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用收紧银根和严管土地批租两道缰绳勒住了经济过热这匹烈马，今年第二季度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猛然下降。但是，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很有可能再次大幅上升，这给正在进行的国有银行改制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国家宏观调控之两难，正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从贷款规模看，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贷款同比少增加了３５０１亿元，这应该是宏观调控的成效。但据业内人士分析，少增的部分大都是短期贷款和票据贴现，这两项相加同比少增贷款３８１２亿元，而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同比还增长了７３８亿元。少增的部分正是维持企业正常运转的流动资金。难怪民间资金拆借利率一路高升。

　　一般人看来，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有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偏好。自１９９８年以来，金融机构对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中长期贷款比例不断提高，至今年３月达到了４０％，比１９９７年底提高了２０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投资增速比消费快了３３个百分点。从更长远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都是首当其冲。客观地讲，在中国这样一个起点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固定资产投产保持较高的比例和速度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持续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产，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但问题是，目前这种以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如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不成比例；投资的效益（ＩＣＯＲ）越来越差；经济增长对增加就业的作用越来越小；能源、交通、原材料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大；环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分配问题越来越突出；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的腐败问题也越来越多，在土地批租、项目发包、银行贷款等环节都可以产生腐败。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变得只有符号意义。而且在这种模式引导下，人们变得只会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思维去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要建开发区，全国一下建了６０１５个经济开发区；发展教育，就是建大学城；发展文化，就是建人造景观；发展高科技，就建高科技园区。中国虽然没有一家能在国际上称雄的软件企业，但却有世界上最多的软件园区等等。

　　现在人们多在讨论中国经济如何避免“硬着陆”，实现“软着陆”，但问题是中国经济近几年来的发展主要就是投资拉动型，本身就是“硬起动”，“硬起动”如何能避免“软着陆”？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所以，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想问题。除了必要的增量增长要保持外，要更多地从盘活存量上下功夫，实行“软起动”。其实中国经济曾经有过世界上最成功的“软起动”先例，这就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近乎奇迹的改革是典型的盘活存量的经济增长。它不仅为中国经济改革打下了最初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后来的城市经济改革赢得了时间。尽管后来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效益会越来越弱，但现在人们意识到并在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等等，都蕴藏着很大的体制改革效益，这些改革的到位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说前几年我们是以投资促经济增长，那现在就应该是以改革促经济增长。调整结构（重点是提高技术素质）也可以带来经济的巨大增长。

　　如同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政府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一样，“软起动”仍然需要政府的主导。一是发展思路要由硬到软，从为了速度的发展变为求得效益的发展；从单纯经济的发展变为社会综合全面发展。二是衡量地方政府及干部政绩考核标准要由硬到软。要更多地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政府及干部的成绩。如失业、腐败、治安、政府办事效率、干部作风、企业经营环境等等。当政府部门的主要精力从项目审批上转移到改革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时；当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在解决群众就业，惩治腐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上时，中国经济发展就有了真正坚实的基础，就能取得持续的高增长，人民就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所以说，“软起动”，软硬兼施，才能获得真发展，实发展，全面健康发展