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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经济学均衡
作者:宋圭武    发布:2006-03-30    阅读:2128次   

 

什么是均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意味着事物处于优化的稳定状态;二是指一种过程,意指事物向优化状态的过渡。

人生的经济学均衡,就是意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生的各种“投入”与“产出”的优化过程及优化结果。

人生的目标: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这种追求总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人类生存本能的一种自然和理性的恰当表现。

其中一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来世者,其一生仅指现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现世效用的最大化;一种是有来世者,其一生不仅指现世,而且也包括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来世和现世效用之和的最大化。

假定: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效用偏好结构。这里包含两个设定:一是设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效用偏好结构,不同的人其效用偏好结构可能是不同的,这里也不排除有些人可能具有大致相同的效用偏好结构。二是设定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效用偏好结构是固定的。这一设定与前一设定相比,具有较大的不合理性,因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一个人在一生中其效用偏好结构是时时在变的,效用偏好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等众多因素的一个多元函数,这里只所以假定每一个人其一生效用偏好结构是固定的,主要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这一设定也并不对研究结论构成实质影响。

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说:生活就像奥林匹克赛会,聚到这里来的人们通常抱有三种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有些人做买卖以赢利,但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做参观者,冷眼静观这一切。

这里反映的情况就是效用偏好结构的不同。具有相同目的的人,其效用偏好结构可能大致相同,但也并不排除具有不同效用偏好结构的可能性;具有不同目的的人,其效用偏好结构肯定是不同的。

在假定每个人效用偏好结构固定的前提下,这时,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约束下一生效用的最大化。

一个人在某一时刻的效用可表示成其在某一时刻的精神收益、物质收益、精神支出、物质支出等变量的一个函数。

这里,精神收益表示一个人来自如安静、孤独、社会评价、社会荣誉、道德、社会成就感、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收益。这种精神收益构成一个人效用函数的重要变量。物质收益表示一个人来自物质产品方面的收益。诸如衣服、食物、住房、汽车、货币等方面的增加,都有助于增加一个人的物质收益。物质收益也是效用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一个人除了有物质和精神上的收益外,还实际存在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出。物质上的支出与精神上的支出刚好表示与物质上的收益和精神上的收益相反的事实。这两种支出也是影响一个人效用函数的两个重要方面。

这时,如果一个人无来世,其人生的目标就是:在他的预期寿命所允许的时间内配置精神与物质等各种资源的投入与产出,以期实现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

如果一个人有来世,其人生的目标就是:在现世和来世的总时间内均衡配置精神与物质等各种资源的投入与产出,以期实现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

这里一个人是否有来世的观念,对其现世的行为有重大影响。如果一个人认为有来世,他可能对现世的某些行为进行一些控制,以期求得来世的高额回报。这种控制行为对现世的其他人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处,如有些人为什么节欲,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来世升入天堂,同时,节欲这种行为对社会又具有一定的良性作用。当然,有些控制行为并非对社会中的其他人有好处,“人体炸弹”之类的就是一个例证。如果一个人认为无来世,其行为将是赤裸裸地追求现世的效用最大化。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一个人会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谋取一切利益,同时,他也会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在现世人群中的“面子”。因为“面子”是自己活在现世的一张“护身符”,是一张在人群中往来的“通行证”。所以,相信来世的人,可能更看重自己的行为与自我感受,而不会去更多理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我是为来世的我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别人而活。但相信无来世的人,虽然也是为自己而活,但他不可能不顾及“面子”,即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因为这个形象直接会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和行为,从而会直接影响他在现世的收益。所以,无来世者看重“面子”与“人情”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其目的仍是自我现世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在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稳定的情况下,一般对于物质收益或精神收益而言,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人穷志短”反映的就是人们在物质收益极度缺乏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物质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高,而精神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少。所以,就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誉”。也就是在物质丰富的情况下,人们对物质收益的边际效用就变小,相比,精神收益的边际效用就变大。

再如“久病床前无孝子”,反映的也是这种情况。“孝”本身是一种精神收益,是一种道德评价。当一个人在尽“孝”时,本身就是在消费“孝”这种产品,并享受“孝”所带来的精神收益,如良心受到安慰,受到别人好的评价,并被社会给予较高的地位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孝”这种产品所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必有“久病床前无孝子”。当然,一个人要想尽“孝”,肯定也有物质的支出,这种物质方面的支出也会进一步加速“孝”产品效用的递减速度。

这里的问题是: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是否存在替代现象?答案是:当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总量为一定值时,这时一个人在选择消费菜单时,肯定存在替代现象;当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都无限时,这时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多多益善”,不存在替代现象。现实存在的具体情况是: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既有限,又无限,是一个针对不同效用偏好结构的相对值,是一个与主体需求有关的量。所以,在现实中,二者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多多益善”现象。

一般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必然会尽可能多地消费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存在着不同的供给水平,这种不同的供给水平决定了人们对其消费的难易程度。当“人穷”时,虽然消费物质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高,消费精神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小,但很可能这时“人穷”者要增加消费物质产品数量的难度很大,这时,就有可能出现“人穷”未必“志短”,即“人穷”者转而通过增加消费容易得到的精神产品来增加自己的效用总水平。同样,当一个人很容易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但精神食粮很贫乏时,这时,他会通过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来增加他的总效用水平。

