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与人方便，就是于己方便”。这句话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为人处世的基本基调，可谓是影响至深。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成了后来我们常说的“公心”。“公心”是相对于“自利”而言的，“自利”的基本基调是把“利己”放在首位，“利他”是副产品，而不是行为的根本目标，“公心”则与之相反。简单地说，“公心”就是人在做事的时候要多多考虑该事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好处，并且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比如，我们在学生食堂吃完饭后，自己主动地把餐具送到泔水桶，就是有“公心”；去图书馆借书时，帮助图书管理员翻到条形码页，他们只要坐着动动小手就可以了，这方便了他们，也是有“公心”；还有当别人做了错事，伤害了他人或者损失了什么物品的时候，我们关心他说，没事的，或者给点什么其它的安慰，这也是有“公心”；利用自己的节假日时间免费给人修车、为人免费服务，就更是有“公心”了，等等。

   中国人向来厌恶“自利”，甚至有时候把“自利”看作是不道德的。虽然我们无法考证是不是在所有人心里都是崇尚其他人有“公心”的，但从表象上看，至少大部分人喜欢身边的人有“公心”，喜欢别人为自己着想，而不是“自利”。

  然而，“公心”与“自利”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定位问题，要分清应该把哪一个作为主流并放到主导地位需要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不是只凭想象或个人好恶。事实上，“公心”和“自利”的表现形式很多，有时候“公心”中也掺杂了数不尽的“自利”，“自利”中也往往有“公心”的成分。为了分析的精确性，这里把“公心”抽象为一种为了他人利于而放弃自己应得利益的处世原则，而“自利”则是在“利他”和“利己”的权衡中选择“利己”的行为准则。

  这时候，我们便很容易分析是“公心”还是“自利”对整个群体更有好处了。判断的标准是：哪一个降低了群体的总收益，哪种道德定位就是有害。当然，可能对单个的人有好处，而单个人因为很难观测到群体利益也非常愿意接受并宣扬这种道德定位。

  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吧！学生吃完饭后，主动把餐具送到泔水桶是一个“公心”行为，因为自己送餐具既耽误了时间也付出了体力，这些付出本可以干其它的，但你又不能为之收费，我想食堂也不会因为你主动送了餐具就让利卖饭给你。这时候，如果只要几个别的学生在方便的时候主动送餐具，对结果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当这种行为被定义为一种道德或者修养的表现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如此做时，这便是一种集体行为，结果就大不相同了。想想看，食堂招募服务员是干什么的呢？学生的“公心”做法实际上是干了服务员要做的工作，但食堂只会给服务员付费而不会给学生好处，食堂在边际收支平衡的状态下决定招聘多少个服务员，并由此来给他们定价（支付工资）。再看看，我们“公心”的结果吧！大家的“公心”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使食堂看起来不需要那么多的服务员，这样必然减少食堂服务员的定制，自己送餐具看似减轻了服务员的工作量，而实际上也降低了他们的报酬，就整个社会而言，如果我们对时间的受益在边际上大于服务员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做着一个降低社会效率的事情。服务员的收入少了，工资率必然下降，消费水平降低。但我们这部分支出却又被耗散在外部性中，食堂老板收获了其中的大部分，服务员却得不到我们的支出。食堂老板的受益增加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过程，此时的边际受益效应和服务员相比要低的多，尽管如此，他也不会分利给服务员，社会整体福利就如此被降低。所以，我们的“公心”行为看似做了件好事，也受服务员的欢迎，其实他们也包括我们在内哪里知道，我们在共同做着砸他们饭碗的事情。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他们没有想那么多，我们也看不到集体行为的结果，而以个体行为来判断事情的优劣其实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如果你细心观测，就会很容易发现，学校附近的许多小饭店，服务员几乎和中苑食堂的人差不多，服务态度也好，效率也高。虽然不能精确的测算所有学生的外部性影响，但可以推测，这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再说说图书馆或者义务劳动的事情吧！同理，所谓的“公心”行为其实都存在大量的外部性，图书馆服务人员服务态度差也是人所共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的“公心”行为造就了他们，这是一个公共的悲剧。义务劳动看似高尚吧，但更不可取，一个人的无偿劳动会产生n多个不劳而获者。比如，他们会把本来已经没有价值的自行车拿出来让你修，仅仅因为你不收费，该报废的自行车不报废本身就是一个降低经济运行了事情，因为在边际上，它必须报废，继续使用影响到了整体的经济利益。可以想象，有时候，节约也不是件好事，分工的结果可能使你的劳动用在社会最有价值的地方，而不一定都要事必躬亲。如果一个大科学家只为继续使用（不考虑娱乐成分）而花功夫修理一把藤椅的话，该是件多么遗憾的事情啊！

