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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思维
演讲者:李晓西    时间:2005-03-10    阅读:50075次   
    今天是3月10号,正是两会期间,在这个时候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关于对外开放新思维的问题,我想也是很有意义的。总理在3月5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四方面的工作,叫做“适应新的形势,切实做好对外开放工作”,提了四个方面:第一是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第二是积极合理的利用外资;第三是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第四是抓紧做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的各项工作。我想围绕这四个方面来谈一谈我认为怎么样来做好对外开放工作。
    关于对外开放的新思维,在去年四、五月份,欧美同学会和我们学校合办了一个论坛,我在论坛上谈了十点看法,后来在社科院研究院也做过一次讲演,之后参加了一些会议,也提供了一些想法。我自己感觉现在是到了一个转变的时候,从最开始的改革开放,那时讲积极论和风险论,现在我想是到了一个大国的责权论的阶段。关于大国也是有争议的,中国现在讲大国好不好?3月9号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慎谈大国》,我接受文中的观点,是慎谈大国,不是不谈大国,不能像鸵鸟,我钻到沙漠里,说我不是大国,那也不行。李肇星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石油的价格给人家拉上去,需求价格拉上去,这不能怪中国,我同意这个结论,但是中国对石油价格的拉动没有一点影响的说法也不现实,因为去年新增石油消费的70%在中国,肯定是有影响的。当时我在调查农贸市场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只要有汽车来,那些鸡、鸭的价格就会突然提高,那到底是汽车来了导致鸡、鸭价格的提高,还是卖东西的人故意抬高价格呢?我想这要从两方面来说,说明石油价格中间是有猫腻的,有垄断的因素,中国来了,大买主来了,既然你买的多,我就把价格抬的更高一点,就是要揩你的油,这难道是我们中国愿意把价格拉上去吗?不能说中国的不对,所以对于李外长的回答,我赞成他的基本倾向性。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国际石油商在搞名堂,在造我们的舆论,我们现在购买石油要通过香港、澳门的一些小公司,我们只要出面,油商们听说大买主来了,就会涨价,但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经济确实到了举足轻重的时候。
    因此我们现在对外开放的很多思维也要反思一下,是不适合当前新的情况,我想围绕总理讲的四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也不一定对。这也不是对总理报告的解读,以前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总理作完工作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解读,解释总理报告主要讲什么,我现在的身份是学者,不负有这个责任,我就是从这几个方面谈一谈怎么样把事情做好,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第一个是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总理提出,要优化出口品商品结构,促进加工贸易的升级,保持出口继续增长,继续搞好能源、重要原材料、关键技术、重大设备的进口,改革口岸管理体制,加快大潼关的建设,妥善处理对外贸易的摩擦。2004年,根据最新披露的数字,我们的外贸增长35.7%,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8亿美元,这在中国进出口史上应该是空前的。从2002年下半年到现在,连续31个月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总理提出保持外贸出口的继续增长,那我们就要想一想,怎么能保持得住?商务部的同志首先很关心,保持这样的高增长行不行?我们就要考虑怎样保持得住,而且我们现在保持这个高增长,除了数量的增长以外,还要不要考虑怎样提高它的质量。
    比如说进出口额是这么多,我们能不能少出口,多挣钱,进出口总额还是要增长,但是出口数量可以减少。大家知道,去年进口出价格上涨了10%,出处价格上涨仅为5%,而且出口增长虽然比较快,但是很多都是加工贸易,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相对来讲还是有限的。有人说很多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到中国来了,但是研发中心来中国,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真正的核心技术让给了中国,我们还是掌握不了它的核心技术。我听商务部的官员说,DVD大概有57项核心专利,中国大概只掌握了9项,VCD倒是中国人首先搞出来,但是没有申请专利,现在很多专利外国人抓的很紧。
