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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博弈论---兼论中国社会改革
作者:董晔    发布:2006-11-11    阅读:1635次   
    博弈论的广泛出现当属最近二三十年,由西方几位学者提出并完善,由于它成功应用到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中,尤其在经济领域有三位博弈论的研究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也备受关注。在中国致力于市场经济改革中,最近的十余年间,自由化的市场经济道路被称之为主流经济改革,主流经济学家们无一例外都是博弈论的研究者和推崇者,还有许多社会学家应用博弈论来分析中国以及国际上的社会关系。博弈论也被称之为理性化的决策理论,“理性”则是博弈论最基本的核心条件,按照马克思·韦伯的定义(参考田震山博士的解读),所谓“理性”是指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思想,除此之外的一切思想都被其称为“非理性”。韦伯的“非理性”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处在所谓“非理性”境况下的中国社会,博弈论该如何展现呢?本文以中国社会为背景,从思维方式、均衡点、决策方式等方面进一步解读博弈论。
 
    概念即逻辑,逻辑就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时下,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广为流行的两个博弈论的术语概念就是利益最大化追求和利益集团。利益化的追求也是人性化追求的自然体现,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禁欲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鼓励人性化的追求注重引导和选择性的改变。“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处在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货币数量加以表述,但是在我们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对“利益”的评价却是取决于我们树立起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所看到的“利益”是不同的。性质上的不确定性也就导致数量化标准的不统一。
    我们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往往表现在生产技术的研究、产品开发、品牌树立等方面,也就是说,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实现。与之相比,中国的众多企业在产品开发、品牌树立等方面十分薄弱,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实现是以哪个行业赚钱去干哪个行业,从博弈论的角度讲无可非议,但从国民经济整体的方面说,这样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往往造成重复性的投资建设而贻害国民经济,上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东亚经济危机就是警示。我们可以说存在一定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像银行信贷、科研等方面经济协作上的薄弱,再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开发、销售就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取得银行信贷等等。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价值观念起了主导性的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的开元集团以高科技起家,曾经以高科技产品享誉全国,后来却以高科技为名,将筹集到的资金转投房地产,赚取大笔钞票,尝到甜头后又进行更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由于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资金链断裂,至使其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与之相比对的就是:当有人向美特思邦威的老总进言:投资房地产不出两年就会赚回一个亿。但是,这位民营企业家却投入大量资金和很多精力来打造美特思邦威的品牌,因为在他看来企业的长远生存比赚取多少货币数量更重要,更有价值。可惜,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并不很多。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有数万个性质不一、规模不等的利益集团或“游说”组织的存在。他们不光在选举时发挥作用,在平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它们活跃的身影。美国政治学者罗杰·希尔斯曼对利益集团给出一个定义就是:对人类活动的某个领域持有相似态度的群体。通常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将其成员中相互矛盾的观点统一起来,以便形成共同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找到优先的重点并筹划如何达到目标。利益集团另一个作用,是在各个利益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讨价还价,彼此作妥协,最后形成统一意见。总之,利益集团是民众向政府转达他们的需要和关注的渠道、同时它们也是政府向人民解释问题的渠道。一切成功的政治制度都需要起这种作用的社会机制。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利益集团也是民选代表以外的另一条表达民众需要的渠道。
    我们也在提倡民主政治、民主管理,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都设有意见箱,希望以此广泛收集民众的建议,提高自身决策。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片言碎语的建议很难对管理决策形成重要影响,这是因为管理决策往往涉及很多方面、很多具体的问题。一方面民众的诉求希望实现,另一方面管理机构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难以处理每一个建议,无疑利益集团就起到这二者间的沟通桥梁作用。利益集团整合民众的诉求以恰当而有效的方式表达给决策者。利益集团是以民众诉求的代言人身份参与决策,与之对比的就是在中国社会尽管也有很多合法的民事组织,诸如:工会、各种协会组织等,虽然他们在组织成员内部的相互交流沟通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多也只是以政府某方面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代表,难以作为民众诉求的代言人身份参与博弈决策。我们提倡社会自治,社会自治的先决条件就是民众诉求的有效表达。
    曾经有几位记者追问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你究竟代表哪一个利益集团呢?”,这位经济学家的回答是:“我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尴尬的回答。我以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来说,首先需要明确的研究态度就是:要以民众的诉求为根本,而不是统治阶层的利益维护。倘若,是以“劳心者制于劳力者”的迂腐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以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只是关注于理论的技术方法,不能从思想观念上入手研究理论,这里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谈论何种改革之时,还是需要先改造自己。至于探索真理,我还想说的就是:世外桃园化的真理,是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意义可言。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工业企业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等,几乎所有的改革被深深印上借鉴他人成功经验的烙印,至今,工业企业改革依然难有突破,医疗体制改革被宣告失败,可是,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居然又被提出要借鉴所谓的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等,借鉴他人成功经验为什么就会成为我们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呢?只需将这一问题提升到学术研究的程度来看待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很难找到与之相近的成熟的方法论思想,也许目前学术研究的热点——拓扑学,可能会清楚地解释这一现象。总之,他人成功经验、他人先进理论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结果也只能是将其转化并纳入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上。我们的决策只能是以民众的诉求、民众的思维方式为依据。
    时下,国家发改委广泛征集民众的意见,这是一个积极举措。在福利化与市场化之间的选择上,民众的争议是很大的,作为尊重民意,我们的政府在无法明确何重改革道路之时,是否也就无法形成决策或者只能依据他人成功的模式经验呢?其实无论是福利化的医疗制度还是市场化的医疗制度都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全面而有效的时实监管,从药品的研制、生产、药品的流通、药品的销售、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等等,全面而有效的监管制度的建立,才是我们进行医疗制度改革的根本基础,实施市场化的医疗制度改革也决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甩掉包袱,而是说究竟采取哪种医疗制度也才能够实现最为广泛、最为有效地为民众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
    当前,民众对医疗价格的上涨而造成看病难,意见很大。医疗价格的上涨可归咎为市场化的医疗制度改革,但是,通常市场化的博弈竞争会使得商品价格和质量趋于更加合理的博弈均衡,为什么市场化的医疗服务却有悖于此呢?我们的医疗服务机构在政府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其本身的医疗服务回报又不足以维持机构运转,更谈不上添加设备提高医疗水平了,以药养医便成为必然。医院经营药品的本身带有垄断特征,通常判定垄断经营在于消费者是否具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在医院经营药品的过程中,作为药品消费者的病人不仅缺乏对药品质量的知情,更缺乏了对药品质量及价格的博弈选择。医院对药品的经营,在其相关利益群体——药品生产厂家和药品经销商等的相互攒动下,处在垄断经营中,药品经营价格就会呈现不均衡的上涨趋势。其实,类似于这种垄断经营的现象,在别的方面也是屡见不鲜,作为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改革,垄断、倾销等非法经营的现象理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尤其,我们已颁布了反垄断法草案,完全有理由把医院经营药品提请相关部门予以认定,如果认定其违法,就可以限制或取缔其药品经营资格,相应采取的措施就是通过政府的财政,加大对医疗服务机构的投入,也可以采取对药品经销征收医疗服务税等。宁夏医疗改革的成功案例是使得药品价格下降了40%多,采取的措施就是限制医院对药品的经营而实行政府对药品进行统一招标采购和统一配送,具体做法是招标对象仅限于药品生产厂家和自治区一二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个人对此的异议就是:一是我们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以围绕搞活市场流通为核心手段,拒绝经销商的本身是不合时宜。二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是需要走入一种法制化的轨道、制度化的管理,而不应该总是倾向于个人魅力化的管理。
 
