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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述评
作者:刘小怡    发布:2006-03-02    阅读:1391次   
     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1)目前在学术界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对新自由主义应该如何评价,学术界的看法却不尽一致。相当多的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持否定的态度,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本文则认为,对新自由主义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做法,而应该对其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及其兴起
   
    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一词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2)为了和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弗里德曼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概念:“一种我过去常称为19世纪的,然而又是从变革思想潮流的观点来看的自由主义,我现在开始称之为‘新自由主义’。”(3
但对于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国外学术界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式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罗伯特. W.迈克杰尼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科恩.塞阿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4)伊丽沙白.马丁内斯和阿诺尔多.加西亚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过去20多年里广为流行的一套经济政策。(5)这些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特点。
 
    新自由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出现的一股经济思潮,其目的是要“复兴”19世纪的传统自由主义。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学派包括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奥国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则特指新自由主义中比较极端的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张五常、弗里德曼、萨克斯等。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凯恩斯革命”以前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这种自由主义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主张自由放任,从而被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物中的作用,扩大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经济活动中则主张自由贸易,从而被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物中主张代议制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证明私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维持经济的均衡,宣告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破产。这给西方经济学界以重大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出现分化组合: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产生怀疑,并掀起了一场针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凯恩斯革命”;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继续坚持自由放任,但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修改,从而以新的面貌出现,形成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有四个中心,它们分别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想打着“新古典复兴”的旗号开始在美国流行,并带有明显的反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这个时期正是凯恩斯学派凯歌行进的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受到很大限制。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停滞—膨胀”所取代。在宏观层面,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而且经济危机频繁,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严重存在,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极度混乱。在微观层面,生产率增长幅度大大降低,公司平均利润率显著下降。在这种形势下,那些信奉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一方面抓住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从各个方面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纷纷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登上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并开始兴盛起来。在西方经济文献中,这一变化过程叫“向新保守主义转变”,甚至叫“新保守主义反革命”。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而是由信奉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同派别汇聚而成的一股经济思潮。这些学派虽然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的基本理论观点是相同的,或者说是接近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以下几点:
 
    1、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
 
    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论其中的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是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不过,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中,新自由主义派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立场更坚决,态度更鲜明。弗里德曼就强调私人经济的内在稳定性,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私人经济可以自动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换句话说,私人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和消除波动的能力或趋势。弗莱堡学派也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有效的竞争制度,而私有制又是竞争制度的先决条件。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人们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人加以限制,所以,企业主就可不受任何约束,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价格下降,国民收入增加,需求扩大。在他们看来,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纲领具有非常“革命”的性质。
 
    不过,在新自由主义者之中,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最起劲的,莫过于伦敦学派的哈耶克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了。哈耶克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还把私有制同“自由”、“自由选择”联系起来,认为有了私有制,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才会有美好的社会。他甚至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制度,用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来代替国家货币。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公有制,认为用实行公有制或限制私有制来组织经济,用统一的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会导致个人积极性受挫,经济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调,而且必然形成集权主义统治,限制个人自由,使个人受到“奴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也是私有制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私有产权容许各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与选择,是能使交易费用减少的最主要的因素。他极力颂扬科斯定理,认为科斯定理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醒我们分析经济制度一定要考虑交易费用。而他们20多年的研究所得到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只有在私产制度下,人类才会为自利的缘故设法将交易费用的比重尽量减低。他断言,这是从科斯定理中推论出来的对国有制的最大贡献。他还在中国极力鼓吹私有化,建议把所有国有企业民营化,除中央银行外,将所有国有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他甚至主张用贿赂政府高官等极端手段来推行私有化。
 
    2、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
 
    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思想。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是自由放任思想的极力鼓吹者。正是他首次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根据理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个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最终将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在他看来,政府的职能应该只限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兴办公共过程,即充当一个“守业人”的角色。从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大都继承了斯密的这种思想。事实上,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放任思想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自由放任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也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的坚决反对者。他们认为,国家干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反而会限制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他们还把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减慢,资本积累的降低,经济危机的加剧,失业的增加,通货膨胀的严重等,统统归咎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例如,现代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坚决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政府干预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供给学派把社会福利和政府的规章看作阻碍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精简各项规章制度。公共选择学派则提出政府失灵论,主张放弃凯恩斯主义,取消国家干预,恢复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国家干预更为彻底,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政策和措施,归根到底都是有害无益的。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听其自然,无为而治。不过,新自由主义者也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要想完全恢复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事实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在实际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主张严格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并改变国家干预的形式。
 
