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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
作者:董晔    发布:2007-05-17    阅读:1866次   
  早在1998年,我撰写了一篇文章——《谈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经济观念之不同》,是针对当时中国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诸如: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等,给与批评。当时对“抓大放小”的一种解释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七十是由大中型企业创造的,因此只要抓好大中型企业,国民生产总值就会有保障,也就实现了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什么是经济?经济能够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吗?早在毛泽东时代提倡: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把生产劳动等同于经济发展来看待的,因此要求人们勒紧裤腰带,“抓革命,促生产”,也造成了一些弄虚作假——亩产千斤、万斤。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则是:人首先要吃饱肚子,以市场流通为核心的改革。这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观念——以社会生存为核心的经济观念和以产值、利润的生产机器为内容的经济思想。
作为一种成熟的经济观念,当然是要有丰富的解释内容。
 
关于财富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于对社会生存的需要,每个人都表现出对财富的追求,财富的获得就意味着获得生存,对财富的不同理解往往会体现在对财富追求方式上的不同。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政府依靠土地资源获得财富,企业依靠生产产品、销售产品求得利润的方式获得财富,个人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的方式获得财富。对资源的拥有和劳动创造财富就是我们当前普遍的财富观念。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却是一个经济强国,南非拥有丰富的黄金和宝石资源,却并不因此很富有。由此可见,对自然资源的拥有并不意味着拥有了财富,相反,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却增强了人的生存能力。当中国人食用花生仁却把花生壳当垃圾扔掉时,日本人却从中国进口花生,不仅食用了花生仁还把花生壳制成纤维板卖给中国。我们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不能够简单地以节约和浪费加以解释,我们理应树立起来的观念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及其有效利用才是我们的生存之源,是我们获得财富的途径,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位企业家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组织起人力进行生产,但是他的产品并不适合于市场的需要,无法卖出,这样的生产劳动是创造不出财富的。美国的比尔盖茨号称世界首富,他众多的财富是来源于他的微软公司的利润所得吗?不是的,是由于他有效利用人的智慧资源创造出的高科技产品服务很多人的社会生活,人们对他的信任与期待而赋予了他很多财富。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不再投入巨资进行windows的研究开发,他本人也像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一样,转投房地产开发来赚取高额利润回报,我想,他的股票市值就会因此一落千丈。
 
亚当斯米的《国富论》被认为开启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在《国富论》中,着重阐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易,如果说社会分工造就了工业规模化生产,实现对资源的有效利用,那么商品交易则充分体现资源的合理分配。资源的分配也总是青睐于会利用它的人,资源因为被利用也才具有价值,商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商品本身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而是供需双方博弈均衡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
 
从个体的角度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财富,这是因为我们通过财富可以换取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源,但是,无论是物与物的交换还是钱与物的交换,都取决于良好的社会秩序性的存在。从整体的角度讲,或者从政治、社会管理的方面说,财富是一个很抽象化的概念,以货币为代表的财富,仅仅是起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限度的协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而已,并不能够涵盖我们社会生存的全部内容。我们所关注的经济问题,首先就是社会生存,而不是抽象化的财富概念。
 
时下,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收入不均已引起各方关注,在学术界也被广为讨论,一些学者提出由政府出资福利化的补贴给低收入者,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由此造成各种物价的上涨,人们实际所能支配到的资源又会怎样呢?这就好像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人们的收入普遍提高很多,但是近几年房屋价格的飞速上涨却使得更多的人无力购房。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收入高低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秩序性的问题,需要首先来理解社会生存。
孟子在《有为神农之言者章》一文中,针对提倡“并耕而食”的农家学派许行,提出一系列的反驳:
 “许子一定是亲自种粮才肯吃饭吗?”
 “许子一定要自己织布才肯穿衣吗?”
 “许子戴自己织的生绢做的帽子吗?”
 “许子烧饭、耕种用的锅和铁犁也是自己制造的吗?”
… …
社会生存的表现就体现在互通有无的相互协作上,正像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会因为一两次的自然灾害就使得他的人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中国因为实行改革开放寻求到更广泛的生存协作,使得13亿人实现温饱。个人无法离开社会而独立生存,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不参与世界大家庭,构筑怎样的协作化的生存社会历来就是我们探索真理的问题。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礼”制思想,就是以社会秩序性来看待社会生存,这样的价值观念支撑了中国两千余年的社会生存,当然,他的“礼”制思想也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无争、友爱、和谐,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十分肤浅,对自然世界的把握仅仅局限于个人经验化的总结。但是在今天,我们已实现并不断在追求理性逻辑思想化的把握自然世界,毋庸置疑,构筑一个工业现代化的生存社会乃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有近三十年了,自始至终都是以围绕搞活市场流通进行的。商业市场经济的繁荣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带来发展,但也同样产生很多问题。
 
