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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教育储备金与高校贷款债务的异同
作者:何宗海    发布:2007-11-06    阅读:1234次   
    教育储备金,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广东英豪民办学校发端,广东省内40多所民办学校为解决办学资金不足,首先采用的一种民办教育融资方式,后被全国各地民办学校广泛效仿采用。其做法是由学生方一次性交给学校协议商定数额的资金(根据学生在校年限和各地区条件的不同,一般从3—5万到20—30万不等),不再另收学费、伙食费、住宿费和其它费用。校方承诺,在学生毕业离校时,如数返还每个学生原来缴纳的资金。学校靠该资金在银行的存款利息或投资其它行业的回报维系正常运行。在使用中由于出现了问题,2000年初,当教育储备金风险在广东显露后,广东省政府积极应对,首先出台了《关于解决广东省民办学校教育储备金问题的意见》,妥善地化解了风险。2004年4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正式实施。此后,各级地方政府明令禁止向学生、家长筹集资金举办学校。
    教育储备金从诞生一开始就引起了不少争议。的确,这种融资方式在一段时期内解决了社会力量办学资金不足、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而办学者通过投资其他行业获得利润反哺教育的滚动发展思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在一些地方一经显露,学生家长和社会上不知情者多以为是学校在诈骗家长钱财和转移储备资金。
    北京南洋教育发展集团也借鉴这一做法,在所属各学校逐步推行教育储备金模式,解决了困扰集团规模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了办学的滚动发展,曾经在全国各地拥有12所幼儿园至高中一贯制的全寄宿学校,2003年时总资产价值达到13亿元人民币,在校师生高峰时达到2万余名。2004年底,南洋教育集团被中国教育联合会授予惟一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
    到了2005年8月,南洋教育集团因山西、济南、青岛、大连等学校到期的教育储备金无法返还,“储备金风波”开始陆续显现。办学的资金链断裂,家长讨要返还储备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学校陷入了解体的边缘。直到2006年6月,国内各大媒体纷纷集中报道了一则震惊中国教育界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消息: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南洋教育发展集团彻底崩溃。实际上,南洋集团当时从学生家长那里筹集到的全部储备金总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整个集团的资产处于优良状态。如果有1—2亿元的流转资金及时供给,维持各学校的正常运转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他们放着13亿元的资产,却筹集不到占总资产十分之一的办学贷款。这只在中国的教育天空中艰难试飞了10年之久的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雏鹏,终于体力不支,一头栽在了债务和罪责的泥潭里,成了孤立无援的哀鸿。
    在山东临沂,同时败走麦城的还有一所由山东双月园集团投资举办的双月园学校。这个集团以民办教育为龙头,9年间资产翻了20倍,达到12亿元人民币。双月园学校是山东省首个获得省级规范化称号的民办名校,鼎盛时期,在校生接近5000人,教职工780多人。停办的直接原因是到期的1.7亿元储备金无法兑现,办学资金链中断。2006年8月的一天,学校组织举行了最后一次升旗仪式,孩子们依旧列队站在早晨的阳光下,虔诚地高高举起右手,执着地向着徐徐升起的国旗致敬,而他们童真的迷茫的泪眼中,第一次显露出对自己前途的迷蒙……。这是继南洋教育集团崩盘后又一所大型民办学校宣告解散。临沂市政府非常冷静理智地化解了这场危机,整合出售了市区内5所公办职业中专的土地校产资源,所筹资金收购了双月园学校,组建了临沂职业学院。学校转让的资金保证了教育储备金的偿还。而南洋集团就不那么走运,资产要么被瓜分,要么被充公;连云港南洋学校近亿元的资产,至今还烂在这里,无人问津。
    人说,中国民办教育,成也储备金,败也储备金。
    我们的教育还在正常进行着,但教育发展的格局,从此发生了质的改变。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力,彻底垄断了中国的教育市场和教育资源。高校贷款债务风波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2007年春季,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期间,各公办高校巨额贷款债务问题成了会议的热门话题,在严峻的“高校贷款风波”面前,与会代表、委员,尤其是教育界的代表、委员,对高校发展前景甚忧。他们在问:全国各公办高校到底向银行借了多少贷款,欠了多少债务,有没有能力偿还,由谁来偿还?有的媒体用了“高校财务危机”这样的词来表述这场债务风波。可是会议结束不久,舆论导向便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担忧似乎成了杞人忧天。一些具有代表政府发言权的官员和相当权威的学者极力向舆论界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政府对此并不担心,会用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来平息这场高校贷款风波的,并已有了初步的行动。来自教育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一直在讨论着这样的话题,他们认为,解决高校债务无非三种办法:政府拨款、学校自筹、社会筹款。
