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和大家讨论一下当前大家很关心的经济形势问题。不过我跟大家交待一下,因为晚了五分钟,所以提问题的时间要稍微少一些,我就长话短说。原来的题目是“关于当前经济形势若干问题的分析”,我把题目改了一下,叫做“近期经济形势与二次调控思路”。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去年应当说比较平静,争论不太多,今年多一些,尤其是进入五月份以来,讨论多了,有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我几乎是一一谢绝。由此可见,经济形势又出现了一些比2005年更让大家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有一些可能跟大家的生产生活关系很紧密的问题,比以前更突出了,所以大家争论得比较多,50人论坛让我来讲一下,我就借这个机会,简单讲一下我的想法。
经济是否总体过热?
对当前的形势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当前的经济是不是全面地、总体地过热?有的观点认为当前的经济过热了,是总体性的,当然它有一些指标。第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明显加快,去年全年只有9.9%,而今年一季度是10.2%;第二个指标,投资上来了,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1.7%,今年一季度是27.7%,又达到前年的水平,大家担心投资会全面反弹;第三个指标,房价上涨很快,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的数据来看,72个大中城市平均保持5.5%的增长,具体到一些大中城市,比如北京,国际统计局和北京市建委公布的数据不一样,有7.3%,也有17.3%,有的学者认为现在的房价被大大地低估了,不管怎么样,房价是在不断持续上涨的;第四个指标,货币供应量,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如果货币供应量太多,总的货币需求非常旺盛,尽管现在可能看不出经济失衡,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M1、M2增长很快,特别是M2(广义货币供应量),连续两个月保持十八点几的增速,上个月是18.8%,本月末是18.9%;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信贷增长很快,这也是持经济过热观点的人的一个判断。信贷连续两个月是十四点几的增速,增长很快,在全社会投资活动当中,信贷所占的份额很大,信贷增长过快可能会带来投资需求的膨胀。这些数据是对经济过热甚至是全面过热的观点的一些支撑,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比如产能过剩、顺差规模较大等。
是否应当全面紧缩?
经济是否应当全面紧缩,对此网上有很多讨论,持“全面紧缩”观点的人提出,前一段时间宽货币、宽信贷的做法应该转到紧货币、紧信贷,减少货币供应量,全面减少存、贷款利率,大幅度地提高住房按揭首付;全面提高税率;对新开工投资实行更严格的限制等。这种判断认为现在已经全面过热。是不是这样一个经济形势?应不应该朝这个方向采取具有综合性的、全局性的紧缩措施?反应趋势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这也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使市场的活跃程度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近期经济形势的新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近期经济形势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我的基本判断是,经济增长速度是较快的,10.2%不算慢,1979年到2005年我们的平均增长率是9.6%,去年是9.9%,前年是10%,2002年是9.1%,从今年上半年10.6%的增速来看,我估计全年会高于9.5%的水平。总的来讲,经济增长是较快的。但是,我们的国民经济依然平稳地运行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区域之内,没有偏离平稳较快的轨道。当然,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有一些行业局部过热的问题还很严重,特别是国家发改委提出对若干行业产能过剩采取的几个措施,我把它定义为开始出现本轮周期中的“二次局部过热”迹象,是二次过热,但不是总量过热,而是局部过热。2004年那一次我们仍然认为不是总体过热,一直讲是局部过热,因为有了这个判断,下一步的政策,我们都是有区别地、有针对性地采取微调的措施,软着陆,没有动大手术。现在看起来,还是二次的局部过热,因为2004年进行调控以后,2005年经济稍有一点小调,现在又开始有一点反弹的趋势和迹象,所以可以定义为二次的局部过热。
但是总供给和总需求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衡,从商务部公布的几百种商品的供求关系来看,供求平衡和供略大于求的品种是在增加的,但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明显失衡还没有看到。当然,具体行业的某一些产品供大于求可能比较明显,比如钢铁、汽车,但是汽车最近的消费水平还是很好,一季度前四个月增加百分之六十几,需求还是很旺盛,当然这包括出口需求,而不仅仅是国民需求。所以局部失衡和局部均衡这两种现象都是有的,从整体来讲,有一部分是失衡的,有一部分是均衡的,当然也有一部分还是不足的,比如大跨度的交通建设。为什么一季度的铁路交通运输投资增加了2.5倍?这说明我们现在的大跨度的交通设施瓶颈还很明显。还有很多公共事业领域,包括文化教育这样一些属于经济和社会边缘的领域,实际上还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定义为局部均衡和局部失衡同时存在,现在看起来不是一个总体性的总体失衡,也不是一个总体性的总体需求不足,基本上处于两者之间。这个基本判断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下一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哪个方向走,用什么样的力度,在哪些领域进行,持续多长的时间,运用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当前我们的经济还是运行在平稳较快的轨道上,并没有偏离宏观调控的目标区间,尽管存在一些失衡,存在一些泡沫,但并没有影响总体判断。
