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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三谈
作者:朱海山    发布:2006-04-17    阅读:2712次   
    一、   教育的公平
    最近我到单位扶贫点去了一趟,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该村还有好几名儿童辍学在家,还有个别孩子十几岁才读二年级,原因是这些孩子的家庭无法承受读书带来的负担。我这里没有用学杂费而用负担,是因为在孩子的读书费用中,学杂费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就小学而言,学杂费只有100多元,而每个孩子一学期的其他各种费用累计要达到千元以上。是乱收费吗?不是,是因为所谓的教育资源整合问题。现在村一级都没有学校,所有孩子上学都要到十几里路以外的镇上学校,高中要到县城去读,这就要额外加上交通费用、住校费用以及伙食费用,有的家长还在镇或县城租房陪读,其成本之高,令我们这些坐在大楼里面拍脑袋的人难以想象。
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岁月,每个生产大队(现在的村)都有自己的小学,每个公社(现在的乡镇)都有自己的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教育。读书除了花几元钱学杂费之外,是不需要什么外加成本的。但后来村里的小学、乡镇里的高中,都被撤消了,为什么?名曰教育要集约发展。零星分散在村镇的这些学校不集约、不经济,另外政府财政也负担不了那么多的学校支出。这样做看上去似乎有点道理,将这些学校撤并后,学校的规模上去了,学校的效益提高了,政府的负担减轻了,还有原来分散在村镇不安心工作的教师也稳定了,真是一举多得的事。但这些负担减到哪里去了?减到老百姓身上去了,他们孩子读书的负担加重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加重,几乎是重不堪负。于是乎教育与看病、买房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
    一位村支书当面问了我几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整合资源他们不反对,但为什么教育资源不能整合到农村来?整合资源的好处到底谁分享了?为什么我们农村人成为整合资源的牺牲品?这公平吗?这几问真是振聋发聩。作为一名在教育战线工作过多年,现在又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我,实在无法回答这位农民兄弟质朴的提问。教育公平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我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确实有背离这一目标的危险。诚然,教育的绝对公平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毕竟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目前在我们国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均匀分布,要做到一样的教育水准那是很困难的事。但作为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全民教育的责任,尤其是要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因为这是教育公平的根本所在。决不能为减轻政府的负担,而把责任转移到农民头上。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在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提出在近两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免除中小学生学杂费,这是个振奋人心的好事。但事实告诉我们,仅仅免除学杂费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农村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城乡协调发展,重要的是教育的协调发展,教育上的差距,不仅是现实的差距,更是长远的差距,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认真地研究好这个问题。
    二、   规模和质量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0年夏季的高考。那时是恢复高考制度不久,作为农村孩子,惟一的出路就是考上大学,哪怕是中专。这就意味着跳出农门,进入城里人行列。我记得当时乡里设了一个考点,有考生近千人,主要是本乡和周边乡镇的。但招生名额很少,最终诺大的一个考点只有我和我的一位同学考上,真有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感觉。正是因为如此,现在每每做到参加高考的梦,总是惊吓出一身冷汗。记得我的一位毕业于50年代末的的物理老师说,他们当时高考招收的学生很多,为了招满,还要动员考生参考。我想那真是太幸福了,如果那一天轮到我们就好了。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真快,现在每年高校招收学生近500万,升学率达到60%,还不包括中专和技校的招生数。去年高校在校生数达到2000万人,这在我们当时是无论如何不敢想象的。为什么高校的发展速度这么快呢?我认为这是在中国所有事情当中,少有的几个符合“帕累托最优”的事情之一。从考生来说,扩大招生规模标志着他们入学的概率就大,这是他们的天大幸事;对家长来说,其心情可能比孩子更为急迫,他们希望招得越多越好;对学校来说,招生多不仅仅意味着学校收入多,还表示学校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不至于将来在整顿中被淘汰;对国家、社会和企业来说,大学生多了,人才就多了,对于发展更有利。如此好事,怎么不快速发展呢!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教育水平的下降和就业的困难,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对高校扩招的非议。实事求是地说,上述两个问题都是存在的。