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土地公有制并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有其田”的是国家和集体，而真正的“耕者”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只是得到了由国家和集体分配的小块份地的使用权，同时换来两大枷锁：一是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农业户籍（历史上的“编户齐民”）；二为农业税费负担（公布不久的“取消农业税”政策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希望）。农民摆脱了地主的经济剥削，却在某种程度上沦落为国家的依附农奴，在国家经济剥削的同时套上户籍枷锁。农民失去自主择业、自由迁徙等基本人权，甚至国民待遇，相比旧社会而言，农民的人生依附关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强了。农业生产力没有得到根本的解放。究其根本原因，从经济角度而言，与土地所有制有关。

    类似的土地公有制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以西周社会为典型，封建主的土地属于国有，在农村出现土地、牧场等生产资料公有的西周“农村公社”。东周以后出现以鲁国“初税亩”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化浪潮，此后中国进入土地私有制时代。显然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土地私有制根深蒂固，没有更改。其间历经战乱，出现过大片土地荒芜的情况，封建政府采取将土地班授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的政策，但这些土地很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土地。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本来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得到土地；这一理想在建国初期前后得到很好的实现，但却在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引进前苏联“集体农庄”（现在看来是失败的）的土地公有制，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且被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它并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土地公有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

    1．土地延包之后，农民的小块份地得到政策保障，但小块份地的土地收入不足以使农民脱贫致富。农业税取消之后，外出务工农民并没有大规模返乡种地（监利县的情况即是如此），说明土地收入不足以吸引他们。土地延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起到了稳定农村社会的作用，但却不能使农民大规模地脱贫致富，这样下去，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难以实现。

     2．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的数量，土地集中使用和规模经营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益，符合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趋势。农业税取消之后，由于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原因（官僚机构臃肿、农民没有话语权、缺乏舆论监督等）并未根本解决，农民负担有反弹的趋势；部分农民返乡种地重操旧业，与减少农民数量的努力背道而驰；返乡农民与“种田大户”争地，使土地集中使用和规模经营的设想受到冲击等等，好的政策并未产生好的效果。

    3．“种田大户”和土地经营者由于没有得到土地的产权，不愿意、也不敢对土地和农业生产进行长期投资，经营活动仅限于短期逐利行为。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得不能得到应有的兴修和维护，甚至无人问津，土地增长财富的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长此以往，人不能尽其才，地不能尽其用，货不能畅其流，农业生产没有出路。

    4．农民得到小块份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被认为得到基本保障，没有人愿意为农民获得基本的国民福利待遇（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而买单，农村社会不能得到健康发展。

    5．不利于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建立现代农场经济，难以彻底完成农业现代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并与国际接轨。

    以上消极和负面影响，与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对建设 “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都是不利的。

    土地私有制的最大危害是必然出现土地兼并和集中，大量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沦为流民，造成社会动乱，甚至导致农民起义和革命。

    历史上土地私有制的另一结果是丧失“编户齐民”地位的农民进入官僚贵族和大地主的庄园，变为依附农奴和武装家兵，庄园经济成为封建割据的经济基础。历史上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出现军阀混战和三国鼎立的局面，中晚唐出现的藩镇割据和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是由土地兼并最终导致封建割据和农民革命的典型例子。

    在私有制下土地兼并的趋势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执政者多么英明伟大，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兼并和集中就不可避免。现代农业生产要求土地集中使用和规模经营，因此比封建社会更加需要土地私有制。问题不在于消灭私有制，而在于如何防范流民问题，以及豪强地主凭借经济实力干预国家政治的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的做法是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同时发明一个城乡二元户籍登记制度，将农民死死地束缚于土地之上，企图彻底解决流民问题，铲除地主阶级干政的土壤。但这牺牲了农民的基本人权，使农民回到封建社会依附农民的地位，是历史的倒退，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名曰解放农民，实则束缚农民，也束缚了农业生产力。

    在现代社会和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防范流民问题应该将农民的国民福利待遇与私有土地相联系，土地兼并者应该支付失地农民的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费用，才能得到土地的所有权。这一部分土地价值不属于市场价值，地主不得以现金支付方式与农民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而必须向有关部门支付足额的保险金，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保障失地农民得到相应的福利待遇，从而防止流民问题引发社会动乱。同时健全民主制度，建设法制社会，开放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等，使政府的政策建立在广大民意的基础之上，体现最广大人民包括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从而防止豪强地主凭借经济实力干预地方政治。

    土地价值应该包括市场价值与国民福利待遇价值两部分。前者由市场决定，后者则是由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赋予的。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中认为革命胜利后地价上涨的部分属于国家。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成果也不能不体现在土地价值之上。

    土地的市场价格 = 土地收入 / 利息

    土地的国民福利待遇价格 = 失业保险金 + 养老保险金 + 医疗保险金等

    前者表明，将土地市场交易获得的收入存入银行，可以获得相当于经营土地得到的直接经济收入。后者本来应该包括义务教育支出，但国家将出台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等于由国家支付了一部分土地价格，故应从土地的的国民福利待遇价格中扣除。

    设想土地如果只有单纯的市场价值，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没有“三险”保障的情况下，很快会陷于赤贫而沦为流民。旧社会那种贫苦农民流离失所、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的历史悲剧将会重演，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将付诸东流，违背我党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也违背了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这当然是荒唐的，不可接受的。

    1．土地私有化过程中最先应解决的配套性的制度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免费九年义务制教育问题，可以看做是由国家支付的国民福利待遇的一部分，应由国家财政予以解决；其二是取消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如果不取消户籍歧视，大批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享受不到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将沦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成为城市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的隐患。实际上城市的建设与繁荣，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高楼本是穷人修”、“富人欢喜穷人愁”，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几时休？对农民的歧视政策是违反公平原则的，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没有这样的政策规定，我们有什么理由还要维护？其实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应该更好解决，因为政府一纸法令就废除了，问题在于一些顽固官吏头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作怪，解决这一问题尚须一个过程。但如果实施土地私有化，这一问题必须同步解决。

    2．为了保障土地第二部分价值的实现，政府应该拨专款资金加强农村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医疗设施的改善，修建养老院、敬爱院等，加快小城镇的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的步伐，投资乡镇公共场所和设施的建设，以吸纳农村失业人员的就业等。

    3．土地私有化应在贯彻施行新一轮土地延包政策的基础上实行，对于不属于土地延包范围内宅基地、自留地（菜地、坟地等），暂不划归私有，从而保证失地农民“有家可归”，以减轻农田私有化带来的冲击。

    4．可以考虑村级组织保有少量的“公田”，其土地收入用于发放村官的工资以及开展村务活动等。

    5．土地私有化应该在进行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试点，然后总结经验教训，有组织、有步骤地推广实行。首先调查目前农村土地集中使用的现状，经营者是否愿意购买土地，以及能否承担土地的超市场价值。也可以分地域、有区别地推进，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由地主完全支付两部分土地价格，而在经济欠发达及土地收入较低的地区，地主只须支付第二部分土地价格等。

    1681年俄国实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农民获得了自由民的权利和地位，但农民必须缴纳一笔赎金以后才能得到一份土地。农民在获得“人身解放”的同时，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这是历史的教训。如果我们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也对农民造成了掠夺和伤害，那么我们就没有超越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