商品交易从最初的物与物的交换上升到货币与物的交换,如果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商品交易最为稳妥的交易类型的话,赊销和预付也是经常出现,这也尤其体现在规模交易中。所谓信用,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信用是指采用借贷货币资金或延期支付方式的商品买卖活动中,履行协议或契约的能力;从社会学研究角度上看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或法人)履行义务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商品交易的成功与否,通常就是以商业信用来看待,可以说,商业信用无疑就是商品交易的保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事商业信用服务行业的广泛兴起,诸如,银行、证券市场、保险行业等等,更加增强商业交易的顺利进行。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金融行业占据商业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尽管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赞成政府干预市场,但是,政府却通过金融,比如:利率调整,来有效调控市场。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商业信用化的经济,是以商业信用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与之相对比,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商业信用程度很低,企业三角债始终很严重;我们对金融行业的认识仅为“筹集资金和进行规模化的投资”,却淡漠了“为社会提供最为广泛的商业信用服务”;我们的股票市场仅仅成为企业融资的一个渠道,缺乏对企业信用的市场化评价,以至于非理性的投资盛行;承包商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些政府机关却拖欠承包商的建设款,等等。从社会协作生存的观念看也就不难理解信用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或者说,更进一步的搞活市场流通,信用化的商业环境建设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
 
商业市场经济的作用在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中,造成药品价格上涨很多,一些地方政府为平抑药价成立专门机构实行药品的统一招标采购和统一配送制度,可以说这是计划经济模式的回流。招标机构依据医院的药品采购计划进行招标,我们知道在治疗病人时缺少药品意味着什么?这就使得医院必须保持一定的药品库存,药品是一个有有效期限的商品,库存积压就意味着药品资源的浪费和损失。尤其是社会需求的不确定性普遍存在,这就干扰了药品使用和采购计划的顺利实施,比如:某一地区流行病的突然发生等。计划经济模式很难解决上述问题,药品的市场化流通却能有效分配药品资源。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着买难卖难的困惑,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最大的受惠之处就在于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分配。当然,商业市场经济的作用仅此而已,片面夸大商业市场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把商业市场看成是财富的获得途径和经济发展的根源是一种极端化的错误,用博弈论来解释就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的结果就使得多数人的财富流向少数人的口袋,这并不符合协作生存的理念,均衡发展的思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对重商主义予以批判,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吞并六国,不仅仅在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秦国长期以来奉行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资源的合理分配可以有效地协调产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对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韩国、泰国等国,发生金融危机引发社会动荡,被称为东亚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这场危机的研究,很多人认为,重复建设从而造成银行的坏账、呆账是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源。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两种情形,企业多元化的横向发展在经济社会中表现为集中投资,很容易造成经济社会中的重复投资建设;企业单一的纵深化的发展,体现为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在经济社会中表现为分散型的投资建设,更有利于对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但是,非常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就是,与这场危机发生的同时,中国政府依然贯彻以点带面的发展思路,实行抓大放小,减员增效,提倡以优势产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进步。房地产行业无论是其建设投资还是其销售经营都能很容易得到银行的信用保障,与其他产业相比,在中国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就确立了其优势产业的地位,大力发展的结果就是造成今天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的原因,或者说就是人为造成的产业结构的失衡。当前我们又在着手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批准几家外资银行的在华业务,一些经济学家也大力提倡搞活和放开金融行业。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进行多元化的发展涉足于金融行业里的投资经营,把直接面对公众所筹集到的资金转投至其实体经营中,其实体经营一旦发生亏损,企业很容易将亏损转嫁给公众社会。这种情形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常发生,那时的企业疏于监管,经常把申请到的技改资金挪用他处,久而久之,企业陷入无力自拔的困境,成为社会的负担。虽然这种情形在日本和韩国被容许,但是在美国却被严厉禁止。金融行业不比房地产那么温柔,形象地比喻就是:房地产过热仅仅是在偷取民众的钱财,金融行业的不良却是在明目张胆的抢钱。金融行业的改革一定要纳入信用化的商业环境的建设中,打击贪污腐败,打击假冒伪劣和商业欺诈,倡导诚信经商,建立完备的信用评价制度和完备的信用监督制度等等,尤其是政府各部门更应该遵守信用化的承诺。商业信用化的改革是要以引导企业对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为目的,决不是以企业的做大做强为宗旨。
 