GDP增长速度
首先看经济增长速度。这里我想稍微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对宏观形势进行判断,并根据这个判断来实施政策的时候,总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更多得不是关注速度,而是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出访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时候,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是从中长期战略、经济政策的目标导向、生态环境以及整个资源的承受能力现状来讲,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从短期平衡来看,在政策操作和总体判断上,我们还是要对经济增长速度给予高度的关注。因为不要说是中国,就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在研究各国经济发展的时候,首先还得看速度。
那么,我们现在10.2%的增速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我想,很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会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判断。我的感受是两点:第一点,要看改革开放以来这二十多年的历史状况。这2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非常比较快的,当然有一些回落,比较典型的是1986年软着陆的时候,然后是1989、1990年的三年治理整顿,增长速度都在4%以下,1998、1999年是8%以下。当然也有高的时候,像1985年、1988年、1992年和1993年,都是14%以上,总体来看,长期平均值是9.6%。有的学者提出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我觉得要计算潜在增长率计算是很困难的,9.6%可能是一个近期的、历史的潜在增长。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偏离9.6%很远,偏离了一些,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保持120迈的速度,如果达到130了,我们就要点一下刹车,但这并不等于已经超限很多。我们的经济一直是这么增长的,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比较大的问题曾经出现在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当时市场很疲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那两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保持在8%以下,当然1985、1988年和1992年的经济增长达到14%以上,但是两位数的增长也很麻烦,带来了后面的痛苦。所以,9.6%这个平均值,从历史来看有它的合理性,存在就是合理的。
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
入世以后,尤其进入“十五规划”以来,中国经济实际增长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因素,当然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些延续性因素,有一些是确实性因素。比如劳动供给,这是一个延续性的因素,这几年是劳动供给的高峰期。有一位搞劳动就业研究的专家提供了一个数据:15岁以上、16岁以上的劳动力增量,今年和明年是高峰,明年达到峰值,大概会达到1749万,今年是1690万,去年是1645万,其中大龄青年是1456万,到2008年是1034万,到2009年是836万,到2010年是627万。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在今年和明年达到高点之后开始下降,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只有600万到800万,今年是将近1700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当中的社会总劳动时间,在一定的失业率和参与率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只要劳动人口增加,我们假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带来的就业结构的变化为既定的条件下,也就是所有的调整结构状况为既定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增量的增加就意味着全社会的劳动力时间是增加的,而我们的经济增长本身对劳动力这种外延型的投入的依赖度很高。因此,在这种条件下,要想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在2006年、2007年持续下去,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失业,因为供给就那么多,它处在一个供给的增长高峰上,它就会要求匹配于相对高一些的增长速度。
