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总是自以为是的，因此经济学是无孔不入的，不断发明出五花八门的新的“分支”和新的经济“形态”，什么“假日经济”、“旅游经济”、“教育经济”、“考试经济”、“文化产业”、“英语经济”、“体育产业”、“会议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眼球经济”……，不一而足，“经济学”三个字成了万能后缀，以至于还有“灾害经济学”问世。

　　那么我们今日就谈谈“灾害经济”这个东西。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安全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孙连捷，2003年6月）解释说：

【灾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灾害预测、灾害防治和灾害善后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兴学科。灾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灾害的自然属性，而是灾害发生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它是介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经济学。灾害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比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它是一门守业经济学。灾害经济学不研究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而是研究已有资源和已创价值的保护；“守业投入”是灾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种根本性的经济效益问题。为守业而应该作怎样的投入，就成为灾害经济学的经济效益观。(2)它注重研究如何减缓环境、生态逆向演替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灾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都研究有关环境、生态、国土方面的经济问题，但研究的内容不同。灾害经济学注重研究如何减缓环境、生态逆向演替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关系，着重研究如何制止国土资源恶化的一系列经济问题。(3)灾害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灾害预测、灾害控制和灾害善后的经济问题。灾害经济学强调灾害不可完全避免，并将灾害的预测、控制和善后作为学科的研究任务。灾害经济学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经济问题，尤其是对潜在灾害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主动地减缓可能出现的环境与生态的逆向演替。】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经济”，无非是一群理性人的行为集合或集体行为而已。经济学是以理性人为学术对象的，尽管经济学自身对于这个自己依赖的理性人不甚了解，对理性人概念纷争不断，甚至于到了有人提出要废止理性人假定的地步。其实，理性人就是趋利避害的正常人，这一解释是惟一可以成立的也必须成立的，否则我们的讨论和学术研究就犹如精神病院的一群精神病人之间的不确定行为一样，成为不可逻辑预期了。

　　既然经济被视为趋利避害的理性人的行为，那么经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被视为是“趋利避害经济”。我们之前面对的“××经济”，虽说五花八门，但从理性人趋利避害的性质来看，尚且都属于“趋利”行为，姑且叫做“趋利经济”。但是，价值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利”还是“害”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对立而统一，又会相互转化。此时为利彼时为害，对某人有利对他人可能有害。既然有“趋利经济”，就当然有“避害经济”与之对应。这也就是钱皮今日要谈的“灾害经济”，你是否已经发现和上面百科全书中提到的“灾害经济”有点异味了？

　　自从私有权制度形成以来，人类在私欲的推动之下也把智力运用到了极致。经济学以往多关注为他人提供“利”，即提供“价值物”即商品。撒谬而森老先生就说经济学是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学问（也不知道这和生产技术科学有多大差异——有差异恐怕在“为谁生产”这个问题上了）。但是，经济实践本身很早就知道，不仅“利”是一种可供利用的产品，“害”也是一种可以让人发财致富的资源——比如通过提供“避害”服务来赚钱。

　　由于有用性（价值）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所趋之利和所避之害都是针对其个人所言的。对自己有利不等于对所有人有利，自己所避之害对他人来说可能是利。即同一事物，有人以利趋之有人以害避之，所以理性人趋利避害的特性并不能保证理性人的利益一致性，也就无法保证理性人的行为一致性。籍此我们可以推想，假如某些人可以从对他人来说有害的事物中得到利益，则他就有可能对这种对他人有害但对己无害甚至有利的事物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由此构成的行为模式我们不妨谓之“乐祸经济”。更进一步，乐祸者可以有意识地主动地促成这件对他人有害的事情发生，为自己提供避害服务创造一个铺垫，这就是钱皮所谓的“造灾经济”——灾害经济的最恶劣的一种扩展形式。

 

　　先说提供避害消灾服务意义上的“避害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害存在在前或必然会出现，且和提供服务的人没有因果关系，服务者的动机是善良的，完全属于正常的、互惠互利的交换形式。

