再生资源转化成原料的迫切要求和巨大优势,这一优势,必将使中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发动机”。而发展再生产业的丰富实践,则必将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文明。
    另外,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勤俭持家、人性化的亲情关系、反对暴殄天物的传统文化,比西方文明弱肉强食的竞争、人际间冷漠的金钱关系、极端个人主义,以及靠高消费刺激经济的传统手法,更有利于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更有利于形成天下无废物的节约型社会。
    三千年传统文化打造出来的中国式家庭经济,经过严酷自然环境的筛选,以其非常人性化的组织形式、极低的资源消耗和与大自然极高的亲和力而成为人类农业文明时代所有生产方式中最成功、最完美的“微型循环经济实体”。发达的家庭经济,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保障了国家的和谐与稳定,使土地资源相对匮乏、人口众多的中国,直到十六世纪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家庭,犹如一个个携带了人类最优秀文明基因的健康细胞,使中华民族之树历经三千年风雨而常青,这也是唯独中华文明能够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中国家庭经济的兴衰,往往决定了国家的兴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动乱,都与豪强兼并土地,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即失去家庭)有关。中国近代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曾试图用合作化、人民公社取代家庭经济,结果,这种复辟三千年前就被淘汰的部落经济、原始共产主义“大锅饭”的作法,造成了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后果。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由于邓小平首先实行了“包产到户”,恢复了家庭经济。
    工业革命初期,由于矿产资源储量集中、成分简单,特别适合于产业化、规模化的开采和加工。因此,大而专的托拉斯取代了家庭经济,成为工业文明的重要特征。同时还形成了集中生产→分散消费,有去无回的线性物流。
    三百年的斗转星移,全球绝大部分矿产资源已经加工成各种产品被“分散消费”到世界各地,成为今天的再生资源。而利用这些成分复杂、高度分散的再生资源,必然会形成分散生产→分散消费→分散生产的循环型物流,家庭企业的优势便凸显出来,而只适合利用大宗资源的大型企业,随着“全球大采购”时代的到来,大部分零部件己不用自己生产,于是,要么化整为零,要么成为家庭企业的总装车间。如“耐克”鞋业可以称得上是全球著名的超大型企业。但实际上该企业只有少量的设计人员,加工全部委托世界各地的企业完成。而原料和加工成本最低的中国家庭企业,拿到的定单最多。
    目前,随着国际大分工越来越区域化、越来越小而专,船小好调头的中国家庭经济,优势逾加明显。而发达国家那些专门为矿产资源设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面对未来的替代资源—全球上万亿吨成分复杂、高度分散的废旧物资,除了以极高的代价将其中少部分作简单的回收外,只能任其大量堆积。而中国的家庭企业,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将其转化为各种产品。因此,在原生资源枯竭,再生资源富积的未来世界,谁是能够生存的适者,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家庭企业,不仅在资源再生产业里表现突出,而且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各种生产、运输“专业户”,各种餐饮、销售“夫妻店”,都在以极低的成本和极高的效率向传统的大型生产企业、服务行业发起挑战。显然,完全是为自己打工、非常人性化的家庭企业,比完全靠利益驱动、把人当机器使用的大型企业,更能发挥人的积极性。
    东南沿海的成功实践证明,和谐稳定、高效节能的家庭企业,是一种最有利于资源短缺时代、最有利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产方式。
如今,一个家和万事兴的太平盛世、生态文明已经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在只有800万人口却集中了300万农村剩余劳力的浙江温州地区,随着发达国家大量可再生资源的进口,昨天还是鸡犬之声相闻的农家院,今天已经成为前店后厂、集拆解与组装为一体的“加工车间”;昨天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穷山村,如今已成为专业化分工极细的“联合企业”;昨天还是人欢马叫的农贸市场,如今已成为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批发”;昨天还在忙于买化肥、卖粮食的泥腿子,如今已成为穿梭于五大洲,被人称作买世界(废旧物资)、卖世界(出口产品)的“东方犹太人”。那些在自家院子里办的家庭企业,没有节假日、不分黑白天、男女老幼齐上阵。投入之少、成本之低、效率之高,不断刷新吉尼斯纪录。结果,大批在发达国家只能被焚烧填埋的废旧物资,在这里以极低的能源消耗和极小的环境代价,瞬间就变成了各种产品,再通过千万个运输专业户,发往遍布国内外、由无数个“夫妻店”组成的“浙江村”和“中国城”。同时,把各种可再生资源运回温州。在具有中国特色、代表整个族群利益的“温州商会”的组织下,大批被发达国家垄断了200多年的传统市场,几年的工夫便成为了中国货的天下。他们的成功,正是由于发挥了人力资源、再生资源、家庭经济这三大法宝的巨大优势。
    曾经极其贫穷落后、人均三分耕地、平均小学文化、资源匮乏、资金短缺、装备简陋、建国以来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投资的温州,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生活最富裕、就业最充分、社会最和谐的地区之一。与“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那些占有矿产资源、技术设备、资金政策的极大优势,但仍然产品滞销、职工下岗的传统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们的成功,并没有靠专家指导、政策倾斜、行业垄断,也没有依赖关系和特权,更没有走大规模开发矿产资源、靠高消费刺激经济的工业文明发展经济的老路,富裕的不是少数人,而是占人口85%的大多数。这一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令那些把西方过时的工业文明经济理论捧为圣经的专家、学者们“看不懂”。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指明了方向。
    从温州那些敢于向非常现代化的全球传统产业结构发起挑战的“小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看到了循环经济的回天之力;看到了实践出真知、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英雄史观。
    同时也看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占人口大多数、穷则思变、迫切要求工业化、城市化的广大农民,才是改革开放、创造生态文明的主力军,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己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如今,生生不息的国际大循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主旋律。我们深信,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藩篱的和谐世界必将形成,人类也将随之进入一个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生态文明。而国际大循环,则是建设和谐世界、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因此,与其说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不如说人类进入了一个资源再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