第二个是人力资本和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在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在提升,劳动力技能在增加。有很多的指标来衡量,其中一个就是在整个劳动力大军当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重是在提高的。2001年的时候是115万,2002年是145万,2003年是212万,2004年284万,去年是338万,今年是413万,这说明整个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提高,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在下降。在同样的制度背景条件下,在同样的技术构成条件下,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定会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三,推进新农村建设,交通建设加快,设施投资增加。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新课题,当然我们这几年并没有忽视三农问题,但是新农村建设提出以后,对农村的投资力度是增加的,至少国债引导的投资力度是增加的,相应的其他社会投资也是增加的。我这次“五一”回家的时候看到,很多民营企业都想到农村去投资,哪怕是搞连锁店,就是为了让农民能够像城里人一样,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商品。现在的情况是,同样的商品,在农村卖得比城里还要贵,因为供给相对来讲还是短缺一点。所以要进行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增加投资,这是设施投资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今年1季度,铁路投资、交通运输投资和邮政投资都是三位数的增长。运输紧张当然有运输体系调度结构分布不均衡的因素,但总量也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增加总量。像铁路运输总量,最近几个月的投资增加非常多,我想这不不应该是短期现象。
第四,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城建投资规模扩大。去年我们的城镇化提高了1.25个百分点,从1995年到现在的十多年内,城镇化率每年是0.65个百分点,1996年以后,超过30%以后,是平均每年1.25个百分点。西方城市化规律中有一个现象,就是30%以下的城市化是慢的,60%以上可能又缓慢下来,30%到60%之间会快速推进,城市化就是快,除非我们不想让城市化上去。无论是从用地节约,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还是从经济发展的效率来讲,我们都应该推动这个进程。有人说,投资增长过快的时候,城镇化可以慢下来;搞新农村建设的时候,城市化要慢下来,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搞新农村建设,是要寻求城乡的协调均衡发展,而不是用城市慢下来的钱对农村建设进行投资,我们要在加快城市化的同时,搞好新农村建设。我的判断是,到“十二五”上期,我们的城市化率会达到58.12%左右,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大概会在各是六亿八千万的时候相交,现在是43%,农村人口57%往下降,城市人口43%往上走,到12年出现50%跟50%的交点之后,农村人口份额开始下降,城市人口份额开始提升,一直到2022、2025年前后达到大概60%左右。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趋势和惯性的话,那么在“十一五”期间,城市化就要快速推进,城市化的推进一定会加快城市经济增长,一定会贡献于GDP的增长。
第五,国际资本流入增加,社会总资本规模扩大。去年国际资本流入增加的绝对量是603亿,前年是600亿,今年增加不多,今年1到4月份增加百分之五点几,总数在增长。实际上除了FDI之外,资本投入也是增加的,股权投资是在增加的,当然现在要研究有关安全的问题。但是从GDP增长的角度来讲,假定国内的资本形成在一定水平条件下,外资净流入的增加,一定会使社会总资本规模扩大,它会增进经济技术发展。
第六,信息化,技术进步加快,生产能力和产出率提高。这一点要特别强调一下,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么快,恐怕有很大的贡献来源于技术进步,来源于单位劳动力效率的提升。技术进步有很多制度的因素,也有其他的因素,包括信息化,信息化加快了技术进步,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去年我们的网上交易额快速增长,今年网络交易额增长又非常快,这说明网络化进程、信息化进程在城市和城郊都渗透得非常快,这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流动效率,提高白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等。它还会促进生活过程的进步,原来是好几个人做同一件事情,现在是几分之几的人就够了,流动性办公在增加,同样的办公任务量,原来可能要花八个小时呆在办公室,现在可能只要三、五个小时。信息化带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动了企业生产能力和国民产出率的提高,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第六,出口品价格上升,出口效率逐渐提高。这是一个新现象,也是经济学者都很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净流出在增长,但是我们的货运增长速度慢于外汇收入的增长,为什么?因为价格提升了。有三个数字支持我的想法:第一个数字,一季度我们的服装出口的价格是提升的,对欧美提升最快,其中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价格提高了22%,对欧洲增长了24%,在 21种出口商品当中,欧洲的10种设限商品当中,美国有五种,欧洲有七种,价格上涨50%,我们可以讲两句话,第一句,在我们对美出口额为一定条件下,出口货物量是下降的;或者说,出口货物量为一定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额一定是增加的,为什么?