    我想有三个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观念转变,就是把对外开放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对外开放实际上最后很多是企业行为、市场的行为,政府引导一段时间以后,市场就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了。我记得温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对新建设组织的部分提了一个总的原则——政府该管的事情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事情坚决不要管,该有市场调节的坚决要放开,并称之为“总原则”。我非常关注这句话,而且我经常引用这句话,新政府既然关注总原则,我希望各部在做事情就要贯彻这个总原则。比如商务部,商务部有五大工作任务——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吸收外资、走出去和双边经贸合作。在五大任务中间,都有一个贯彻总原则的问题,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现在部门工作中经常会提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市场多元化,我经常就想这句话和企业讲有什么不一样,按我的理解,政府应该保护企业去做好市场,搞多元化,尤其在国外,而不是政府要市场多元化。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企业越来越多的不受政府直接管理,政府现在还有一些控股企业,但是相对来讲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的外贸部下面有很多大公司,因此市场多元化是外贸部的工作,也是外贸企业的工作。以后不是这样了,我们说要提高进出口额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而不是衡量我们工作的业绩,原来总是说保证今年出口必须是10%以上,达不到好像外贸部的部长就有责任,我想以后大概不需要这些考核指标了,以后考核的是政府给企业提供的服务怎么样,企业给市场做的怎么样,做到最后,总的算下来,该高就高,该低就低,非常正常。我们现在影响企业的时候,是用行政法规管理企业,还是更多的用经济手段来影响企业,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值得研究的。
   总理讲了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促进加工贸易升级,这个方向绝对没错,问题是怎么样来做,谁来做?主要靠政府促进加工贸易升级,还是要靠很多企业来做,我相信这个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我当年工作了八年的地方就是专门出工作报告的地方,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在写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主语很少,都是“要怎样怎样”,这个东西比较多,这应该是没错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能说,广东省要怎么样,甘肃省怎么样,哪个部要怎么样,这个一般不会,要抓紧农业就是给全党全国都提出来了,但是这个主语少,到下面落实的时候,层层都这么讲就不行了,县里也讲要抓好农业,一个县怎么抓好农业?不能在落实的时候都讲没有主语的话。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在下面落实的时候,我想应该是要具体到主语,由谁来落实?是政府行为还是企业行为?促进加工贸易升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加工贸易出口的很多东西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怎么样使它升级,增长它的科技含量,提高它的价格,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所以,要做好这件事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首先要理顺,这是我们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非常根本的环节。
    第二个,我们要做好加工贸易。我们还要有一个观念,要追求国际收支的顺差,尤其从多出口多创汇,追求顺差,转向国家收支的平衡,我想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国家多年来一直资本向下、贸易向下,都是双顺差,有没有可能既然资本在不断的引进,我们可以允许在资本顺差、资本向下、贸易向下,使得国际总体是顺差,进一步的含义是,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成为一个进口大国。当一个进口大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进口大国就是去拉动别人的GDP,我们自己在受损失,我想也不能完全这样理解。去年、前年,我们由于出口问题,使得东南亚的这些国家,说中国威胁论的没有了,都说中国是我们的救星,他们突然发现,中国的进口对他们的经济刺激太大了。
    我去年到欧洲的七个国家,在和他们谈问题的时候,只要一说到我们再过若干年,我们可能进口就会有上万亿,我感觉他们眼睛都发亮,就感觉中国将来进口上万亿,这个份额中间我们不占一块怎么行?因此进口额大对我们国家的地位上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关键是看我们进什么东西?进的是资本品还是纯粹消费品,消费品也不见得就没有意义,它提高人们生活,进口资本品可以增长我们进一步的国力。所以对于进口,不是笼统的说进口多了就不好,出口多了就好。