另外,一个人的精神收益又是其精神支出和物质支出的函数,;同样,一个人的物质收益也是其物质支出和精神支出的函数。

问题是这两类函数的具体形式是由什么决定的?答案是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游戏规则将导致不同的投入产出模式。人们常说:好的制度可以将鬼变为人,而不好的制度可以将人变成鬼。这里反映的就是制度对人自身投入产出行为的影响作用。人本质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不同的社会制度将导致不同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模式。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导致的结果是作恶成本小而收益大,行善成本大而收益小,则人们必然会趋向于作恶而不是行善。所以,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这里引申的又一个命题是:社会应不断地鼓励制度创新,任何对创新的压抑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犯罪。所以,好的制度对人类的作用是双重的巨大:一是可以有助于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增加人类的物质收益;二是有助于生产出更好的精神产品,以增加人类的精神收益。人类应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体系,以保证社会健康的运行和发展,借以推进人类文明水平的不断提升。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个人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是社会的制度问题,只有社会制度实现了均衡,个人才能实现人生的均衡。每一个人的均衡,其实质体现的是社会制度的均衡。

社会制度如何均衡,笔者认为应满足如下条件:1、制度体系核心应体现公正原则。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应当让对社会最有贡献的人得到最好的回报,这样,社会的运转才能形成一个良性互动机制。2、社会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这样,理性的人可通过更大范围“投入产出”的配置,以期提高实现人生均衡的可能性。3、国家应重点扶助弱势群体。现实社会总是存在强势和弱势。这时,对弱势的保护就是一个突出问题,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对弱势的保护是其责无旁贷的义务。国家本身就具有强势地位,如果国家能真正起到保护和扶助弱势的作用,这时,就更有助于社会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当然,现实的国家也是由大量的“经济人”实际操纵的,能否真正起到保护弱势的作用,尚须制度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前面我们的讨论都假定每个人一生的效用偏好结构是固定的。其实,每个人在一生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效用偏好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时间的一个函数,

问题是,一个人一生的效用偏好结构虽然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时间本身并不是一个人效用偏好改变结构的实际决定因素。改变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因素主要有:1、原有的效用偏好结构。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具有路径依赖性,新的效用偏好结构要受到原有效用偏好结构惯性冲击力的影响。2、生理因素。一个人生理条件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其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如有的人得了肝病,则原来饮酒的偏好将会随之改变。3、职业改变。一个人在一生中,职业的改变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一生中可能会改变职业五、六次以上,不同的职业必然具有不同的激励系统,相应一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这时也会一定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新情况。4、社会影响。社会影响主要是指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时尚对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所产生的作用。一个中国人,如果转到美国定居,其效用偏好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出于生活的需要,他只有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同样,由于社会潮流和时尚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使一个人处在同一国家中,他也会为了适应形势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从众行为的普遍性为人们随社会环境而改变效用偏好结构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础。5、自然环境因素。人也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会为人们提供不同的选择菜单。人们选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适应和改变的过程,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人自身的效用偏好结构必然会随所处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由于一个人一生中效用偏好结构是不断改变的,所以,这时一个人一生的奋斗目标变为:

不相信来世:预期寿命内可变效用偏好结构约束下的一生总效用最大化。

相信来世: 可变效用偏好结构约束下的现世效用与来世效用之和的最大化。

一个人在实现其均衡目标时,其坚持的基本决策原则是:边际收益=边际支出。具体讲就是:边际物质收益+边际精神收益=边际物质支出+边际精神支出。

人生的均衡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一生总效用的角度看,其均衡的目标是实现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这里对相信来世者而言,其一生的概念包括来世),这一层次的均衡属于总体均衡的范畴;还有一个层次的均衡是指一个人在局部的时间区间内和局部的“投入产出”空间内所实现的均衡,这一层次的均衡属于局部均衡范畴。由于每一个人在处理问题时,不可能对未来总有一个十分明确的预期,所以,现实中,每一个理性的人,总是在不断地寻找局部最优,以期实现人生的总体最优。但局部最优之和并非等于总体最优,这就是人生的困惑,也体现了人生的辩证法。

人本身是具有发达理性的动物,如果信息是完全确定的,从总体和长期的角度看,人类自身可寻求到总体最优均衡。但问题是,人类虽然具有发达的理性,但人类并不具有完全确定的信息。一方面人类生活在确定性之中;另一方面,人类又生活在更多的不确定性之中。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人类理性的限制条件。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一个人虽然有可能实现人生的局部均衡,但未比能实现人生的总体均衡。

人类面对不确定性,如何解决,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增加知识,来提高认识世界的确定性。二是通过完善制度系统,来增加人类活动的确定性。“假定规则知识是全社会共享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规则是社会中的普遍知识,那么一些参与者相信他们能够合理准确地表述有关其他经济参与者将做什么的必要信仰。通过这种方式,制度和文化要素解决了源于策略行为的相互依赖的不确定性问题。因此,为了解释经济变化,我们需要关注这些规则的内容方面的变化”(Knight and North, 1997)。“制度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它们节省了稀缺的认知资源”(Loasby, 1999)。“制度的存在构成了不确定世界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海纳提出的,制度起因于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所做的努力,通过限制人们的有效选择并因此使行为可预测,从而减少不确定性。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没有社会、没有经济、没有国家组织”(Knight and North,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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