　　不论是“趋利”还是“避害”，都是人的一种行为，是行为都会消耗行为人的宝贵资源——时间，生命的时间。因此，也就有人替他人付出这个时间，也就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时间节约下来用于自己更加偏好或者认为收益更大的事情上去。也就是说，交换这时发生了，也就演化为一种经济形态了。

　　自古至今，“避害服务”产生的经济行当也是无所不在。食品作为商品是为了避免饥饿之害而提供的；房屋作为商品是为了避免日晒雨淋之害而提供的；日晒雨淋是害，造伞遂成一业；视物不清是害，眼镜变成一业；劳动损伤是害，劳保产品成为一业；保镖是为了防贼盗之害而存在的；各种维修服务是为了制止弥补各种侵蚀之害而出现的；现代的各种保险也是一种避害服务。

 

　　以上谈到的避害经济有一个特征，即“害”是存在的，提供避害服务的人是出于帮困扶贫的心态提他人消除灾害。但是，由于这个消除灾害的行为可以给提供消灾服务的人以利益，事情就开始变味了，某些帮困扶贫的心态异化为乐观其成幸灾乐祸心态了，从帮人消灾到幸灾乐祸，是“避害经济”向“造灾经济”过渡的中间状态。

　　这就是下面要谈的“乐祸经济”。

　　靠灾害生存发灾难财因而对灾害乐观其成的人自古就有。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莫过于白居易描写的《卖炭翁》了。虽然说恶劣的风雪天气不是可怜的卖炭翁所为，但是他并不反对这种灾害的存在，反而期盼它欢迎它的存在，“心忧炭贱愿天寒”。南山脚下，住的并不都是“黄衣使者白衫儿”，和卖炭翁一样的穷人是多数，多数人都不具备“半匹红纱一丈绫”的支付能力，卖炭翁现在是只顾自己而顾不了其它穷人了。

　　卖炭本来可以看作是一种“避灾经济”行为，但是，卖炭翁由于心忧炭贱而愿天寒，事情的性质就有点变化了。不过，白居易给了卖炭翁这种阴暗心态一种令人同情的理由，卖炭翁是如此可怜——“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而且他卖炭只是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

　　期盼灾害发生的情况现在依然存在。雨雪天气对行人不利，是一种害，但是出租车的生意往往会因此而好起来，路口卖雨具的小店也会因此而忙碌。如果公交车线路出了问题，出租车司机并不期盼它早日恢复营运；桥梁出了问题，摆渡的船老大就就有了喝酒钱。

　　狗仔队记者一天到晚都期盼着名人们出点什么事才好，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不过是市井俗众期盼从他人的灾难当中获得乐趣的不良心态的集中表现渠道，狗仔媒体不过是把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态当作一种市场加以利用罢了。

　　“警匪一家”的说法自古就有，即把保镖和强盗看成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盗贼成了差人的衣食父母。因此，你会在电影中看到保镖遇到匪徒时会相互礼让而非一定拼个你死我活。据说，清朝的平西王吴三桂在教导下属的时候就说：今后再有匪患我等只剿其一但留其二，都剿干净了我们吃什么？匪患是稻米钱粮，贼盗乃衣食父母。而且为了给发展自己留下空间，他还有意纵容其它反清复明势力的发展壮大。

　　现如今，某些地方政府对黄色产业只整顿不清除，有意让其发展为一个收入来源。当属此列。

　　某友从事野外帐篷的生产。但其产品绝大多数不是卖给野外宿营爱好者用的，而是卖给了民政部门和国际救援组织用于救灾。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靠发国难财过之日”，对各种灾害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如果世界太平无事他就愁眉不展了。

　　各种救灾物资的生产现在不是一个小的产业，相信他们看不到世界上有灾害发生时的心情一定很特别。洪涝、地震、海啸等等，除了带给灾民以害之痛苦之外，还带来了救灾物资行业无限的商机，比如救灾物资供不应求、预警系统的设立、城市的重建等等。因此，早就有人说战争和瘟疫是消灭过剩人口的一种最佳方法了。