    因此我们看贸易的问题,对外贸易方式的提高,出口要继续的增长,我们的进口也要继续增长,我们不怕进出口出现逆差。我们去年顺差很大,有320亿,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很多,北大的宋国青老师他们查了一下20年间有过双顺差的国家,只有加拿大,而且不是一直双顺差。双顺差是有利有弊的,中国人讲中庸是很有道理的,祸中有福,福中有祸,我们现在顺差这么大,我们挣了外汇,最后外汇还是用来购买别国的国债,我们的钱拿给别人用,所以道理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对日本和德国的评价是不太一样的。对德国的评价比较高,德国在政治上承认自己曾经走过那段不太光荣的历史,而日本是羞羞答答,而且经常还要顽固的坚持他们的那一套东西。从经济上来看,德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比日本高的多。原来讲了个小例子,说欧洲人跟日本人吵架,欧洲人说日本人的大米市场不开放,日本人就派了一些卫生专家去吵架,说日本人的胃不适合吃欧洲大米,引起很多争议。这反映出一种观念,他们对自己市场是高度保护的。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开放程度比日本还要高,只不过我们在有些方面还欠缺一点,但在市场开放方面我们相对还是要高的,这是一个观念。在加快转变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方面,我觉得走向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提法要淡化,要强化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提法,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就会在国际上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全世界的商品生产都让我们占领了,到处是中国产品,有人会散布中国威胁论,也会影响国际上对中国的一些评价,说中国的消费能力已经超过美国等等,像这些评价都有一点过高了,应该淡化这些东西。比如美国有200万制造业工人失业,他们就说是由于中国产品输入美国造成的,这和我们把自己说成是世界工厂也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们这样宣传自己,他们就会根据你的宣传向后推导,我们就背了很多的恶名,实际上很多加工贸易都是美国人来开办企业生产的产品。我想我们还是考虑这种不好的影响,对国内来讲,有可能使得我们过分看重二产,忽视了三产。现在只有工业才有利润可图,三产实际上不可能真正的强市、强省、强国,这个风气在去年、前年兴的非常厉害,把前几年的所谓的信息化,靠三产致富的东西完全颠倒了。前几年我们就说,现在搞信息化,要搞三产,我就曾经参加过一次上海市的讨论,就是究竟三产兴市,还是二产兴市,最后上海人也得不出结论。他们说既然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是三产了,但是他们又不敢说二产不要,像宝钢、大众,这些企业的税收占了这么大一块,怎么敢说二产不要。因此他们很疑惑,大家说服务是主要的,加工业不重要了,工业化已经过去了,大家都强调搞服务业,甚至东北有些地方都把服务业为主,实际上他们吃亏了,他们的熟练工人流失的很多。
    反过来,以后又特别强调只有工业才是真正的实业,别的都是虚拟的,好像信息化不行了,大家都觉得信息化的东西是靠不住的,还是工业实在。然后我去了不少省市,都发现大家基本上都以“工业强市”作为自己的口号,这样只重视制造业也是一个问题,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实际上对于二产、三产的关系容易产生误导,现在的新型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产、二产、三产都提到了,是包括了农业、生态、高科技、信息化在内的一个广义的工业化,这个提法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是比较统筹的,千万不要因为国家特别大,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说缺,大家都上来,那一定会过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84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吃猪肉紧张,到了第二年,到处都要吃爱国肉,我们调查的时候,农民说了一句话,很好笑,他们说“我们只要少吃一口肉,城里人的猪肉就过剩了”。因此我们现在调节的余地确实不是那么大,包括石油,说紧张了就特别紧张,说油多的时候就特别多,缺乏一个储存调节的机制。因此在制造业方面,我们必须要试点,我们和当年的英国、日本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还不能起到支撑作用,依赖度还是很高,我们制造业总体规模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所以总理说,不管什么数据,只要除以13亿,这个数据就下来了,确实是这样。我们觉得自己不错,但是和日本比较,我们的GDP才相当于人家的1/4,日本有1亿人,而我们有13亿人,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要有紧迫感,而不是说可以稍微觉得满足了。我们是大国,不敢说自己太穷,也不敢说自己太富,我们曾经做过购买力评价,叫人家一算,中国挺富的,中国的住房和国外一比,最后算了算,我们中国一般是三到四千美元的水平,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们说不行,算的高了,对我们各方面有影响,发展中国家都会对我们设置高门槛,但是算的太低我们也受不了。