    3、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反对工会组织。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的现象。经济危机不仅使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损失,而且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生活处境困难。但新自由主义不去揭示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是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或理论,以掩盖危机和失业存在的事实。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就是如此。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由劳动市场自动调节时所出现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根据这个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如果有失业的话,那也是“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这样,失业的责任就在于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或者缺乏相应的劳动技能。只要对劳动市场的加以改进,如排除劳动市场的垄断,减少甚至取消社会福利制度,使劳动市场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提供关于职业空缺的信息,那么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特别是有就业技能的人,迟早都能够得到就业的机会。
 
    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接受了弗里德曼的上述理论。例如,如供给学派同样把高失业的原因说成失业工人不愿意为低工资而就业,而宁愿靠社会救济过活。因此,应该大大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迫使工人同意在低工资水平就业。这样,资本家因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扩大投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减少失业。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工会和垄断企业一样,也是一种垄断组织,也应该加以反对。弗莱堡学派甚至把工会看作“非常危险的”垄断联合,看作“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而把垄断企业看作最没有害处的。在他们看来,既然没有可能完全消除垄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保留它们之中最没有害处的部分,即垄断企业,消灭它们之中“非常危险的”部分,即工会组织。
 
    4、坚持健全财政原则,反对通货膨胀。
 
    新自由主义者所谓健全财政原则,就是开支力求节约,税收力求其小,量入为出,实现收支平衡。不过,他们所说的开支力求节省,主要是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所说的税收力求其小,主要目的是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例如,供给学派就坚决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以提高工人享受闲暇的代价,迫使工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下就业;主张降低税率,以刺激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增加。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同意供给学派的这种看法。
 
    新自由主义者还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在他们看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各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正是在批评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显示出其理论和政策的“优越性”,并逐渐兴盛起来的。不过,新自由主义者在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医治方法方面,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由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引起的,而每单位产量所配合的货币量增加得越快,通货膨胀的发展也就越快。反之,如果货币数量的增长不快于产量的增长,那就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他提出的克服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降低货币增长率。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货币数量的增长同产量的增长保持一致。艾哈德同样重视货币的作用,主张保持币值的稳定。他认为,德国政府应该而且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以达到理想的“三位一体”的目标,即生产率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增长,低下而稳定的物价水平。他提出的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是:保护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生产,把蛋糕做大;限制消费量,包括限制政府的开支,特别是要限制工人工资的增长。
 
    5、宣扬自由贸易,鼓吹经济全球化。
 
    在西方国家,贸易自由和经济全球化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下半叶,斯密就提出了绝对成本说,认为如果各国根据绝对成本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各国都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好处。李嘉图则进一步提了出相对成本说。根据这个学说,如果一个国家在两各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但其中一种商品的劣势比较小,另一个国家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优势,但其中一种商品的优势比较大,那么前者就应该生产劣势比较小的商品,后者应该生产优势比较大的商品。只要各国根据比较成本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各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曼彻斯特学派以斯密和与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柯布登甚至把自由贸易与和平主义结合起来。在他看来,自由贸易是通向和平之路,是和平的保护者。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界,并使每个人从避免战争中得到物质利益。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之间通过市场交易能够成为天然的朋友。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资源禀赋说,认为不同国家商品价格的差异,是各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原因,而商品价格的国际差异,又缘自各国的资源禀赋,即生产要素种类、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如果一个国家某种生产要素相对充裕,那么生产和出口这种要素密集型的产品就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而且,如果国际贸易是自由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消除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异,实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均等化。
 
    新自由主义者继承了旧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理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K.OhmaeW.Grieder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是世界资源的最优组合,它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绝大多数国家都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又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他们还大力颂扬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认为它确立了世界贸易的四项普遍原则,即无歧视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三、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是一股“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它包含各种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又都有各自的理论和特色。这里不打算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而只对其基本理论观点做一简要的评价。
 
