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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应对能源危机
作者:陈清泰    发布:2006-07-19    阅读:1165次   
       ■油价高企传递给我们一个强烈信号:如果我们不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和生产方式,石油资源的枯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今天,世界经济能源消耗的40%、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的90%是来自石油。石油资源的枯竭,将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如何解决未来的石油危机,我本人以及许多国外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提高燃油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一段时间以来,石油价格的上涨牵动了全球经济的神经。1998年原油还曾经是10美元一桶,即使在2003年原油价格还稳定在25美元左右。但进入2004年以后,原油价格不断上扬,截至目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已经突破60美元一桶。对此,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分析报告甚至认为:“原油价格最终将超过100美元一桶。”种种迹象表明,廉价石油的时代结束了。但石油价格的上涨,除了投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之外,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导致对石油需求的持续提高,而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供应却日趋紧张。

  与此同时,油价高企还传递给我们一个强烈信号:不仅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由于石油产能已经接近“巅峰”,石油供应的下降趋势不可避免。如果我们不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和生产方式,石油资源的枯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按照目前的速度,这一天的到来或许在本世纪就会出现,这是由不可再生资源的特性决定的。

  被乐观派忽视的问题

  众所周知,过去的100年中,石油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动力,可以说现代工业社会就是建立在石油能源基础之上的。今天,世界经济能源消耗的40%、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的90%是来自石油。石油资源的枯竭,将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不过,正如有海外人士所指出的,石油的终结并不表示能源的终结。这是因为,石油只是能源的一种,而且成为人类主要的能源来源也只是这一百年来的事情。全世界还有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储备,足以再支撑人类的能源需求一百年以上。而人类使用能源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例如,1975年至2000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50%,但其“能源密集度”(即生产一美元GDP所需的能源量)却降低了40%;此外,还有诸多新兴替代能源技术如风能、太阳能,氢能发展也很快,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取代石油成为人类可以依赖的动力来源。

  事实上,西方有些人对于能源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甚至有些过于乐观了。这些人十分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认为市场完全可以解决人类能源的一切问题。他们表示,能源的供给和需求同其他商品一样,受到价格机制的引导。如果石油价格过高,原来很多因为技术和成本原因无法开采的油田也将变得有利可图,石油公司受利润的驱使必然会加大开采力度,结果就是石油的供给必然上升。反过来,过高的油价会促使消费者以及下游产业寻找节能的方法和替代能源,其结果就是对石油需求的下降。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石油的价格因此也会自动调节。比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禁运之后,就是80年代石油价格的暴跌,这就是上述观点的最好注释。因此在这些乐观派的眼中,技术进步迟早会使新型能源取代石油,石油价格的高涨无异于是自掘坟墓。他们很爱引用的一句话就是:“石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是因为人类没有石头了,而是因为人类发现了更好的工具予以替代!”石油时代的结束也是如此。

  因此,乐观派对“石油终结”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不过,我认为乐观派忽视了三个问题。一是不可再生资源终究是有限的,勘探和开采技术的提高只能推迟生产巅峰期的到来,并不能改变巅峰期存在这一事实。而按照目前的计算,石油巅峰期可能很快就要到了,即使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因素;二是没有考虑到以碳氢化合物为基础的矿物燃料对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方面的负面影响,使得我们即使对有限的煤和石油资源也必须谨慎使用;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乐观派过于迷信通过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问题,而忽视了政府可以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调节能源需政府干预

  我认为,政府干预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发挥作用。首先,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存在外部性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计算能源价格时没有考虑其不可再生性,以及对环境的破坏成本,因此普通消费者和企业往往只支付了能源的私人成本,而没有考虑其社会成本。其结果必然是定价偏低,消费和生产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出现了“失灵”。只有政府出面干预,使能源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才能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此外,能源的外部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已经走出国界变成全球性问题,这时连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无能为力,何况私人企业和消费者,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才能解决。