 
    博弈论在中国通常被解释成对策论,甚至一些研究者简单地把博弈论看成是如何战胜对手的方略,诸如:以田忌赛马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分析博弈论。事实上,类似于田忌赛马的博弈竞争,在博弈论中被称为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由于博弈结果并未足使总量得到增加,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什么社会的价值意义。在博弈论的研究中比较推崇均衡、共赢的正和博弈。正如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先生所说:“企业的发展战略绝不是以战胜对手为目的。”。与田忌赛马相对比更能体现博弈均衡当属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同盟。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七雄并起,战乱纷争,民不聊生,很多有识之士都在探索着和平之路。苏秦,以其卓越的才智游说六国,携六国相印组织起合纵同盟以抗强秦,成就二十九年无战事的辉煌业绩。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断涌现,不难想象爆发全面战争意味着什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空前规模的军备竞赛,但是,却没有因此而发生战争,反而成就了二战以来世界总体的和平时期;美国人以博弈均衡看待冷战,认为双方军事力量的均衡是保持和平的根本,并以此观点看待中国海峡两岸的和平。一个最为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美国人为什么没有以博弈均衡看待中东和平呢?相反,却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目前又对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保持高度的警戒。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博弈论设想:倘若阿拉伯人获得足够军事支持而能够与以色列相互抗衡,也就有了与以色列人进行谈判的资本,通过谈判争取到自己的权益,因此,阿拉伯人也就用不着使用卑下的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了。但是,事实上,除了前一两次的中东战争还表现为较为鲜明的利益相争外,以后的几次中东战争和以色列人多次的军事行动,都是以色列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肆意蹂躏于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很多阿拉伯人,他们流离失所,他们的家园遭到摧残,他们的亲人惨遭杀害,他们是以惊恐、绝望与愤怒的心情看待以色列人,而不是满怀希望建设自己的家园,憧憬美好的生活;以色列人扬言:把黎巴嫩炸回到石器时代。正因为如此,所谓“土地换和平”并不是开启中东和平的一把钥匙,同样的理由,一些学者以简单的利益关系看待中东问题也就显得十分牵强而不合时宜。博弈均衡点的探寻,是要以某种程度的思想统一,相互认同的价值观念的体现为先决条件。即使表现在最普通的博弈均衡上也是如此,比如:商品的价格就是供需双方的博弈均衡点,是供需双方相互认同的价值体现。
 