　　医疗行业也是依靠提供“消灾服务”存在的，病人越多，国民的痛苦愈深，医药行业越是生意兴隆。有些不良医生故意不给病人根治，迫使其长期购买由其提供的“避害服务”。

 

　　当“避害”可以当作一种服务出售的时候，“灾”也就成为了一些人的利益之源，他们就真正成为了“幸灾乐祸”之人。一旦商人认识到“灾害”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生财之道，灾害就有可能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从事趋利经济的厂商们要不断研发新产品和提供新的服务，从事“避害经济”的人同样也在开拓市场，有市场要去占领它，没有市场开拓一个市场然后占领它。

　　这就构成了灾害经济的最异化形态“造灾经济”。

　　在金钱拜物教社会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政治论断是绝对正确的。全球最大的“灾害经济”大概是军火工业了。战争是灾害，但是军火行业的利润之源，为了维系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大军火商可以游说政府发动战争扩大军备，或雇佣私人雇佣兵到他国进行颠覆活动或挑拨民族纠纷。2006-11-11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过去一年美国军火商向国外出售的军火合同总额价值210亿美元，而前一年是106亿，同比几乎是翻了一翻。

　　对于台海问题，美国的一些人为了出售军备，不断制造中国大陆军事威胁论。这些美国人永远都不会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这样他们就丧失了出售武器的商机。当然，他们也不希望大陆和台湾真的打起来，因为打起来的结果是惟一的，虽则创造了一个大的商机，但是一锤子买卖。摩擦不断又不恶化的台海局面才是美国军工的一个长久利益之源。这似乎也是一种“卖炭翁心态”：虽说心忧炭贱愿天寒，但是也不希望天寒到把人都冻死的地步——人都冻死了也就没有人买炭了。因此，可以预期，美国一定会不断在台海制造各种麻烦的。

　　制造疾病流行和战争是一种大的“灾害经济”形式，发生在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就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在政府支持下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最大的一场“灾害经济”之一。

　　原有提供“趋利服务”的一些人也有把“避害”和“趋利”糅合在一起的。比如先把具有“利”的产品微利甚至零利润销售出去，而这种产品的易损件供给和维修服务垄断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就靠这块攫取高额的利润。为了这份利润，他们可以故意不把易损件做得更加易损。

　　最新门类的网络经济中也充斥着“灾害经济”的影子。为了销售防病毒软件，可以事先有意识地制造病毒传播；先给你的信箱里塞满垃圾邮件，再来推销防垃圾邮件服务。

　　有些不良市政工程施工者故意不把工程做好，有意留下隐患，好为自己将来留些生意。平整的道路上不断挖沟，虽说是市政管理不到位所致，但是经常看到挖过的沟总是不能恢复平整。施工者甚至对市民的指责厚颜无耻地说“都整好了我们干么？”这叫作“扒扒垒垒，挣俩美美；垒垒扒扒，弄俩花花”。

　　黑社会收取保护费也是一种“灾害经济”，绑票勒索也是其手法之一。这种“灾害”往往是黑社会组织自己制造出来的。你不给保护费，就会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就会天上掉下一个炸弹，就会有人借机闹事；为了消灾你只有乖乖地拿前出来，购买黑社会提供的“避害服务”。前几日因为“媒体曝光”为要挟向企业敲诈的某媒体记者站站长被抓了起来，他从事的其实就是自己开发的“灾害经济”。如果企业不愿意接受敲诈，他就会编造莫须有的假新闻损害企业形象。

　　成本增加对生产者来说是一种害，但是对于原料供应商来说是一种商机和利益，因此，原料供应商希望生产厂商消耗量越多越好，有些缺德的原料供应商会勾结生产厂商的内部人员（包括一线员工）直接把原料送入垃圾堆或倒入下水道。

　　毒品买卖是世界上和军火生意不分伯仲的“灾害经济”行当，甚至是金三角某些国家的支柱经济形式。为了发展这种经济，政府可以用军队暗中保护鸦片种植，毒贩可以免费让人品尝毒品，待其上瘾之后再榨干其骨髓。