    所以说中国是个大国,说他太穷也不行,说他太富了也不行,但确实是个大国,总量大,人均低。俄罗斯有一个诗人在诗里写道,俄罗斯,母亲我爱你,你贫穷又强大。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中国母亲也是,既强大又贫穷,总量确实很大,但是人均确实又不高,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劳动生产率也是相当低的,相当于人家的多少分之一,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把握,要看到中国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七国集团邀请我们参加,我觉得这也象征我们的地位在上升,最近BBC对中国的评价很高。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很多不足,用老祖宗的说法,中庸一点,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要辩证一点。
    第二点关于继续积极合理利用外资。关于外资问题,总理提出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把更好的引进外资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要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现代农业,限制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我们2004年全年利用外资又创新高,达到606亿美元,增加了13点几,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外资都摸不透,曾经有一个阶段外资多的时候,觉得是狼来了,外资少的时候,又特别担心,怕外资不来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我们是控制不了它的,当初我们经济好的时候,外商看好我们的经济,外商有进入中国的动力。当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时候,它也来了,中国经济有问题时它来,中国经济没问题它也来,真是有点摸不透。因为我们看到的毕竟是一个局部,有那么多的外商,他们有那么多不同的想法,有那么多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联合国贸发会预计2005年直接外商投资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从以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为主,服务业的投资会增加,全球今年服务业外包产值估计能达到3000亿美元。
    怎么样理解这个合理性?我记得前些年,我们提的是“积极、慎重的利用外资”,现在提的是合理利用外资,怎么叫合理?我对合理是这样理解的,一个就是以平常心对待外商,第二就是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什么叫做平常心对待外商?我们要从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走向以平常心对待,就是要通过市场经济的调节来引进外资。因为西部地区经常会有意见,如果按照平常心招商引资,他们就吃亏,现在外商很多在东部,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有两颗平常心,一颗是东部的平常心,一颗是西部的平常心,我想这样说也未尝不可,都是平常心,但是总体上来讲,两者在做法上还是有些差别。
    我上次到江阴开会,江阴有三十亿的项目,搞了一年,由于有污染,最后下定决心不要,江阴是全国百强县的老大,它能做到,但是要有几亿元的投资在西部,就是再有污染都它想把它接下来,心态还是不一样的,东部是招商选资,西部还是招商引资,但还要慢慢的培养一种平常的心态。所谓平常心态,就是中西部引资,虽然条件更优厚一点,但是不要太偏离市场价格,不要太离谱,土地不能一点都不要钱,土地适当的还是要收点费,除非这个土地真的是不值钱了。大家知道,我们反倾销的时候,你的土地不收费,人家反倾销又反过来说你,你的价格为什么低,因为土地没收费,搞了半天,最后两头不落好,所以西部也要适当的考虑这个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我自己是比较欣赏上海的做法。我曾经到泉州去调查,当时合并多少家的时候,泉州就说给他们合并,土地问题是一百年不变,转让费一百年不变。后来我就找他们那个轻工老总,因为他是全行业合资,我说你怎么能想到一百年不变?他说我们找不到什么政策,我们查了半天,也没有说土地应该多少年,我们就根据小平说一百年不变,我们就土地也一百年不变,他这个说法也不能说错,但是挺吃亏。不久我到上海了解情况,上海都是滚动式土地转让政策,比如两年为期,两年以后根据地价情况再进行调整,它就不吃亏,同样中央也没有定什么政策,上海就是精明。一百年不变,就吃亏吃大了,如果是北京市的郊区,现在六环以外的地方,一百年以后,也许就会成为了市里面很中心的地带了,原来五环也不值钱,现在五环转过去地价也开始上升了,我想我们还是要考虑各种成本,考虑到各种环境,所以我想要有这个平常心。