因为价格上涨50%,这肯定都对增长产生贡献,就是净的出口额增加,但是货物的出口量可能有一部分是留在大陆市场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变化至少支撑了短期的经济增长。在服装行业还有一组数据,就是三月份服装的外贸增长29.4%,出口增长33.9%,进口增长5.7%,但是我们的顺差增长40%,这就说明在实物进出口为既定的条件下,我们的出口品价格在提高,由此带来顺差更快地增长,所以现在研究顺差增长不要单纯看额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价格上升更快条件下带来的贡献。
第二个数字是钢材价格,三月末国内钢材价格比国际市场低100到200美元(每吨),这对我们就有好处了,因为我们的产能过剩,要限制钢坯出口,而国际价格高,所以钢材企业出口同样的钢材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
第三个数字铝铝锭。按照我们的产业政策,要限制铝锭出口,鼓励铝材出口。铝锭在1季度的出口下降23.9%,但是创汇收入只下降了11%,为什么呢?因为出口平均价上涨17%,铝锭的平均价格上去了,铝材更快。
我举这三个例子,一个是服装,一个是钢材,还有一个是铝锭,实际上现在机电产品大概占我们产品的55%。我们在研究外汇顺差形成的时候,不要单纯只看到量,更要看到最新的贡献是来自于单位价格的提升。
第八,收入增加,新生代消费群体扩大,消费浪潮持续。名义收入增加达到两位数,实际收入增加8%以上,农村的收入这两年增加也很快,由此带来消费需求的扩大,最近的消费增长也是连续超过13%,这是最近几年很少有的情况。消费增长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我们在做“十一五规划”研究的时候讲,在整个“十一五”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要扩大消费需求,现在看来,效果在逐步产生。其中有一个很客观的因素,就是现在的消费群体在发生变化,消费额主要是通过新生代的消费群体来实现,他们对整个消费的贡献在提高。
美国有过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整个消费浪潮对经济的贡献。美国最近的一次研究大概是在1961年,按照美国的分类,假如一个人活78岁,他的高消费期是从37岁到47岁,在36岁以前和48岁以后消费的比较少。中国现在的情况时,高消费人群的年龄提前了,独生子女成为消费群体。我国的人口出生潮出现在1987年,1987年的出生率是千分之二十三点三三,扣除死亡率的净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十六点六一,我算了一下,1987年是这50年中人口增长的高峰。因此,198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出生的人群,形成我们现在的消费群体,假定说是1980年到1987年,这个时间就提前了,不是30岁,而是20岁左右。一进大学,他就买手机,出了大学,他就买房子,为什么呢?一方面,他有欲望;第二方面,有这个信贷环境,而以前没有;第三方面,有的父母支持;第四方面,工资比以前增加了,他买得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消费群体,买车、房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他们的需求包括住房需求、汽车需求、网络消费需求、通信消费需求和旅游需求,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化娱乐需求。所以我预计,这将会是一个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消费现象,我把它看作是中国第三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消费浪潮。
上面我对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几个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当前的政策和相关的环境,它有长期需求来支撑。我刚才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感,一个是现实感,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我们要客观地看待,从短期均衡来讲,从历史来讲,偏离了平均增长值,但是从新的增长因素、潜在增长率以及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当中对中国经济推动的效果来讲,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总的来讲,经济增长的轨迹并没有偏离很多,不管从季度来看,还是从年度来看,都是这样。从年度来看,去年是9.9%,前年是10%,再往前是10.2%,再之前是九点几,八点几,经过了一个上升期之后现在变得平稳了,如果我们在图上画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一字形”。从季度来看,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去年是9.9%,前年也是9.9%,我记得三个一季度都是9.9%,当时一季度的9.9%可能比现在的10.2%还偏高,为什么?因为那是在经济普查之前的技术统计,如果是经济普查数据之后的重新统计,可能不是9.9%,可能比10.2%还要高一点。因此,增长轨迹并没有变,波幅也很小。今年只要我们的政策把握得好,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幅,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更大的波幅,因为就业压力很大,我们的市场还是希望经济持续较快地增长。