　　烟草、酒精其实具有“轻毒品”的身份，也是“灾害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烟酒也是不少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收入源泉，而这种收入是建立在对消费者的持久伤害之上的。

　　博彩业也可以算是一种灾害经济形式。为了从中获取暴利，首先要让人嗜赌成性，为此各种丰厚的奖励不断花样更新。

　　有些黑心的医院只要你进了门就别想轻松出来，没病也给你查出个三长两短来。这和古已有之的算命先生声称占卜者有“血光之灾”一样，他静等你讨教破解之法——当然是早已准备好的，只要你掏钱出来就是了。

　　和“网络经济”一词相连的网络游戏也正在演化为一种灾害经济形式。

　　眼下装修行业和标识设计制作行业盛行，其兴旺是好事乎？坏事乎？许许多多商户开张旋而关门，前赴者血本无归愁云满面，后继者另起炉灶踌躇满志，你方唱罢我登场。折腾之中，惟一乐得合不拢嘴的就是从事装修设计和提供开业典礼服务的业者了。

　　我国沿海地区每年都有几场台风登陆。台风过后，广告牌、道路交通标志牌等一篇狼藉。但是恰恰就是台风的次数多少决定了从事广告标志牌制作行业当年的经营业绩。当他们拒绝纳税的时候会理直气壮地说“今年才刮几场风？！”。

　　不要以为创造“灾害经济”的仅仅是不良大厂商，普通民众当中也有而且并不少见的类似行为。比如缺德修车匠夜间把居民的车胎扎破，或故意在修车铺前后的道路上撒上铁屑或玻璃屑；例如卓别林的电影里就有一个玻璃匠故意把居民的窗户玻璃打破然后再上门提供维修服务的故事。

　　前些时广州有报道，一些人专门守候在大饭店的门前，看到有人前来举办婚庆筵席，便开始号啕大哭，搞得气氛令人不快，不过你只要给他50、100元，他就立刻停止嚎啕离开饭店，还人一个喜庆场面。这样一个个饭店赶场，一天居然有不菲进帐。

　　比如在企业里，一些员工会有意制造设备事故和产品质量问题，其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表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确保自己的技术地位；有些故意给同事的工作制造麻烦，使其无法顺利完成工作，从而显得自己工作水平较高。

　　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府庞大、行政程序繁复、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对于社会而言是一种“害”，因此都在倡导精简政府、提高效率。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可以从繁杂的行政手续中收取各种手续费，形成一种部门收入，则他们有可能故意制造不必要的各种手续和门槛，为寻租提供便利，由此形成“部门乱收费，民众办事难”的人为问题，以达到增加部门收入的目的。而当民众不堪繁文缛节之苦的时候，便有内部人士干脆建立起一条龙服务的专业办理各种手续的商业性机构，“灾害”和“经济”直接对接，手续繁杂之害遂成一种行当和资源了。

　　写到“造灾经济”，想起几年前BBS上一句被称为“经典”的话：对朋友，有困难要帮，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帮；对美人，有危险要救，没有危险创造危险也要救。

 

　　不管是“避灾经济”还是“造灾经济”，由于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各种“灾害经济”有逐渐被合法化的趋势，比如合法的红灯区，合法的博彩业等等。军工在各个国家几乎都是合法的“灾害经济”行业，为了维系本国军工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断发动战争是帝国主义存在的一种方式。毒品的生产长期存在和某些国家和地方的政府暗中保护甚至纵容鼓励是分不开的。

 

　　避害，本是理性人特性的一个方面，但当灾害被人为地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形态的时候，事物的本性也似乎发生了逆转——灾害经济经历着从被动的避害经济到幸灾乐祸，再到主动的造灾经济形态发展的过程。正应了中国的一个成语所言——见利忘义。这一从防灾到造灾的逆转，究竟是人的“理性”还是“非理性”？如果灾害经济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被人为的加以制造、发展的话，这个社会就令人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