    政府凭什么为高校巨额贷款买单?或许有一个沿用了上千年的顺理成章的道理,儿子做生意赔了钱,老子理所当然地帮着还债。大学是由你政府举办的,你理所当然要买单。可顺理成章的道理是“父债子还”呵。学校自筹,自然又回到高收费的老路上来了,苦得还是家长老百姓,高校的贫困生会剧增。社会筹款,这样的办学环境和办学声誉,筹谁的款?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为此买单。浙江省政府已决定财政拿出40亿元,直补大学贷款利息。江苏省政府将拿出三四十亿财政资金直补高校贷款,目前已经有了初步解决方案。河南等省政府也酝酿拿出资金为高校偿还贷款。西部省份的政府,不知有没有类似的好办法。
    公办高校的贷款债务究竟严重到了怎样的程度?有这样一些实事可以说明: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元到2000亿元。这是2005年以前的数据。紧接着有全国人大代表立即更正说:高校贷款加上其它债务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除去银行贷款,还有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和一些单位的投资,保守估计在4000亿元以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将这一现象智慧地称之为“中国式负债”。
    有一份代表建议报告写道:“目前我国高校共有2800亿元的银行贷款,到2008年前后,将面临还款高峰期,但是目前众多高校并不具备还款能力,这就面临着破产危机。”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同志则认为,这些数据是通过各高校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数字,“实际上高校的贷款数目可能是2800亿元的好几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同志掌握的情况是“现在一些高校由于借贷太多,每年的经费还不够还银行的利息。”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同志透露:“巨额债务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学校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将很有可能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
    很明显,教育部也在高度关注公办高校贷款对教育界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们解释这是历史形成的。历史是一个原因,历史不能成为责任承担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切的功过都是由历史形成的,南洋储备金风波也不例外。有专家认为,高校负债责任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国家同样免不了高校负债经营,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确实如此,问题的不同点在于,西方国家高校负债经营的前提是高校本身必须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否则就要依法破产倒闭。这可能就是小平同志过去说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不正常的是,在资金链中断时,南洋集团想申请破产倒闭都找不到一扇开着的门!
是设想,如果像当初叫停教育储备金那样叫停高校贷款,那么,高校明天的处境又会怎么样呢?巨额的高校贷款,会不会击垮中国高等教育?
 
 
    如果说是因为资金链中断引发了民办教育的储备金风波,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公办高校贷款债务风波呢?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公立大学举办“民办独立学院”。“独立学院”并不是今天的发明创造,它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在《大学法》中规定的一种从办学规模以及学科设置上区别于综合大学的高校办学管理体制,并没有“公办”、“民办”这种所有制上的区分,也并没有将“公立”、“私立”混同于一起。紧接着,在连年扩招的基础上,300多所“民办独立学院”在一年内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了中国的高等教育行列中。公办高校数千亿的贷款债务中,哪些是用来扩建公办高校的,哪些是用来兴办“民办独立学院”的,资产性质是怎么界定的,谁能说得清楚?各地的公办中小学更是各显其能,借鸡下蛋,借蛋孵鸡,凡是有点儿名气的,都有了自己的“民校”。既然如此,今天你校长可以“名校办民校”,明天我教师也可以“名师办民班”。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就像农业大包干前,农民放着生产队集体的地不种,一心扑在自留地里一样。“花粉效应”污染了整个教育界。从此,这支本来纯洁的教师队伍的灵魂被铜臭深度污染了。这将会对几千年来的中国教育文明、教育文化、教育理念和教育价值取向产生直接的冲击,导致无可挽回的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形下,由社会力量支撑的真正的民办学校相继倒闭就成了一种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本来生动活泼、开放有序的教育局面,被一下子搅乱了。
 
 
    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的发展走过了一段不平坦的路程。在各级公办教育从大学到中小学大兴土木搞扩招、搞合并,办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的过程中,没有听说哪个公办学校因什么问题发生破产倒闭的,不是因为全部公办学校都运作得一帆风顺;即便是办学效益非常低下的公办学校,该倒闭的也不让倒闭,该破产的也不能破产,实在不行了,今天把这个撤了,明天把那个并了,鸡窝里倒到鸭窝里,都是用政府和家长的血汗钱撑着。民办教育却是另一番衰败景象。2004年一年中,由于“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三大政策相继出台,中国的民办学校十有七八“哀鸿遍野”,陷入了倒闭或频临倒闭的境地。这对投资于教育的民营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害被社会冷漠地忽视了,而民营教育人的心在滴血。