从地区来看,经济增长的差异很大。东部14%,西部12.7%,中部12.2%,东北11.6%,大概是四个增长层级,东北最慢,东部最快,这说明增长的地区差距在扩大,为什么会扩大?我看是具有必然性的,而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讲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东部地区发展比较快,而经济落后一些的地区发展得就是慢,数字鸿沟、分配鸿沟、收入鸿沟是扩大的。从增长来看是均衡的,但是我们要从政策上推动慢一些的地区走得更快一些,快一些的地区在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上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是对经济增长的判断。
投资增长趋势
前面讲到,对于经济过热的判断是投资增长较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把握两点:第一点,对于这种“快”如何定性?第二,这个“快”有多大的合理成份?我的看法是,现在增长是很快,但快得不是很厉害,现在的“快”主要靠的是什么?是原来的一些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在连续几年较快的基础上,今年又是30%以上的增长速度。要使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基本均衡的话,不仅要管理需求,供给也要管理。供求缺口大,需求太旺了,所以供给下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把不足的供给拿上来,但是现在有一个反常现象,就是供给在增加,需求也在增加,甚至在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的条件下,价格增长更快。这就不是供求原理在起作用了,是市场出了问题,就是开发商囤积房源,最近出了“国六条”,就是因为结构上出了问题,房地产市场的交易秩序出了问题。
投资增长现在偏快,但是这个“快”也来自于新农村建设、铁路建设、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还有国债的推动作用。当然,有一些过剩行业要控制,制造行业增长是两位数,这会加剧产能过剩。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结构,哪些方面是合理的,哪些方面是在整个产业政策导向中应该进行控制的,要做这个判断。我的基本判断是,投资增长偏快、较快要控制,但是要在结构上多想办法。
消费增长趋势
我个人认为,消费需求在“十五”期间严重不足,在非典期间只有6.8%,当然投资也不快,但是后来投资增长加快了,消费还是没有上来。2003年,社会消费品总额是10%以下,从2004年开始,消费增长持续在13%左右,这个速度是不慢的。今年一到四月份,全社会消费品总额是13.5%,四月份是13.6%,从短期来看是比较快了。消费需求达到13-14%的增长速度,我认为是比较快了,稳定的水平就很好,如果继续加快,达到25%的速度,那机会出现双需求膨胀,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膨胀。所以我的看法是,从当前的平衡状况来看,近期的消费需求非常良好,不是严重不足。如果这个判断可以接受的话,我们应该从鼓励消费的政策转向更多地采取稳定的政策。
物价变化趋势
关于物价形势,我说两句话。第一句话,CPI从2004年8月份的5.3%之后,连续19个月下降,今年三月份降到0.8%,四月份是1.4%,是不是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还要看持续的时间,但是至少可以说,CPI出现了止跌的现象。第二句话,跟CPI相关的PPR现在不降,只有零售价格还在往下走,因为零售价格是滞后一些的,工业出厂价还是往下走,至少CPI和PPR下行的趋势出现了停止的现象,或者止跌的现象。
第二句话,从宏观上看,价格的走势是这样,但是从微观上看,有一些价格不是这样的,比如保护价,比如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它是往上走的。所以现在的价格形势是两句话,一个是总的价格水平是下行的,但是一部分,甚至是对老百姓生活影响很深刻的一部分价格是在上行的。所以,我们在以价格形势为基础来制定相关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现象。
货币供应量变化趋势
对于货币供应量,首先我们要注意M1和M2的反差,M2走得很慢,靠近我们政策所说的上线,M1是一直往下,12-13%,M2连续两年保持18%以上的增速。我们的判断是,最好不要超过20%,经济上来得太快,但是毕竟还在上位的下面,M1是在下线的旁边。因此,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操作要特别谨慎,不要单项的下压,如果M1增速达到13%是高的,我们就往下压,压到10%以下就很危险。我认为,对于M1和M2,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个“喇叭口”缩小,而不是把这两个东西打成一个卷往下压。如果“喇叭口”放大的话,近期的政策也很难缩小,为什么?因为他增加了对定期存款的掌握,很多企业搞了投资,贷款创造存款,创造存款然后又去存款,他不是真正地搞制造,他是想赌升值,建一个项目投资,大量投资放在里面搞成定期存款,M2是定期存款加活期存款加M1,所以这个“喇叭口”我们要尽可能想办法使它不扩大,甚至变小一些,当然也有升值背景等一些客观原因。因此在对待M1、M2的变化趋势的时候,我们要辩证地来看。
银行信贷增长趋势
对于信贷,我也讲两句话。第一句话,绝对量很大。一到四月份,新增贷款额是一万多亿,已经达到全年预期目标(2.5万亿)的63%,但是我们定2.5万亿的调控目标是有意义的,我个人不代表国家发改委,我认为是谨慎的,不要框到这个里面去了。第二句话,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4.8%也在12%到20%这个区间,处于底部的下线,我个人认为,15%-16%都不会有问题,要控制在这个水平。对于信贷增加,我们要看动态趋势,不能继续快速地增加,要控制加速的趋势,而不是一定要把贷款增加速度拉到由2.5万亿决定的这样一个速度之上,有可能就不是12%了。