  另外,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干预也可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因为私人企业和消费者,或出于短视、或出于自利,往往拒绝甚至阻碍新型节能技术和新型替代能源的开发和推广。这可以从美国汽车制造商是如何迫使美国政府冻结甚至放松对汽车油耗效能的规定,以及美国能源产业又是如何说服美国现政府拒绝承认人类活动对气候的负面影响中找到答案。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再加上开发新型节能技术和新型替代能源巨大成本,没有政府政策引导,私营部门很难通过市场手段解决向新能源的过渡问题。事实上,在西方国家能源产业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而能源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力也很高,甚至可以说,在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中都能找到能源利益集团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纯粹通过市场手段解决能源问题未免过于天真了。

  不过,由于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社会、科技发展水平各异,在不同国家,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也有不同的形式。从中国的角度看,应该说我们的石油和能源形势远比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严峻的多。其原因在于:一是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日益显著。自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以来,目前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40%,预计2020年将达到60%。由于世界石油出口集中于少数国家,再加上地缘政治因素,如何长期稳定地保证石油供应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二是长期以来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较低的技术水平使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比较低,一方面是能源短缺,一方面是大量的浪费,再有就是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三是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人民群众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非常强烈,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能源的增长有较强的依赖。

  但是,我们国家也有自己的优势。在经济上我们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政策上和技术层面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我们的政府对于能源问题高度重视,及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明确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政府可以从中长期的视角,从统筹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高度,制定和实施国家能源战略,与受能源利益集团左右的美国政府相比,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燃油税的杠杆作用

  对于如何解决未来的石油危机,我本人以及许多国外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提高燃油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开征这一税种,尽管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可一提到燃油税,很多人先想到的是“费改税”,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税费征收方式的改变,而忽视了燃油税是一种非常有效地引导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手段。

  此外我一直都在强调,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应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前提。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使用燃油税这个杠杆,而且必须有较高的税率才能起到作用,即使逐渐上升到100%的税率也并非不合理。在今后2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机动车燃油消耗不仅是中国石油消费总量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而且所占份额很快就会上升到第一位。目前,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轿车的排气量、车身尺寸、汽车重量的平均水平,不仅比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60~70年代的日本汽车起步阶段高很多,而且比今天欧洲一些大城市的水平还要高,中国轿车平均百公里油耗高于欧洲和日本。近年来,不仅高油耗的SUV(运动型多功能车)销量持续超常增长,而且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等国外豪华轿车厂商,纷纷看好中国买主就很说明问题,我认为这过于奢侈了。对此,美国的一位作家就曾在其作品中用很大篇幅来批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指出:“现在美国所需要的能源是欧洲和日本的两倍,是全球平均数的大约10倍。美国人是能源的最大挥霍者:一个拥有世界人口不到5%的国家却消耗掉了世界能源总量中的25%。”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正是美国的低油税政策导致了美国的轿车普遍偏大、偏重、油耗偏高,而欧洲的高油税政策促进了节油技术的发展和小型车的普遍使用。以汽油为例,美国的税率是30%,日本是120%,德国是260%,法国是300%,最高和最低的税率差了大约10倍。然而,当下在中国燃油价格中是不含税的,与主要国家相比,价格很低,不足欧洲的三分之一。所以,中国目前的汽车消费形态是轿车价格很贵,而燃油价格很便宜。中国消费者主要考虑的是汽车购买的一次性支出,而对日常拥有顾忌较少。从长期来看,中国目前的低油价政策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种类似美国较低的燃油政策势必导致类似于美国的车型结构,而这是中国的人口和资源所不能承受的。与规制手段相比,税收通过改变价格信号调节市场供需,造成的扭曲比较小,也减少了寻租的机会,产生的税收收入还能补贴公共交通、环保和新能源开发等,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能源问题的解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虽然我们有理由对此感到审慎的乐观。人类的历史,就是进步的历史,人类的文明或许有一天真的可以发展到能够解决我们所有能源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需坐等这一天的到来,而是现在就必须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