    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对于这种观点,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巨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先进与否,必须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先进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落后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所有制的先进与否,同样必须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先进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落后的。因此,在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关系中,所有制是手段,生产力是目的。当然,说生产力是目的,只是相对于其与所有制的关系来说的,离开了这种关系就不一定成立。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这个观点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还不是目的,它是实现更高层次的目的——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手段。总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选择一种所有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要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因此,私有制和公有制都不能作为目的,而只能作为实现目的手段。至于何者在实现上述目的方面更优越,则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但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者在国际上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目的,是要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而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尽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也认识到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不一致和非市场出清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证明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它总是试图从理论上寻找避免非市场出清条件下出现交易的可能性。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是设想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二是设想价格的调整过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来不及进行“错误的”交易。前一设想就是瓦尔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订契约特权”,后一种设想就是马歇尔的“瞬时调整过程”。然而,无论是“重订契约特权”,还是“瞬时调整过程”,都不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者,人们不知道那位全能的“价格制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赋予了交易者以“特权”;对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决定了价格调整的速度不会很大,更不用说接近无限了。如果交易者没有“特权”的保护,而价格调整的速度又不是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现之后和调整到均衡之前的这段时间,就一定会出现非市场结清条件下的“错误”交易。西方一般均衡论者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实际上已不把一般均衡看作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看作一种参照系。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肯定一般均衡的稳定性,而在于把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绝对化,不在于肯定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在于把市场经济理想化,从而看不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政府适度干预的必要性。
 
    “自然失业率”理论是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一种新理论。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劳动市场供求均衡时的失业率,也就是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这种自然失业率理论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自然失业率同“自愿失业”、“摩擦失业”的存在并不矛盾。换句话说,即使社会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劳动市场也仍然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的状态。第二,“自愿失业”是由工人不愿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引起的;“摩擦失业”是由工人转换工作岗位或劳动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引起的。总之,这些失业都是由工人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第三,由于价格和工资是完全弹性的,所以,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自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充分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第四,实际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是由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水平不一致引起的,而这种不一致只是短暂的。第五,政府实行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至多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使实际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过不多久,实际失业率就会回复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却比以前提高了。因此,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降低失业率,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第六,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失业率的提高,是由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引起的,与非自愿失业无关。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还把工会组织当作垄断组织,认为工会是导致工资水平过高,失业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组织中最危险的,应该加以反对。 这些观点说明,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反对劳工权益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新自由主义坚持健全财政的原则。如前所述,健全财政要求节省政府开支,降低政府税收,量入为出,确保财政收支平衡。作为一般的财政原则,健全财政本身并无不妥。一般情况下,在制定政府预算计划时,应该坚持这一原则。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当经济过热时,往往伴随通货膨胀;当经济衰退或萧条时,又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失业。当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或失业时,政府不能放任不管,而必须运用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拘泥于健全财政的原则。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者坚持健全财政的原则,有其特定的用意。他们所倡导的节省政府支出,主要是指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他们并不反对国防和军费开支的增长。他们所说的降低政府税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增加资本利润,刺激投资。
 
    新自由主义者把反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主张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使货币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相适应,最好使货币数量保持一个固定的增长率。这种看法不能算错。但问题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果出现负面的供给冲击,那么通货膨胀和失业就会同时存在。当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比较严重时,需求管理政策就会面临究竟是要通货膨胀还是要失业的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权衡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利弊得失,而不能简单地把反通货膨胀作为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也不能简单地规定一个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而必须根据选定的政策目标进行操作。
 
    新自由主义者是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应该看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达国家始终是强者,发展中国家则始终是弱者。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始终是相对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大资本利益,而相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小资本利益的。从历史上看,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和政策,总是受到发达国家和大资本的欢迎,而招致落后国家和中小资本的抵制。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操纵的,它们所制定的一系列国际规则和政策,也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在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要素禀赋上也各自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利弊共存的。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所持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参与,正确应对。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要想完全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且不说是否现实,客观上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也未必有利,甚至可能导致本国经济的“边缘化”。既然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就不能被动回避,而应该积极参与。当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必须正确应对。在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彼此协调立场,使通过的国际经济规则尽可能对自己有利;在制定各自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磋商与合作,尽可能防止产业结构的雷同化,避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两败俱伤;在处理国际经贸关系时,要从本国利益出发,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调整发展战略和经贸政策,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只要制定的发展战略正确,采取的政策措施得当,发展中国家是完全可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的。
 
    注 释:
(1)新自由主义不仅涉及经济方面,而且涉及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方面。本文中的新自由主义,系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2)(3)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6~7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第47页。
(5)王宏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短论》(J),《理论经济学》2003年第2期,第18页。
 
 
    参考文献:
(1)傅殷才主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出版。
(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3)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
(4)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
(5)亨利·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7)王宏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短论》(J),《理论经济学》2003年第2期。
(8)张五常:《卖橘者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作者简介:刘小怡(1961—,男,湖南宁乡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