    但是平常心主要是指政府,不是指企业,企业无所谓平常心,它只要自己有钱,它只要遵守法规就行,政府的心态要平常,政府在提供各种资源的时候,如果没有平常心态,我觉得国家就有损失。因此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转变思路,平常心还反映在怎么看待知识产权,有人说发达国家垄断了知识产权,利用知识产权来剥削第三世界的这些穷国,这些专利很多都是发达国家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完全推到极端。因为WTO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20年,最早的一项知识产权,是英国搞了一个自动把水抽上来的水泵,当时皇室给他们永远享受这个权利不许任何人侵占,那时候是无限期的,现在都是有效期的。WTO规定是20年,在20年中保护发明者是必要的,为什么发明者少呢?或者是为什么申请专利者少呢?我们航空工业搞得这么好,我们航空工业才几十项知识产权,国外申请专利,一个小小的企业产品全覆盖申请专利,上百项,这就说明我们申请专利的意识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专利产品都申请下来,要覆盖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吃亏的案例也很多,同仁堂没有申请,日本把我们的牌号给弄走了,我们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我们也有自己保护自己的问题,现在科技在发展,也有创新的人才,而且中国人相对比较多,因此我们只要真正做好了以后,我们的知识产权也是有相当大一块需要保护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保护知识产权的心态也要保持平静,不能光去责备发达国家,我觉得发达国家也要遵守这一条,如果你觉得发达国家对你不利,在国际交往中间还有一种叫“技术援助”,技术援助是不能要钱的,我们可以想办法走“技术援助”,还可以走一些别的道路。知识产权的申请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一看,像美国这个地方,你说我先报了个知识产权,这是我的发明,但是如果一年之内,有另外一个人证明他是抢先报了,他是真正的发明人,美国是可以纠正的。这个在全世界别的国家都不行,就美国可以,因为它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东西,在不同国家申请的时候,就是有一套知识产权的策略,原来我对这些东西研究不多,后来有些活动迫使我们要去研究知识产权,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名堂。
    我们在尊重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也尊重了自己,我相信中国人是有创造力的。最近我看电视,说我们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最后找了半天,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产品,最后在武威发现了一本佛经,是活字印刷的,因为它的字不规范,排列的不整齐,而木刻肯定是整齐的,然后讨论是不是可以作为中国造纸术的证据。我们原来的所谓的知识产权怎么来尊重,怎么来保护?外国人就不承认你的活字印刷在宋朝就有,因为你没有拿出宋朝印的什么东西,这种概念中我们是从来没有过的,从小学到大学,都知道四大发明,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疑,居然现在还需要自己证明,可见我们确实需要把自己的东西好好的保护。
    再一个观点,我想谈谈在引进外商中能不能平等对待,内外资所得税把它合并掉。现在的外商投资税负大概是14—15%,而内资企业在24%左右,以前曾经高达33%,这几次改革下来,已经降低很多了,但即使如此内外资的所得税还是不平等的。前两天龙永图同志专门讲,现在已经到了内外资平等收税的时候,我同意他的观点。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讲到内外资的所得税如果要合并的话,可能要到2008年以前才能实现。这次两会上大家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它列入了2005年,最快也是2005年进入立法的计划。根据立法程序,还要召开三次人大常委会,还要审议三次,因此可能要两年以后了。
    关于内外资税收的合并,大家已经取得了共识。有一个问题是,外商投资企业会不会有意见,我觉得他们有意见也没有用了,你们一天到晚都在喊国民待遇,你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有什么意见。现在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待遇,如果是签订了合同的,取消要谨慎,一步步走,但是新的合同、新的协议,再也不能搞这种歧视我们内资企业的事情。我觉得是到这个时候了,现在我们内资企业成长非常快,外资企业也是有功劳的,他们也培养了一批人才,很多人都是从外资企业出来闯的,搞的不错。