    任何一部理论的出现都有其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博弈论也不例外。
    西方科学思想源自古希腊哲学,其中尤其是以原子论的自然理念为主导,所谓原子论:事物都是由一些无法分割的原子所组成。原子论几经演化形成决定论思想,拉普拉斯给出决定论的标准表述: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存在一个确定性的条件,只要给定这样的确定条件,决不可能会发生另一个事件。牛顿、爱因斯坦就是决定论的忠实信徒,康德也认为决定论思想是一个普遍的,绝对性的真理。20世纪初量子物理学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决定论思想,量子物理学家玻尔以概率论成功解释量子跃迁,他与爱因斯坦曾就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展开争论,最终是以爱因斯坦的失败而告终。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完全孤立或完全相同的自然事件的发生,因此,也就无法真正获得一个确定性认识。由此,很多学者便惊呼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无法获得一个确定性的认识,势必就会造成决策的死胡同。
    早在中国古代,商鞅变法也是一个社会改革的成功典范,当时,秦孝公疑虑变法会招致很多人的反对而无法实施,商鞅游说道:“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这句话的意思是:愚笨的人连如何做成事情都很糊涂,有智慧的人却能够预见未来。我们不难想象正确的预见性对形成正确的决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而正确的预见性正是确定性理论的现实体现。我们时常所提到的科学化决策,而科学化决策的重要依据就是理论的真理性(确定性)及其正确的预见性。
    理论真理性的争论在于探索真理,倘若一部理论总是宣称自己是一个真理而且是被无数的经验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继而引发生存社会里的争斗,我想,我们很多人对此都心有余悸,因为我们曾经就受累于意识形态之争。在那个年代,邓小平提出“黑猫,白猫”论,就是一个大胆而明智的思想。准确地说,他的思想有悖于科学化决策,但是却符合了民主化决策的原则——有利性的选择。
科学化决策与民主化决策之间并不是很和谐的,它们之间的和谐统一,也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科学,至少说,脱离大众化思维的理论并不是科学性的。我们对民主化决策的理解不应只局限于民主参与的形式,重要的是体现在参与者能够以其最真实的价值思想的表达,这样的一种体现就在于以“有利性”为原则的行为决策。
    处在有限的认识,有限的信息交流以及不确定性预见之境况下,以人的行为特征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导,形成正确的行为决策,这就是博弈论,“有利性”的选择是其决策的核心原则。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思想对西方人来说是新颖和富有创造力,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却并不是一个很新奇的思想,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中国社会长期所缺乏的就是对自然的探索认识和缺乏了把握自然的方法论思想。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进行了艰苦卓越的科学观念改变的科学革命,文化上,实业救国、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砸烂孔家店、推行白话文、马列主义的兴起、汉语拼音、汉字改革、推行西方式教育、坚持实事求是、西方自由化思潮等等;政治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中国的成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市场经济改革等等。道路艰难而又曲折,但是,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工业现代化的强盛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民不聊生,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认为战乱的起因是由于纷争,纷争的起因则是个人私利追逐的结果,孔子、孟子以不言“利”,实施“仁”政,游说诸侯。“仁者,人与人相亲也”,这是等同于现代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博爱思想。很多学者以“不言小利,言大利”来解释孔子、孟子的不言“利”,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解释,正确的解释是:究竟以怎样的价值观念来看待“利”——“独赢与共赢,孰赢?”,“独乐与同乐,孰乐?”,孔子、孟子寄希望通过一整套的价值观念的建立,营造起一个祥和,安宁的生存社会。自中国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主流,继而成功改造了中国社会。以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性的改造一个社会,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成功案例。
    有一位经济学家,据说也是最早把博弈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最近撰写了一篇文章也谈论到价值观念的改变,并且提及改变了价值观念就能符合某一博弈论的原理。这里要明晰的两个问题就是:一是博弈论是建立在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上,是以尊重个体自由思想为显著特征,如果掺杂了对个体价值观念的改变,恐怕这样的理论是称其不了博弈论了。二是我们创造的理论,究竟是要求人去符合理论的秩序性,还是让理论更好的地服务于我们的社会?
 
    早在古希腊时期,怀疑论的鼻祖——皮贺,在他年轻求学时,有一次遇到他的老师掉到河里高喊救命,这位皮贺先生却思考着“救”与“不救”的真理问题,最终做出一个大胆的探索:拂袖而去。古代先哲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千百年来人们出于私利、妒恨、报复以及扭曲的信仰,无数次地践踏他人的生命。就在今天,当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不到追逐经济利益的医院的救助;当日本的某些政客以“恶其行,不恶其身”为由参拜靖国神社,“死而不亡者寿”,为大日本帝国的利益而不惜残害无数他人生命的“崇高”精神需要日本国民的继承?难道日本民族是一个缺乏正义感的民族?拯救生命是一个真理吗?必尽我们同处在一个地球上,需要相互关怀而共生,真理,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组织协调化的体现。
 
 
                                         2006-11-8 于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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