  那么“自利”真如大家所说的那么可恶吗？决不是如此。同样拿上面食堂的例子来说，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学生们都从“利己”考虑，就不必为之送餐具，食堂的经营者就不得不考虑修建更多的座位和聘请更多的服务员，或者给他们加工资。注意，服务员收入增加可以提升服务水平，这是一个收支相抵的过程，因为收入增加竞争就会激烈，压力导致提升服务，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志愿的，但“利己心”会让他们必须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自利”的结果是服务员和学生的受益都增加了，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对于其它的例子也是如此，“公心”一旦成为一种集体选择，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经济学中的这种理论上的叠加在许多时候会产生意外的结果，正如一个农民增产的了，他的收益增加，但所有的农民都增产了，就会出现降价的悲剧那样，不要以为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无关紧要，这样的人多了，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感慨：“既然大风气如此，我们怎么办呢？跟风才是最优选择”。的确如此，一个人确实改变不了一种文化，一种趋势。这牵涉到交易费用的问题，制度框架往往在文化底蕴上构建，这就决定了任何有效的制度安排必须在文化集中选择。没有一种有为文化传统的制度安排能够长期存在并高效地运作，因为成本太高了。就像我们时常怕别人说自己没有修养而不得不给他们送餐具一样，习惯一旦行成，就具有了习惯势力。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锁入效应”，打破习惯势力的成本太高了，以致没有人来反对它了。在个人看来，反对习惯的收益总是小于为此支付的成本，虽然许多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已经要求不得不打破它的时候，才有少数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者试着冲破这层藩篱，但也常常是头破血流，“横眉冷对千夫指”地应对着千百人无知的讪笑和诘难。

  经济史研究表明，一国的文化对经济发展往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的崛起并并不像一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叫瓦特的人发明了蒸汽机，也不仅仅是一本《国富论》的出版那么简单。关键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土壤造就了瓦特，又是什么样的土壤生长出了像亚当·斯密这样的思想巨人。蒸汽机和《国富论》只能算是应运而生的，这似乎是一种文化积累的必然。中国的古文化造就了四大发明，却因文化的后劲不足而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难道仅仅是一两个庸碌皇帝或者几个蹩脚的改革家所导致的吗？绝不是如此，文化的禁锢扼杀了太多思想的萌生，积重难返了，这其实是中国人集体的选择。

  说到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子里，“公平”永远比“富裕”重要，“贫穷”永远“安定”的附庸，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样，有“公心”就成了楷模，“自利”者为人所不耻。但是，人是要生存的，生存斗争是一个自然法则，“自利”就是必然选择。

  所以，人力资本常表现出激励的重要性，没有人愿意做最终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即使所谓的“公心”也是如此，要不人们怎么总常说某某是沽名钓誉呢！相反，“自利”却并不可怕，反而可以产生很好的结果，推论到极限上，人人为公与人人为己其实是一个结果，只是人人为公的激励不足而已。

  其实，人们讨厌“自利”是因为一种思想在作怪，总想不劳而获，总想占别人便宜。当然，有时候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确让人讨厌，应该人人得而诛之。但这绝不是“自利”错，而是约束不够，从根本上讲，只要存在激励动因，总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崇尚“公心”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的进步需要更多的人“自利”，而不是盲目的有“公心”，社会需要大量的“自私”而又有原则的人，只要他们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摈弃那些自私贪婪而又不择手段者，但是他们不是历史的脊梁，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脚步。这是文化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但我们期待思想的启蒙。因为“公心”无法带来确定性的“公利”，所以它迟早会被社会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