    再一个是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应该一视同仁。当然是有区别的,我先讲“同仁”这块。所谓同仁,原来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引进技术,能不能引进技术是我们引进外资的关键,但是我看还不够,尤其是国有企业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现在引进技术的问题在信息化时代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已经不完全是一种我们求着他们的时候,而是技术的推广已经成了非常短暂的事情。大家知道,像IT产业,它的技术更新周期大概是一年半,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这些技术如果在一年半没有搞出去的话,很可能有新技术取代它,这对技术的发明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技术的发明者慢慢的成了一个没有垄断权,而且是急于把技术推出去的人,要降低技术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引进大量技术在很多领域是有好的一面,最典型的是汽车,原来外资企业过来的技术都是两年以后的新车型,而在进入WTO以后的半年内,新车型几乎和全世界同步了,为什么?为了竞争。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引进技术不只是主观的想象,还有客观的利益在驱动它,如果这家外商不把最新的技术拿到中国来,那么它的企业有可能在中国的企业竞争中失败,他自己就要撤出。因此,我们现在引进技术的心态也要放的平常一点,对内资外资企业都可以支持,只要他们有研发,我们就可以支持。实际上我们对外资企业的资金支持不可能有多少,因为现在总体资金很少,只不过是给他们开了绿灯,鼓励他们的研发中心到中国来,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条件,但是这对他们是个鼓励,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技术垄断在国有企业手里,大家都可以做新技术,这样的话我们的技术发展才会推广的更快。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引进技术,在一些关键技术,比如军工技术,是不可能引进的,一定要自己创造。这个是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技术创新,我们要支持他们,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部分,产品的数量不会太多,需要我们自主创新,我们的原子弹、氢弹,还有航天技术,如果靠引进确实不行。但是人才是引进来的,像钱学森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带来很多新东西,但是最后还得靠我们自力更生,我想这两方面是不可偏颇的。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我们的平等,否则的话,外商投资企业说你对我们不平等,你们的红头文件我们看不见,你们的信息封闭,国有企业也说你太照顾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给他优惠,市长也要接见,他们来个人我们的领导人要接见,我们内资企业见个省长都这么难,大家都有意见。与其这样,还不如同等待遇。同等待遇以后,国家的利益是最大的。
    第三点就是这次总理报告中也谈到,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加大信贷保险外汇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对外投资基本上有几大块,一块是一产走出去,一块是二产、三产,四产不是,严格的讲是对外承包走出去,它是特殊的业务形式。我们在2004年对外投资重点是采矿业,就是一产走出去,制造业就是二产走出去,还有商务服务业,三产走出去,所占的比重到去年的11月底,大概采矿业占到了55%,制造业占到了15%,商务服务业大概占到了19%,这个数字也不一定准确,只是大概的比例,一产、二产、三产都得往外走。我们现在确实应该走出去,怎么样搞好“走出去”战略呢?我认为有这么几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点,应该由市场推动走出去。我们现在要出口,但是出口的时候,国外那边挡住了,不让你出去,那怎么办?那我就到你那里建厂,外贸做不了,我就在你那建厂,就在你那卖,这就是市场推推动走出去。比如反倾销,你反的很厉害,到你们国家去建厂,有些国家给我们的搞配额搞得很严格,有些国家根据国际条例,它可以免税,我可以到你那去做,这是一个市场推动。
    第二点,企业自主走出去,要把政府的积极性一步步的变成企业的主动性,政府一直在号召走出去,但是这样是不够的,政府说不动别人,只能说动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走出去之后很多都变成一个招待所了。因此一定要企业走出去,要自主决策,它的产权清晰,有些人说我通过走出去促进我们的改革,我想这应该是反过来,你不改革,你产权都没有搞清楚,你就先别走,还是要产权清晰的走出去,不要产权含糊的走出去,产权含糊走出去的结果就是没有竞争力,而且最后流失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这方面的例子特别多,今年非常引人关注的就是理想要出去,美国很害怕,美国到我们这来了这么多企业,这么多的并购,我们就去了一个企业,你们就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的法律怎么能规定到这个程度。
