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关系我国目前经济内外平衡的重大问题。人民币升值倒底多少为合适，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模型与文章，结论不尽一样。究其原因，有假设条件与参数的不同，也有研究者出发点与视角的不同。从理论上可以说能寻找到充分体现市场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但是，这是要求有外汇供给与需求充分市场条件的假设前提。因此，在我国人民币资本项下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要寻找在一定时期内正确、合理的汇率水平，是一件较困难的事。在此情况下，要决策较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一是从我国经济的可接受能力考虑。从维持我国今后二、三年内可接受的GDP、就业的最低增长水平和资源约束等宏观经济目标出发，研究、汇总各部门、各行业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不等水平下的反应（如继续每年升值2.5%、3.5%、5%），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内宏观经济可接受的，较合理的汇率水平。同时，以经济模型计算结果作辅佐、参考。

  二是从我国目前仍能维持的对冲与调控能力考虑。中国经济“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是我国过去持续高速增长并跻身经济实力世界第四的基础，也是我国往后一段时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贸易顺差多，赚取外汇多，同时抓紧时间用好外汇，提高国家竞争力，本是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如果一国内部的制度安排与宏观调控能力跟不上，往往是外汇多，则本币供应多，极易引发通货膨胀及经济的不稳定，即经济的对外失衡表现为内部失衡。这是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升值的首要考虑。但是，倒底升值多少为宜，升值行为何时结束，取决于结构调整的速度和货币调控能力。这里，重要的又是货币调控能力。因为结构调整的速度不可能太快。所以短期内我们必须回答：对冲与调控的能力空间还有多大？还能维持多长的时间？然后根据测算，提出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渐进性”阶段目标。

  三是从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博弈”能力考虑。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近7%。而且，汇率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巨额顺差问题，几乎已成为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是美国一些议员仍是出于“政治性”诉求，在不断鼓噪人民币要升值40%等，在国际社会上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当前保持中美两国经济的良好合作，既是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需要，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鉴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我们既要设法继续维护中美经济的良好合作势头，抓住历史赋予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机遇，埋头发展经济，又要防止美国国会可能采取的行动而直接与间接引致中国经济政策的失误。为此，在“博弈”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内在需求。我们不能因为有压力而改，也不能因为没有压力而不改。其次，从中国国情需要出发，解决汇率问题，因涉及多方面因素制约，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应主动调整外贸、税收、内需政策、加强外汇管理及推行“走出去”战略。同时，要善于运用被海外媒体称为“金融核威慑”的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我们持有的四千多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是“博弈”的有力筹码。在已经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下，用好此筹码的基本出发点仍是维持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同时可按照国际市场上游戏规则，择机调整外汇投资策略、力度和方向，以掌握中美政府间合作、谈判的主动权，在此基础上，给仔细斟酌今后几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提供了余地。我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微弱升值的压力，实施“以我为主”的金融开放战略。

  近二年来，人民币汇率较均幅的、缓慢的爬升，已给市场上形成强烈的、可预测的升值幅度预期。因此，热钱流入压力不断增强，给控制股票、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调控偏热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宏观经济可能将始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打破市场上强烈的、几乎可测算的预期，至关重要。

  如何打破？目前，若全面答应美国议员对人民币升值40%或27%的鼓噪，将对中美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伤害。若根据中国今后二三年内经济内外平衡的需求，我国政府再一次较大幅度的进行“出其不意”的调整，将汇率水平一次性直接调到我们认为较合理的水平，有失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也可能引发美国议员的“得寸进尺”。若仍是坚持人民币小幅、均幅、缓慢的升值，客观上会给国际市场进一步造成强烈的、可测算的升值预期，其结果将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很大的被动。因此，我们应采取的较合适的策略是，根据我国政府内部测算的今后二、三年内人民币汇率的较合理水平，在汇率升值的频率与幅度上，以时密时疏、疏密不均，时高时低、高低不均的方式进行调整，以打破市场上的可测算预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将汇率调整到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能保持的相对合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