所以,从总体形势来看,无论是对GDP、投资、消费,还是对M2、CPI和信贷的看法,我们都要把两面的情况估计到,不要搞单打一,判断形势是有两面的,在制定政策措施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形势的变化。
二次调控:基本思路
相对于2004年,这次调控的力度要大一些。首先,短期目标是控制加速度,防止某些市场的泡沫,防止总量失衡的趋势,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长期目标是避免连续繁荣几年之后出现连续萧条。不要太快了,要维持在这个水平,我担心的不是现在10%的速度,而是担心在10%之后,在奥运会之后出现大萧条、大衰退,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控制好。
第三句话,紧缩的重点主要是投资、过剩行业和房地产。房地产市场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紧缩的重点,首先讲结构六条。
第一,中低户型、中低价位的住房供应要增加,不是简单地压房地产供给,这一部分供给要增加。第二,三大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要采取结构性办法,我的看法是“一高一低”,即对于中低户型,对于自住的,应该收低税。而对于投资性的,甚至是投机性的,应该收重税。只有这样,才能既不影响房地产的可持续发展,又尽可能地实现公平目标,不让那些富人,那些外国投资者大量抢购中国的廉价房产。北京的房子平均几千块钱一平米,对于我们来讲很贵了,买不起,我们希望首付少一些,时间拉长一些,如果首付一下提高到了五成,就限制了那些用来自住的买房人的贷款的需求,所以首付也应该“一高一低”,高低搭配。我最近在想,外商进入中国,如果你进行长期的技术性投资,那是可以得,如果做的是市场的投资,那我们就要进行控制,而且应当严加控制。为什么外商要买这么多房子呢?我这里有个数据,外商的投资有58%是办公用品,30%是商场投资,70%是住宅投资,20%是厂房,一季度外商扩张大概是44%左右,来自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这部分投资不完全是用于促进经济增长、行业发展和制造技术的提升,它是市场的投机性投资,哄抬了物价,国六条的第四条就是反对囤积房源、哄抬价格,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条,拆迁也要控制被动性需求。被拆迁的老百姓并不是自己愿意去买新房子,是因为你要拆迁我才有这个需求,是被迫性的需求,这一部分也要适当控制,要科学地、合理地确定一段时间的规模选择量。第五条,发展廉租房。第六,统计信息。
这六条实际上把我昨天晚上考虑的问题都讲完了。第一个是结构性,这是房地产,不是全面冷却,不是要全面打压,不要使房地产紧缩带动整个经济的全面刹车,要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从2003、2004年以来的调控来看,这次的精神也没有变。
第二,这次的紧缩要针对投资,针对过剩行业,针对房地产,但是即使是这一部分,也要控制紧缩的力度,尽量地温和一些,平缓一些,微调一些,适度一些,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说房地产价格上涨很快,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没有必要长期维持低房价,低价格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整个土地供给资源是紧张的,而我们又在不断地开放,要增加国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工资,特别是增加产业工人的工资。关于工资增长,最近两、三年增长速度稍微快一些,但是与经济增长,与税收、投资和消费增长相比,工资增长很慢。所以,要想办法使得全社会的劳动力价格平均水平在一段时间内逐渐地上升,这样才能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当然,这不是马上可以实现的,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但是路要往这个方向走,要提高国民购买力。要把短期考虑和长期考虑结合起来,扩大内需要增加工资,价格的平衡要增加工资,整个市场维持可持续发展要增加工资,从解决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均衡来讲,要增加工资,从城乡发展来看,也要增加工资,因为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有很大份额是农民工。因此,我认为下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应当在增加工资上,特别是增加产业工人的工资上做更多的文章,这也是解决当前的一些局部非均衡的问题,并保持长期走向一个动态均衡的重要选择。
总的来讲,我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良性、健康的,当然也存在结构矛盾,存在局部非均衡,有的部门可能泡沫现象比较严重,主要是房地产市场;有的部门供大与求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过剩行业;有的部门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反弹现象值得关注,主要是投资。一句话,就是采取结构性的微调的办法,推动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今年的经济增长继续在宏观调控目标区间内平稳较快运行。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可以持续繁荣。如果现在动大手术,使经济硬着陆的话,我估计,不是明年,就是后年,会出现比较大的衰退,要注意防范。现在的宏观调控既要考虑短期平衡,又要考虑长期的持续性。谢谢大家!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0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