就质量来说,现在一个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的水平,与恢复高考初期的专科生水平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就就业来说,去年就业率只有72.6%,以前到高校招毕业生不仅很难,还要付给培养费。这究竟是落后了,还是前进了?依笔者看来无疑是前进了。我们看问题绝对不能狭隘地看,而要全面地、系统地、联系地、发展地看。就个体而言,我们的学生质量是有所下降,但整体来说我们全民族的素质无可争议地提高了。恢复高考制度近三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找一个大学生是多么的不易,以前做县长、书记有中专毕业就行了,后来到大专,再后来到本科,现在研究生、博士生比比皆是;以前我们工厂找一个工程师很难,离退休老工程师都成了香饽饽,现在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随处可寻。我的一位在日资企业工作的学生对我讲,在他的企业中,日方四五十岁的老工人,大都有大学文凭,而我们的同类人员则大部分是初高中生,无法与日本人相比;而他们现在招聘的年轻人都是大学生,都可与日本人一比。
    规模和质量是一对矛盾,但它不仅仅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我们常说没有质量的规模是有害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没有规模的质量也是没有效用的。一个国家的教育经历从数量到质量的过程是必然的。我本人在高校工作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那一所学校不在抓教育质量的,因为作为大学校长都是有一定素质和水平的,他们知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没有质量的数量是不能持久的,是迟早要被淘汰的。因此,我们不能妄加评论,说招生数量增加只是有害的;更不能因噎废食,因个体学生素质的下降而贬低整个高等教育。要继续稳定现有招生规模,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三、   开放教育市场
    我们的教育部好象很怕提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部从2004年起就旗帜鲜明地强烈声讨“教育产业化”,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倡“教育产业化”,文件里从来没有这句话,我们也反对教育产业化。确实,官方的文件里从来没有“教育产业化”这五个字,只有四个字“教育产业”,这与“教育产业化”有本质区别,说“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才叫化。教育部为什么反对提产业化呢?我的理解是两点,一是怕老百姓说他们办教育只是为了赚钱,二是怕政府因此不给钱或少给钱。
    教育是不是产业化,我们不去争论,但教育的市场应不应该开放,这是需要讨论的。如果我们理性地、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不难发现的事实是:凡是目前存在问题比较多的行业,都是市场化不够的,老百姓反映比较多的铁路、民航、电信、公交、银行、烟草、教育、卫生等等,都是垄断部门和行业。这些行业为什么不开放呢?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些行业中大部分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大部分是属于公共产品,不能开放,一开放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受到侵害。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看未必。以卫生为例,江苏宿迁五年前推行医疗单位市场化改革,被一些权威部门视为洪水猛兽,并予以强烈抨击。因为没有实践成效,他们选择了沉默。五年后的事实证明,改革成功了,不仅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得到解决,卫生事业本身得到飞速发展。同样是宿迁,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他们运用市场的办法,使该市教育得到迅猛发展。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最有力的调节手段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最能激发人和企业活力的市场,也不是政府。以前我们买一台电视机,一辆自行车,都要去找人开后门,都要找领导批条子,而且价格贵得不得了。现在呢?到处都是,是厂家找你,而不你找厂家。是谁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市场。教育问题同样如此,我们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要找关系上学?就是教育资源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紧缺。为什么紧缺?就是教育市场不开放。你要想申请办一所民办学校比登天还难。这就形成了这样的循环,教育资源越紧缺,教育部门管得越紧,他们的权力越大,但教育部门的名声就会越臭,评比就会越差。我可以断言,什么时候教育市场开放了,教育资源不紧缺了,教育部挨骂的日子就结束了。
    当然,教育事业有他的特殊性,都用市场的办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作为政府要保证国民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当前的情况下,要集中力量办一定数量的公办学校,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并逐步向十二年义务教育过度。但对非义务教育,则不能包办,要大胆地放开市场,引进各种力量办学。特别要改变当前连高等教育都要包下来的局面,改变把主要力量和经费用来办高等教育的现象,在设置好准入条件、加强教育督导的基础上,全面放开高等教育市场。即使是义务教育,也可以适当放开,放开不是现在的名校办民校,相反公办学校一律不得办民办学校,民办学校一律让民间来办,私人可以办贵族学校,让那些有钱的人来消费。唯如此,教育方可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