    第三点,法规护航走出去。当年英国人走到中国是靠着军舰护航,现在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我们国家要制定一批法规支持他们,使得他们在国外有保护,当然这个保护不完全是行政的保护,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实际上,即使这样我们做的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国外的企业,有时候包括国内的信息都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我去年在爱尔兰使馆的时候,经常跟他们聊,他就说国内的很多东西都是比较滞后的,虽然有网站,但是有些政府的网站的内容更新的比较慢,保密的比较多。对这个保密问题应该好好研究,什么东西可以保密,什么东西不可以保密,一定要打破一个错觉,什么文件写个绝密就是高水平,机密就是次高水平,不是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完全是个错误的想法,有很多东西虽然重要,但是不需要保密。我们社科院财贸所的经济杂志,本来好多东西都是公开的,他自己写了一个属于内部资料,为此海关抓了好几次退回来,不让出关,说这是内部资料,其实都是自己写的文章,本来没什么,它非要写上内部资料,这不能怪海关,海关人员遵守职责,你既然是内部资料,就把你扣下。
    有些确实需要保密,如果不保密,有些损失国家,损害整体利益,有些不该保密的如果保密了,实际上损害了我们的效力,也损害我们的透明度,损害大家的知情权,所以两方面要兼顾。这个兼顾也不简单,究竟是哪些该保密,哪些不该保密,什么时候解密?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值得特别研究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法规来保证这些东西,使得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知道可以带什么,哪些资源可以利用起来,哪些是不能利用的,哪些法规我们是可以随时查到的。
    第四点,多种形式走出去。刚才说了,一产、二产、三产都在往外走,走的很多形式不一样,外包的形式就很不一样,有的是跑到国外还搞加工贸易,有些是上了人家的证券市场走出去,因此形式不一样,我们要鼓励多种形式走出去,不光是一个制造业走出去的问题。同时要把眼界放宽,凡是引进来的合作,我认为可以视同于走出去,等于是把人家请到这来一块做,做完了的东西在国外卖,所以走出去的定义还应该是比较广义的。
    第五点,为国家经济安全走出去。现在这一点就特别重要,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典型是石油,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现在我们国家参与国外的项目至少是30个以上,这个数字已经很保守了,投资也有几十亿,这是必须要做的。石油的储量和现在开采量现在不是说马上就能满足国内当前的需要,即便能够满足,我们还要有一定的储量,留着陆续来用。因此这个投资是必须要的,为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走出去,这是国家要关心的,一般的企业走出去国家可以不是特别担心,但这个国家一定要关心,实际上走出去的也是国家特大型公司了。
    最后一点,抓紧做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的各项工作,继续发展双边、多边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2004年我们双边、多边合作关系进展是非常不错的,涉及到拉美、欧洲、美国的很多。前两天我在企业家协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位陪着总书记出访巴西的同志说,当地反映的强烈程度比对美洲和欧洲还要高,对中国的欢迎程度非常高,当时有一场发言是即席发言,本来没有安排,结果主持人说,下面热烈鼓掌请中国官员发言,他说场面非常感人。
    今年在新的谈判中涉及到了WTO新一轮的谈判,还有一个香港的部长会议谈判,这些谈判也是非常关键的。区域经济合作,我们去年参加的很多,像APEC、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十加一”,“十加三”等等,因此商务部提的这个口号,我认为是对的,即“依托周边,兼顾全球”。现在是双边关系重要,还是多边关系重要,这个问题在商务部也有讨论,我想外交部也会讨论的。实际上这二者都非常重要,原来我们特别关注多边,实际上双边也很重要。我去年8月份参加一个会,商务部的领导同志介绍了一个情况,美国和新加坡签订双边协定,但是美国进入了东盟,虽然有一些双边,但是和多边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双边和多边我们都要关注。美国很积极的参与区域活动,我们国家也应该积极参与,我们是个大国,很多国家是欢迎我们的,当然有些国家可能不欢迎,总体来讲,发展中国家是欢迎我们的,我们应该多参与。
    在后过渡期中,三年内大家感觉比较平静,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加入WTO以后,一下翻江倒海,把我们冲的稀里哗啦,竞争力我们比不过人家,这三年过来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即使如此,在后过渡期还是要提高警惕,关税在2001年的时候是15.3%,去年11.4%,今年是9.9%,关税还往下调,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的过渡期要逐渐结束,建筑、旅游、运输还要允许外商投资等等,因此我们在后过渡期有很多事要做。
    我就谈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0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