中国传统的产业经济长期是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相比之下,西方自然科学在经历漫长的发展,最终导致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现代产业经济,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极大的改观了社会生存秩序,这样的生存秩序表现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我们不难理解,影响人的生存的两大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和谐、友善、互助、协作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无不体现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生存斗争。西方自然科学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如何利用人的理性逻辑思想来把握自然世界,这样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是没有的,对自然的把握我们倚重于方法论思想上的经验总结,这是需要改变的。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工业化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生存秩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计划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但是工业企业的建立更多地承担了政治任务——参与对社会的改造,1978年市场经济改革,以商业市场流通来协调工业企业发展,使得工业企业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中,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极大的繁荣了我们的产业经济。但是我们产业经济的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最为主要的就是资源浪费大,还有产业发展结构不均衡。资源浪费大的原因很多,有社会文化习惯上的原因就是科学研究并未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实现对各种资源的开发,还有就是我们的产业经济政策上的问题,从政府到企业一味追求GDP数值造成对资源的大量消耗以换取GDP的增加,虽然政府也提倡集约化的生产经营以提高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是这也仅仅助长了企业做大做强的理由,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也只是强调企业家的作用而忽视社会群体意识的力量。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是一个全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它的体现十分广泛,很多都在于个人的积极参与,比如:垃圾分类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但在中国却很难。对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理应成为我们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政府协调产业经济的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就是保持产业结构的均衡,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优势产业的发展而是相对劣势的产业但又影响人民生活诸如基础产业、环保、科研等等,帮助劣势产业的发展也才能够保持产业结构的均衡。
 
改革的方法论思想
 
贝塔朗菲在一般系统论中,阐述一个自组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发展表现为社会秩序的形成及变迁,秩序的形成是由于“负熵”的引入,所谓“负熵”就是指信息,或者说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认识。哈肯的协同学理论更为具体的解释系统秩序性的变化是取决于系统序参量,当某一激变条件的发生突破序参量的“阈”值时,系统的秩序性就会发生跃迁性的改变,所谓序参量就是指公共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哈肯对自组织做出这样的描述:如果没有外部命令而是靠某种默契,工人们协同工作,各尽职责来生产产品,我们就把这种过程称为自组织。
 
很多学术理论的研究都是关于认识论思想的研究,旨在对某一现象的解释以求建立一个逻辑秩序性的描述。方法论思想的研究则是关于价值观念、行为目标和行为方法的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一定是以认识论为基础,二者无法分割,可以说,一个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就是认识论思想与方法论思想的完美结合。在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中,缺乏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却又片面强调方式、方法、模式的研究与应用,这样的改革很多是在做着无用功。在工业企业的质量管理中,遇到质量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快速发现问题,快速解决问题,其结果就是问题反复和重复性的出现;二是认真剖析问题发生的根源,合理性的解释以求系统全面的根治。
 
一些西方哲学家在评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时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只是一些思辨化的哲学。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备了很强的逻辑秩序性思想——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表现在:在认识论上,孔子以社会秩序性——“礼”来解释社会生存,在方法论上,荀子以性恶论解释“礼”,借助于规则化的制度建立,约束人的行为达到“礼”制化的社会,这就是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孟子以性善论解释“礼”,从人性追求的方面,借助于引导的方式,自组织行为达到“礼”制化的社会。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管理就是以强调社会自治来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安居乐业”。在今天,我们面临着去建立工业现代化社会,所谓“安居乐业”就不仅仅只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和谐的问题,也还存在着我们如何把握自然的解释。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秩序性来说,自组织行为是其核心基础,规则化的制度管理只是起到调节和维护的作用,把握自组织行为就在于:价值观念的确立,公共群体意识地把握。
 
患者到医院看病,挂号,找医生,医生诊断开处方,患者划价交钱,拿药治病;对于住院的病人,需要交纳押金让医生治疗使用。如果是在十几年前,医生还是单纯的以治病救人的道德理念为患者看病,医院也不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样的过程还无可非议。但是,在今天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深入到医院,经济效益的观念参杂其中,这样的看病过程就有疑问了。医院是以医生治病救人的道德外衣为掩盖——剥夺患者的选择权利(患者的选择只能在治病与不治病之间进行),来谋取经济效益。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药品进价的高低是不会影响医院的经济效益,医院所销售的药品也比市场药店销售的价格高出很多。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正常的商业行为是:有了工程预算,才能进行工程投资的选择。确立怎样的医患关系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无论什么样的体制改革最终是要体现在医生如何治疗患者的问题上,单从政府该如何去做、医院该如何去做、医生该如何去做的规则化改革,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医生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医治患者,患者又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医生,二者建立起了怎样的信用关系,这样的自组织行为才是社会秩序性建立的核心基础。
 
公民的自由选择是一个基本的政治权利,是要切实得到保障、维护与尊重的,越俎代庖、拔苗助长不合时宜。我们社会的发展不是那一个个人杰出表现的结果,而是取决于社会群体意识的力量。
 
 
                                               2007年4月20日于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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