    今天的高校贷款风波与昨天的南洋储备金风波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南洋储备金风波爆发于2006年春夏之间,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同样是在办教育,其实,去年的南洋储备金风波与今年(或今后)的高校贷款风波,其用款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为民族、为国家办教育。所不同的是,民办教育是在向家长借钱,而公办教育是在向银行借钱。储备金风波一出现,教育界有人借媒体呼吁,不惜动用国家《刑法》以罪查办了相关责任人,南洋教育集团下属学校的一些法人代表、校长和财务主管确实为此遭遇了牢狱之灾;教育资产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这样流失了,充公了,没人心疼,反而有人幸灾乐祸。那同样是合法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教育资产呵!仅仅过了一年,这次却有人站出来疾呼“只有政府买单”了,却没听说要追究哪个学校哪个校长的什么责任。一种制度下的双重处事标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教育,究竟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义务?如此看来,公办教育享有的是权力,民办教育应尽的是义务。南洋教育集团原董事局主席任靖玺先生为此发愤疾书了洋洋十万言《教育炼狱十年》。任先生为教育付出了艰辛,经受了痛苦,也取得了成就,十余年间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在内的中小学生,出色地承担了部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教育责任和义务。这一幕,中国当代教育史应当客观地予以记载。任先生的理论勇气和直抒胸臆的气魄可嘉,但您略欠理论智慧的言论和主张,也使您略失教育家的忍者风范。既然为教育付出了,就应当保持无怨无悔的大度心态。
    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南洋教育储备金这件事情上没尽到责任,缺乏理性思考,其行为有明显的失误之处。为此,教育专家杨东平先生和李方平律师联名致函教育部、公安部,“对地方政府处理南洋事件的方式提出质疑,认为如果简单化处理,不恰当地定为刑事犯罪,随意处置南洋资产,容易造成新的动荡,有损政府形象和社会稳定。”不知什么原因,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户思社同志切中了要害:高校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投资体制。“高校贷款是用大学收费权做抵押从银行贷的。负责任的校长,可能会正视高校债务的问题。不负责任的,过两天调走,留下一个烂摊子。今天的大学,会像过去有些负债累累的国企一样倒下。”所以有人质疑,公办高校贷了那么多款,究竟谁是能负责任的债务人?最终谁来负责,这不是明摆着的。
    在浙江有一所大学,总资产10亿元,贷款就逾8亿元,他们利用老工业基地享受到国企改制政策,在亚洲开发银行30年贷款置换了一些高校在银行的贷款,使2004-2005年可能到来的还本付息高峰的风险延迟了。风险是暂时规避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这样做,存在着违反“外资不得直接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有关规定的另一种政策风险。
 
 
    现在,是需要冷静下来,打破什么“公办”、“民办”所有制的条条框框的禁锢,理性地反思中国教育问题的时候了。教育就是教育。金钱有你我之分,名利地位有你我之分,妻子儿女有你我之分,教育没有你我之分;孔子、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没有公办、民办之分,钱学森、李政道的赤子之心没有公办、民办之分,霍英东、邵逸夫对教育的捐赠没有公办、民办之分。民办教育的储备金风波也好,公办高校的贷款债务风波也罢,都是由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思想不够解放,管理机制僵化,市场机能残缺而带来的恶果。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教育行为,合理地分配使用好每一分教育资产,培养好城乡的每一个孩子,是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每一个为人之父母的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使命。笔者以为:国家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教育市场评估标准和运行规则,构建公平的教育供给体系;不是因人说事,官一套,民一套,以所有制形式划线,以权压法,以一种思维定势挤压另一种思维定势。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彻底与教育市场、教育资产脱钩;教育管理一定要政、事分开,转变职能,不要今天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明天是裁判员,后天又成了运动员。教育资产既然是国有资产,就应交由国资委成立专门的教育资产管理机构来规范管理。近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垄断法草案》,会不会对教育领域有所触动?
    关键还在于:中国教育体制亟需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主动走与国际接轨的教育发展之路,依法健全制度,规范管理,重振教育精神,重塑教育灵魂,而不是被动地走国企改造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